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与民族地区发展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人口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下半叶以后，人类世界进入了西方学者所谓的“人口爆炸”时代，世界人口增长势态出现了快速和持续的显著特征。目前世界总人口已突破50亿大关，亚洲人口达到了30亿，而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2亿。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带来了一系列广泛性的社会问题，诸如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与劳动就业、人口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和加剧。人口问题，亦即人口压迫生产力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全世界所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人口、资源、环境的危机，被人们认为是当代社会生态的3大危机，而人口危机是其中之最。而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举措是人口控制。
人口控制作为一种人口政策，主张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稳定以至缩小人口规模。我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马克思人口理论作为科学基础，具体而言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口群体自身的繁衍和物质资料一样，也是一种生产，即人口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生产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两种生产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主要的，决定人口生产的运行和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段著名的论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生产，即种的繁衍。”（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强调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具有相互适应的规律性，人类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亦即人口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在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和发展层次、结构上按比例地发展，否则将阻碍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为我国实施人口控制政策，促进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人口增长的速度不断加快，反映在诸如劳动就业、教育、住房、卫生、交通、生活等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和问题，从决策层到普通民众，已经深深感触到人口过快增长所带来诸多问题的严重性。自1977年底开始，到80年代初，我国人口学者界掀起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讨论，这场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和重申党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的背景之下，不仅丰富充实了“两种生产理论”本身，而且使“两种生产理论”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两种生产一起抓”成为当时党和国家政府提出的一项重要方针，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两种生产”理论的指导下，加深了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从而自觉地拥护和执行我国有计划控制人口的政策和措施。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突破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政策的束缚，实施人口控制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这一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至今仍对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人口控制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人口政策的发展方向，许多人口持续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如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墨西哥、巴西等，从70年代起，纷纷放弃传统的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采取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新政策。世界上两个最富裕的人口大国--美国和日本，也倾向于实行一种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70年代起，美国公开支持民间家庭生育计划机构的活动，开始倾向于实现一项旨在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趋于静止的新政策。日本早在50年代起就公开支持民间组织推行家庭生育计划服务，60年代一度放松，但从70年代起重又坚定起走人口控制道路的决心，并且也象美国一样，把人口静止到为自己发展人口的目标。（注：侯文若《各国人口政策比较》第49页，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年版。）我国的人口控制工作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几经反复，如今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其主要内涵表述为：有计划地限制人口数量，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生态系统之间保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关系，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实际效益上看，我国自70年代起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取得了显著的实绩。据统计，70年代以来，由于有效地推行了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每增1亿人的时间开始延长。我国的人口增长率从1970年的38.4‰下降到1994年的17.7‰，在20余年内少生人口2亿人，从而使12亿中国大陆人口的到来时间推迟了9年。（注：数字转引于《发展经济学》第102、10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有关学者还指出：若以1970年的人口增长率测算，中国人口达到极限质的时间为1995年前后。若以1992年的人口及其增长率测算，则要到2010年前后才达到15.16亿。在经济方面，由于有效地遏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逐步使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得到改善，开始进入良性循环阶段，为我国实施新的发展规划和远景目标，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据有关学者研究，1952年到1970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分别为6.23%和1.93%，70年代两者变为5.91%和1.58%，到1980年则进一步变为11.6%和1.13%。3个时期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分别为1:3.2、1:3.7和1:1.03，在经济人口增长比提高中，70年代完全是人口增长减慢的作用；80年代，经济增长大大加快，其作用已达到，但人口增长减慢的作用仍达到23%。80年代我国人口经济增长比则基本达到了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的水平。此外，由于推行了人口控制政策，使我国数千年形成的传统婚育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不仅逐步摆脱了“多子多福”等旧的观念意识的束缚，而且对人口问题，人口与资源关系，人口作为我国最突出的国情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2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我国实施人口控制所带来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所取得的实效具有巨大的深刻性和广泛性，由此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繁荣是我国民族政策的本质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主流。我国民族人口政策，既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体现，同时作为我国广义人口政策的组成部分，又必须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总体要求符合。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反映了我国民族人口政策的这一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历史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加上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远地区，生存环境条件恶劣，社会发展程度滞缓、生产力水平低下，使得少数民族人口发展长期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原始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因此，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人口，成为新中成立初期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党和政府对一些人口濒于灭绝，地处偏远地区，地域辽阔，而人口密度相对低的少数民族，采取鼓励发展人口的政策；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医疗卫生，逐步改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从而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如藏、鄂伦春、蒙古、傣等少数民族，其人口解放以来得到稳定和发展。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加上国家实行的民族政策，以及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影响，通过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更改民族成份等因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长。据有关统计，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从1982年的6729万人增长到9120万人，8年间净增2391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38.7%。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3401万，占全国人口的5.89%；至1995年人口抽查，少数民族为1.0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98%。同期全国人口增长2倍，少数民族人口增长3.17倍。人口的快速增长无疑将制约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随着人口控制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的迅速实施和推广，我国广大民族地区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普遍制定了人口控制政策。经过不断的努力，人口控制在民族地区取得了很大实绩。实行计划生育，提高各民族人口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已成为民族地区的共同意识和行为。有关学者指出：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抽样数据计算，1989年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少数民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88，一般生育率为94.91，而根据1982年1‰生育抽样调查的结果，1979年全国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为4.5。在10年中总和生育率下降了1.6。这种急剧的生育率下降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从总体上说已基本上由高生育*转变到低生育率的阶段。（注：杨书章《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与计划生育》《人口与经济》1993年第3期，第17页。）但是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时间都较大。据有关预测，2020年我国京、津、沪三大地区全部实现人口自然负增长，而广西、海南、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云南八个少数民族边远省份到2050年才仅有一半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注：林富德 刘金塘《走向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人口研究》，1996年第2期第58页。）这说明民族地区人口形势不容乐观。
二
人类社会进入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已逐渐取代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的发展战略。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等诸要素的相互配合，协调运行，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不损害危及后代人的需求，使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相互协调发展，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对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全面反思和总结，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今后发展的战略选择。作为占我国国土面积63.4%的民族地区，也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在以上认识的前提下，对民族地区的“人口控制”与“发展”两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看是社会、经济、人口、环境诸系统、各要素协同并进的整体发展。从人口角度看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关系。从人口与资源的角度看，人口与资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十分丰富，但从全面、发展的角度而言，民族地区的资源仍是短缺的。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达61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63.4%，但其中包括了生存环境条件恶劣的沙漠和高原地带。因此，对一些重要自然资源诸如耕地等的人均占有量十分有限。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为例，新疆全区总面积为160多万平方公里，然而能够耕作的绿洲面积仅占3%左右。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在总体上也存在着结构性短缺的情况。民族地区的煤作为劣等资源，其蕴藏量较大，其他一些资源，如内蒙古的稀土、青海和内蒙古的盐等储量在世界上都是居于前列的，但相对而言这些自然资源为经济建设的需求量却不太高。此外，由于民族地区多处边远地带，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较差，无疑增加了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本和难度。此外，民族地区的许多资源已被过量开采，在非更生性资源呈绝对减少的同时，可更生资源已显出明显的衰减态势。据统计，云南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已由解放初期的60%下降到现在的28%。从人口与环境角度看，人口数量长期持续的增长，引起人类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在人口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民族地区的环境受到不断恶化的威胁。“民族地区不仅有与其他地区共有的环境问题，如水和空气的污染、噪声污染、城市固体物的污染等等，还有许多特有的问题。比如，沙漠扩大，沙化严重，水土流失。从天山脚下到大兴安岭的407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有塔克拉玛干、称尔沁等12大块沙漠。“三北”地区2亿亩农田受风沙侵袭，15亿亩草场退化，8000公里铁路和数千公里公路常年受风沙威胁，尘暴、黑暴天气连年出现。现在沙漠每年以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而西北风沙防护林却在萎缩。民族地区的许多风景名胜，也已经是青山少绿，秀水变浊，风光不再。”（注：吴仕民：《民族地区的加快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民族工作研究》1996年第12期，第8页。）民族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加上对自身加快发展的需求，使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成为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民族地区必须将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倡适度消费，大力发展生活资料生产三者结合起来，逐步实现三者的良性循环，同时提高民族地区人口的自身素质和文化素质。现代经济的发展表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转变到质量的提高，劳动者技术、文化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的作用越显重要。我国民族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尤其是边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和半文盲比例很大。云南省73个贫困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28.68%，其中3个县高达40%。可以说，在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交互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仍处于“高生育率--低人口文化素质--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的初级循环模式，要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质--高劳动生产率--低生育率”的高级循环，必须在大力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发展民族地区科学和教育事业，提高民族地区人口质量。从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民族地区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是贫困问题。据统计，全国列入“八七扶持攻坚计划”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有258个，占43.4%。1992年底全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8000万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占4000多万人。从贫困程度上看，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00元以下的贫困县全国共有175个，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自治地方就有64个，占81%。民族地区贫困与人口增长过快有很大关系，“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是民族地区人口生产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大困境。必须在控制人口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消灭贫困，逐步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三
人口与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人口是发展的一个要素，社会的发展必须是人口、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是理论界人口与发展关系问题的新视野和新意识。对于人口不断增长，发展却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如何在实践过程中把握以上诸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已为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普遍意识，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缓慢，农业人口多，贫困面大，发展基础薄弱，传统观念影响大。如何把人口控制与民族地区具体现实结合起来，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近年来，民族地区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功的范例。
贵州是多民族的贫困省份，近几年来，在实践中，贵州注重把人口控制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在扶贫开发中注重建立“先脱贫，生生育”的机制，把人口控制作为民族地区农村扶贫的重要条件，积极探索综合解决人口与贫困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实效。（一）部门参与，齐抓共帮。据1996年统计，全省已有376个地直部门，2093个县直部门，825个乡（镇）开展了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工作。全省应帮扶计生户953638户，已帮扶144027户，共投入帮扶计生户资金2591万元。帮扶形式主要有：一是坚持计划生育与改善农村经济结构、发挥优势项目相结合，增加计生贫困户经济收入。首先重点发展投资少、见效快、覆盖面大、效益高、有助于直接解决计生贫困户温饱的“短、平、快”项目。如余庆县、湄潭县把闲散劳力与开发荒山庭院结合起来，使更多的计生户从荒山庭院走向市场，加快了计生户脱贫的步伐。二是开展技术培训，提供致富信息。1994年贵州省妇联、计生委、民委等部门联合举办了麻山、瑶山极贫地区的乡干、妇干培训班。如对麻山地区的长安、王佑等极贫乡，扶持计生户养山羊和种药材，使当地的计划生育和扶贫开发均取得了良好的成绩。金沙县因势利导，组织动员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帮扶贫困计生户，全县开展生产是能手、生育按计划、生活奔小康的“三生”文明户活动，促进了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1996年底主动放弃生育二孩指标的已有2000多人，涌现了12000户“三生”文明户。三是项目帮扶，结对帮户，逐步推进，滚动发展。省委、省政府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实施“幸福工程”、“温饱工程”、“希望工程”等有机结合起来。全省的科技开发、农业开发、以工代赈项目、扶贫开发以及救济资金都从点到面逐步形成了与帮扶计生户结合在一起的良好局面，在贫困地方的项目帮扶已显示出特有的帮扶力度和效果。普定县通过抓救助贫困母亲“幸福工程”项目试点，把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工作拓展到以各类项目为依托；采取项目帮扶、结对帮户的形式推进，落实“幸福工程”启动资金22.5万元，采取部门帮到村，村确定专人结对子帮到户。民政救济贫困母亲解决生活困难；各级干部捐钱捐物，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帮助贫困母亲选择生产发展项目，帮扶落实到户。“幸福工程”的实施，教育发动了群众，亲帮亲，邻帮邻，富帮贫，形成了多形式的帮扶活动，推动了帮扶计生贫困户活动滚动发展，该县其他扶贫开发项目的资金也融入其中，由22.5万元的启动资金帮扶189户贫困母亲，发展到投入资金735万元，帮扶计生户6535户。四是“公司加农户”、“部门加农户”、“干部加农户”以及计生协会会员“一帮一”共同富等帮扶形式。遵义县在10个扶贫乡（镇）通过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对群众的生育观念、行为进行综合调整，形成对人口问题综合治理的局面。该县已兴办77个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项目，引导农民走“少生快富”之路。贞丰县开展“党群三人同行”试点活动，即以自然村寨为单位，确定一名懂技术、有能力的党员带两户缺技术、无致富门路的计生贫困户，同奔致富道路。黔南自治州实行帮扶对象不脱贫，帮扶单位不脱贫的办法，已对2万户计生户开展了帮扶。（二）调整农村利益导向机制，以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为杠杆，不断探索控制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新途径。如经国务院批准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围绕扶贫开发、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试验，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试验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生态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抑制，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
在人口控制方面，通过计划生育制约机制的强化和利益导向机制的建立，启动农民的内在动力，培育自控机制。一是实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集团承包。由地、县（市）、乡（镇）分管领导牵头，组成计划生育工作承包集团，常年负责抓计划生育工作，配套下放人事管理权、财权，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年终考核验收，兑现奖惩。二是实行计划内生育子女户和计划生育子女户不均等的经济政策。对独生子女户、双女结扎户实行奖励优惠政策，对超生农户征收计划外生育费。三是建立社会福利保险制度，解决孤寡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为实行计划生育群众提供了良好示范。四是实行“人地挂钩”，“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切断新增人口与承包土地再分配的联系，弱化了农民多生的欲望，抑制了超生。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改革与探索，调整了农村利益导向机制，把计划生育和保护国土两项基本国策融合在一起，构建适应农村经济向社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的土地承包制度、优生优育优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调节和规范农民婚育行为，培养农民保护国土、合理使用耕地的自控能力，这一制度的改革抓住人口与土地生产经营这一关键矛盾，解开了人口、粮食、生态恶性循环死结，把三者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同步治理，同步前进，使其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这一成功经验，在全省推广后，对抑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通过实践、探索，贵州省把扶贫开发与人口控制工作相结合，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既有力地促进了扶贫开发工作，又极大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深入发展。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30.8%下降到1996年的26.3%；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有了一定的改善，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335元上升到1995年的584元。在人口控制方面，根据贵州省1%抽样调查结果，“八五”期末全省总人口为3508.08万，五年净增人口数比计划少56.4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4.31‰，比计划少3.24个千分点。人口出生率由1990年的23.02‰下降到1995年的21.86‰。“八五”期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比“七五”期间下降0.5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群众婚育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96年全省已建乡（镇）人口学校1251所，村人口学校15506所。通过学习教育，使群众婚育观念发生了可喜的转变。“八五”与“七五”相比，全省晚婚率由25.8%上升到52.46%，妇女总和生育率由2.96下降到2.33。
四
民族地区人口控制不仅要与民族地区现实问题相结合，同时笔者认为也应当着眼于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民族地区大多实行互有区别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体现我国民族政策的同时，反映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对国家基本国策的理解和支持。实际上，人类之所以要控制人口的增长，是因为这种增长产生的影响抑制了人类的全面发展即人类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人口控制的目的不仅是在数量上使人口增长速度缓解，同时还在于提高人的自身素质和文化素质，正是如此，我国的人口政策正逐步从外在的社会控制转变为家庭和个人理性的约束和规范，各族群众的广泛参与是我国人口控制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从可持续发展战略角度出发，一方面要广泛宣传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把人口控制放到持续发展战略中加以综合考虑，以推动人口控制工作的管理和服务。另一方面，要充分结合民族地区具体情况开展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东部地区一些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已率先开始人口控制优质服务的试点工作，提出了要以育龄群众，尤其是以育龄妇女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开展人口控制优质服务，满足广大群众在人口控制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落后，“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等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实施人口控制，缓解人口过量的矛盾，在解决民族地区生存权的同时，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构建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民族地区人口控制过程中一些问题，诸如妇女在人口控制中所承担的责任有失公正和平等，人口控制的服务工作质量不高，对少数民族妇女生殖健康状况重视不够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标签：人口问题论文; 人口增长模式论文; 控制环境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计生证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