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美学教材《美学概论》的编写与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第一部论文,中国论文,概论论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世涛：李醒尘先生，您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刚成立的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不久后又参加了《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众所周知，《美学概论》是新中国第一部集体编写的美学教材，对普及美学知识，培养美学人才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想请您谈些1960年代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教学研究和《美学概论》的编写情况。
李醒尘：是的，我196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就留在了美学教研室，不久又参加了《美学原理》（出版时改为《美学概论》）编写组的工作。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建立和编写美学教材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众所周知，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西方传入的，当然，中国的美学思想也很丰富。但中国古代没有美学这一学科，最早把美学介绍到中国的是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美学家。到了1930年代，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等从外国留学回来，在大学里开设美学课，致力于美学的专门研究，他们又是一代人。同时还有一条线索，就是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鲁迅、周扬、蔡仪都做了一些工作。虽然解放前美学已经传入中国，得到了传播，大学里也有少数学者开过课，在开启民智、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大学里却一直没有美学教研室的建制。解放后，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所有搞哲学的教授都集中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美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也没有美学的专业设置，根本无人讲授。我是1955年入学的，那时全国性的美学大讨论已经开始了，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主要是批判朱光潜，据说是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领导作了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出来带头做些自我批评，所以他先检讨了自己的美学思想。这场讨论持续了好几年，在大学和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作为学生，我和很多同学都时刻关注着美学讨论的进展，凡有新的讨论文章，必找来先睹为快，然后进行讨论，时常还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我读了许多讨论文章，还听过蔡仪先生在北京大学作的美学讲座。1960年，我从哲学系毕业，此前系里有一个美学组，挂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教研室，成员有王庆淑、杨辛和甘霖，在这个美学组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1960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美学教研室，我被分配到了这个教研室。王庆淑因做系里的党务工作，故未参加美学教研室。当时，教研室主任是杨辛，教员有甘霖和新留下的三个年轻人：于民、阎国忠和我。还有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金志广专搞资料工作。不久，宗白华和朱光潜也被吸纳到了教研室。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成立与美学大讨论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这场讨论中，朱光潜一方面公开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但绝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那时，参加讨论的人都说自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朱光潜则认为，别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并不正确，于是就“有来有往，无批不辩”，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评与反批评。整个讨论很热烈，也很认真，并且以美的本质问题为核心，形成了以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太为代表的四派不同观点。高尔太认为美是主观的，蔡仪认为美在客观的典型性，朱光潜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李泽厚认为美在客观的社会性，这四种看法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贯彻“百家争鸣”方面，大家公认美学界是作得最好的。美学讨论不但引起全国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唤起了整个社会对美学问题的兴趣，促使大家进一步要求建立美学学科，研究美学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即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明各种美学问题。当时，教育战线有一个口号叫做“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资产阶级的学术阵地”，这也是成立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重要理由之一。总之，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建立应该说是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一个结果。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美学教研室，有了这个建制以后，就可以让人不断地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培养学生，使美学学科得以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建立以后，拿什么教材上课成了一个突出问题。那时接触到的主要是苏联的美学教材，大家并不满意，主要是苏联的理论脱离中国的文艺实际，有些观点也不能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要求编写中国人自己的美学教材。周扬对美学非常重视，在延安时他就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这本书在中国实际上是从事美学研究的入门书，很多搞美学的人先读的都是这本书。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周扬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过一次《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演讲，这是他首次提出了这个口号。这也证明，当时我们对流行的苏联的那一套并不满意，要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美学，这就需要编教材。1961年4月，中宣部组织召开了一次文科教材编选会议，周扬在会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部署全国高校文科八十多个专业的教材编写工作，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红与专、书本知识与活的知识、论与史、古与今、中与外等的相互关系，力争在较短时期编写出全国通用的教材。艺术类由文化部抓，文科由教育部抓。他说，这是一件宏伟艰巨的工作，他自己也要亲自参加。美学教研室主任杨辛参加会议后回来作了传达，大家都很兴奋。那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北京大学之后也成立了一个美学教研室，主任马奇。杨辛和马奇联系商量后，决定两家协作，分头搞，不集中，计划在1962年7月编写出一套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教科书。5月9日下午两个美学教研室的部分人员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会，讨论商定了一个具体计划。马奇还谈了几点注意事项：政治挂帅，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修正主义，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等。参加这次会议的北京大学有杨辛、甘霖、于民和李醒尘，中国人民大学有马奇、田丁、丁子霖、李永庆和杨新泉。可是两校的这个协作计划很快就改变了。5月27日，我们这些人被召集到北京民族饭店7楼48号室开了一个会，会议由王朝闻主持，马奇传达了周扬的指示，决定把我们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抽调出来，再从其他单位抽调一些人来，成立一个《美学原理》编写组，由王朝闻任主编，归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领导，将来和已经集中的《文学概论》、《现代文学》等编书组一样，都住到高级党校去，目前先搜集资料。由于党校的住房还没有安排好，6月13日我们暂时集中到北京石驸马大街88号教育部招待所，在这里住了两个月左右。这期间主要是搞资料，读书，讨论，调人，等新调的人前来报到。当时，齐一传达过周恩来总理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王朝闻传达过周扬和陈毅有关文艺的讲话，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直到8月20日才搬到高级党校去集中。那时大部分人已经报到了，8月31日便开始讨论编书搭架子。参加编写组的前后约有二十多人，北京大学有杨辛、甘霖、于民、李醒尘，中国人民大学有马奇、田丁、袁振民、丁子霖、司有伦、李永庆、杨新泉，陆续调入的有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的李泽厚、叶秀山，武汉大学的刘纲纪，山东大学的周来祥，《红旗》杂志社的曹景元，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宁，中央美术学院的佟景韩，音乐所的吴毓清，《美术》杂志社的王靖宪，中宣部文艺处的朱狄，西安美院的洪毅然等。主编王朝闻是中国美协党组成员之一，著名雕刻家，出版的《新艺术创作论》等书曾得到毛主席的好评，他的威信很高，又平易近人，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常到外面作报告，很受欢迎，大家都很尊重他。杨辛、马奇和田丁是编书组的领导成员。编书的前期主要是收集、研读资料和讨论提纲。我和丁子霖负责资料工作，我们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借来许多有关美学的书，建立了一个小图书室。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很艰苦。为了照顾我们这些编书的知识分子，有一次领导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批干鸭脖子，大家吃得还很满意。当时，大家热情很高，认真学习，刻苦钻研。马、恩、列、斯、毛的文艺论著都是必读的，同时还广泛钻研中外哲学史、美学史、艺术史以及各门艺术理论和知识，还请朱光潜、宗白华来讲过课，并且整理、编印了一些中国、苏联和东欧有关美学问题讨论的资料。当时的学习气氛还是满好的。我除了管理图书搞些资料以外，对艺术欣赏问题也做了点儿研究。王朝闻到外面做报告时，我常跟随作记录。他很重视艺术欣赏，提出欣赏是一种再创造的新观点。他结合具体作品，讲得生动有趣，这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周扬和教育部的领导对编写教材很重视，周扬曾亲自来到美学编写组看望过大家，还希望从我们这些人中产生出几个美学家，给了大家很大鼓舞。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还不时印发一些各编写组的经验介绍和情况通报，供大家学习和交流，对指导教材编写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美学组在确定写作提纲后，对学科主要问题都进行过认真讨论，那时大家的关系很好，很团结，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能够畅所欲言。到了编书的后期主要是写作，王朝闻留下了一部分人，有李泽厚、叶秀山、刘纲纪、杨辛、甘霖、刘宁等，我和其他人都陆续返回原单位，这大约是1962年8月左右。两年后的1964年，《美学原理》编写组写出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讨论稿，内部印刷征求意见，可惜并未及时出版。由于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编书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78年后才又考虑正式出版。当时，人民出版社想出版这部教材，在责任编辑田士章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王朝闻先是分头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参加过编书组的同志修改，我也参加了。后来，王朝闻仍不满意，又找了刘纲纪、刘宁和曹景元三个人跑到东北去修改，最后于1981年6月正式出版，书名也改为《美学概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美学教材，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对推动美学的复兴和以后美学教材的编写都有积极的影响。
此外，在编写美学教材的同时，朱光潜和宗白华也接受了任务，分别搞西方美学史和中国美学史。朱光潜很快写出了两卷本《西方美学史》，并于1962年7月出版，受到普遍欢迎。中国美学史没有写教材，搞的是资料，在宗白华的指导下，在广泛征求各方面专家（如郭沫若、侯外庐等）意见的基础上，于民等人编出了《中国美学思想史资料选编》，油印了厚厚的三大本。另外，朱光潜为了写《西方美学史》还翻译过很多资料，本想作为《西方美学史》的附编，因为尚未完成和不够完整，就没有纳入。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同志从这些资料中编选了一本《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作为内部资料铅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又对这些资料作了进一步加工，编成《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和《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卷），交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在编选《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的过程中，曾得到缪灵珠先生家人的帮助，使我们得以从缪灵珠遗稿中选用了部分资料。这两本资料书的出版，也受到美学界的欢迎。
李世涛：您讲的这些情况对于了解当代中国美学在1960年代的美学研究是大有好处的。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如何看待包括美学讨论、建立美学教研室和编写美学教材这些美学活动的呢？
李醒尘：我已说过，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是中国教育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美学教研室，《美学概论》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美学教材，它们都是美学大讨论促成的积极成果。这是建国后美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从历史的角度看，应当说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虽然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能轻易否定。这些活动组织了美学队伍，为中国美学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周扬曾希望从美学编写组的成员中能培养出几个美学家。他的这个期望没有落空。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些著名美学家如王朝闻、李泽厚、杨辛、马奇、刘纲纪、叶秀山、周来祥等都是当年美学编写组的成员，都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作出了成绩和贡献。没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成立和美学教材的编写，就没有1980年代以后美学的复兴和繁荣，不应当把这两段历史简单地对立起来。现在有人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过分强调了历史的局限性，不够实事求是，有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倾向。美学大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并不是只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个问题，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关系，美的本质，美感，自然美等问题，美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等等，也都讨论到了。这些问题都是应当讨论的，并且不单纯是中国的问题，当时在苏联、东欧范围内也都在讨论，它们也有社会派、自然派等观点，讨论这些问题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牵涉到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系列基础性问题。我觉得中国的讨论比苏联、东欧的讨论更深入、更有价值。当然历史的局限性也是有的，讨论中各派都说自己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实际上简单化、绝对化的情形也不少，尤其是有的人没有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缺乏分析，往往一概斥之为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表现得很“左”。但是，我觉得编书时比大讨论时是更冷静的。编书是在总结1958年以来三年教育革命经验教训，力图纠正一些“左”的偏差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虽然也强调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为政治服务，但同时也很重视学术，强调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并非指导思想就是“左”的。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总体上还是不错的。领导重视，团结合作，从搞资料做起，每个专题都反复自由讨论，花了整整三年时间，那是非常认真的。那时生活条件艰苦，但大家生活得仍很愉快，彼此相互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相处得很好，的确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事情。
李世涛：您回北京大学后，朱光潜先生是如何指导您搞西方美学史研究和教学的？能否介绍些“文化大革命”前朱光潜先生的情况？
李醒尘：朱光潜先生对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他本人很忙，在政协、文联和作协有一些社会兼职工作，经常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他的编制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只有一部分工作在哲学系，主要是为我们开西方美学史课。1962年8月底，我从编写组回北京大学后，领导安排我先去拜访朱光潜先生，他欢迎我今后跟他学习西方美学史，并要求我首先要在原理、历史和外文等方面打好坚实的基础，订一个三年规划。当时，美学教研室分工我和阎国忠搞西方美学史，作他的助教，听他的课，向他学习，给学生辅导。朱光潜讲课用的教材就是他刚刚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这是一门新课，很受学生欢迎。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上课开始他总要提出点问题让学生回答，这种师生互动活跃了课堂气氛，有益于促进学生认真学习和独立思考，但下一次上课有些学生就坐到后面去了，怕点到自己回答不好。他的课讲得慢条斯理，逻辑清晰、重点突出，每到下课铃响，正好讲完，时间掌握得很好。朱光潜很注意发挥青年教师的作用，培养年轻人，主动让我们参加他的讲课，他说：“不要光让我讲，你们也讲一点吧！”他给我们分了工，让阎国忠重点研究法国美学，我重点研究德国美学。后来，阎国忠讲了狄德罗，我讲了莱辛。那时不像现在，刚毕业就可以上讲台，一般都得先当几年助教。我们当时也怕讲不好，朱光潜先生就鼓励我们，备课有困难时可以找他。他住在燕东园，后来搬到了燕南园，每当我遇到学习上的问题或写了一点小文章就常去向他请教，他总是热情接待给以帮助。在和朱光潜先生的接触中，他谈过讲课、读书、写作、学外文、锻炼身体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他特别重视知识积累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他说，研究美学的人不但要有美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有哲学、心理学、艺术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要多读书、多积累资料，不断扩大知识面，但在讲课写文章时又要突出重点，不能枝节过多，要把博学与简约结合好。他很重视外文和写作这两项基本技能的训练。我在1956年上大二时选修德语作为第二外语，他说德语对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很重要，可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应当学好。有一次，他逛王府井旧书店时发现了两本日本人编写的德语课本和文法，他还特意买来送给了我，鼓励我继续学习。有一次，他在批改过我的一篇文章后对我说：“你的思想训练和写作训练都还要加强，必须注意写作，写作就是思想，要把写作看作提高自己的过程，不必写得很多，但是每写一篇就要写好它。文章要反复地修改。我自己现在一般也还要改两遍，以前年轻时改的就更多了。”我问他：“您的文章为什么写得那么快？”他笑着说：“那并非一日之功啊！我写了几十年了，我写讲义、写书，还办过杂志，当过编辑呢。”朱光潜治学严谨，要求严格，但他待人却和蔼可亲，他不是口若悬河的人，从不滔滔不绝地教训人，总是结合自身的经验和你交谈，言语不是很多，每次也只谈一两个问题。时间长了，交谈多了，你就会发现他谈的都是很宝贵的治学经验，对自己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那时向他请教的人很多，不少青年写信问他怎样学习美学，他不能一一写信答复，后来就写了有关的文章，还写了一大段“顺口溜”，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从批判朱光潜开始的，但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做了自我批判，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被动为主动，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成为讨论中的重要一派。他的见解有理有据，虽未获得公认，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仍是美学权威。1960年代初，在编写文科教材时，他又率先撰写出版了两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西方美学史》，这更令人钦佩。那时，领导上也十分重视他，整个的学术气氛也比较好，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在贯彻教育方针方面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领导上一再强调要向老先生学习，所以那时我们都很尊敬他，学习也很认真和虚心。当然学术上也会有不同的见解，那是很正常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住过“牛棚”，受过残酷迫害，许多情况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李世涛：19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周谷城美学思想的批判，其中美学界的批判最为集中。最近，我还阅读过您当时发表的文章。如今时过境迁，能否谈些您自己的经历，以及您知道的背景？
李醒尘：是的，我曾发表过批判周谷城美学思想的文章。但是，当时我还很年轻，二十几岁，也不是党员，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那场批判，其背景还真说不上来。1962年，周谷城在《新建设》第12期上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提出了“无差别境界”说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美学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美学界的注意。1963年上半年，《新建设》和《文艺报》连续发表了陆贵山、王子野和茹行的三篇批判文章，接着又连续发表了周谷城的三篇反批判的文章，《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不少报刊都派人下来组稿，一场关于周谷城美学思想的学术讨论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当时是叫学术讨论，可是多数人都不赞成周谷城的观点，发表的大多是批判文章。那时，我还在美学编写组，人微言轻，没有人向我约稿。从大家的议论中，我才知道周谷城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主席的老同学。毛主席到上海总要去看望他，他也敢于和毛主席唱反调。人们都很奇怪，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美学家，现在为什么大写美学文章呢？有人说：“这是一股配合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在那个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号召，的确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我虽然刚刚毕业不久，知识准备不足，但仍跃跃欲试，决心在斗争中学习，锻炼成长。我研究了周谷城的全部美学文章和批判他的有关文章，认为他的美学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于是便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新建设》，5月底稿子被退回来了，说是写得面太宽，最好从某一个问题来写。可是我认为，要批倒他应当从整体上把握他的美学思想体系。为此我又进一步研究，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史、美学史和文艺方面的书，在读到实用主义哲学关于自我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思想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觉得周谷城的所谓“无差别境界”（个人与环境一致）→“有差别境界”（个人与环境相违）→“无差别境界”（个人与环境一致）的那套说法，是和实用主义一致的。这样我就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周谷城美学的精神循环圈》那篇文章。在我从编书组回到北大以后，把稿子送给朱光潜看过，他当时已经发表过批判周谷城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意见，我又做了修改，然后就寄给了《文艺报》。这大约是在1963年底，那时美学界的同人朱光潜、马奇、叶秀山等都已发表过文章，我写的还是比较晚的。1964年3月3日，《文艺报》的编辑黄秋耘和胡德培来北京大学，说准备用我的稿子，提了一些意见要我进一步修改。我又改了一遍送去，不久就在第4期上发表。胡德培说，此文发表前，邵荃麟看过，并作了一点修改。文章发表后反映很好，《光明日报》还以十分醒目的方式转载了该文的摘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那时真的很高兴，因为这是我大学毕业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努力研究的成果，从此我在学术界算是“小有名气”了吧。不但《文艺报》继续要我写稿，而且《人民日报》的杨扬、陈笑雨，《光明日报》的乔福山，《文汇报》的艾玲等有名的报人都来找我约稿，这又使我感到很紧张，有很大的压力。胡德培来电话说，希望我下一步先写时代精神问题，说是邵荃麟的意见。我没有拒绝，但写起来感到困难，不知掌握什么分寸，从哪个角度写才好。为此，胡德培来北京大学和我谈过一次，临走时说，编辑部争取让邵荃麟接见我一次。不久，6月13日下午，胡德培领我到邵荃麟家，好像是在东城区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那时我并不清楚邵荃麟是全国作协副主席和党组书记，只知道他是党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以前读过他的文章，从未见过面，能得到他的接见，自然是很高兴的。邵荃麟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体不大好，说话有气无力，但思维清楚，逻辑性很强。他先问我哪年毕业的，外文基础和现在的工作怎样，又谈到黑格尔美学中有关理念、情致等概念，说研究西方美学很必要。然后他就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和我进行了耐心的讨论，说关于无差别境界的问题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下一步应当重点讨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姚文元写的有关文章并没有讲清楚。不要只讲抽象的哲理，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还应当联系文艺作品进行分析。他指着墙上挂的一幅中国山水画说，像这样一幅画，它的时代精神究竟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就需要认真地分析。时代精神汇合论抹杀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对文艺创作是有害的。中共中央很重视关于周谷城美学思想的讨论，但这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以理服人。他希望我进一步给《文艺报》写关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文章，并帮助拟定了提纲，要求最好在5月25日以前写完。临走时他对胡德培说，可以让我到编辑部的写作室去住。我说不必了，我在北京大学还有课，这样我就没有去。回来后我又给《文艺报》写了两篇批判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文章，可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发表，后来编辑部说这两篇稿子叫何其芳要去了，不久就在何其芳主编的《文学评论》第6期上发表了。何其芳对批判周谷城有抵触情绪，《文学评论》一直没有发表批判文章，领导上很不满意，眼看快到年底了，批判周谷城的工作也要结束了，为了避免领导上的批评，他便向《文艺报》求援，打电话问有没有现成的稿子，于是我的两篇文章就被拿去给何其芳“救驾”了。胡德培告诉我，何其芳看过这两篇文章并做了一些修改，文章发表后，我发现调子提得很高，把周谷城美学思想提高到了“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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