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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5-0004-04
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领导是社会稳定和谐中最关键的因素。其中，党的领导决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作用已越来越明显。现代社会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联系性较之过去有了很大提高，各种社会活动的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党作为领导核心，作出的任何决策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以及不同阶层民众的利益。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逐步加快，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作为领导决策核心的党必须适应这一系列的变化，改革不适应现代化潮流的领导决策机制，以更好地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
一、党的领导机制必须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党的领导与决策无疑具有关键作用。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党的正确决策的引导，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难以稳定发展，也难以形成一个和谐共进的局面。要与现代化建设的大潮流相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相适应，党必须在领导决策机制上作出改革和调整。
党的领导决策机制必须适应信息化的大潮流。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借助高科技媒介与传播技术，人们获取各种信息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处于全社会中心地位的执政党，不可能对信息化潮流视而不见，不可能忽视信息化潮流对自身决策的影响。当前，党的领导决策机制应做出若干调整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一是党应该充分认识到，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人们意识形态多样化的问题，以及对党决策的影响；二是党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自身决策过程的帮助作用；三是党应该对信息时代决策的时效性有更充分的认识。
党的领导决策机制必须适应民主化进程。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党的决策民主是重要内容。党的决策民主不仅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的进程，也关系到政治体制建设的整体进程，直接影响到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等各个方面。因此，党的领导决策机制中必须贯彻民主化原则，适应民主化进程：第一，建立健全决策系统中的民意反映机制，以严谨的制度督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能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集思广益。同时，各级党组织还应运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广泛了解民情，充分听取民意。第二，决策过程要严格履行民主程序。按照中央制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逐步完善各级党委组织内部决策机制和程序，保证决策过程按照一个严谨的民主程序进行。第三，建立公正透明的决策机制，加强对决策过程及结果的监督。决策监督是保证决策民主的重要手段。为避免决策过程中的神秘化现象，决策必须做到公正透明，充分发挥决策体制外群体的监督和参与作用。近年来出现的重大决策听证制就是一个促进决策公正透明的新途径，应该在党内不断加以完善和推广。
党的领导决策机制必须适应全球化趋势。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和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和谐世界利于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世界。党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方针，就是对全球化趋势的积极回应。无论是宏观政策的选择还是微观决策的制定，党都必须紧密联系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实际，以此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有人认为，领导决策跟全球化与国际化接轨仅仅是党中央的事情，与地方和基层党组织联系不大。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和短视的。因为从宏观上看，中央从全球化出发而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得到地方的支持和执行才能产生实效，对外开放政策已经涉及全国各个地方；从微观上看，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已逐步向地域与城区甚至更小的单元发展，无论是经济互补还是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地域交流已经逐步成为对外开放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无论是从决策眼光、决策战略还是决策的具体方式方法，全党都必须从全球化与国际化趋势与潮流出发，充分吸收世界上一切合理的科学的决策原理与方法，总结决策科学中的普遍性规律，为党的科学决策提供更完备的理论方法参照。
党的领导决策机制必须适应市场化导向。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决策必须适应市场变化，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决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任何违背市场化原则和有损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决策习惯和体制机制都应进行改革。党委决策应着眼于“统揽而不包揽，协调而不代替”，为市场经济提供最佳的政治环境。首先，党应该坚持和完善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自主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对市场经济领导的总体方向，党只能为市场经济创造各种大的体制环境、服务体系、保障机制，而不是直接干预和领导。其次，市场经济对党的决策的法制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需要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这正符合党的工作的优势。但市场经济更需要完备和严格的法制环境，因此党必须改变自身政策决策的定位，必须处理好政策决策与既定的法律法规的关系，把政策与决策更多地置于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方位，这样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最佳的发展环境。最后，市场经济的若干原则为党的领导决策机制提供启示。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决策过程。例如，在党的领导决策系统内，无论是上级和下级之间，还是组织和个人之间，以及领导和普通党员或群众之间，都应该充分发扬自主，促进民主决策。
二、完善专家咨询机制有利于增强党对和谐社会政策引导的科学性
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现阶段，国内各种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给党的决策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表现在影响决策的因素增多、范围拓宽、技术性增强、时效性提高、风险性增大等等，都给领导决策增加了新的难度。这就要求党的决策咨询部门与机构必须站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制定和执行各种政策决策都要具备更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目前，要达到这一要求，专家咨询机制是主要的可行性途径之一。将专家咨询制度纳入领导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可以避免决策的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引入和完善专家咨询机制是党的领导决策机制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决策水平与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首先，必须充分认识专家咨询对提高党的科学决策能力的重要借鉴意义。在现代社会，执政党必须十分重视专家咨询在领导决策体系与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必须经常性地听取和研究专家学者的建议与要求，将专家学者的正确建议吸收到党的各项政策决策中去。同时，在执政党内形成一种广纳群言的领导决策机制，有利于党更充分更有效地去发挥各行各业专家学者的智慧，使他们真正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的“智囊团”，推进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如果无视专家咨询的重要作用，凡事只靠领导者个人或者小范围内的决策，就会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危险，最终导致决策失误。
其次，科学整合专家人才资源，建立完整的专家咨询系统。现代领导决策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具备各种知识与才能的人的参与。因此，将各行各业的专家型人才集合起来，建立广纳群言的决策咨询体系，各个地区、部门和单位都能够根据决策项目的需要，从这种高级人才形成的咨询体系中吸收各种意见和建议，最后选择最佳决策方案。这样就使决策有了一个科学的起点与基础。同时，党还应利用互联网络建立起虚拟的专家咨询体系，打破地域、时空、部门的局限，将专家咨询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最后，必须将专家咨询形成可实行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具体来说包括：第一，要完善专家咨询的运作程序与机制，加强专家咨询法制化建设，使专家咨询自身的运作有法可依，形成稳定的制度。第二，把专家咨询作为决策的法定程序，纳入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日程。凡是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最终决策出台前都要经过专家学者的充分咨询论证，只有得到最充分的考察与论证后才能形成最终决策。依照法定程序，专家咨询过程要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第三，建立专家咨询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应改变专家咨询无责任风险的现实，实行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和专家决策咨询社会效果的评估，以避免专家咨询的随意性。同时也应重视专家咨询的道德规范，倡导诚信、公平、独立、严谨决策道德规范。
三、公共事件应急决策机制是解决社会现实矛盾的重要途径
提高公共紧急事件的反应与决策能力是领导决策问责制的重要方面。从2003年的非典事件到煤矿矿难事件，以及现实报道的群体性事件，都对各级党组织及领导人提高紧急事件的反应与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这些公共紧急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的因素，但领导者和各级党组织处理事件的速度、能力、结果、反响等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有的领导者个人对公共紧急事件处理缺乏足够认识，或者领导者缺乏快速决策与处理事件的能力或素质，就很难有效处理各种突发性的危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就难以得到保证，社会稳定与发展就难以形成。
党的决策机制内必须引入应急决策，这已成为完善党的领导决策机制的迫切要求。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的叶海卡·德洛尔提出建立危机决策和应急机制的观点后，公共应急决策机制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特别是对于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来说，要担负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就必须建立起完备的内部应急决策机制，时刻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环境危机、公共卫生、人为灾难等，营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必须把公共事件应急决策与党的领导决策机制相结合，特别是在紧急决策中实行固定可行的责任制，将责任具体到领导者个人，在解决公共紧急事件中严格落实个人责任。党的领导离不开领导者个人与组织的决策。在现实中，最终决策权往往把握在党委领导集体或个人手中。因此，建立领导个人决策问责制是完善党的决策机制不可缺少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当前社会发展中逐步出现诸多矛盾问题，许多问题的出现与解决都与领导者个人素质和能力密切相关。作为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者，领导人对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许多问题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当前，党和政府内要建立起公共事件应急决策机制，首先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保证紧急决策机制的实施，同时，建立起完善的预警体系，设置专门的紧急事件报告机构，并将责任具体到个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紧急事件信息收集、信息反馈和传输系统，形成完善的决策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快速有效的紧急决策机制，保证党和政府能够及时迅速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要落实紧急决策机制中的领导问责制，就必须有严密的责任追究制度。当前出现的领导人引咎辞职机制就是比较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在公共紧急事件发生之后，如果领导者个人或者组织出现决策失误，并造成严重的后果，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为避免过去常常出现的责任无法具体到人，或者具体到人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理的情况，决策失误的后果就必须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紧密联系起来。领导者引咎辞职的出现无疑对促进和完善决策监督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共紧急事件中，如果领导者个人由于决策失误或处理措施不当，都应该担负相应的责任，得到一定的处理。没有硬性规定与措施的约束与保障，公共紧急事件就不能得到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会增加，社会和谐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四、领导决策信息化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新途径
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潮流无疑会影响到党的领导与决策，特别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对决策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现代化的执政党，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引入领导决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说，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为国家决策层中领导决策信息咨询系统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了一种先进、实用的高速通道与实施电子政务网络的专用平台。通过这个通道与平台，可以实现党政部门与各个信息咨询系统之间在决策过程中的互通互联、实时在线以及协同工作，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领导决策咨询系统中的诸多薄弱环节，理顺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渠道，提高整个领导决策过程的效率和质量。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对党的领导决策的最大影响体现在咨询服务上。咨询网络系统是由各级决策咨询机构和情报信息系统组成的，为领导决策服务的网络保障体系。系统主要包含两项任务：一是在网上为领导决策提供全方位信息咨询服务，形成网上的智力支持；二是将决策方案的执行情况，由监督系统通过互联网传送到决策信息咨询系统，必要时再将信息系统收集的“反馈”信息和智囊系统的新一轮“会诊”信息，统一反馈到决策系统。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快速、稳定、准确的决策咨询支持系统，达到了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目的。在这种迅速、精确而又安全的决策咨询网络系统的支撑下，党的决策咨询信息有了更广泛和更可靠的来源。
当然，网络信息技术不仅体现在对党的决策咨询支持方面，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对党的整个领导决策系统的支持上。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完整的领导决策信息网络。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要适应现代领导决策对信息的要求，建立现代化的决策信息网，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信息网的覆盖面广。这一信息网必须覆盖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社会各阶级、阶层，这既是党的领导决策对信息的全面性的需要，也是实现党的领导决策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二是机构的设置要简洁合理。这样既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降低决策信息的成本，又可以减少决策信息的传递环节，降低决策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程度。三是要保持决策信息网的相对独立性。这样可以减少政治和行政因素对决策信息网的干扰，保证决策信息、反馈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四是对原始信息的加工要科学。信息加工就是专门的信息工作人员运用他们的思维、判断和推理，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原始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分类、排序、计算、比较和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滤、分析、综合、提炼。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经过科学加工的信息比原始信息具有更大的价值。信息的加工是保证信息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五是信息的存贮要完整。已经收集、加工处理完毕的信息资料应以文字、数据、图像等形式，借助计算机等各种媒介和手段记录贮存下来，以利于信息的使用和再利用。信息的贮存要按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原则，注意贮存的安全可靠和满足检索方便、输出迅速、使用及时的需要。六是信息的传输要快捷准确。这样决策组织就可以及时获得准确的决策信息和反馈信息，抓住机遇，及时做出领导决策和适时对决策的实施进行调控。采用计算机网络是比较理想的传输途径。七是要有一批高素质的信息工作专门人才。不论是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还是信息的贮存和传输，都需要一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信息工作人员的素质是保证决策信息和反馈信息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满足这些基本要求的决策信息网，才能适应现代条件下党的领导决策对决策信息的需要。应该看到，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决策信息网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在目前情况下，根据我们党的决策信息系统的实际情况，可以先以党的各级各类调研机构为核心，在大力发展各种民间信息、咨询机构的基础上，形成各级党的决策信息中心。再以这些信息中心为主体，通过计算机网络把各种信息机构联系起来，通过内部改造，逐步形成一个纵横交错、覆盖面广、设备先进、传输快捷、机构设置合理、运行高效的全国统一的决策信息网络，为党的领导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基层党组织的科学决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党的基层组织对构筑和谐社会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许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基层党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当前，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对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作用，就必须对基层领导决策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
首先，必须赋予基层组织适度的自主决策权。基层组织作为党的组织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其本身的运作既具有一般政治组织的共性，又因为其特殊的环境而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基层党组织离人民群众距离最近，因此，对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具有最直接的话语权，对群众中的利益矛盾具有最直接的处理义务，对群众中最切身的利益问题负有最直接的责任。所以，基层党组织必须拥有和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力，否则基层党组织的运作和实际作用的发挥都将受到影响。当前，在基层组织自主决策权上存在着一些偏向：一是基层组织往往只负责决策的具体执行，对一些本应可以直接解决的问题没有或者缺少直接决策的权力；二是许多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地方意识太浓，地方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将基层的自主决策权演化为地方保护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许多地方和基层不顾整体大局，许多基本决策都是从地方本位主义出发，甚至为了地方利益不惜与中央的大政方针相对，往往造成决策地方化和部门化，从而导致利益地方化和部门化，不仅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全局，也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为完善基层决策系统，就必须避免决策过大或过小，让基层能更自主、更准确地发挥领导决策作用。
其次，党的领导决策必须以基层党组织的调查研究为基础。从纵向来说，党的决策程序应该是从下到上反映信息，然后从上往下传达与执行，最后再从下往上进行反馈与纠正。从整个过程中可以发现，一项科学和正确的决策出台，首先应该以基层的调查研究为起点，以基层收集和整理的各项信息和原材料作为决策的基本参照。这是决策的第一步，也是决策科学性的基础保证。如果决策的参照材料来源不科学，或者根本就没有充分参考基层的实际调查结果，政策决策就很难保证能切合实际。目前在一系列矛盾问题如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上，党的政策和决策都应该首先经过基层组织的系统调查研究后才能进行，只有充分收集了第一手资料，再进行充分的论证，经过基层组织与人民群众的交流与沟通，然后通过组织系统一级一级向上反映，最后才能形成共同认识。只有经过这样的程序，决策才能保证让群众满意，才能切实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一系列矛盾与问题。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些党组织和领导者在解决矛盾问题时经常忽视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单纯凭借主观判断进行决策，甚至是领导者个人拍板决策，这样的决策行为一方面从程序上严重违背了民主化原则，破坏了科学的决策系统；另一方面从结果上会导致决策失误，不能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从而影响社会和谐。
最后，必须重视基层决策反馈对政策纠错的作用。现代决策科学认为，决策执行并不是决策过程的终结，还必须对决策执行的反馈结果进行论证与分析，并逐步纠正和完善。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最终都要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中去执行，基层组织作为执行决策的最末端，是决策最容易被扭曲的环节，同时也是决策执行结果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党必须注重基层对决策执行结果的反馈。基层党组织在发现决策失误或决策不切合实际，就应马上反映到上级，上级组织应充分重视反馈材料，对决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与纠正。例如，现在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出台一整套措施保证其实施。这项决策的效果如何，必须要看各级党组织的执行效果如何，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在人民群众中的实施效果如何。如果在基层中反映是适合实际的正确决策，中央就必须继续坚持并推广实施，如果在基层中反映是不符合实际甚至是错误的决策，中央就应该马上对这些决策进行完善与修正。可以说，基层的反馈不仅关系到党的领导决策效应，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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