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走向是在变革中创新，在曲折中发展。而明代文学研究的新变和偏颇皆首当其冲，走的是一条由崇俗黜雅、俗热雅冷到多元发展、百家争鸣的道路。这一走势不仅随着文学观念、研究方法的变革而演进，而且与时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变迁密切相关。其间取得的成就固然超越以往，蔚为壮观，但也留下一些深刻的教训值得学界认真反思，引以为鉴。
大致说来，前五十年（1900～1949）为开拓领域、确立格局时期。当陈田的《明诗纪事》这一旧学成果于1899～1911年陆续刊行之际，梁启超等改良派学人就已高举起布新利俗的旗帜，相继掀起“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运动”，首先标举“小说（含戏曲）为文学上之最上乘”，从价值取向上开始动摇传统诗文的正宗地位。这些主张固然主要是针对清末民初小说、戏曲的生产（创作与演出）而发，对当时学术研究的影响还不大；但与此同时起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凡写至元明者，一般都已论及小说和戏曲；有关小说和戏曲的专门研究也随之开始，如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和从1908年开始研究宋元戏曲史（1912年完成，1915年出版），皆具首开风气之功。
随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与胡适等一起倡导“文学革命”，标举白话文学为“活文学”、“国民文学”（后称“平民文学”或“民间文学”），视文言文学为“死文学”、“贵族文学”（后称“庙堂文学”），明确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认为“元明剧本， 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 月，《新青年》2卷6号）。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尤其是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以1920年各大报刊改用白话、教育部颁令改用国语为标志）以后，白话文学的升值及其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已是大势所趋。于是，本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开始进入第一个高潮期，明代文学研究中崇俗黜雅、俗热雅冷的格局也得以逐渐形成。
这一学术趋势最先在小说研究方面形成规模效应，胡适和鲁迅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实绩引导潮流。据不完全统计，1920 ～1949 年发表了160多篇研究明代小说的重要论文，而与此同时出版的近20 种小说史著作中，大多都以相当篇幅论及明代。鲁迅从1920年开始研究至1923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仅建立了科学的小说史学（此前如张静庐于1920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大纲》还非常简略，仅2万字）， 而且所论明代部分尤有创获，如“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称法沿用至今。而胡适则率先把文学革命的主张付诸“整理国故”的实践，运用中西结合的实证方法研究小说，起初所撰《水浒传考证》（1920）和《西游记考证》（1923），不仅使二书较早成为了研究热点，而且扩展到与二者相关的方方面面，诸如情节本事、母题演化和成书、传播过程中的增补、润饰、批评、续作乃至同类作品等，尤其有关《水浒》的论文多达64篇（其中胡适5篇，郑振铎4篇，余嘉锡3篇）， 其热点效应仅次于《红楼梦》。随后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三国志演义》、《金瓶梅》、《封神演义》和“三言二拍”（含《今古奇观》）也引起重视，并逐渐成为热点。这些论文中虽然不乏以阐释见长的优秀之作，但考证之作显然占了上风，除胡适的系列考证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为人瞩目以外，郑振铎的《水浒传的演化》（1929）、《三国演义的演化》（1929）、《岳传的演化》（1929）和《西游记的演化》（1933），发现了小说演化中由简略趋于繁富、由粗糙趋于细腻等规律，曾被鲁迅称赞为“精确的论文”；孙楷第的《三言二拍源流考》（1931）、《在日本东京所见之明本水浒传》（1932）、《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34）、《水浒旧本考》（1941）等，从版本目录学进入研究位置，更增强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而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1930 ）、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934）等文，则分别向佛学、史学拓展了小说研究的空间。
其次是明代戏曲（包括杂剧、传奇、散曲）的研究，其大势是在继承中有所拓展和超越。同期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中，宏观综论的已占一定比重，如郑振铎的《传奇的繁兴》（1930）、张全恭的《明代戏曲繁盛的原因》（1935）和《明代的南杂剧》（1937）、赵景深的《略论明代戏曲运动的概况》（1935）等，皆与传统曲论异趣；作家作品研究的面虽然还不广，但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在三十年代以后也逐渐成为了热点，有人甚至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在此期间论及明代戏曲的著作，大致可分专题研究和戏曲史两类，前者如吴梅的《曲学通论》、《南北词简谱》，姚华的《箓漪室曲话》，王季烈的《螾庐曲谈》，任中敏的《散曲概论》等，皆继承传统曲学方法而又有所拓展；后者以吴梅《中国戏曲概论》（1926）影响较大，卷中论明代杂剧、传奇、散曲，虽较简略，但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也有开创之功；其后卢前《中国戏剧概论》（1934）和《明清戏曲史》（1935）、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1934）、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略》（1936）、徐慕云《中国戏剧史》（1938）、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1949），皆论及明代戏曲或散曲而各有特点；此外还有长达51万字的《中国近世戏曲史》（1936），是王古鲁根据日本青木正儿《南北戏剧源流考》和《从昆曲到皮黄调之推移》两篇论文（约28万字）翻译增补而成，所论明代篇幅占一半以上，内容最为丰富。另外，关于戏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尤其郑振铎发现《录鬼簿续编》、《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等新资料，厥功甚伟。
再次是民歌俗曲和说唱文学受到了重视，其中郑振铎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1923年顾颉刚用新式标点整理出版冯梦龙的《山歌》，郑振铎为之作跋，就称赞“山歌实在是博大精深、无施不宜的一种诗体”；后著《中国俗文学史》（1938），以第十章专论明代的民歌俗曲，又在十一、十二、十三章中分别论及明代的宝卷、弹词和鼓子词，皆有开拓之功。另有洪亮的《中国民俗文学史略》（1934）和杨荫深的《中国俗文学概论》（1946）也值得注意，二著所论皆包括明代小说、戏曲在内。
由于1917年倡导文学革命之初，胡适和陈独秀就认定“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妖魔”，此后十余年间明代诗文如“桐城谬种”一样声名狼藉，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直到三十年代这种情形才开始转变，其主要标志是公安派和晚明小品受到了重视。任继焜率先发表了《袁中郎师友考》（1931）和《袁中郎评传》（1933）等论文，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一书，则首次明确把新文学的“源”追溯到以公安派、竟陵派为代表的“明末的新文学运动”；随后林语堂倡导“表现主义”、“性灵文学”和“闲适小品”等，大力推崇公安、竟陵，刘大杰选编的《明人小品集》（1934）和校点的《袁中郎全集》（1935，收有林语堂、郁达夫、周作人、阿英、刘大杰、张汝钊等人所作序或论文）以及施蛰存编的《晚明小品二十家》（1935）、今知社撰的《袁中郎》（1935）等书相继出版，袁宏道和明人小品便逐渐成为了热点；后来， 郭绍虞又相继撰《性灵说》（1938）和《竟陵诗论》（1941），从理论上对公安、竟陵进行了清理。 此外，还有钱基博的《明代文学》（1934年1 月）和宋佩韦的《明代文学史》（1934年9月）值得一提，二书皆专论明代诗文， 大致勾勒出史的轮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倡雅贬俗，如宋佩韦对明代诗文的总体评价是“寂寞”、“暗淡”，并且特别声明“本书把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极重要地位的明代的传奇和小说置之不论，是因为本丛书中另有郑振铎先生的专篇论述”；钱基博的调子相对要高一些，他说：“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因而对复古派颇能揭举其积极的一面，与时贤将前后七子一概骂倒异趣。加之二书所论都相当简略（钱著仅六万字，宋著也不到十二万字），从观念到方法还明显带有旧学的印记，例如对公安、竟陵的评价甚低，小品文尚未进入视野，却皆以一章篇幅专论并非文学的八股文，因而在当时不仅不能扭转崇俗的大势，也未能跟上提倡性灵小品的潮流。
中间三十年（1950～1979）乃古为今用、有得有失时期。“今”的内涵即当代意识，甚至包括直接为当代政治运动服务。其大势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用人民性和反动性、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进步和落后等价值标准来批判继承古典文学，于是“五·四”以来崇尚平民通俗文学的潮流，自建国以后被演绎为“民间文学主流论”，明代文学研究仍然重小说、戏剧。据有关资料统计，文革前的17年中，共发表546篇研究明代文学的论文，其中小说374，戏曲112，且仍以《水浒》（164）、《三国》（100）、《西游》（45）、“三言二拍”（37）和汤显祖（48）为热点，唯《金瓶梅》因为有色情描写而受到了冷遇。而有关明代诗文的论文仅50篇（另有10篇有关《项脊轩志》、《核舟记》等中学课文的赏析文章或教学札记未计在内），其中2篇论公安派，竟陵派和晚明小品已无人问津。同期出版的著作中，学术生命力较强的当推戏曲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郑振铎编辑的《古本戏曲丛刊》一至四集、王古鲁的《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1956）、傅惜华的《明代杂剧全目》（1958）、徐朔方的《汤显祖年谱》（1958）、侯外庐的《论汤显祖剧作四种》（1962）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自“文革”爆发至1979年底，共发表有关明代文学的文章2174篇，其中评论《水浒》的达1900篇。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在评法批儒和评《水浒》运动中炮制的，完全是政治强奸学术的产物，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还有一些是“文革”结束后为拨乱反正而发表的相关文章，其政治意义仍然大于学术意义。
近二十余年（1980～2000）为多元发展、百家争鸣时期，也是本世纪的第二个高潮甚至可以称为繁荣的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举措，包括思想的解放，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引进，学术队伍的壮大（学位制度恢复后培养出大批研究古代文学的硕士、博士），许多学会组织和学术机构的建立，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等等，都为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明代文学研究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气象。
首先，资料建设大为加强。新时期的明代古籍整理工作成绩斐然，几乎所有明代小说（包括“四大奇书”和“三言二拍”的不同版本）和部分戏曲总集（如《六十种曲》、《盛明杂剧》）、诗文总集（如《明诗纪事》、《列朝诗集》、《明诗选评》、《皇明诗选》、《明文海》、《明词汇刊》）、著名作家别集（如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杨士奇、李东阳、何景明、文征明、归有光、茅坤、李攀龙、谢榛、梁辰鱼、徐渭、汤显祖、沈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江盈科、钟惺、谭元春、冯梦龙、陈子龙、夏完淳、王思任、张岱等人的诗文集或全集）都已整理或影印出版；新编总集《全明散曲》已于1994年刊行，《全明诗》已出三册，《全明文》已出二册；再辅以影印本《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丛书所收明代资料，为明代文学研究走向多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此外，根据研究需要而搜集编成的资料连篇累牍，如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1981）、《三国演义资料汇编》（1983）、《西游记资料汇编》（1983）、《金瓶梅资料汇编》（1985），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1980）、《水浒书录》（1986）、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1990），侯忠义编《金瓶梅资料汇编》（1985），胡文彬编《金瓶梅书录》（1986），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1987 ）、 《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1989），徐朔方编《金瓶梅论集》（1986）、《金瓶梅西方论文集》（1987），周钧韬编《金瓶梅研究资料续编》（1991），谭正璧编《三言两拍资料》（1980），毛效同编《汤显祖资料汇编》（1986），徐扶明编《牡丹亭研究资料》（1987）、吴文祺主编《明代诗话全编》（1998）等，以及包括明代文学研究论著在内的各种索引，皆为相关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其次，实证精神重放光彩。如前所述，“五·四”以来受西方科学精神影响，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提倡实证学风，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建国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本应在学术领域提倡实事求是，但由于受庸俗社会学影响和政治的干预，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实证精神已丧失殆尽。进入新时期以后，为拨乱反正而重新弘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正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明代文学研究中，这种实证精神也较早得以恢复和发扬，并且实绩卓著，而章培恒堪称这方面首开风气的学者之一。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由于章培恒在《前言》中根据书中所附“今地名”小字注，考证该书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之久的争论，章培恒先后连撰三文对周楞伽、王长友、张国光等人的质疑进行了反驳，既把问题引向了深入，又开创了新时期以争鸣求是的良好风气。 1982年4月，章培恒应邀赴江苏兴化和大丰县进行实地考察后，连撰《〈施耐庵墓志〉辨伪及其他》和《施彦端是否施耐庵》二文， 前者论证1928年发表的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一文所据《耐庵墓志》、 《耐庵小史》实为胡瑞亭本人伪造，后者论证1918年抄本《施氏家簿谱》所述始祖施彦端即施耐庵，意在去伪存真，也曾产生强烈反响。又如，1923年胡适和鲁迅考证《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以后，国人皆深信不疑，几成定论；六十年后，章培恒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提出质疑，也立即引起震动，苏兴、谢巍君等随即撰文商榷，他又撰《再谈》、《三谈》予以答辩，徐朔方、黄永年等也相继撰文声援，促使学术界不能不重新探讨《西游记》的作者问题。《金瓶梅》的作者探讨热潮尤高，朱星《金瓶梅考证》（1980，主王世贞说）、张远芬的《金瓶梅新证》（1984，主贾三近说）、蔡国梁的《金瓶梅考证与研究》（1984）、黄霖的《金瓶梅考证》（1987，主屠隆说）、徐朔方的《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1988，主李开先说）、卜键的《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1988）等著及若干论文，都在这方面做过认真的考察，有“哥德巴赫猜想”之称，其中以“屠隆说”、“李开先说”影响较大。戏曲实证研究以徐朔方的成果最为突出，其《晚明曲家年谱》（1993，分为三卷，共142万字，包括1958 年出版的《汤显祖年谱》在内）考证了39位作家的生平事迹，为深入研究明代散曲、戏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诗文实证研究方面以章培恒主编的《新编明人年谱丛刊》最引人注目，入选的谱主皆为不同时期文学艺术家的代表人物，已出版的有《杨维桢年谱》（孙小力）、《杨士奇年谱》（胡令远）、《沈周年谱》（陈正宏）、《李东阳年谱》（钱振民）、《祝允明年谱》（陈麦青）、《康海年谱》（韩结根）、《王世贞年谱》（郑利华）、《袁宏道年谱》（沈维藩）、《钟惺年谱》（陈广宏）等，“分别揭示了谱主一生遭际所负载的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意义，因而这套《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实际上已称得上是一套‘最得知人论世之义’的个人系列编年史，合而观之，则从整体上大致显示了元末至明末文艺领袖的文化心理变迁史。”
再次，多元阐释走向深化。新时期明代小说研究仍然最受重视，并且主要热点集中在“四大奇书”和“三言二拍”，研究各书的论著皆为数不少，论文则成百上千。形成这种热潮效应的原因除了诸作的确博大精深、成就卓著以外，不排斥“五·四”以来的“崇俗”观念仍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小说的基本资料比戏曲、诗文易得，各种学会（如水浒研究会、三国演义学会、金瓶梅学会）的建立及其定期举行学术会议（包括国内年会和国际研讨会）并出版集刊（如《水浒争鸣》、《三国演义学刊》、《金瓶梅研究集刊》等，另外江苏社科院主办有《明清小说研究》、春风文艺出版社主办有《明清小说论丛》等），也显然有激励作用，而《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相继播出后所煽起的大众热情，又反过来为学术研究推波助澜。对明代小说进行宏观把握、综合研究的也不乏其人，如方正耀的《明清人情小说研究》（1986）、王增斌的《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史稿》（1998）、齐裕焜的《明代小说史》（1997），皆有创获；尤其陈大康在先后出版了《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1993）、《明代商贾与世风》（1996）二部主要以明代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的基础上，最近又完成了长达60多万字的《明代小说史》（2000），不仅在篇幅上超越了以往的同类著作，而且作为断代整体专史的意识明显增强。明代戏曲和诗文的研究大体上是平分秋色，这表明“黜雅”的观念至新时期已不复存在。戏曲研究的热点仍集中在汤显祖身上，但已从《牡丹亭》扩展到《临川四梦》，进而向临川派和吴江派延伸，不仅吴炳的《绿牡丹》、孟称舜的《娇红记》等颇受重视，而且对阮大铖的《石巢四种》也有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此外，对朱有燉、徐渭、王骥德、吕天成等剧作家或理论家的研究也有所深入。成果以论文为多，值得注意的专著有叶长海的《王骥德〈曲律〉研究》（1983）、张新建《徐渭论稿》（1990）、周育德《汤显祖论稿》（1991）、徐朔方的《汤显祖评传》、朱承朴、曾庆全的《明清传奇概说》（1988）、郭英德的《明清文人传奇研究》（1992）和《明清传奇史》（1999）、许建中的《明清传奇结构研究》（1999）、戚世隽的《明代杂剧研究》以及吴建国兼论戏曲和小说的《雅俗之间的徘徊——16世纪至18世纪文化思潮与通俗文学创作》（1999）等。诗文研究方面，以对流派和思潮的研究颇见成效，如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1994）、郑利华的《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1995 ）、 饶龙隼的《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1995）、黄毅的《唐宋派新论》（1997）、马美信的《晚明文学新探》（1994）、左东岭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1997）等著都属于这方面的成果；在这一进程中，公安派、竟陵派和晚明小品文仍是热点，任访秋的《袁中郎研究》（1983）导夫先路，八十年代中期湖北分别成立了竟陵派文学研究会和公安派文学研究会，先后在天门县和公安县举行过三次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两本论文集，随后兴起晚明小品文热，各类有关明代小品的选本不断问世，至今行情看好，夏咸淳的《张岱论》（1989）、吴承学的《晚明小品研究》（1998）等研究著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此外，还有一批从不同视角切入或从整体上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也颇受关注，如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1990）和陈建华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1992），分别从哲学的视角和地域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学，皆独树一帜；夏咸淳的《晚明士风与文风》（1994 ）、 周明初的《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1997）、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2000），着重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观照一个时代的文学，也不乏新意；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1996）以56万字的篇幅，多角度地对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作交叉研究，深化了研究思路，开拓了新的格局；袁震宇、刘明今的《明代文学批评史》（1991），既是《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又独立成卷，用前所未有的篇幅描述了明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面貌，以内容全面、条理清晰、持论稳健而著称；孙立的《明末清初诗论研究》（1999）论述易代之际诗论的现状与转变，也颇有特色。吴志达的《明清文学史·明代卷》（1991）由作者一人撰写，且单独成书而自成体系。而徐朔方终其毕生精力所著的《明代文学史》，是在其《晚明曲家年谱》和《小说考信编》（1997）等脚踏实地的资料考证基础上进行，并且采用了“文学史和年谱相辅相成的并行结构”，据说已经付印，即将在年内推出。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对明代文学的研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述有关明代文学史的著作都是这一潮流的产物，而竞相推出的文学通史和分体文学专史，将明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个动态环节来论述，既是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也是一种基于有机整体的价值评估，因而大多具有积极意义。就分体文学专史而言，马积高的《赋史》（1987）、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下册（1999）、张庚、郭汉臣的《中国戏曲通史》（1980）、叶长海的《中国戏剧学史稿》（1986）、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1991）分别所论明代辞赋、散文、戏曲、戏剧理论和散曲，都比以往的相关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入。就文学通史而言，大多是为适应新时期的教学要求而编写，其中褚斌杰、袁行霈、李修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983—1987）、马积高、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1992）、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1998）等不同时期著作的明代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弥补了文革以前编写的三部流行很广的文学史（分别为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写、刘大杰著）的局限和不足，尤其后书对明代诗文和杂剧的论述明显加强；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版式别具一格，其第七编明代文学虽仍以名著名家分章立节，却加强了论述的深度和广度，并以详实的注释扩充了学术性含量；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1998）则以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格局和新境界而著称，前书首先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以人性的发展为杠杆来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其第七篇明代部分对诗文和整个中晚明文学的论述大为增强，后书则将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的演进相结合，不再按朝代而是依据文学自身的嬗变规律分期，明代已被划入近世文学的受挫与复兴二期中，更为深入地阐述了中国文学的进程，且二书皆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放在元代时空中加以论述（后书称为近世文学萌生期），也与众不同。此外，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997）第三卷以三十二章的篇幅论明代文学，为以往同类著作所未见，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将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融为了一体（少数民族文学占八章），其次是关于汉民族诗文（占八章）的论述也比他书深入细致。这一不断走向深化的势头，预示着21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将出现更加繁荣的局面。
[收稿日期]2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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