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研究，在我国还属于正在开垦的处女地，无论从理论经济学角度还是从现实经济问题上的研究，均是如此。笔者对于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立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应该是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混合经济的制度安排。以下分十八个问题分别阐述。
一、福利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传统经济学认为，福利经济学研究应源于边沁的功利主义。我以为：古代世界知识的各条之源流，都在希腊汇合起来，一些惊人的天才把它从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而加以澄清，从而导入更加有成果的途径。直到今天，这些思想仍然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福利思想的追溯，我们也必须到这里去寻找。
公元前6世纪，爱留西斯的秘密祭仪， 描写了秋天的耕种和春天的新生和成长，并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这种巫术仪式用以求得土地的丰产和居民的兴旺，〔1 〕看到了人类本能具有的追求福利与增加福利的欲望，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中记载了交换的不公平所引起人们的福利变动：用牲畜代替货币，一个女奴等于四条公牛，一个铜制的三角鼎等于二十条公牛；公元前594 年梭伦认为“没有一种行业会降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职业无贵贱之分”已蕴含着人类追求平等的愿望应该受到尊重和应该得到社会承认的福利观念；色诺芬的《经济论》中不仅可以看到物品的交换功用，而且他也懂得交换的目的，一是在于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二是为了增加人的“潜在福利”（他以笛子和农产品价格为例说明）；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将其福利思想进化了一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论述了公平这一道德范畴，表明了他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天才见解。
古罗马时期的经济福利思想，显然比古希腊又进了一步。奥古斯丁提出了自己的公平价格概念；阿奎那继承了这个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公平价格论。上述一些思想，显然都早于边沁。当然，对于福利思想的挖掘，我们还不应该丢掉穆勒父子和杰文斯的贡献。因为老子詹姆斯·穆勒将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同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个人或公众均应该得到幸福，因此现实生活要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结合；儿子约翰·穆勒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凡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将政治经济学当作快乐和痛苦的微积分学，并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使幸福达到最大程度。
关于经济福利的思想，我是建立在福利即幸福和利益的定义前提之下的，对福利看作是快乐的同义语的提法不感兴趣。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其后的新旧福利经济学派的各种思想，不在这里阐述范畴之内。
二、中国经济的价值判断 传统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价值判断的科学，而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显然应该放在现实层面上进行研究，所以，研究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需要对中国经济进行价值判断。按照马克思所说：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这样，我们就需要对照中国经济去观察其整体，在伦理学、艺术、哲学的帮助下，寻找其内在的、潜在的某些关联和相对一致的一些原则，并且在超越经济学自身的天然领域的同时，对当代思想中的个别领域以及如同神学家用来表示自己的信仰所界定的某些教条进行批评。
首先，陈述自己的价值观。（1 ）我不赞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观点，也不赞同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更不赞同“双文明”标准，而是赞同兰格的观点：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2 ）对于价值论的理解，认为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各说对了一半，二者“合二而一”才是对的。例如，一件美丽的裙子，在男人穿裙子还没有形成时尚时，对于男人的效用（使用价值〔2〕）是零， 但我们无法否定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认为，劳动价值论过分强调原因和动机，效用价值论过分强调效果。（3 ）所有制问题不再是讨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羁绊，因为它不是商品经济存亡的依据。（4 ）社会主义经济要解决社会规范和人的行为的规范的设计，这是使人类获得更多福利的有良知的人和政府的共同责任。（5 ）当今世界的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紧迫任务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治理与引导，尤其在中国，建立“有良心和理性的法庭”显得十分重要。（6）人类要追求经济生活上的节省， 追求帕累托的理想状态，追求更多福利的获得，就要用人类之爱去赦免自身的罪恶并拥抱自己的灵魂，因此，经济学研究要回到最高层次：人和人类之爱的问题。（7）研究中国经济悖论， 在研究经济悖论中促进人的价值观念的转移。（8 ）经济学在设计人在现实社会的规范行为时要体现人的自由意志。（9 ）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要接受如同宗教用科学精神进行变革一样的事实。
其次，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判断。（1 ）中国经济如果按着良性发展的轨道继续下去，避免左右摇摆和减少失误，用不了50年，表现在国民福利水平上，将超过发达西方国家的现在水平，这可从我在《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一书中的第十章得到印证。〔3〕（2）中国不能使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必须打牢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3 ）中国经济发展有时显得力量不足与中国经济缺少向心力有关，缺少向心力与缺少凝聚力有关。（4 ）科学和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它们的转化需要条件，现实中，生产关系调整则表现为“第一生产力”。（5）对“休克疗法”不应望而生畏， 文化大革命、农业合作社运动都是一种休克疗法，何况类似的做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都为英国的振兴出过力。（6 ）国家的社会选择与国民的个人选择——追求福利最大要表现出“同步跟踪”，国家要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其“自动耦合”的最好选择应该是混合经济制度，其理由在此不赘。（7）关于体制变革， 首先要发觉现存经济体制不合理和不公平之处，让人们自觉地去发现“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化为痛苦”在何处产生，通过人们意识和观念的更新去实现信念的解放。（8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取决以下要素：一是要有有效率的政府；二是突破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所形成的桎梏而产生的社会积淀，呼唤理性支配经济行为的人性的复苏；三是加快乡镇企业和私人（营）企业发展步伐，对国有企业形成合围之势，迫使国有企业提高效率；四是凡事求“真”，诚实与忠厚在中国应该光大。（9 ）法制与政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是政府行为为国民提供的公共物（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加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较之强化经济发展的基础显得更重要。
三、马克思的经济福利思想 在马克思的所有专著中，没有关于经济福利的论述。但是，我们必须对其福利思想进行发掘。首先，从马克思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他的经济福利观。例如，他从德国农民的“林木盗窃案”和细分地产问题以及摩塞尔农民状况与官方的论战，虽是他从法律转向经济学研究的直接诱因，但可以看出他为大多数人谋求福利的愿望。从他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同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经济福利的伦理观。其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把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视为同步也可以看到他的福利思想，尤其他认为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劳动者的非人格化是对劳动者福利的剥夺。在此，我们不讨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分配问题所作的六项扣除的正确与否，但这确实是马克思的福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从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中也渗透出他的福利思想。因为他是带着为人类福利的增进和平等的愿望来从事人学理论研究的，这也是他放弃《资本论》写作的原因；他的卡夫丁峡谷的跳越的设想指出了历史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也是他的福利思想的一部分。再次，从收入分配可看出马克思的平等观。在他的大量著述中，不止一次地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现象，例如，《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等著作。
四、经济体制与经济福利 我国的经济体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传统体制、双轨制体制和改革后的未来的经济体制。以传统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例，决策系统是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根源，也是企业职工福利水平低下的根源；信息流的纵向性容易对企业生产形成阻滞，劳动者思想迟钝、创造精神倍受压抑则直接影响精神上福利产品的获得；动力系统则表现出缺少刺激和利益上的差距而使劳动者的经济行为缺少内在推动力。所以，表现在无法解决利益冲突、灰心多而激励少、困难的个人选择、高效率与社会主义伦理原则上的矛盾、个人和企业及政府经济行为的不协调等诸方面的矛盾都是传统体制使职工获取福利最大的根本痼疾。双轨制体制时期所必然出现的过渡性症状而引起的阵痛在各种体制运行中所表现出的优缺点也是不一样的：承包制造成国家和地方财政的空壳，国民在宏观福利获取上受到损失，国民在微观福利和工资获取上虽略有改善，但也未必达到最大。从体制变迁方面看，它虽属委托代理关系的变种，仅在经营方式上同传统体制有所区别，但在产权归属上不发生改变，所以，在国民福利的获取上，与传统体制相比，仅有微小的改善与进步。股份制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若恪守工资与福利最大化的生产目的，则国民福利水平理应获得明显改善。未来的经济体制，若选择混合经济体制，国民的经济福利则取决于国家的“公共经济”构成状况、执行的力度和对私人经济的调节状况。混合经济制度是未来经济社会的一种公共选择，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这种体制下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行为上与社会规范具有适应能力，国家很少支付关于这方面的择一成本，正确的政府行为的先导和示范作用的客观效果为国民宏观福利的增加创造了前提。这是因为在“公共经济”中政府调节行为的目标都是朝向资源配置趋于合理的。如果把福利的要义扩展到包括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方面，那么在该体制下的劳动者个人也不是“简单的生产工具”，个人的选择自由更包含着除了物质状况的改善的机会增加而外，劳动收入与闲暇的替代的自由选择同样意味着精神福利的增加。
五、福利的来源与构成 福利分作广义的社会福利和狭义的经济福利，这里侧重经济福利。我们承认传统看法：福利最优与资源配置最优紧密相关，所以，把资源配置的优化看作是福利获得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对于福利的判断就要考察资源配置价格。此外，微观福利与企业的内外部经济有关；宏观福利与第一次资源配置有关。直接的逻辑后承则涉及到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因为第一次资源配置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有部分产品和物品），而收入分配则是第二次资源配置的直接结果，也是福利获得的手段。
福利的构成总是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也可以将经济福利加以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的划分。人们对于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获得的多少，即衡量获得福利的多少，其标准应该是生活质量。对于公共产品的构成还有一种可以定义为拟公共产品（例如，人们对于公正、法律、秩序的享用），这也是人们精神福利的构成部分。
经济福利的获得总是与经济效率有关，因此，讨论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时就要研究其优化的理论条件。为简单起见，我们规定：资源仅有劳动L和资金K，产品只有X和Y，将计划P和市场M看作两部门，U 表示产品在消费时能够获取的效用和满足程度，W表示社会福利。 则社会福利的优化为下式：
MaxW＝MaxW（U[,p]，U[,m]）对于上式的实现，满足
即要求x产品的边际劳动产量与边际资金产量之比等于y产品的边际劳动产量与边际资金产量之比，满足
即要求P中的x与y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M中的x与y的边际效用之比。这个条件纯粹是出于混合经济的考虑。满足
即要求边际劳动的x产品量与y产品量之比等于计划部门P的边际x产品量的效用与边际y产品量的效用之比。这里是针对侧重P部门。满足
即要求P部门的边际x产品的效用与M部门的边际x产品的效用之比等于边际P部门效用的社会福利与边际M部门效用的社会福利之比。〔4〕
对于福利产品获得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收入、财政、就业、保险政策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影响；政治变动的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手段的影响；内部与外部不经济的影响。
六、福利与经济行为 我们仅考虑三部门经济状况，即研究政府、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对福利产生的影响。
首先，政府干预经济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引导市场促进公平竞争；二是指导企业行为；三是制定政策法规，保护资源；四是调整和控制国家宏观经济；五是确立经济发展的公共目标。上述五个方面对宏观福利和微观福利均产生影响，而且这些影响都是间接的。政府行为对福利产生的影响直接上最重要的表现要算生产关系选择，其次是投资方向选择（不排斥企业是投资主体），再次是产业结构调整。不容忽视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的协调及其他们具有政治倾向的行为选择对福利产生的影响。
企业行为对福利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决策、信息、动力、管理结构方面，这是由经济体制和企业的运行机制决定的，结构是否合理则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影响职工的福利，它是企业采取行为的依据，企业的投资方向选择与产品结构调整是连在一起的，它对福利产生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容易忽视的则是企业家行为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现实中最基本的手段是搞多种经营。
个人经济行为应该是在个人可支配收入范围内作出决断的。个人作为消费者，其福利的考察不能忘却消费者主权和注重消费者剩余的心理状态；个人作为投资者，其福利不仅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有关，而且与福利刚性也有关。明显不待言的是，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分析是以追求效用最大为基本目标的，这就离不开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的基本工具，当然也不能违背“最小遗憾原则”。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个人经济行为与社会规范必需具有适应性，否则，个人行为就会出现非理性。
七、福利与生产 我们讨论福利与生产的关系，是将企业生产目的建立在追求工资与福利最大化前提之下的。这是因为追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容易导致唯生产而生产，何况提高生产力水平只是间接获得福利的手段。同样，企业追求利润最大也不会直接转化为福利，值得注意的倒是现在的企业已把在发展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作为恪守的目标准则。这里，我们不排除国有企业在追求工资和福利最大化时存在诸多障碍，包括企业制度、管理方式、分配手段等。〔5〕
八、福利与消费 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应该在生产环节的前面。对于消费最优化的讨论离不开消费可能线与消费函数的建立，消费者均衡与生产者均衡是并行不悖的。现实经济中重要的是居民家庭开支的模式对福利变动的讨论。劳务消费与国民福利的增减尤为得到重视，否则，研究消费最优与福利最优则会片面。至于消费最优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合理比例的确定、健全的市场信息系统、如何提高国民消费管理意识、消费中存在着适度的“推力”和“拉力”的确定、如何降低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如何调整国家的和地区性的消费结构，则是在研究中不容忽略的问题。
九、福利与经济管理 这是一个既容易想到又不容易说明白的问题。无论微观管理还是宏观管理，都必须恪守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因为经济管理与经济福利是间接相关的。按横断面进行微观分析，销售、生产、人事任用与训练、工资制度、财务管理、成本分析等方面都对福利产生影响；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实现均衡是讨论宏观管理对福利产生影响的假定条件，其侧重点则在投资需求管理方面（公共工程投资则留在公共物品的讨论中）。
十、福利的损失与补偿 无论是经济福利还是社会福利，其损失是经济出现的，尤其在垄断条件下，超额利润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平等的社会收入分配更会带来多数人的福利损失。在研究补偿办法（预先知道损失原因）之前，必须先理出经济福利的判定与改善的环境。例如，旧福利学派则强调NI作为改善和判定方法，新福利学派的卡尔多、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则另有一些补偿建议。我国在混合经济体制条件下用“纯经济福利”（NEW）去度量并以此求得福利改善不行， 因为毕竟福利具有相对性，GNP不可靠，GDP 也不可靠， 比较起来倒不如NI的年增长率更实在一些。在我国，研究福利补偿必须以资源配置失调作为重点来研究此时政府和企业的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的办法。
福利损失的补偿办法一方面需要宏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经济增长去实现。尤其须知，在我国科技进步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制度和意识形态调整则明显地表现为增长的充分条件。值得关注的是卡莱斯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理论对于市场经济构架下的中国经济仍然有着指导意义，尤其是他在劳动供给有限和劳动供给无限条件下的讨论和所建立的模型。
十一、经济福利增长的障碍 在我国，阻碍经济福利增长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莫过于企业的制度安排。除此之外，难兑现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原则、企业的内部和外部不经济、非资源配置的“X 效率”的低下、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相悖、提高劳动效率途径的狭窄等方面，皆是构成因素。在研究障碍的同时，离不开对中国经济悖论的研究。例如，我国存在的所有制悖论、现代企业制度悖论、经济文化悖论、经济效益与经济道德悖论等。
十二、关于平等与效率的讨论 在我自1986年踏入福利经济学这块艰难的领地以来，利用前5年时间， 集中研究了福利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平等与效率。笔者有意将福利经济学从规范经济范畴导入实证经济范畴。对于平等与效率这个两难命题作出过同步增长的数学模型；利用模糊数学方法对我国建国以来长达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作过效率分析；针对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客观经济局面，从价值的物化形态、流动形态、潜在形态提出过若干合理性的措施；建立过平等与效率的选择标准和应遵循的理论原则。所有这些，对于今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工作者来说仍然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平等的问题已经和正义的概念相接，手段上的效率原则也是从属于手段上的正义原则的。帕累托最优中的帕累托改善（即假定相对于状态S[1]，在状态S[2]中至少有一个人的状况严格优于其在状态S[1]中，而且其他人的状况不变，从S[1]到S[2]的变动M[1]是一个帕累托改善）针对中国经济大有进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借鉴意义。
十三、社会福利函数与福利指数及福利惯量 作为对社会福利的衡量，作为对社会福利的改善与补偿并寻找其办法，建立社会福利函数显然有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变革的变动时期，对于社会福利函数的使用又受到限制，所以，现实一些的做法则是从宏（中）观和微观角度构造福利指标的影响变量体系更直接。具有可操作性和构造福利指数会起到与物价指数同样的作用。因为福利和工资与消费一样，具有不可逆性质，因此，我提出了福利惯量的概念并找寻出度量方法。这就是将NI看作一个质点系，寻找出与福利相关的质点，定义出转动轴将诸质点绕NI旋转，这是从刚体转动的动量矩中得到的启发。
十四、政府行为的补充——公共产品与福利 众所周知，公共产品是为国民服务的，它对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重要的，而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政府行为的一部分，所以，政府行为本身则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建国以来近五十年的历史事实说明，我国公共产品的提供有过酸甜苦辣的表现。探讨公共产品与国民福利的关系，为国民提高生活质量、营造闲暇替代工作的氛围、调动劳动者的工作兴趣、寻找并理出公共产品所表现出的平等与效率的内涵，这将为政府行为提供依据，同时也是政府的职责。其目的是想说明：有效率的政府会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有效率的政府会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福利。
十五、福利与社会保障 在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中，这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农村那一块自不必说，就企业而言，过去我们是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六项扣除去作并将企业利润全部由国家拿走，而现在国家又无力支付每年近千亿的职工养老保险。这种矛盾对社会安定将构成不稳定因素。除了国家统筹与建立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之外，还有更可行的措施吗？这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十六、社会主义经济福利与次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仅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参照点，理想状态毕竟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中国，都应尊重次优理论的事实。尤其是我国，更应该以第三位优作起点。第三位优则是指对帕累托最优有较多的限制因素，信息相对贫乏，在信息获取中需支付较多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情形。我以为：我国应在信息获取的机会平等、消费平等、税收平等、外部经济环境平等方面构建第三位优条件下的平等原则；在信息畅通的前提条件下调整生产关系，建立生产最优和消费最优原则作为第三位优条件下的效率原则，以此作为提高国民福利的途径。
十七、中国与福利国家 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综合方面看，社会主义经济应带有福利经济性质。英国以及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都具有福利国家性质。一些福利经济学家也曾对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作过讨论（例如勒纳等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也曾对作为福利国家的英国作过“英国病”分析。那么，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也是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欲望和意愿，这里也不排斥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想法。自然产生的联想和逻辑后承则是：中国能够成为福利国家吗？我的结论是：不能。其原因，则是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人的共同责任。
十八、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前景 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即将出版的《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中进行详细说明。在我国，福利经济学属于一块正在开垦的处女地。尽管在改革中我国涉及许多福利经济学的价值判断问题难于说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在于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观点的话，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现在虽是襁褓中的婴儿，但它会很快成长起来。即使不承认福利水平提高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观点，但福利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分支，它的发展与兴旺也是显而易见的。
殷切希望同仁们共同努力。
注释：
〔1〕参阅〔英〕丹皮尔著《科学史》，44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9。
〔2〕尽管使用价值和效用不是同一概念， 只能当作一种近似说明。
〔3〕在此书中，我利用模糊数学方法对我国NI 的增长率作过长达40年的周期分析。该书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93年由计划出版社出版。
〔4〕参见朱荣科《平等与效率》，265页，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5〕参见朱荣科《论经济悖论》，载《学习与探索》，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