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易学思想与清代易学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清代论文,思想论文,顾炎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06－0005－05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生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疾恶如仇，反对宦官擅权，批判八股考试。清兵入关后，积极投入反清复明斗争。起义失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遍游华北。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如在经学上，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注重确实凭据，辨别源流，审核名实，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①。顾炎武没有专门易学著作，其易学思想主要散见在《日知录》和《音学五书》之《易音》等著作中。
一、《连山》《归藏》非《易》，重卦不始于文王
易学史上，依据《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的说法，《连山》、《归藏》、《周易》并称“三易”，已经成为学界共识。而顾炎武反对《连山》《归藏》称《易》，认为只有《周易》称《易》，“《连山》《归藏》非《易》也”。理由之一，孔子于《易传》中，言文王作《易》，文王之前伏羲言画八卦而不言作易。他说：“夫子言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日知录》卷一)即言《易》者专指《周易》，不包括《连山》《归藏》。理由之二，以《左传》筮例为证，说明《左传》中凡引《周易》卦及文辞者，是为《易》，而引未见于《周易》文辞，则不是《易》。如《左传》僖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曰：“千乗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成十六年晋楚战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顾炎武看来，此二例，“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同上)
他对于《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之“三易”作出另一番解释。认为，称“三易者”，是“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犹之墨子书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燕、齐、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之名，以名之也。”(同上)也就是说，《连山》《归藏》不是易，是后人随《周易》而称呼之。顾氏力图通过辨析《连山》、《归藏》、《周易》名称之不同，以区分三部书内容之差别，无可非议。而对于周礼明言“三易之法”之“三易”解释，却不能令人信服。易，在古代是筮占通称。郑玄注“三易之法”之“易”曰：“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即凡是以蓍草占方法皆可称易。《连山》、《归藏》、《周易》皆以蓍草占，可称易。以郑玄解释，“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归藏》以七八占，《周易》以九六占。顾炎武对于“易”字的解释和以“易”字区分三易，失之偏颇。
另外，顾炎武提出重卦不始于文王，在文王之前已有重卦。其理由：其一，按照《周礼》记载，“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其二，以《左传》为据，“考之《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由穆姜“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者，不始于文王矣。”(同上)关于重卦问题，是易学史争论已久的问题。大致上有四种观点：(一)伏羲重卦。王弼、孔颖达等人主此说。(二)神农重卦。郑玄等人主此说。(三)夏启重卦。孙盛等主此说。(四)文王重卦。司马迁、班固、王充等皆主此说。前三种观点认为文王不重卦，第四种文王重卦观点影响最大。但随着考古的发现，尤其六位构成的数字卦发现和《归藏》六画卦的出土，证明了重卦不始于文王②。
二、卦爻外无别象，汉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
易象，指《周易》卦爻符号及其象征意义。按照《易传》解释，《周易》成书，是先有周易卦爻符号，后有文辞。文辞是根据卦爻之象而作，即所谓“观象系辞”。但是，观象系辞并非每一辞皆依象而作，也就是说，《易》作者观象系辞只宏观以象为参照作文辞，而非一一对应作文辞。如果《周易》成书是一象对应一辞，则当有相同象则有相同辞，反之亦然，有相同的辞则有相同的象。事实证明，《周易》文本并非如此。但是以郑玄虞翻为代表的汉儒夸大易象作用，坚信《周易》观象系辞是一一对应。以此出发，很难以象融通文辞。为了找到文辞对应的象，达到注经目的，则从《周易》以外寻找象。顾炎武对于汉儒取象的解易方法进行批判，提出了“卦爻外无别象”的观点，认为圣人系辞观象只观《周易》卦爻符号之象，而未取《周易》之外的象，孔子对于《周易》的解释也未增一象。他说：
圣人设卦观象而系之辞，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外，惟颐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飞鸟之象本之卦辞。而夫子未尝增设一象也。(《日知录》卷一)
依顾炎武的理解，系辞所观之象主要指“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卦之象。《易传》所言易象更无别象，也是指八卦之象。他以“颐中有物”和“飞鸟之象”为例，说明《周易》未取八卦之外的易象。《彖传》释《噬嗑》曰“颐中有物曰噬嗑”，本是讲卦象的，即噬嗑
本之颐卦
。颐卦象上下为阳爻中间阴爻，阳实阴虚，口颐之象。而在颐中加一阳爻为噬嗑。显然颐和噬嗑卦名本之卦象。但是颐上艮下震、噬嗑上离下震，这两卦象内外卦八卦为找不到口颐和颐中有物之象，故顾炎武以此否认这两卦卦象存在，认为颐字是口颐之义，噬嗑是口咬合之义，《彖传》释《噬嗑》言“颐中有物”不是讲卦象，而是从噬嗑卦名而来。《彖传》释《小过》言“有飞鸟之象焉”，也是如此。小过
中间二阳，上下分别为二阴，内刚外柔，似飞鸟展翅之象。但是《小过》上震下艮，也无法从震艮中见飞鸟之象，故顾炎武否认《小过》有飞鸟之象，认为“飞鸟之象”出自《小过》卦辞“飞鸟遗之音”、爻辞“飞鸟以凶”、“飞鸟离之”。
就其卦象而言，顾炎武认为《序卦传》和《杂卦传》有旁通卦和反对卦。他说：“《序卦》《杂卦》皆旁通之说。先儒疑以为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来’承《泰》之‘小往大来’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东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义也。《益》之六二，即《损》之六五也，其辞皆曰‘十朋之龟’。《姤》之九四，即《夬》之九三也，其辞皆曰‘臀旡肤’。《未济》之九四，即《既济》之九三也，其辞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对之义也，必谓六十四卦皆然。”(同上)可以看到，他所谓的“旁通”，不是虞翻的“旁通”，而是其“反卦”，也即孔颖达所说的“覆卦”。而其反对，是指由于两卦卦之反覆而爻位发生变换。由顾氏“卦爻外无别象”的观点，可以推知，无论是旁通还是反对不是强加给《周易》文本的，皆为《周易》卦爻符号固有的。
他从“卦爻外无别象”的观点出发，对于汉儒以象解《易》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汉儒离开了《周易》卦爻象求象，是“象外生象”。汉儒以象外之象融通《周易》，尤其以“象外之象”解释《易传》每个字，显然是背离了《周易》经传的本义，其结果必然陷入“穿凿附会”。他以具体事例说明之：
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湿、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岂知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之文人同其体例，何尝屑屑于象哉。(同上)
以上是顾氏引汉末虞翻解《文言传》。《文言传》解《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指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虞翻注“同声相应”曰“谓震巽也”，注“同气相求”曰“谓艮兑”，注“水流湿、火就燥”曰“离上而坎下”。注“云从龙”曰“乾为龙”，注“风从虎”曰“坤为虎”。在顾氏看来，虞翻之所以如此注《易传》，根植于《易传》中每一句话皆依象而立的观点。这种做法是不了解圣人“立言取譬”，不“屑屑于象”，从而远离了《易》之大旨。在这一方面，他非常赞赏王弼和程颐以义理解《易》方法，“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学之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同上)。
对待以象注《易》问题上，顾炎武明确反对汉儒采用互体卦变注经，如他说：“《易》之互体卦变、《诗》之叶韵、《春秋》之例日月，经说之缭绕破碎，于俗儒者多矣。”但他不反对宋儒程颐等人乾坤生卦的卦变说。他说：“卦变之说不始于孔子，周公系《损》之六三己言之矣，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六子之变，皆出于乾坤，无所谓自复姤临遯而来者，当从《程传》。”(同上)
而在互体问题上，春秋已发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有：陈侯筮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观
否
两卦内外卦皆无艮，观外卦巽变乾为否，否二三四有艮，艮为山，故言“风为天于土上山”。汉儒往往以《系辞传》“杂物撰德”、“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为据而论证易传有互体和互体的合理性。顾炎武承认春秋时使用，但他否认《易传》有互体说。他说：“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其说己见于《左氏》庄公二十二年：陈侯筮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是也。四爻变故。然夫子未尝及之后人以‘杂物撰德’之语当之，非也。其所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特就两爻相较言之，初何尝有互体之说。”(同上)
同时，他分析了朱熹注大壮卦不言互体。他说：“《朱子本义》不取互体之说，惟大壮五六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两爻为一爻，则似之也。然此又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体矣，大壮自三至五成兑，兑为羊，故爻辞并言羊。”(同上)按照顾炎武的观点，《大壮》六五言“丧羊于易”，有羊之象，本之大壮
两爻合为一爻，即初二、三四、五上为一爻，则为兑
。朱子言“似”是指“合两爻为一爻”。但是，先儒从未以此解《易》者，而互体早就有之，因此，他认为朱子此解还不如以互体解之。总之，在互体问题上，顾炎武既承认互体说，又反对《易传》有互体说，批判了汉儒将《易传》论述视为互体说之根据。
三、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
宋初易学与道教有着渊源关系，尤其宋儒所倡导的图书之学，多源于道教。南宋朱震在《汉上易传》中则详细记载了宋初图书之学传承，把道士陈抟诸种修炼图看作是宋初图书之学的源头。他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汉上易传表》)虽然我们不知道陈抟图书之学具体内容及与宋初图书之学有何差别，但是可以从朱震记载中看到：宋初刘牧言河图洛书，邵雍言先天后天图、周敦颐言太极图，皆传之自陈抟。由于南宋朱熹作《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认同刘牧的河洛之学、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图学，认为图书之学是易学源头。自此，图书之学成为宋易中的显学，凡言《易》者，无不言图书之学。在宋儒那里，太极图、河图、洛书及先天图在伏羲时代已成存在，后世《周易》则是继承了伏羲易学而形成。图书之学则成为宋儒谈论易学起源和解释《周易》的重要工具。顾炎武以儒家立场检讨了宋儒图书之学。他说：
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日知录》卷一)
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二章，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所不可遗，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同上)
往者，顺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验，顺以考之于前也。知来者，逆变化云为之动，日新而无穷，逆以推之于后也。圣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作为《易》书，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谓之逆数。……若如邵子之说，则是羲、文之《易》已判而为二，而又以震、离、兑、乾为数已生之卦，巽、坎、艮、坤为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强孔子之书以就已之说矣。(同上)
在对待图书问题上，顾炎武以“庸言”“庸行”儒家易学中表现出的实学精神，反对图书之学。认为图书之学穿凿附会，与儒家易学相违背。他又从《易传》出发，说明邵雍等人文本解读的失误。如《系辞传》言天地之数、太极生八卦之数所说的是易数，而不是言图书之学，更非“专以象数教人为学”。又如对于《说卦传》“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的解读，采取了义理方法，反对邵雍先天卦图。他认为，数往者是指发生过事情，可考可验，知来者逆是未发生的事情，推知后来之事。即所谓“已然者为往，往则有顺之之义焉；未然者为来，来则有逆之之义焉”。而邵雍则解读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构成的伏羲先天图，“以震、离、兌、乾为数已生之卦，巽、坎、艮、坤为推未生之卦”，已经把“羲、文之《易》已判而为二”，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孔子。他特别区分了儒家易与道家易。“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他以儒家易为正宗，以道家易有悖于以“寡过反身之学”为内容的儒家易学，极力贬低之，视道家易为“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的方术应用之学。
四、复程朱之书以存易
顾炎武反对朱熹倡导的图书之学，却不反对由朱熹订正的《周易》文本，对于朱《周易本义》给予很高评价，提出“复程朱之书以存易”的观点。“复程朱之书以存易”，是说回复程、朱各自不同的文本，孔子儒家易学得以传世保存。这一观点是针对长期以来《周易》文本编次混乱而提出的。
顾炎武论述了周易文本的演化，认为，文王、周公作《周易》为上下两篇，孔子作《易传》十篇，汉代武帝独尊儒术，《周易》与《易传》合称《易经》，被列为经学，作为官学的《易经》十二篇。但是“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同上)，致使后世经传不分，《周易》文本失去原貌。朱熹作《周易本义》依据吕祖谦《古周易》而厘定之，“乃复孔氏之旧云”。然而，“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殽乱。”(同上)因此，顾炎武对于明代《周易大全》版本混乱予以猛烈的批判：
《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竞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同上)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明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盭，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渖之书，而易亡矣。(同上)
在顾氏看来，明代易学研究出现问题，走向歧途，首先在于使用《周易》版本错误所致，即汉儒分传附经，朱子定正而作《周易本义》拨乱反正。明代官学易以经传相混的《程传》割裂朱子定正《周易本义》编次，使《周易》经传再次失去了本来面貌而陷入混乱。然后，他把矛头指向官学易。明初撰《周易大全》专取胡一桂、胡炳文、董真卿、董楷等人注释，而排斥他人的解释，是以偏概全。因此，他把包括《周易大全》在内的《四书五经大全》视为前人研究成果的大杂烩和“无非窃盗而已”，其危害“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出现了“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以此作为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教材，不仅误人子弟，而且废弃了经学，“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才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日知录》卷十八)他感叹曰：“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后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同上)顾炎武批判的重点由批判明代立于官学的《周易大全》版本和内容，进而批判明代科举制度。因此，他把恢复被《大全》割裂的朱子《周易本义》看作是当时易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提出“复程朱之书以存《易》”的思想。
五、顾炎武易学与清初易学转向
处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通过对汉宋易学的检讨，提出了重卦不始于文王、卦爻外无别象、图书之学为道家易等重要的观点，彰显顾炎武以复古和辨伪为主要内容的易学特色。所谓复古，是尊重和回归《周易》文本原典，如他作《易音》，以“《易》周秦之为正，质验字旁，分者并之，合者离之，使古书无二音，然后得复其旧”③；在《日知录》中以旁通互证方法，求其古义，力图返回《周易》文本和孔子儒家易学那里，《周易》文本所固有的和孔子儒家的解释是易学本来的面貌，凡是符合《周易》文本思想和孔子儒家解释的是真正的易学，如八卦之象、旁通之象、反对之象、程颐卦变说及朱子《周易本义》编次符合古易，则予以肯定。所谓辨伪，是以《周易》文本和孔子儒家易为依据，对汉宋易学以及明代《周易大全》进行检讨和批判。凡是不符合《周易》文本和孔子儒家易学思想皆为“穿凿附会”之学。如汉儒象外求象、宋儒以图书之学解《易》、明代《周易大全》割裂朱子《本义》，不符合《周易》文本和孔子儒家易学，故极力反驳之。顾氏的易学复古和辨伪所提出的易学观点，未必完全符合先秦儒家易学，但确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正是这种易学复古和易学辨伪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求实精神和考据方法，引领了清初全新的易学思潮。自此，易学研究开始转向，易学考据之风和汉易复兴已成为清代易学的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明清朝代交替，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清初帝王针对明代官方撰修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所存在的撮合拼凑、同异互存、繁冗芜陋之弊，兴起编撰经学图书之风。就易学而言，明以《周易大全》为官学，顺治帝命傅以渐编《易经通注》，康熙命牛钮撰《日讲易经解易》、李光地编《周易折中》，批判明代的《周易大全》，独尊程朱易学，兴宋代义理之学，程朱易学成为当时易学主流。在此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包括易学在内的经学上倡导复古尊经、批判晚明宋学之风，从而兴起了一股重实学、反宋学思潮。顾炎武成为清初这一思潮和清中后期恢复汉学的开拓之人。他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即朴实的考据方法，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对吴、皖考据派之形成有深刻影响。对于顾炎武等人为清经学所作的贡献和对于清初易学的影响，清代后世学者多有论述，如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之《黄宗羲》、《顾炎武》传末附江藩与某人关于黄宗羲与顾炎武评价问题的讨论，其中对于顾炎武评价如下：
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汩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自梨洲起而振起颓波，亭林继之，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④
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⑤
二君以环异之质，负经世之才，思见用于当世，垂勋明于来叶，读书论道，重在大端，疏于末节，岂若保残守缺之俗儒、寻章摘句之世士也哉！然黄氏辟图书之谬，知尚书古文之伪，顾氏审古韵之微，补左传杜注之遗……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⑥第一段和第三段是某人发问江藩关于顾炎武时的论述，第二段是江藩在回答某人问题时的论述。王喜孙跋也有类似的评价：“至若经史词章金石之学，贯穿勃穴，靡不通擅，则顾宁人导之于前，钱晓征及先君子继之于后，可谓千古一时也。”⑦梁启超的评价也不亚于前人，他称顾炎武为清学“黎明运动”的第一人⑧或清儒经学筚路蓝缕之功第一人⑨。这些评价主要集中于在经学上的恢复汉学学风、习古经古音古义、批判陆王宋学及对于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这个评价用于易学也不为过。在清初程朱易学占主流的背景下，顾炎武敢于逆时势而动，运用考据方法，提倡易学古音古义、反对图书之学，对于当时和清中后期易学考据之风形成和汉易复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不愧为是清考据之学的“第一人”和先行者。
但是，我们应该指出，虽然顾炎武反对宋易图书之学，但独尊朱熹；虽然提倡复古尊经，存朴实之风，却反对汉儒以象解《易》，故他的易学与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人还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他对于宋易的批判不彻底，还有一定的保留，而对于汉易未持肯定态度，故其易学复古是回归原典而不是恢复汉易。这是前人评价中所未论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换句话说，前人评价更多关注的是顾炎武的贡献和影响，而未就经学研究中具体问题加以分析之。
注释：
①关于顾炎武对于经学古音研究，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四卷第八十六章《顾炎武：清代考据学的先行者》。
②详见拙作《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
③李光地：《顾宁人小传》，《榕村全集》卷三十三。
④⑤⑥⑦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2页，第133页，第133页，第134页。
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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