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晓宁[1]2003年在《我国境内FDI方式技术引进现象的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逐步为世人所熟识。为此，世界各国都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提升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尽管手段繁多，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各国推进本国科技水平提升的方式不外乎两种：完全自主独立式的提升、借助外力式的提升。 针对我国来说，由于历史、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影响，相对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科技基础还很薄弱，科技水平不高。为此，我国更要加强在“借助外力式的提升”即技术引进方面的工作。另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体制的转变，再加上不久前的入世，使得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我国，不仅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技术，更是引起了我国技术引进方式的巨大转变：从以往的略带有政府指令性色彩的技术引进逐步向完全市场化的技术引进转变、从以往的以我国相关企业为主的自主式技术引进逐步向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为主的被动式的技术引进转变。而所有这些变化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技术引进方式主要为FDI方式技术引进，而这则是本文所要着重阐述的对象，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本文共分五章。 在第一章里，本文讨论了技术引进的方式，并通过对我国技术引进方式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当前技术引进的方式主要为FDI方式技术引进。 在第二章里，本文则针对第一章所得的结论，从理论上对FDI方式技术引进作了一下论述，讨论了它的概念、分类以及作用，分析了它的构成及其实现机制，以及它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对一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作用方式，最后则谈及了影响FDI方式技术转移的因素。 在第叁章里，本文则从实证的角度定量地分析了FDI方式技术引进在我国的宏观效果。对于这种宏观效果，本文主要是从叁个方面来反映的：一是它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它与我国技术水平的关系、叁是它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关系。 在第四章里，由于FDI方式技术引进牵涉到了外商直接投资，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些变化常会影响到FDI方式技术引进的效果，尤其是当前在我国出现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独资倾向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我国的集聚现象。故在本章里，主要是对这两种现象及其对FDI方式技术引进效果的影响的分析。 在第五章里，本文则根据第叁、四章里的分析结果，针对我国的FDI方式技术引进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二是大力培养、加强和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叁是加强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
苑新丽[2]2007年在《公司税的外国直接投资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竞争日趋激烈，全球FDI达到空前的规模。在吸引FDI的进程中，除了消除一些阻碍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实行了包括税收在内的一些激励政策来进一步吸引FDI的流入。公司所得税(中国一般称为企业所得税，以下简称公司税)由于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利润，因而在吸引FDI中担当特殊的角色，公司税激励已成为主权国家吸引国际资本尤其是FDI的重要政策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的FDI额逐年增长，近年来连续保持世界FDI吸收国的前叁位。FDI的大量流入加速了我国资金积累，推动了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目前国内有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我国的公司税政策在吸收FDI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公司税在吸引FDI中究竟发挥出多大作用，公司税诸要素对FDI流向到底有何影响，特别是公司税的FDI结构效应如何却没有多少专门的关注和讨论。因此，对我国公司税政策对FDI的有效性进行一个客观、综合的分析与评价，对于不断完善我国税收政策体系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时值“两法”合并之际，通过对公司税FDI效应的分析，能够对新税法实施后的我国FDI流向变化进行合理地分析与判定，这极具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首先从FDI的一般问题分析入手，通过对FDI理论的解析，界定了东道国吸引FDI行为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影响FDI流动的各种税收因素和非税因素，进而通过分析认为公司税是影响FDI的最主要税种。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公司税与FDI的相关性，并考察了公司税的各相关要素，为后续各章的展开奠定基础。之后，集中关注公司税的FDI效应问题，采用按公司税要素平行推进的方法，侧重从公司税纳税义务、税率、税收激励、税收协调管理等方面探讨公司税对FDI流入在总量，尤其是结构方面的影响，并对“两法”合并后的公司税各要素对中国FDI流向变化影响进行了简要的预测和分析。全文共分7章，具体结构如下：第一章，导论。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篇章结构，并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与不足。第二章，FDI基本问题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FDI在世界范围得到了迅猛发展。各国经济学界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大量探讨，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垄断优势理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解释和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东道国吸引FDI行为的分析，可以发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原因是为了获得优势，吸引外资的条件是东道国具备了一定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FDI迅速发展，目前全球FDI流动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我国利用FDI大致可以分为叁个阶段，各阶段的FDI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FDI在全球分布不一，受着许多因素的影响，就一个国家而言，非税收因素和税收因素对吸引FDI的贡献是随着一国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的。税收因素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留住FDI的黄金法则。第叁章，公司税基本要素及其与FDI的关系。是否应该设立公司税历来是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公司税最终被多数国家所接受，它是世界各国普遍设立的一个重要税种。进入21世纪以来，公司税发展的显着特点是各国竟相降低税率，减少优惠。公司税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各构成要素来实现的，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税收优惠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FDI的流向。从东道国的角度看，公司税对FDI的影响主要通过3个变量来实现：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实现的税收收益率、东道国资本的总体税后收益率以及对外国人拥有的东道国资本课征的税率与东道国投资者拥有的本国资本课征的税率的相对高低。第四章，公司税纳税义务确定对FDI的影响。根据国际惯例，纳税义务的确定，取决于税收管辖权与课税主体、税收客体之间是否存在一项连接因素。由于各国对税收管辖权的选择不同，因而外国投资者在其投资国承担的纳税义务有无限纳税义务与有限纳税义务之分。对于FDI来说，不论是以绿地形式还是收购形式进入东道国，进入公司都必须在建立分公司还是设立子公司方式中做一选择。从公司税纳税义务角度分析，分公司由于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在投资国通常仅就境内所得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子公司由于构成投资国的居民身份，在其投资国通常应承担就全球所得纳税的无限纳税义务。通过对公司税纳税义务对FDI区域选择影响的分析，可以发现投资者负有限纳税义务的国家(地区)比投资者负无限纳税义务的国家(地区)更有助于FDI的流入。我国在吸引FDI过程中，在不同时期设置了不同的税种，外国投资者承担的公司税纳税义务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影响各异，从而也影响着FDI的流入。第五章，公司税税率对FDI的影响。税率作为影响FDI税收负担的一个因素，对FDI流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公司税税率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FDI流入规模影响的分析表明，无论是法定税率，还是实际税率都对FDI的流入规模产生一定的影响，税率变动与FDI流入增减呈较强负相关。以中国为例的税率水平对FDI流入形式影响的定量分析表明，对不同形式的外资企业确定不同税率水平的税收政策，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组织形式有明显的影响。税率水平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分析表明，东道国税率对FDI的区位选择影响较为明显，从我国的实际状况看，各省FDI流入量与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大多呈负相关。在对中国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和实际税率结构分析的基础上，预测了“两法”合并后税率下调对FDI流向的变化。认为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对FDI流入的影响，在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为25％后，我国FDI流入将有所增加。第六章，公司税激励对FDI的影响。在对公司税激励政策动因、各种激励形式与FDI相关性，以及有关公司税激励政策对FDI有效性不同观点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方法重点研究了公司税激励对FDI流入规模、产业(行业)分布、来源地构成的影响，探讨了FDI公司税激励的成本收益问题。在以中国为例的分析中，认为我国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总量呈正相关；外资集中的产业与税收激励政策倾斜的产业是密切相关的；对外资过度优惠形成超国民待遇，是形成避税地FDI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尽管我国的税收激励政策在吸引FDI中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FDI公司税激励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我国对外资长期、大范围的税收优惠，不仅付出了巨额的直接税收成本，而且带来了诸多弊端，形成了大量间接成本。本章最后系统地评述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激励政策效果，动态地分析了新税法中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对FDI流向、产业(行业)分布、来源国构成等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七章，公司税协调与反避税管理对FDI的影响。现实中，FDI活动的税收事务通常要涉及资本的输出国和输入国。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投资获得的所得既需要在东道国纳税，对其母国也要承担纳税义务，不可避免地出现国际重复征税问题。为减除重复课税，FDI流出国一般会根据国际惯例，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协调。流出国的免税法、抵免法及税收饶让抵免，对流入国的FDI流入有着积极的作用。针对FDI的国际避税问题，各国反避税态度的不同和反避税措施的差异，对FDI的效应不同。本章还对提高我国引进外资质量的公司税协调和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
王杨[3]2011年在《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是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转向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叁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趋势中,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物流产业特征,以投资母国和投资东道国为外在约束条件,以“叁优势”理论为研究工具,对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所涉及到主要问题,即投资动因、投资方式、投资区位所具有的特殊规律性、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等问题,进行探索。并依据本研究结论针对我国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是：第一,物流产业特征研究。首先基于对产业界定的分析,判断物流产业符合产业要求的一般特性,满足产业的一般规定性,从产业的角度分析物流产业的边界和特征,并分析物流产业与制造业、物流产业与服务业的区别,以此作为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基础。第二,对传统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模式的梳理,构建本文研究模式。通过对传统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思路的梳理,结合物流产业特征,提出本文研究模式,即(2+3+3)的研究模式。运用(2+3+3)的研究模式,探索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有规律。第叁,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动因分析。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物流产业特征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物流服务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性是外商采取直接投资的原因；物流服务产品的不可贸易性使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国际经营的必然选择；物流产业衍生性决定了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跟随性。具体的动因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市场追求型,包括跟随型的直接投资、为开拓新市场而进行的直接投资、为满足物流服务需求而拉动的直接投资；二是要素追求型；叁是发挥潜在优势型；四是全球发展战略型。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研究结论进行验证。第四,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分析。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客观受东道国、母国和外资企业因素的影响。而基于物流产业特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是：一是物流产品交易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内部化倾向,使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二是流通加工和物流后台活动比重较大,使物流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制造业的某些特征,因此初期投资时,兼并方式是进入东道国的捷径；叁是物流服务的生产与消费一定程度的可分离性,使其外商直接投资倾向选择独资方式。根据统计数据分析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向独资转变已成为趋势。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研究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第五,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析。我国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特征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物流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主要立足于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物流市场的逐步放开,其开发力度逐渐加大,在形成珠叁角、长叁角、环渤海叁地重点城市的网络布局后,投资地域开始从沿海港口城市向内地延伸。影响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外在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等。而物流产业特征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是,人力资本水平、产业集中度、物流节点的区位等因素。通过建立模型对研究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第六,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分析。主要研究叁个方面：一是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对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回归分析,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正效应；二是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市场集中度效应；叁是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具有门槛要求的特征。第七,我国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问题及对策。我国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已叁十多年,并且是我国全面对WTO开放最早的服务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物流企业已成为我国物流市场主要成分之一,依据本研究对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机理的分析,针对我国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物流产业健康发展,提高我国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综合效应等对策。本文研究的创新工作主要是：证明了物流产业FDI具有制造业和服务业双重动因；物流产业的衍生性引致物流产业FDI；初期中国物流产业FDI的独特动因是对跨国公司各类产业FDI的跟随性,长期看物流产业FDI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揭示了物流产业FDI方式的变化趋势,即物流产业FDI在初期进入东道国市场是兼并和合资的方式,但最终倾向于独资方式：物流产业介于软服务业和硬服务业之间(更倾向硬服务业),因此在其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中独资意愿的强度比典型硬服务业低,但比典型的软服务业要高。发现了产业集聚的经济中心区域是物流产业FDI的投资选择；对社会物流节点的偏好是物流产业FDI区域选择的独特之处。本文使用具有代表性的第叁方物流数据,是典型性和趋势性的证明。本文研究是以产业理论为基础,对物流的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进行探讨,得出基于物流产业特征的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结论。
魏立强[4]2014年在《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产业转移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从主体性行为来说，它是通过产业转出和承接来实现。从空间分布而言，它是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动态过程。区际产业转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地区的产业顺应竞争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从而使产业表现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对于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延长那些衰退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为区域内部的新型产业的创新提供了发展空间。在欠发达地区，引进产业转移不仅弥补了资金匮乏的现状，同时可以获取由产业转移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我国而言，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已经成为常态，通过承接国外产业转移使得东部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并成为我国的经济引擎。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因素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并没有得到国际产业转移的青睐。正是这种现状导致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国家从宏观层面引导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同时西部各省也在积极承接从东部转移的产业，利用后发优势来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缩小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国内产业转移浪潮已慢慢显现，这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国内区域产业转移对我国西部地区自身技术进步的影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由于地域之间空间相关性的存在，一省的技术发展水平可能会对其他省份技术水平的提升产生影响，探究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技术溢出空间效应的影响强度，引导西部省份合理利用技术溢出实现经济发展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依循以下逻辑思路：首先，通过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空间效应等相关理论构建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空间效应理论。其次，从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机制分析入手，分别从区域内部行业间和行业内及地区之间产业转移技术溢出视角切入，理清技术溢出由区域内部向外部扩散的动态过程。另外，从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产业转移投资规模及特征、空间分布特征把握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现状。然后再以上理论、机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对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强化文章引入空间因素的合理性，在实证部分本文运用经典计量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在分析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空间效应中具有较好效果，相邻省域之间存在空间关联效应，区际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还发现产业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强度对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有正相关关系，而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却呈现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最后，就如何有效提升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给出政策建议。
李沁筑[5]2017年在《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与机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经济格局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发生新变化,发达经济体出现反全球化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崛起。经历叁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倡议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和转型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拐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经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由稳定性增长转变为波动性增长,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转变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拉动。跨国公司重构全球战略布局,研发创新效率提升,创新性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青睐的领域。全球产业、区域投资格局和各国投资政策正在发生深度变化和重大调整,为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布局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性的直接投资主要输入国和输出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56.7亿美元,列世界第二位,首次超过实际使用外资1262.7亿美元关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西方经济学中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理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对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解释都存在局限性。本文综合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理论构建独立的分析框架,继承和集合各单项理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与逻辑性,是发展中大国引进与对外直接投资理念和理论的新集成。本文构建涵盖理论探究和现实分析的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研究框架。从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客观事实出发,总结主要发展特征,梳理主要发展阶段与路径,围绕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讨论其发展机制与思路,结合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实践经验,落脚于规制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机制理论研究的新突破。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的研究,是对我国引进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现状和趋势的新表述和判断。本文提出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主要分为韬光养晦、主动发展、战略性发展叁个阶段,逐渐推动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的形成,打造“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新格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机制的探究,分别围绕平台型国家主体及其企业主体展开博弈分析,从企业、产业、地区和国家的层面系统地刻画中国作为平台型国家引进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机制和投资策略。为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区域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多元平衡等提供依据。论文以平台型国家为主体,从国家层面展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机制探究。构建博弈模型,剖析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双向直接投资策略。国际直接投资有助于深化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本文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双向直接投资的分析落实到产业层面,具体分析中国与美国产业内的双向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走出去”战略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中国作为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发展的核心环节之一。从企业层面展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机制研究,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规律的新表述。观察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策略从个体到群体的演化博弈进程,发现中国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走出去”战略。政府激励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策略的博弈分析,说明中国作为平台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优势明显,政府激励对民营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大。从地区层面拓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机制的研究,全面分析国内各地区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耦合机制。以耦合协调程度为依据,形成对应的开放政策和创新研发等政府激励,因地制宜地推进国内各地区企业“走出去”,推动平台型国家的发展。这是对平台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机制的新概括,“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推动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进程。本文结合国际直接投资规制体系,提出治理与完善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的对策建议。中国通过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满足“资本走出去,资产带回来”的市场需求,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与机制的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辩证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引进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超越性和连续性。
刘细良[6]2010年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势头强劲,呈现出新的动向和特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也使我国面临严重冲击。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究竟有何影响?政府规制与跨国并购的关系如何?政府如何适度规制外资并购?系统研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问题,不仅对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新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适度规制外资并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对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有效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在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丰富了跨国并购与政府规制理论。基于FDI与企业并购两个视角分别探讨跨国并购的动因理论,前者除系统分析传统的六大FDI理论外,还增加了逆向技术溢出动因这一最新理论、后者增加了产业组织与速度经济性动因理论；提出了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的“双刃效应”(正、负效应)这一新名词,并从经济、环境两个方面,从国家宏观、产业中观与企业微观叁个层面细化了跨国并购的效应理论；在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契约规制、利益集团与激励规制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跟踪西方规制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如规制公共实施论),从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两方面入手,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并购规制理论。在实证研究方面,重点剖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外资并购对我国的“双刃效应”,包括市场结构、资本形成、就业、出口竞争力等宏观经济效应,技术外溢与转移、自主品牌、资产价格、公司治理结构等微观经济效应以及产业中观经济效应,为对其进行经济性规制奠定基础；同时基于可持续发展与低碳经济的要求,更注重研究其环境效应,为适度强化对外资并购的环境规制奠定基础；列举了主要行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典型案例,着重分析其规模、来源、主体、区位、方式与行业变化等新动向,为规制外资并购找到现实理由；在系统梳理我国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外资政策与审查制度后,剖析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产生重要影响,只是影响程度和大小不一。其中,经济性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显着影响,而社会性规制特别是环境规制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之间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表明强化环境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不会产生实质性抑制作用。基于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在借鉴国家、国际两个层面跨国并购规制经验基础上,本文认为,要处理好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的关系,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首先,基于低碳经济背景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应调整我国外资并购经济性规制与适度强化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其次,提出了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多元化总体目标、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再次,引入规制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收益最大化的初步构想；最后,提出了改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国内协调机制与国际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应立足本国,着力完善我国规制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外资政策、竞争政策与安全审查制度及其相互协调,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跨国并购规制的国际协调,掌握话语权,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朱华[7]2011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决定因素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之中,各国和地区间的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以及信息流的加速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跨境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不可能只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来谋求自身经济的发展,走经济国际化的道路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国际化阶段。一个显着变化就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规模的迅速扩张,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排名第五的FDI来源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国内背景非常复杂：第一,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开放化导致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内竞争。第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少国家在国内经济压力下重筑贸易壁垒。与此同时,我国国际贸易收支账户持续呈现出大量的“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出口面临严峻考验。第叁,截至2010年12月,我国累计外汇储备约2.85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巨额外汇储备虽然有助于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却加重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大量外汇储备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存在,在美国经济衰退、美元贬值的背景下,其安全性和营利性难以得到保障,中国政府必须积极开拓外汇储备的运用渠道。第四,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资源紧缺矛盾日益突出。资源企业“走出去”开发新的资源供应基地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第五,由于跨国公司加强了在华技术保密措施,国内企业获得先进技术的渠道有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直接吸收在国内难以获得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六,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出台一系列的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有利于促进投资便利化。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只有全方位、深层次地参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竞争,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但由于历史、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依然存在许多理论和实践的误区与空白,所以本文力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展开深入、客观和系统的理论探讨。众所周知,FDI的经典理论起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实践,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学者们发现传统的FDI理论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实践发展起来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能力有限,才逐渐开始关注和发展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但是目前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多是在传统FDI理论框架下进行修订而形成的,其论述欠缺全面性和深入性。虽然传统的和有关发展中国家FDI理论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受到经济环境、所有权优势、治理结构以及政策支持与限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迫切需要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推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理论参考,为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为中国企业提供实践指导。本文在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概括如下：规范研究与实证的研究方法、归纳与演绎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与政策的研究方法以及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结构安排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此部分为全文作概括性的铺垫和介绍。主要阐明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界定以及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发展阶段、拉动与推动因素以及理论框架的演变为重点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加以综述,为开展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第二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此部分首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政策进行回顾,并且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图表方法对OFDI进行了较全面的基础分析,得出其现状特点。其次,本文对现状特点进行归纳和分析,深入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蛙跳特征,并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寻找其与早期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投资特点的差异,力图探求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海外投资的新特点。第叁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定位分析,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部分运用了投资发展周期(IDP)理论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通过对人均GDP的回归以及FDI流入、流出平衡性的综合判断,本文得出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叁阶段。中国的净FDI投资地位在2008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就进入该阶段,投资周期明显短于投资周期理论的预期,对理论做出了探索性的修正研究。该研究体现了理论指导个案,而个案又对理论进行修正的研究思路。第四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因素和投资动机研究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部分在资源基础观的基础上构建适合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和战略的理论框架,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划分为资源强化型、资源互补型和资源开发型叁类。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组合是跨国公司战略的实施结果,所以本文通过对东道国区位拉动因素显着性的检验逆向推理归纳出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因。在对1998-2008年11年间中国企业向53个经济体的投资情况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回归分析后,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其时间和空间的演变过程特点。估计结果验证和支持大部分假设,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主要是资源强化型和资源互补型投资并遵循“依次多元化”的战略,即先进行资源强化型投资,接着扩展到的资源互补性投资,并已经逐渐呈现出资源开发型投资的趋势。检验结果同时还印证了本文建立的具有时序性投资动因理论框架的合理性,因而该部分也成为本文的创新性研究之一。第五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因素研究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部分在资源—产业—制度理论框架下,全面、系统的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内在可能性、外部或产业和制度等推动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文献以及理论上的逻辑关系找出与这叁大因素有着较强因果关系的子影响因素,以可衡量的代理变量为媒介,从代理变量的显着程度判断该理论影响因素对中国OFDI推动程度的强弱,进而找到具有决定作用的推动因素。结果显示,对中国OFDI起关键性推动作用的因素包括：相关的国际化经验(OEM和外包)、研发支出与研发效率、能源供需矛盾、汇率与外汇储备、资本市场以及有利的政策激励。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力较弱的因素包括：企业的管理水平、学习吸收能力、国内市场需求情况、行业竞争激烈程度、相关产业支持和种族人脉。第六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部分。在国际市场上经历蛙跳式崛起的背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似强非强”、“将熟未熟”的局面。中国政府和企业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面临了许多独特挑战和问题。本部分首先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然后从政策面和企业面提出了有针对性且可操作的应对策略,体现出本文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第七部分为结论部分。本部分基于前几部分的分析,给出了概括性的结论,系统地梳理了本文的研究所取得的观点。本文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创新性的探索：第一,系统的梳理了FDI理论分析框架的演变,找到OLI框架、LLL框架与资源—产业—制度框架之间的互补关系和内在联系,认为而资源—产业—制度框架是更加系统化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第二,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高的异质性,本文归纳出中国不同于传统理论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特点。第叁,通过实证回归检验以及净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对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做出定位,并对全球化背景下IDP理论的适用性需要做进一步修正。第四,将投资动因与东道国的引力或拉动因素相结合,在资源基础观的理论上构建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的动机框架,认为投资动机类型具有一定的“时序性”。第五,资源—产业—制度框架在在国外学界刚刚兴起,而鲜有国内学者运用它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检验,本文则从该理论出发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本文的不足之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数据的缺失。由于相关的代理变量的数据,尤其是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很难获取,所以在证明企业差异性资源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作用时比较困难。同样原因,在探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时,也无法直接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只能从东道国的拉动因素推断企业的投资动机,同时无法排除企业出于跟随供应商或者客户甚至竞争者的原因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并非受东道国的拉动因素吸引的可能性。二是相关变量难以量化。由于制度因素属于规范性社会变量,所以很难用具体的数据来检验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只能通过现有理论来论证说明。叁是尚未明确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作用力的大小。虽然本文探索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和推动双重因素,但究竟哪种类型的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王浩[8]2007年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跨国公司(MNC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和金融财团已成为国际资本、贸易和服务市场的重要运作者，它们的分支机构如地区总部(RHQs，Regional Headquarters)或子公司等等遍布全球。这些地区总部实际上就是活动于东道国城市的MNCs控制中心，作为一种处于高端环节的国际投资形式，地区总部可以有效管理和协调所辖区域内的子公司和办事机构，进行系统化投资和运作。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和历史充分地证明，跨国公司通过地区总部指挥在各地的工厂、办事处、子公司和其他的相关机构，进行资金、生产、贸易、人才和信息的集中运作，并通过产业链和市场链扩展自己的经营空间。由于地区总部是一种系统化投资，可以卓有成效地整合东道国区域内所有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带动和促进东道国域内企业群体的发展，强化合理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子公司以及其他跨国公司之间的企业协作，并和东道国域外的国际战略资源形成互补，进而促进东道国城市经济环境的优化。因此，地区总部的运行和集聚，对东道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服务于跨国公司和金融财团利益考虑的地区总部的发展，也离不开东道国城市提供的有形和无形服务作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的区位支撑。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东道国城市业务的顺利开展，需要一系列企业、政府和中介服务的支持，尤其当地区总部规模较大、功能复杂时，会对外部的企业服务业产生较深的依赖。所以，东道国城市的各种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因素会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地区总部作为一种跨国公司经济形式，它既给所在城市带来资本、技术、产品和服务，又带来经营的理念、管理方式、经营文化以及其他现实的促动。同样，东道国城市也会反作用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通过种种鼓励和支持手段，促进区域内的跨国公司发展。事实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要它愿意将自己融入到全球化竞争之中，愿意分享外来的各种先进理念和行为刺激的收益，就必然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支持和推动这种具有超越国际意义的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只要这个国家是开放的，这个新经济形态就会进入和发展，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这样，在东道国城市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双方具有合作的愿望和能力的前提下，就有可能形成互动，随着互动作用的加深，就有可能建立长期的关系，这种长效的互动关系一旦建立，则双方都可以从中受益。因此，当前，在全球化和金融化加速发展的复杂条件下，深入了解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的内生作用机制，对于中国引入和发展区域内的总部经济(Headquarters Economy)，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良好的“双赢”效应形成有赖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创新力与东道国城市经济的内生集聚力的博弈均衡。本文选择“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为题，就是为了探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经济主体博弈的机理，也就是如何通过东道国城市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利益选择产生国际互动。通过研究，希望能够有助于在理论上揭示它们之间的互动联系，促进建立健全引资长效机制的研究，从而推动中国进一步优化国际直接投资吸收机构，加速中国城市经济与产业升级。以科学发展观为研究的核心思想，在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指导下，本文试图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将跨国投资前沿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联系，以期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创新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论文共二十余万字，共分为九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全文的导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提出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这一重要的研究命题，对概念进行了界定，检索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研究思路，并提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首先按照理论溯源，介绍了理论界关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研究，进而分析了基于东道国城市视角的区位和选址以及政策研究，最后，推导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理论的可能研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理论述评。第叁章为全文提供了一个基于全球视角下的研究框架，分析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现象、主体和作用因子，指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互动是双方多阶段利益博弈的必然产物。一方面，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选择合理区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优化价值链；另一方面，东道国城市通过进一步完善软硬件环境，吸引地区总部集聚，构建总部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双赢模式，即：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符合东道国城市利益的选择，同时，谋求良好的区位条件进而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也是跨国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第四章剖析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对东道国城市的影响，指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对东道国城市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两方面，并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翔实可靠的资料，对此加以检验。第五章阐述了东道国城市对经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影响，认为东道国城市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作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政府政策、企业战略、投融资方式等多方面内容。论文研究了这一过程的影响因子和演变路径，并在相关调查问卷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提出相关结论。第六章运用数理模型进行分析，在区分了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基础上，给出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博弈模型解，进而指出全球战略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之根本出发点，东道国城市引资战略是吸引地区总部的重要推动力，这两者内生博弈结果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的根本动力。第七章考察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的国际经验，运用案例分析(以新加坡、香港、纽约、伦敦)，分析了东道国城市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聚集情况，并给出相关的效度统计分析指标。第八章分析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中国城市的互动情况。首先通过以企业的视角进行微观层面分析，研究了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参与互动的情况；进而基于城市发展的角度，进行中观层面分析，进一步剖析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对我国主要中心城市的影响；最后将研究视阈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从宏观层面加以分析，力求把握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华发展和影响的脉络。第九章为结束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杨安[9]2013年在《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性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促进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但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强劲,但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却开始弱化,其负面效应正逐步显现。目前,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日益显现,我国与外部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进一步增强,我国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已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趋利避害,在发挥外资对我国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尽量减少外资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快经济转型,大力推进“转方式、调结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一二叁产业协调发展。但金融危机后,国际投资环境普遍低迷,如何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改变本国的产业结构,又怎样合理利用外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基础上,按照“理论阐述——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分析——FDI与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分析——FDI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借鉴”这条主线,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产业调整理论结合起来,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性做了系统分析,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具体来讲,主要研究内容有叁部分：第一,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分析。本部分首先在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内涵的基础上认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可以描述为“调整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的各种效应发挥作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样一个过程,同时指出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内容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其次,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指标。由于产业需求结构决定了产业供给结构,而国民收入由产业供给及其结构所支撑,故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存在一一对应的路径,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可由经济增长来测度。最后,从关联效应、传导机制等方面分析了FDI影响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认为FDI的引入和其带动的市场竞争以及政府引导规范可以分别从高度化、高效化、合理化叁个方面来提升产业结构；第二,FDI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本部分借助于单位根(ADF)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分析、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VEC)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各次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叁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同时根据构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本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叁,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东盟经验借鉴。由于东盟国家引进外资的结构变化与我国引用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相似,即东盟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外资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有所增大,20世纪90年代后第叁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大。因此,本部分主要是对东盟国家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成功经验进行简要分析与概括,并通过评述,提取对中国有利可行的实践经验。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以下突破：第一,深入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在定性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第二,深入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本文从关联效应、传导机制等方面分析了FDI影响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同时将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规律与我国特定情况进行结合,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以及作用效果；第叁,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创新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制度建设层面,给出了我国外资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性转型问题,这种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本文研究发现从我国现阶段国情来看,FDI能够直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具体如下：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各产业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增长的惯性,外商直接投资对本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不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本产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即短期内第一产业、第叁产业利用外资会推动第一产业、第叁产业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增长的拉动作用需要一个很长的阶段才能实现；从吸收外资能力来看,第叁产业和第二产业吸收外资的能力较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系数R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大影响,但长期内影响作用有限。
张纪凤[10]2015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成为新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正从旧国际分工模式下注重“贸易”逐步转向新国际分工模式下更加注重“生产”,国际化生产成为连接国与国之间经济的“桥梁”。国际化生产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途径展开,FDI的流入和流出成为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对外投资政策由“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大国之一。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OFDI却屡创新高,逆势上扬。2013年中国OFDI流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078.4亿美元,位居美日之后,排名世界第叁。中国OFDI已经实现连续十一年的正增长,2002-201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8%。中国OFDI的飞速发展,给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上,指出企业OFDI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拥有某种所有权优势。然而,中国OFDI不仅包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行和下行投资,而且还包括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对于前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后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却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企业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却积极开展上行投资。“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系统整合了战略的资源观、产业观和制度观,极大丰富了传统的基于OLI范式的分析框架,为新兴经济体OFDI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本文借鉴“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结合中国OFDI的实践,研究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如何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指导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首先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特点,从母国的推力(push)和东道国的引力(pull)两方面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中国企业OFDI的动力机制既包括母国的推力,也包括东道国的引力。在母国的推力方面,本文基于“战略叁角”的理论框架,利用30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数模型,从企业资源、产业特征、制度因素叁方面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母国推动力。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R&D投入、企业出口能力、企业盈利能力和产业竞争程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显着正向影响,说明由研发能力、出口能力、管理能力共同构成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对企业“走出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道国的引力方面,本文在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微观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69个国家OFDI的国别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东道国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是逆梯度的上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与中国进出口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是顺梯度的平行或下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技术较先进以及从中国进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寻求是中国目前OFDI最主要的动因。其次,本文在R&D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动因及影响因素。R&D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目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对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文献综述基础上,介绍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实践,总结了其发展历程、动机、区位和模式。随后,本文利用101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77个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通过建立叁元选择Logit模型,从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海外R&D投资受东道国人均购买力和R&D资源禀赋的影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受母公司技术水平和东道国R&D资源禀赋的双重影响。最后,本文基于创新驱动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由于知识溢出存在地理空间的约束性以及知识的隐性特征,企业只有靠近技术创新源,才能成为知识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扩散的可能性,即便不存在垄断优势,技术追随企业依然会选择FDI方式而不是出口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本文在分析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四大机理的基础上,利用1985-2008年中国工业TFP、国内R&D资本存量和进口、IFDI、OFDI叁种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相对于IFDI而言,中国OF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寻求型OFDI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些因素是导致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的主要原因。本文立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博采各家理论之长,在继承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并探讨了中国海外R&D投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通过海外R&D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走出去”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我国境内FDI方式技术引进现象的研究[D]. 万晓宁. 上海海事大学. 2003
[2]. 公司税的外国直接投资效应研究[D]. 苑新丽.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3]. 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D]. 王杨.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4]. 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的空间效应研究[D]. 魏立强.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5]. 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与机制[D]. 李沁筑. 上海大学. 2017
[6].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研究[D]. 刘细良. 湖南大学. 2010
[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决定因素与对策研究[D]. 朱华.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8].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研究[D]. 王浩.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9]. 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性研究[D]. 杨安. 山东大学. 2013
[1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D]. 张纪凤. 东南大学. 2015
标签：金融论文; 对外直接投资论文; 产业转移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物流产业论文; 国外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国际投资理论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经济学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