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玲[1]2004年在《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国内研究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资料很少，也不深入，而未来人口的发展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国际叁个主义的猖獗，中南亚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化，作为地处中亚国际交通孔道的新疆其战略地位已十分突出。新疆兵团作为稳定新疆，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发展和繁荣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力量，承担着“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新疆兵团还是中央支援地方，内地支援边疆，汉族支援少数民族的有效组织形式，搞好内部的安定团结和民族关系非常重要。本文通过探讨兵团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为兵团今后更好地发展起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兵团的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模式也为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借鉴。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概况，试图探索出规律性的东西。第一部分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的来源。主要从新疆兵团人口形成的特殊性——移民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来源：疆内外迁移。第二部分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新疆兵团各师分布在新疆13个地州，64个县市，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各师，通过对兵团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区分布和行业分布的考察，论述了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特点。第叁部分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历程。通过对新疆兵团各个时期少数民族人口变动情况的分析，论述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各个时期发展的特点，以及少数民族人口变动的原因。第四部分新疆兵团的民族团场。民族团场是兵团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缩影，通过考察兵团33个民族团场的建制沿革、人口概况、经济现状，论述了兵团民族团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民族团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第五部分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政策。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兵团50年来在推动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方面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第六部分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研究的启示。总结了新疆兵团50年来在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得出结论：民族团结是促进兵团事业和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前提；始终坚持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观点，是促进兵团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有效方式；祖国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是促进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重要保障；兵团内部的少数民族是增强兵团与地方的民族团结的桥梁和纽带；兵团事业的发展，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内地和地方的支持；加快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是巩固祖国统一，维护新疆稳定，促进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物质基础。
艾玲[2]2007年在《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兵团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的发展,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是新疆兵团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兵团内部的少数民族正是新疆兵团加强与地方团结的桥梁和纽带。兵团少数民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叁个大的历史发展时期:1954-1966年的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增长时期,1966-1981年兵团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增长时期、以及1982-2000年的兵团少数民族人口的稳定增长时期。
董秋菊[3]2014年在《豫剧在新疆兵团研究》文中认为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常香玉率团进疆访问，掀开了豫剧在新疆发展的序幕。为了开发边疆，支援边疆建设，大批豫籍人口的迁入，为豫剧在兵团的蓬勃发展奠定基础。从空间分布情况看，豫剧主要流布在兵团豫籍人口较多的农七师、农八师两师。官方豫剧团、民间自发组织的豫剧团队以及各民族豫剧票友等是其在兵团最主要的生存模式。通过对兵团少数民族豫剧票友现象的探析，阐释在兵团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文化融会贯通的现象。豫剧之所以在兵团传播和发展，因其社会基础牢固，兵团豫籍人口是豫剧传播和发展的生命力，河南话促进了其在豫籍兵团人之间的流传。豫剧剧目、音乐、表演等吸收兵团本地文化，融入兵团少数民族的歌舞等传统习俗，使得豫剧本土化，在兵团迅速发展。豫剧虽说远离河南本土，但是并没有背离河南文化，它能在相距甚远的兵团传播发展，也是其能够给豫籍群众和从河南文化影响区迁来移民的一份情感寄托，一种身份认同，一份集体记忆。通过大量的访谈资料，得出豫剧是兵团群众性文化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豫籍兵团人的“集体记忆”，其促进豫籍兵团人对身份认同归属感的构架与重塑，进一步构铸兵团文化，从而得出豫剧在豫籍兵团人心目中占据着较高的地位以及其在整个兵团群众文化构建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兵团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杜伟[4]2017年在《政策执行视角下新疆兵团精准脱贫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精准脱贫是当前我国各级党政机关的重点工作。而脱贫路径的选择和实施又是各地实践探索的中心环节,其直接决定了脱贫的成效。精准脱贫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如何做到“精准性”要求是其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本文从政策执行的视角,以新疆兵团和谐师的具体案例为表述对象,将精准脱贫路径的背景、过程及其绩效,纳入公共政策“执行结构—执行过程—执行结果”的分析框架,探讨地方基层精准脱贫的具体路径。新疆兵团和谐师在贯彻执行国家脱贫政策过程中,立足于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的职责使命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条件等背景,通过建档立卡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对其致贫原因进行精准把握,探索实施“发展特色产业、拓展本地就业、落实教育政策、健全社会保障”的脱贫路径,并通过完善政策措施对脱贫工作开展动态管理,从而保障和提高脱贫路径的绩效。基于研究分析,本文认为精准脱贫的基础在于坚持脱贫路径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精准脱贫的条件在于坚持脱贫路径与扶贫工作机制相统一,精准脱贫的关键在于坚持能力脱贫、权利脱贫、制度脱贫相统一。
李建新, 杨珏, 姜楠[5]2019年在《结构差异视角下的新疆人口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最新统计年鉴等其他数据,本文从结构差异视角对新疆人口转变及特点进行描述分析。相比于全国的人口转变进程,新疆人口还处在转变的后期阶段,比全国要慢。从新疆人口转变内部的结构差异来看,在区域差异上,北疆先于南疆,城市先于农村;在民族差异上,汉族先于少数民族;另外还有以流动人口为主的建设兵团自身特殊的人口转变轨迹。新疆人口转变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新疆发展过程中多种问题并存和迭加的基础。在充分认识到新疆人口内部结构差异性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在新疆发展过程中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更好地实现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构想。
乔斯斯[6]2012年在《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模式的分析》文中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是执行屯垦戍边历史任务的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于一体的特殊组织,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计划经济年代,兵团体制的优越性对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关系的和睦、边境地区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兵团体制的弊端开始显现,兵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遭遇瓶颈。尽管存在种种非议,兵团仍然在现阶段的国家发展中保持合法性的地位,造成部分学者对兵团存在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并将国家在新疆的发展解读为“内部殖民主义模式笔者以国家对新疆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内部殖民主义模式”为研究视角,从影响“内部殖民主义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叁个维度,即政治、文化、经济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兵团与新疆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来验证在国家对新疆的发展中是否存在“内部殖民主义”。在章节构成上,本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和评价本文所选用的核心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与本项研究的研究方法；第二至四章分别从政治、文化、经济叁个维度检验兵团是否是国家在实行“内部殖民主义”的工具；第五章是研究结论的讨论,说明兵团没有执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的特征,国家对新疆的发展模式不是“内部殖民主义模式”。本文认为,在政治层面,兵团的设置、发挥的作用以及体制的特殊性,都源于其历史功能的实现。从整个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兵团这一政治组织扮演的稳定和助推新疆发展的角色,以及它发挥的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积极功能,无一不与新疆的发展和国家的战略布局相契合。在文化层面,兵团文化是兵团履行政治使命过程中衍生出的精神产品,它不仅是新疆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对促进自身与新疆本土文化的交流整合,促进内地汉族文化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整合,促进新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发挥着独特作用。在经济发展层面,兵团具有的优势源于其特殊的管理体制。兵团能够利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资源和多种资源配置方式,完成性质单一的组织难以完成的任务,进行大规模、综合性的开发建设,为兵团和新疆的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但兵团的这种体制优势同时也是它发展的劣势,使得兵团虽然在农业生产技术和集约效益方面优于地方,但在其他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地方。
曹建飞[7]2017年在《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文中提出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对推动兵团发展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但是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兵团发展的体制难题,如团场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和政事不分依然存在,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维稳戍边能力仍需加强,与加快推进兵团“叁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通过创新团场管理体制,明确团场“党政军企”职能,保证团场职能作用的全面发挥,才能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本文把团场作为研究主体,分析当前团场管理体制现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区位条件等因素,提出创新团场管理体制,并对创新团场管理提出相关建议。具体来说,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1)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从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方式分别对团场管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分析。从路径分析来看,团场管理体制存在观念的粘滞使团场管理体制对计划体制具有强烈的历史依赖性;传统体制长期运行所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分享垄断权利与垄断租金,必然维护已有的制度安排,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加大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以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承包职工及其家庭主体地位不突出,不具备完全自主的经营权。从制度变迁方式来看,团场管理体制变迁属于以兵团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并且强制性制度变迁力量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2)本文结合近年来团场经济社会发展动态,数据结果显示,团场总体上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叁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社会事业稳步提高,职工生活显着改善;但团场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如行政管理体制存在行政职能不健全、缺乏监督机制等,经济管理体制存在政企不分、企业活力不足,农业经济体制不完善等,社会管理体制存在服务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少等,维稳戍边体制存在职工队伍老龄化、民兵队伍不稳定等问题。(3)本文重新界定团场功能,提出了团场分类管理的观点,并构建了经济协调、社会稳定、文化示范、生态卫士和维稳戍边五位一体的评价团场屯垦戍边能力的指标体系,以及通过组合权重为团场屯垦戍边能力得分排名,得出了不同团场因资源禀赋和区位差异,屯垦戍边能力差异较大。基于此,为了每一个团场能够依据自身优势能够发挥其功能,确定出经济发展型团场、维稳戍边型团场和生态型团场。进而选取经济社会指标,运用聚类分析将144团场划分为叁个梯队,对叁个梯队比较分析确定第一梯队团场为以经济发展功能为主。同时在分析边境团场和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基础上,确定了以维稳戍边功能为主的团场,结合兵团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了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团场,为分类推进团场管理体制创新,为适当划分不同梯度团场提供参考。(4)以改革试点团场调查问卷和争先进位活动考核指标体系为基础,设置了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对改革试点团场绩效评价,得出了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团场改革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政企分开不彻底;二是经济体制方面,如团场公司经营机制不活、经营效率不高,团场企业产权结构单一、治理结构不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等;叁是社会管理方面,特殊体制不够健全完善、社区性质不明确、经费不足等。(5)本文总结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创新典型模式,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通过多种形式对“团镇合一”模式进行了探索,为健全团场政府职能提供了有效路径;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以1团金沃农业经营公司为例,总结了公司实践经验,为团场企业确立市场主体地位进行探索,但是团场是否成立经营性公司要因团场实际情况而异;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125团通过撤并连队进社区,强化社区管理职能,逐步将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这种模式腹心团场可以借鉴,然而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和边境团场还要充分考虑其维稳戍边的职能,探索适合其履行职责使命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维稳戍边体制方面,185团探索“精兵+皆兵”战略的实现形式和路径,为边境团场戍边职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6)本文对不同类别团场管理体制创新提出了建议。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完善已建镇团场的政府职能(部分执法权),同时加快未建镇团场建镇步伐,要精简机构提高服务效能,提高团场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维稳戍边型团场逐步成立建制镇,机构设置中单独设置政法、统战机构,按照“授权清单”设立财政所,逐步承接城镇、交通、农业等执法权,不但完善团场政府职能。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实现“政企”分开,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同时要完善农业经营体制,确立职工的市场主体地位,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连队经济发展;维稳戍边型团场要从实际出发组建市场竞争性公司,稳固连队的基础性地位,多措并举聚集人口,稳固团场根基;生态型团场要处理好经济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加大对其生态补偿力度。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转变社会管理职能,提升服务水平,探索连队民主管理运行机制;维稳戍边型团场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党的核心领导,创新对流动人口管理,戍边团场加大聚集人口力度,解决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失问题,维稳团场解决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不足问题。在维稳戍边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转变“重经济、轻维稳”观念,多种途径创新民兵编组形式,提高民兵应急战斗能力;维稳戍边型团场要转变“重维稳、轻经济”观念,保障维稳戍边经费,推行义务民兵制度,提高兵地联合维稳能力。
李建新, 常庆玲[8]2015年在《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现状及变化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及其他数据,本文从动态结构视角对新疆以及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族这四个主要民族的人口现状及变化特征进行了描述分析。研究发现:新疆人口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其中,新疆汉族以迁移增长为主,而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仍以自然增长为主。在人口结构方面,无论是自然结构还是社会经济结构,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在人口分布方面,汉族人口主要集中在城镇且分布相对均衡,而少数民族人口多居住在乡村,且呈现明显的聚居性,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居住隔离。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新疆各民族人口发展的差异及不平衡性依旧存在。新时期充分认识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发展特点、差异及不平衡的现实,将为我们落实好新疆工作会议精神打下必要的基础。
欧阳金琼[9]2015年在《新疆劳动力资源宏观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我国就是以劳动力丰富而着称世界,如何解决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一直是困扰学者与政府的棘手问题,人口负担论也一直是理论界的主流思想,因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龄化,抚养比上升,总和生育率下降与“未富先老”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2003年前后更是出现了全国普遍性的“民工荒”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农业劳动力供给也因此迎来由无限到有限的转折点。尽管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是否已从无限转向有限远未形成共识,新疆由于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大农业”的产业结构、“半封闭”的劳动力市场等区域特征,劳动力供给已难以满足新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与跨越式发展的需求,农业劳动力的有限供给特征也因此表现得相当明显。劳动力供给的这一变化,将促使政府与企业更加重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将对新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城乡一体化及市场化改革等各方面带来深远影响。因而正确认识新疆劳动力有限供给这一特性,深入分析劳动力配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充分挖掘影响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深层原因,积极探寻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路径与方法,一方面对政府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企业做出相应的产业升级决策、劳动者适时调整就业观念等具有重要提示作用,另一方面可为应对劳动力资源短缺,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促进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制订相应政策提供理论参考。本文首先从新疆劳动力资源的供求现状出发,结合劳动力有限供给理论,对新疆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的表现形式进行梳理,发现新疆农业劳动力剩余并不明显,劳动力供给从无限转向有限的趋势已相当明显。然后对农业劳动力转向有限供给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多维度解析,发现劳动力配置结构问题是导致新疆现阶段劳动力出现短缺的主要原因,因而进一步指出研究新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运用改进后的经济增长率分解法与指数分解法、拓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及DEA-Malmquist等方法对新疆劳动力的宏观配置效率进行了测算,并探寻了新疆劳动力资源宏观配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劳动力宏观配置效率的各种因素,运用ECM模型、β收敛模型与Oaxaca-Blinder模型等计量方法,研究了劳动力配置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同时专题研究了将劳动力转移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生产的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调整劳动力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劳动力配置模式及实行城乡统一、民族统一的计划生育政策、消除兵地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政策建议。第1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并简单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为论文的选题、构思及研究方向的确定奠定了理论基础。第2章介绍了支撑本研究的相关基础理论,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述评,对论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劳动力宏观配置效率的各种测算方法,并对各种分析方法在本文中的运用给予了相应说明。在总结理论界关于宏观配置效率多种概念的基础上,借鉴法瑞尔(Farrell,1957)、法尔(Fare,1985)、徐现祥(2001,2002)郝大明(2007)等人的观点,将本文中劳动力宏观配置效率概念界定为劳动力配置结构变动后引起的经济增长效应,或称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并将劳动力宏观配置效率问题从经济效率向社会效率进行了适度拓展,将劳动力配置对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也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第3章根据新疆劳动力供求现状与演变规律以及人口抚养比、老龄人口比重、农民工工资、农业劳动生产力与实际工资差额等指标的变化趋势,分析了新疆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的表现形式,指出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有可能在同一国度的某一特殊区域提前到来。在此基础上对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向有限供给的深层原因展开了多维度解析,发现劳动力配置结构不合理是导致劳动力出现有限供给的主要原因,从而指出优化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必要性。第4章首先分析了新疆劳动力利用率与劳动力使用效率的现状,阐述了劳动力总量规模、劳动力总量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在此基础上从贡献率与边际效应两个角度,对劳动力投入总量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与评价。接下来的第5章-第7章分别从新疆劳动力的城乡配置、产业间配置、区域间配置3个方面对劳动力宏观配置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对影响劳动力宏观配置效率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实证研究了劳动力配置对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第8章是一个专题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是兵团的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但近年来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兵团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挑战,因而本章专题研究了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新疆兵团农业生产的影响。第9章为全文总结与政策建议。全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1)新疆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特征表现已相当明显,这一转变对新疆社会经济造成了全面影响。(2)现阶段的有限供给并不是劳动力总量的不足,而是由于劳动力配置结构不合理与就业-产业结构不协调导致的相对有限。(3)新疆劳动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源,因而劳动力投入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但劳动参与率低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资源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4)由于城乡有别、民族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力的城乡配置结构长期以来没有太大变化,因而劳动力的城乡配置效率很低。同时,以城镇就业人员比重表示的城镇化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5)劳动力产业间配置结构的调整理论上可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但新疆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制约了劳动力产业间配置效率的提高。(6)劳动力地区间的转移与流动可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但受诸多非市场因素对劳动力地区间流动的影响,劳动力区域间配置效率在不同时期出现了较大波动。(7)劳动力的省际净迁入在促进新疆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对缩小新疆与发达省份的经济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近年来劳动力净迁入的急剧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积极作用。(8)劳动力数量外流对兵团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但由于兵团农业生产具有非技能偏态技术进步特征,劳动力质量流失暂时未对农业生产带来重大影响。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一是在已有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有可能在同一国度内的某些特殊区域提前到来,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劳动力有限供给理论。二是在劳动力配置效率的研究方法上,对已有经济增长率分解法提出了质疑,进行了改进,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了多因素指数分解的一般公式,避免了传统指数分解法中由于同度量因素导致的因素分解不完全问题;叁是在研究内容上对劳动力配置效率从经济效率向社会效率进行了拓展,同时突破了劳动力配置效率问题研究集中于产业间与城乡间的局限,对劳动力在地区间与省际间的配置效率展开了全面研究。
罗蜀[10]2017年在《大数据背景下兵团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建设探索》文中研究说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兵团图书馆(室)资源建设和服务走特色之路产生了影响,具有军垦特色的兵团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建设成为兵团图书馆(室)发展的重要工作。当前,兵团文献资源建设已见成效,但兵团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建设匮乏。兵团各图书馆(室)应在认识到兵团少数民族文献重要价值的基础上,摸清资源底数,分析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大数据背景下兵团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建设的措施,才能更好地用大数据技术为兵团党委、企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提供史料和决策依据,从而促进新疆、兵团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 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研究[D]. 艾玲. 新疆大学. 2004
[2]. 新疆兵团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初探[J]. 艾玲.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3]. 豫剧在新疆兵团研究[D]. 董秋菊. 新疆大学. 2014
[4]. 政策执行视角下新疆兵团精准脱贫路径研究[D]. 杜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5]. 结构差异视角下的新疆人口转变[J]. 李建新, 杨珏, 姜楠. 西北人口. 2019
[6].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模式的分析[D]. 乔斯斯.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7]. 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 曹建飞. 石河子大学. 2017
[8]. 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现状及变化特征[J]. 李建新, 常庆玲. 西北民族研究. 2015
[9]. 新疆劳动力资源宏观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D]. 欧阳金琼. 华中农业大学. 2015
[10]. 大数据背景下兵团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建设探索[J]. 罗蜀.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2017
标签：军事论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论文; 配置效率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汉族人口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