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西部论文,经济发展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过程中合理与不合理因素、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并存造成中国地区差距原因的复杂性。目前国内学者对地区差距问题所持态度大体为三类：（1）主张控制与缩小差距，以西部人士居多， 亦有少数东部学者；（2）认为缩小差距不可操之过急， 否则将损害国民经济增长效率，以东部人士居多；（3 ）主张在全国经济一体化中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使差距自然得以缩小，具有中立的性质，亦以东部学者为代表。对待地区差距问题不同的理论主张将对区域政策的制订产生不同的导向作用。
一、现行增长理论对经济现实缺乏合理解释
新古典主义选择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用人均资本的增加和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区域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加投资。现实中既存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也并非外生。同时，新古典主义由“要素自由流动导致要素收益均等化”的药方显得难以在由于人口压力巨大，客观上不具备人口充分自由流动条件的中国奏效。国内学者杨开忠认为对资本的有效需求不足才是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限制（杨开忠，1996），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新古典主义投资决定的论点。
循环累积学派则向不发达地区显示了一幅更加暗淡的前景。增长极理论和出口导向说是该学派殊途同归的两个学说。增长极理论认为发达地区条件优越，经济优先增长。这种增长一旦开始，就会在集聚力量的作用下增长得越来越快，产生累积性增长。由于区域增长过程中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因此“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差异”（缪尔达尔，1957）。出口导向说认为发达地区以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产出的高增长，区域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同样具有循环累积的性质。
经济发展史表明：区域发展往往是此起彼伏的。现行的增长理论对现实缺乏合理解释甚至与经济现实相冲突：新古典主义用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而不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认为有规模经济就会有市场失败，而经济现实表明纯粹市场加上公司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的潜力（杨小凯，1996）。鉴于此，人们转而寻求对经济增长更加合理的解释。
二、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
1.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竞争在分配资源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率的进步作用是经济学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即分权市场和劳动分工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两轮。新古典主义发展了斯密分权市场作用的思想，却丢弃了斯密劳动分工作用的思想，这使增长理论误入歧途（Schultz,1986）。
杨格于1928年发表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现已成为新增长理论的经典文献，它使增长理论复归到古典经济思想所指示的方向上。杨格指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不应该是外生的，而应该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卷入市场产品种类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新企业的出现，生产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收入的增加，人均资本的增加都是劳动分工加深的若干侧面（A.Young,1928）。
2.80年代以来增长理论的发展
舒尔茨推进了杨格的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强调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与竞争的市场可以通过企业家的组织活动而相容。他认为以往对于分工的理解过于狭窄。实际上，专门的企业家、专门的教育、专门的科研是分工更重要的方面，他强调分工的好处主要是在加速知识积累方面（Schultz,1986）。
施蒂格利茨建立了一个用以解释生产中的专业化学习和学习的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
将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相区别
（Stiglitz,1986）。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与专业化加速知识积累、技术的作用有关，所以人力资本问题实际上属于用经济组织结构演进解释增长的问题，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因素（Lucas,1986）。
专业化经济学和比较利益说共同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剩下比较利益说，而比较利益说在解释国家贸易现象时的局限性受到广泛的批评。赫尔普曼、克鲁格曼指出很多没有比较利益的国家（如资源结构类似、技术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很大，而且国际贸易越来越朝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发展，这意味着同类产品的细目上国与国之间有了更细密的分工，
贸易能使双方获益
（Helpman.E and Krugman,1985）。
迪克里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的D—S效用函数把商品描述为按层次不断细分种类的系统。人类偏好于细分种类的增加。如果生产中有规模经济，则均衡会使每一厂商生产一种与其它产品在细节上不同的产品，而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局面，这种局面虽有垄断的坏处，却有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
鲍莫尔（W·Baumol ）等人的竞争市场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使完全竞争不可能，但是只要有自由进入，即使一个部门只有少数生产者也足以使价格接近成本。
杨小凯对新增长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首先对专业化、规模经济和分工的概念进行了澄清，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专业化是对个体而言，规模经济是对企业而言，多个个体专业化于不同的活动上的形成分工，多样化与专业化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分工越发达，多样化程度越高。因消费是偏向于多样性的，故分工的深化，促进了专业化经济与多样化经济的发展，使贸易依存度上升。杨小凯将分工划分为三种类型：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基于规模经济的分工和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在这三种类型的分工中，他认为基于专业化的分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分工类型。因为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可以由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发展而来，而规模经济也与专业化有关。他建立了一个描述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模型。与以往的生产函数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技术关系不同的是，杨小凯的生产函数描述了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的关系。这种生产函数加上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和交易费用，可用来描述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关系达到边际好处等于边际费用时会达到某种均衡，如果有自由进入且没有固定费用，则这个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这个竞争均衡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差别是它不但决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决定一个最优的经济组织水平。可以用均衡的贸易依存度表征这一水平，它是交易效率的增函数。即交易效率提高，均衡分工水平（贸易依存度）上升。反过来交易规模扩大，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扩大均衡分工水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正反馈系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的发达保持高效率的刺激（杨小凯，1996）。
三、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认识上的误区
1.误区之一：不发达地区只能与发达地区开展垂直分工，以初级产品与后者的加工制成品相交换
按照传统的分工理论与贸易理论，不发达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技术落后，似乎只能成为低价原材料的提供者和高价制成品的接受者；计划经济时期，短缺普遍存在，垂直型分工在区域间具有自然性和合理性；“全国一盘棋”思想下，区域没有自己的利益可言，经济落后的资源型省区必须服从、服务于全国的大局，这些主客观原因造成不发达地区对于分工角色定位的认识与操作上的误区。但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来，区域经济实力普遍增强，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供给不足转向有效需求不足，商品相对充裕，各个区域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人民消费水平普遍提高，消费偏好趋向于多样性，这些都为区域间开展水平分工创造了条件。
2.误区之二：增加不发达地区稀缺生产要素（如资金、人才）的供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
根据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由储蓄率及由此转化的投资率决定，不发达地区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人才浪费现象严重这一事实本身就使通过增加要素供给解决问题的思路不能成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不发达地区生产要素不能充分就业，盲目地增加要素供给，只能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有效需求取决于投资能力、经济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及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的多寡。只有满足有效需求的供给才能成为有效供给，反之则是无效供给。增加要素供给，体现了用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来源的思想，造成了认识与操作上的误区。
3.误区之三：资源转换战略是资型省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
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战略的制定要以市场为出发点，在市场上能够找到买主的产品才能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而资源转换战略显然还停留在产品经济的思维模式上，况且这种战略也未将实现转换所要求的各种条件，如资源组合、制度创新、组织演进、环境成本、生态代价等考虑在内。资源转换战略根据其制定者的意图实际上是自有资源优势转换战略，自有资源的转换无疑需要与之配套的社会、经济资源的供给。否则，转换难以实现。而社会、经济资源短缺使不发达地区难以实现从资源优势到产品优势的跨越。加之上述的其它条件在西部地区也远未具备，在自然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跨度。正因为如此，资源转换战略收效甚微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不发达地区发展思路的重新定位
1.主动参与、积极创造自身内部及与发达地区的分工
分工是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和层次为基础的，一般将分工划分为两类：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前者是指初级产品和加工制成品的分工，后者是初级产品之间或加工制成品之间的分工。垂直分工的企业间存在着很强的前、后向联系。这种联系具有正负双重作用：向前具有供给推动或资源约束的作用，向后具有需求拉动或需求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进行垂直贸易的双方因贸易地位的不对等，贸易的结果必然是一方受损一方受益。若输出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则无论顺差、逆差都将承受国民价值的亏损，出口越多，实物资源的流失越多，国民价值的亏损越大（王新奎，1993）。鉴于直接垂直分工在区域发展中能引致巨大的伸展力，故应尽可能将此种分工留在区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培植区域自立成长的能力。不发达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与相对发达地区开展水平分工，以特色产品和优势产品占领市场。通过专业化和规模经营，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对于不发达地区分工并不只是意味着被动地接受，而应主动地去参与并积极地去创造。从区域经济现实来看，发达地区有自己的相对外围，不发达地区也有自己的相对中心。经过新中国成立几十年的发展，西部，特别是西部的一些大中城市已有了相当的工业和技术基础，特别是在传统产业技术已经很成熟的情况下，西部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与东部地区开展水平分工，既可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又有助于全国生产力分布的合理化。
2.分工应兼顾资源优势、市场需求及环境约束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生产出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资源和市场对经济增长缺一不可。同时，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展开的。资源、市场和环境是确定发展何种分工时三个必须考虑的因素。资源条件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拉动，优美、适宜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对投资者与居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不发达地区，往往自然生态脆弱，或干旱，或高寒。环境本身的条件对产业的选择具有限制性。一个地区，即使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未必非得走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化之路，迁就资源不顾其他的做法可能使其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丧失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故分工选择的思路应是：资源条件允许我选择什么来发展？市场需求如何？哪些产品需求弹性大，生产率上升快，发展前景好。把满足上述条件的产业或产品选出来以后跟现实的及潜在的竞争对手加以比较，在考虑了环境制约以后确定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作为分工的对象。
3.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为分工的深化开辟道路
不发达地区往往人口和经济活动稀疏，造成高额的行政管理成本。中国的不发达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地区，干部配备的比例远高于其它非少数民族地区，行政支出大，经济地域结构的组织更接近于克里斯泰勒中地论中的行政原则（K＝7）模式，行政部门多且普遍冗员，投入、产出效率低，对经济过度干预构成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抑制了投资和创新活动，损害了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目前不发达地区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市场化改革，已经对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因此，不发达地区更需要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应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突破口，改变个人利益缺位的局面。学会懂得承认和尊重个人利益，因为这正是激励机制有效的基点。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投资，鼓励创新，经济活力由此而生。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改善投资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优质服务，而不是设置重重障碍。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疑是社会公正、经济公平的必要条件。
4.建立产业综合体，形成合力，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组建产业综合体，即把具有紧密的纵向与旁侧联系的企业作地理上的集聚。不发达地区靠单个产品无力与发达地区相抗衡。而通过组建产业综合体，情况会有所改观。组成产业综合体的产业群由驱动产业、支持产业和专业化基础设施组成。驱动产业作为产业群的主导产业，通过强大的后向联系，带动产业群中一系列相关产业（支持产业）的发展，并在消费和投资领域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