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现状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图书馆论文,北京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110周年。110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晚清和民国的初创与曲折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合并扩张与长足进步时期、改革开放后追赶世界先进大学图书馆的持续发展时期。如今，她正满怀信心，朝着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目标奋进。
本文以时间为序，回顾历史，关照现实，直面新情势下的挑战，力图探索未来发展。
一、初创与曲折发展时期：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它的建立与京师大学堂一样，是晚清政府和无数仁人志士数十年救亡图存、艰难探索的结晶，承担着兴办新式教育、开启民智、促进社会改良的历史重任。
1896年，刑部尚书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提出建立“京师大学”、“设藏书楼”的主张。同年，奉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也上书，指出“仪器图书，亦必庋藏合度”，大学堂应当“建藏书楼、博物馆”。随后光绪皇帝发出上谕，为京师大学堂拨款“购图书、备仪器”。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通过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把藏书楼的建设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其作了种种具体的规定，还详细开列了藏书楼的经费预算。该章程不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最早、最有影响力的正式文献，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建馆章程。
《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通过调取各地官书局图书和选购民间及国外书籍两种方法，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收集图书。其时，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实际上是在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即担负着收集和保存官方出版物的职能。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对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示范作用，此后，办学堂必建图书馆，建图书馆必取法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1902年10月，从各地官书局征调的第一批图书运送到京，藏书楼的主管人梅光羲也正式到任履职，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正式创立。从藏书楼创立到辛亥革命发生的9年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主要做了建设藏书和制定规章制度两件大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辛亥革命以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也正式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在曲折中前进，经历了传播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建成独立现代馆舍的短暂黄金时期、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时期，凝聚了许多先贤的探索和心血。以下追忆的仅仅是其中的几位。
1.蔡元培和李大钊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虽然有所发展和完善，但从整体上看，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经费长期没有着落，重收藏轻使用，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低，管理混乱，设施陈旧等。使北京大学图书馆获得全面改观的，当属蔡元培和李大钊两位先生。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京大学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一整套新的规章制度，聘任了一批思想进步、学有专长的教员，提倡学术自由，使北京大学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也使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了新的转折。其实，早在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他就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和大学图书馆的建设，把大学图书馆列为“革新之起点”，把办好图书馆作为整个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来看待，并且毕生宣传和贯彻这一主张，在著作和讲演中多次阐述图书馆的重要作用，提倡无人不当学，无时不当学。他认为“为研究学问计，最普遍是图书馆。”除了在学校教育中贯彻他的图书馆思想外，他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图书馆工作，曾经担任过北平图书馆馆长、国际图书馆中国分馆筹备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等职，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改变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现状提出了设想：“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买，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随后，他力排众议，聘请当时并没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的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又在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的决议，使李大钊成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蔡元培对李大钊的选择、聘用和信任，使北京大学图书馆走上了改革和振兴之路。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期间，十分关注和重视图书馆的建设，竭力筹措图书经费，动员社会各界捐款捐书，在赴欧美考察期间，把为“建筑一所大学图书馆”征集募捐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即使在离任后，他还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促成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的落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大钊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图书馆学家，对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他所撰写的《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美国图书馆学员之训练》和《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图书馆学论著，最早对我国图书馆特别是学校图书馆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对图书馆的性质和社会作用、教育职能，以及图书馆与学校教学的关系等问题，均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还热心介绍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图书馆的先进技术方法，代表了当时图书馆界的水平和方向。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图书馆界的一名实干家，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第一，他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进行藏书建设，使不同学派和思想的各种图书得以入藏，形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雄厚、广泛、多样的藏书传统。尤其是对当时涌现的各种宣扬新思潮、新学说的书刊的大力收藏，使北京大学图书馆变成了一个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第二，他订立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展规划和规章制度，积极配合北京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组建适应现代大学图书馆需要的图书馆机构和工作人员队伍，加强和改善读者服务工作，提倡开架式借阅，提高了图书馆的整体业务水平。
总之，在李大钊任职的5年时间内(1918.1～1922.12)，已经把北京大学图书馆建成为一所在全国领先、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学图书馆。192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赠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整套近百万张目录卡片，并且讲定此后按月付寄新卡片，这在当时是东亚地区唯一完整的一套卡片目录，体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业务建设水平和国际声誉。正因如此，李大钊被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的《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2.袁同礼、严文郁和胡适
袁同礼于1923—1926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和图书馆事业活动家，也是我国图书馆界第一代具有现代图书馆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属于“留美的一代”，他长期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理事长等职，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学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同礼在任期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最为艰苦的一段时间，图书经费没有着落，个人薪俸也积欠不发，但他仍苦心支撑，致力于采用西方新式的管理方法整顿图书馆，清理大量积压的西文书刊，编制了西文书目。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馆长，并一度兼任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离职后，他领导的北平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仍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抗战结束后，袁同礼作为政府代表，到北平接收北京大学图书馆，并暂代馆长职务。
1935年，全校师生期盼已久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终于落成，图书馆在组织人事方面作了重大调整，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亲任馆长，严文郁任图书馆主任。严文郁属于“文华的一代”，他终生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和图书馆学研究，与袁同礼关系密切，1926年跟随袁同礼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到北平图书馆，于1930—1933年赴美、德两国图书馆工作和研修，后被蒋梦麟校长以借用的方式请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在西南联大期间任图书馆主任。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后工作十多年，做出了多方面成就和贡献，促进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正规化建设，使北京大学图书馆朝着世界图书馆的先进水平迈进。
促成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化”改革的是胡适，他认为“图书馆是以美国为第一”，北京大学图书馆理所应当走美国图书馆的道路，以使北京大学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之上”。胡适虽然没有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实际职务，但他对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非常关注和热心，他曾在聘任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一事上起过积极作用，还曾多次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成员，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中任职。他积极促进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建立，努力促成该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共同建立“合作特款”。该项特款在20世纪30年代每月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提供大约6000—9000元的经费，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保障作用。1946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更加关心爱护，亲自过问图书馆的各种事务，使北京大学图书馆走在了全国大学图书馆的前列。他还亲自请来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任教授，在北京大学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修科，培养图书馆学的专门人才。此举在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二、扩充、奠定新的规模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同年5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向达先生被任命为新北京大学的第一任图书馆馆长。
向达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长于中外交通史和敦煌学研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学部委员的身份任大学图书馆馆长，在中国大学图书馆的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向达先生并不是虚衔挂名，而是亲力亲为。他一方面积极推动馆址迁移和院系调整之后的文献资源整理发掘，一方面非常重视各类珍贵文献的搜求购入。他早年在北平图书馆工作、赴英法访求敦煌文献的经历，更使他对相关文献异常熟稔和珍视，直接促成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图书馆从琉璃厂、隆福寺等处访得一批珍贵的敦煌卷子，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中的珍品。在向达先生执掌的八年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调整办馆方针，进行一系列改革，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实现了从旧式大学图书馆向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图书馆的转变，并顺利完成了1952年院系调整中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合并，调整了图书馆组织机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藏书体系和图书采访制度，读者服务的规模和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在国内图书馆界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中法大学、中德学会等院校机构各类馆藏的并入，使北京大学图书馆不仅以馆藏总量160万册而居当时高校图书馆绝对领先地位，古籍善本、拓片、东方学文献、民国书刊、工具书等收藏也得到极大的补充完善，均居国内高校图书馆同类收藏前列。
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并入，不仅使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得到极大丰富，也使专业队伍得到很好的充实。合并后，原燕京大学图书馆代理主任梁思庄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梁先生为梁启超次女，早年留学加拿大和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长期从事和主持西文编目工作，并且对西文工具书也非常熟悉，具有很高的图书馆学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图书馆实践经验。两馆合并后，西文编目沿用燕京大学采用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并且延续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做法，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表》编制主题目录，形成全国最完整的一套西文主题目录，这其中凝聚着梁先生的许多努力和心血。此外，梁先生还为校内外图书馆员和读者做了不少培训工作，她曾为高等学校图书馆人员培训班授课，在196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与社会科学处、图书馆系联合举办的“文科工具书讲座”中，梁先生与侯仁之、王重民、刘国钧、林焘等著名学者先后登台授课，图书馆负责的两讲都是由梁先生主讲。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在向达、梁思庄、蓝芸夫等各位馆长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可喜变化，取得了长足进步。文献采访方面，到1965年，藏书达257万册，比解放初增加241％；全校书刊改由图书馆统一采购和分配；逐渐形成完善的藏书体系，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理论、中外文工具书、丛书和古籍为馆藏的主要特色。分类编目工作方面，逐步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积极采用全国统一的编目条例和统编卡片；突击整理了大量的未编书刊，于其中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献；整理改造旧目录，实现规范统一。读者服务方面，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读者借阅处由院系调整后的3处增加到8处；不断增加读者服务方式，包括部分学科图书开架陈列、成立专业阅览室、开设文科工具书讲座、成立教师参考阅览室、内部资料室等；配合各种政治和学术活动，举办各种展览等。
“文革”十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专业队伍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冲击。但十年中，也有三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工的团结努力下，馆藏珍贵文献未遭受大的损失；二是1975年采用《中国图书分类法》对中、西、日、俄文图书进行编目，并为此进行了分编工作的一系列改革；三是新馆的建成。1975年建成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总面积达24000平方米，可容纳图书350万册，阅览座位2400个，解决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舍狭小、分散的问题，成为当时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馆舍条件最好的图书馆。
三、追赶国外先进大学图书馆的持续大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1978年5月，谢道渊出任图书馆馆长。梁思庄、耿济安恢复副馆长职务，郭松年任副馆长。北大图书馆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荡之后，开始重新走上正轨，从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此后三十年中，庄守经、林被甸、戴龙基等历届馆长，无不竭心尽智，各展己长，使北大图书馆不断创新，加快了与国际接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步伐，迎来了建馆以来全面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1.扩建改建馆舍，空间布局跟上国际潮流
1998年5月，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前夕，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捐资兴建的富有古典建筑美的新馆落成，新旧两馆完美对接，合成一体，使全馆总建筑面积达到51000平方米，设置4000个阅览座位，可容纳藏书660万册，是当时亚洲面积最大的大学图书馆。格局也由传统的阅览室改变成为国际上通行的大开间、通透式的阅览区。2005年9月，旧馆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原来的一个天井被改造为轩敞明亮的穹顶阳光大厅，成为图书馆的主服务区，馆舍面积增长至53000平方米。无论是新馆建设还是旧馆改造，都是按照图书馆参照世界先进图书馆所提交的任务书来进行，采取了统一荷载、统一层高、统一柱网的建筑模式，使图书馆随着新建筑空间的启用，在馆藏布局、服务布局、设备安装和布局等方面迅速赶上了世界先进大学图书馆的水平。
目前，新的北京大学古籍图书馆正在筹建中，这是根据2009年2月10日在沙特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共同见证的中沙五项合作协议中关于在北京大学建立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图书馆分馆暨北京大学古籍图书馆的谅解备忘录所确定的。1998年建成的东馆也即将全面修缮和改造，一个全新的图书馆布局将伴随这两项工程的完成而呈现在师生面前。北京大学图书馆随之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员工素质快速提升，学科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据1983年的统计，当时图书馆有员工184人，专业人员139人，其中副研究馆员仅有8人，馆员34人。1984年，部门主任一级的干部实行聘任制。1985年，开始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图书馆职工队伍建设进入现代化的轨道。到1991年，员工总人数为219人，专业人员197人，其中研究馆员已达4人，副研究馆员32人，馆员85人，员工素质得到快速提升。到2011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共有学校事业编制员工169人，另有合同制员工50人，学生助理51人；其中研究馆员12人，副研究馆员50人，馆员74人；共有12名博士，63名硕士，学科背景涵盖40多个学科。员工的整体素质呈现全新的面貌，基本可以满足各项工作的需要。
3.与时俱进地调整部门设置和分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业务和服务发展的需要，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在探索新的管理模式，不断调整部门的设置和分工。诸如系统部、多媒体资源部、信息咨询部、特藏部、分馆与典藏办公室、中心办公室，都是在此期间新设立的，其功能也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既保证了图书馆内部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也系统地整合了各类文献信息资源，强化了管理和利用，更加密切而有效地配合了全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2001年，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成为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
200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分馆建设委员会”成立。经过10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分馆数量已达到26个，一个由总分馆构成的全校文献资源体系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并在不断完善中。
4.摸清家底、全校整合，文献信息资源稳定增长
1980年至1982年，图书馆进行了“文革”后第一次书刊全面清点。当时的馆藏总数为631352种，3355727册。1989年至1992年，图书馆又对馆藏文献进行全面调查评估，并完成《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调查评估报告集》。据此次调查，馆藏总计949680种，4169252册，居全国高校图书馆首位。2011年，图书馆(含总馆、医学图书馆、分馆)印本馆藏总量已逾千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学位论文33932种，古籍150万册，拓片41111种、77869件，期刊合订本43922种、718562册。此外，总馆电子资源有数据库476种，电子期刊54121份(含少量重复)，电子图书276万种，多媒体资料22689种、56340件。
2008年10月28日，《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战略发展纲要(2009—2012)》和《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管理办法(试行)》获得学校党政联席会批复执行。2010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战略发展委员会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走上了稳定增长、优化结构、全校一体的发展道路。
5.古文献建设持之以恒，数字化服务国内领先
古文献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重点收藏，10余万种、150万册的古籍，4万多种、近8万件的拓片，居全国高校图书馆之首。2008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入选；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近年来先后公布的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北京大学图书馆共有352种馆藏古籍入选，亦居高校首位。2005年11月，通过学校支持以较大投入购买了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艺术大师程砚秋先生家藏“御霜簃”戏曲抄本1436种、1563册，为海内外所瞩目。
2000年以来，为了适应网络信息时代的新需求，北京大学图书馆在CALIS项目支持下，设计完成了自己的古文献数据库系统——“祕籍琳琅—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以此为平台，对馆藏已编目古籍进行了计算机回溯编目，对未编目古籍开展了大规模的编目整理。读者已经可以检索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全部各种类型的古文献元数据，查看和浏览部分古籍书影、电子图书和拓片、舆图图像。该库的内容和功能正在不断增加和完善之中。
2004年开始，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主持，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共同建设了“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资源库内容不仅包括各参建馆所藏古文献资源的书目记录，而且还配有部分相应的书影或全文图像。目前已汇集了国内24所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元数据63.5万条、书影24万幅，电子图书8.35万册。“学苑汲古”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之一，并具有向“古籍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广阔空间，在中国高校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建设中起着先行和引导作用。
6.广泛吸收国内外捐赠，同时也努力回报社会
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和国内外社会各界保持着良好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图书馆接收了大量捐赠。
从1982年到2002年，日本正木正、正木龙树父子连年向北京大学图书馆赠书。1997年，美国帕卡德基金会捐赠56万美元，用于制作存放馆藏古籍的樟木书柜，极大地改善了馆藏古籍的保存条件。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并向图书馆赠送图书。哈佛大学已故教授方志彤先生家人向图书馆捐赠方志彤教授藏书2.2万余册，并于次年1月运抵。美国友好人士欧迪安教授也捐赠21万美元，用于复制馆藏明代米万钟的《勺园修禊图》。2001年，美国亚洲之桥基金会(BRIDGE TO ASIA)捐赠了大套法律丛书。2011年11月，中法文化研究中心向图书馆赠书2600余册。
自1998年以来，本馆先后接受了石景宜、侯思孟、侯仁之、段宝林、张芝联、钱端升、宿白、汤一介、乐黛云、杜毓淦夫妇等国内外名家的大批赠书，极大地增进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和质量。
此外，像2003年史树青先生捐赠钱玄同手书“平妖堂”匾额，2006年胡适秘书胡颂平子女向北京大学图书馆赠送胡颂平日记、书籍，2007年潘吉星先生捐赠敦煌出土的珍贵古写本《汉将王陵变文》后半部分，2010年翁万戈先生捐赠明代吴彬绘《勺园祓禊图》，都成为本馆馆藏发展史上的佳话。
为了回报社会，北大图书馆也时常进行各种公益性的捐赠活动。例如2009年4月15日，向地震受灾严重的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捐赠中文期刊合订本2600种、1.5万余册。2010年6月18日，发起“关爱青海玉树孩子让知识改变命运——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北京大学希望书库’”活动，并派专人前往青海玉树，将书籍送到孩子们手中，体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人的爱心。
7.文献资源组织实现标准化、自动化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文献资源的组织管理方面，一直紧紧跟踪国际上的最新动态，并及时进行研究设计乃至布置实施。早在1980年，即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倡议，中科院图书馆、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等六家单位参加，成立了MARC协作组，制定了《研究与试验美国机读目录协作计划》。1983年，我馆的西文图书编目率先采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格式(ISBD)和英美编目条例(AACRII)，并建立了规范文档。随后，我馆的中文图书、期刊和古籍全面采用了国家标准进行著录。1990年以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又逐步实现了各类文献的计算机编目，建立起了包括日文、俄文图书文献在内的日益丰富完善的中外文书目数据库。
8.完成大规模的馆藏搬迁和整理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内部业务工作也在不断调整、改进，努力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变化和发展，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清理整顿了全馆和全校系、所资料室的书刊，顺利完成了新馆建成和旧馆改造后的藏书搬迁工作。图书馆还在典藏制度等方面花大力气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改革，例如2004年至2006年，历时近3年，将馆藏中外文期刊由字顺排架改为分类排架，共计完成2万余种、30余万册合订本过刊及现刊的重新给号、贴号、整理清点及排架工作，是图书馆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期刊整理工作；不但解决了期刊典藏和阅览的种种问题，而且还实现了馆藏期刊全部通过电脑查询。
9.借鉴国外经验，建设储存图书馆
储存图书馆是国外图书馆解决藏书空间不足的有效措施之一，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200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接管了学校昌平园区图书馆，并将之改造为储存图书馆，一期藏书80万册。这是全国高校中首个利用架位码系统、收藏具备流动性并开展日常服务的远程储存图书馆，自此形成了图书馆新的“三线”藏书布局体系，即最常用的图书报刊开架阅览外借，次常用的放于图书馆主库提供外借，使用量低的放于储存图书馆。
10.数字图书馆建设突飞猛进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自动化应用系统和数据库的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取得进步。1979年，图书馆开始成立自动化研究组，由潘永祥副馆长兼任该组主任。1980年自动化研究组改为自动化部。1992年，自行开发完成自动化集成系统。1998年，引进美国SIRSI公司的UNICORN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2001年，北京大学研究生首次在毕业时可以通过网络向图书馆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2002年，图书馆无线网正式投入使用。同年，图书馆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成员加入全球分布式虚拟咨询服务系统QuestionPoint，开始网上虚拟参考咨询服务。2006年1月10日，数字图书馆门户暨图书馆新主页运行，数字图书馆从实验建设进入正式服务阶段。近十年来，以本馆为主创建的各类专题数据库如“北京大学名师”、“北京大学讲座”、“北京历史地理”、“李政道数字图书馆”、“北大博文”等陆续上网发布，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北京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加工建设也迅速发展。2007年12月，图书馆与学校信息化办公室联合上报的“北京大学数字加工中心建设方案”获得校长办公会通过，图书馆数字加工部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数字加工中心”，成为由学校直接投资的信息化服务部门，年加工能力达到50TB。2008年12月，北京大学数字加工中心场地改造和一期设备采购工作完成，正式开始进入运行服务，面向全校和社会推出文献资料扫描、缩微胶片还原、音像磁带数字化、电视节目录制、会议活动摄制、多媒体资料编辑、高精度文物复制、数字资源元数据编目、数字资源发布等新型服务。图书馆也自建了大量数字馆藏，对古籍、民国时期书刊、拓片、舆图、学位论文、教学参考书、图片图像等印本资源进行了大规模、成系列的扫描拍照；讲座、电视节目、学术会议、口述史、随书光盘等多媒体资源的采集转换加工也同时进行。到2011年底，本馆自建数字资源总量达到85TB。
11.应用新技术，满足新需求，读者服务工作不断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始终将读者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不断改进和创新服务方式，使读者工作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例如：早在1980年便对校内教师进行定题通报(SDI)的服务；1984年实现了开架外借数量达到外借总量的70％以上的目标；1992年成为首批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科技项目咨询暨成果查新中心工作站”；1997年，实现了基于互联网的电子资源检索服务；2002年，在全国最早开始网上虚拟参考咨询服务；2003年，最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培训。近年来，更是实现了校内各图书馆之间的异地还书；推出手机短信服务；启用QQ和 MSN实时咨询服务；实现读者携带书刊、书包进入开架阅览室；设立读者自助服务系统，实现基于校园卡的自助打印、复印、扫描、缴费及上机。图书馆不断推出的这些服务措施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图书馆被北京大学学生公认为最满意的校园服务点。
2011年，图书馆(含分馆)接待读者入馆230万人次，借还书83万册次，提供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32125件，网上咨询2436次，研究性课题咨询1099个，用户信息素养教育125场、3902人次，电子资源检索3136万次，全文下载1683万次，多媒体点播103万次。
12.拓展育人功能，丰富校园文化
图书馆不仅是养育学子、滋润心田的殿堂，也是宣传教化的场所。本馆经常性地举办各种展览，宣传北大名师，展示丰富馆藏，传播中外文化，丰富了校内师生的文化生活，积极配合了学校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及德育工作、学生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例如1989年举办的“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展览”，1991年举办的“纪念王力教授百年诞辰展”，2000年举办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精华展”，2003年举办的“王重民先生生平与学术成就展”，2008年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举办的“五四校庆名师手稿证书展”，2009年举办的“胡适存友朋书札展”，2011年10月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文献展”，2012年5月举办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14周年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稿展”，6月举办的“胡适文物图片展”等，都很好地宣传了北京大学，获得观者的好评。
2011年10月，图书馆成立了服务宣传推广工作小组，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图书文献宣传推广活动。2012年4月23日，首次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开展主题为“读书读出好心情”的系列活动，包括推荐图书展览、经典电影展映、网上图书展览、主题读书讲座、未名读者之星评奖、图书漂流以及学科咨询日等。学生积极参加，反响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3.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提升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为全校师生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同时，大力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自1980年以来，图书馆编制出版了各类型文献的书目、索引数十种，整理出版了多种馆藏各类文献特别是古籍特藏，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馆编纂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先后出版了1992年版、1996年版、2000年版、2004年版、2008年版、2011版共六版；《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也出版了1997版、2004版；此外还出版了《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2004版，这一系列出版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图书馆还办有针对不同对象的刊物，如1981年创刊的由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刊物《大学图书馆学报》(原名《大学图书馆通讯》)，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在全国特别是高校图书馆中独树一帜。1994年创刊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通讯》，成为本馆内部和馆际交流的重要媒介；2002年开始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年度报告》，总结、统计每年的各项工作和成果；2010年2月创刊的《图书馆视界》一面世就受到学生读者的喜爱。
北京大学图书馆历来鼓励员工积极探索前沿课题，持续进行长期深入的学术研究。自1992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五四科学讨论会，迄今已举办了整整10届，每次的论文都结集印刷，其中许多论文随后发表在国内外正式刊物上，展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人的学术实力。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其他机构合作，联合举办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学术研讨会，主持或参加了大量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承担了许多横向课题，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14.承担“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的建设任务
1998年11月，国家计委对教育部报送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项目建议书》作了批复，同意“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项目”作为“211工程”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在“九五”期间进行建设。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建设全面启动，其管理中心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时承担了全国文理文献信息中心、华北地区中心的建设任务。
2004年3月15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服务启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CASHL是全国性的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文献保障体系，其管理中心设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时也承担了CASHL全国中心的工作。
CALIS和CASHL的建设是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创举，它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实现了各类图书文献的联合编目，建设了规模空前的各种类型的文献数据库，系统、完备地引进了国外的各种数据库，建立了全国高校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切实开展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建设了各种相关的网络门户和服务平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网络建设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15.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培养国际化图书馆员，建设国际化图书馆
在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走在全国图书馆的前列。199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在中美之间首次使用Airel软件实现文献传递服务。2002年5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式加入全球性虚拟参考咨询项目CDRS，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的首个CDRS成员。
图书馆每年均接待及邀请港澳台及国外专家来访、交流或讲学，2011年即接待国际及港澳台访问近50批次。2002年，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研究所聘请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图书馆学院曾蕾和美国雪城大学秦健两位博士为研究所顾问，此后她们几乎每年都来北京大学举办讲座，介绍美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方面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向，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步贡献了力量。
自1983年至2012年，本馆公派出国数百人次，近年来每年均派出2名以上业务骨干进行为期1个月至1年不等的培训或工作访问。这一举措密切了与国外图书馆界的联系，加深了与国外同行的了解和友谊，培养、提高了馆员的素质，促进了本馆的各项工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向世界一流图书馆迈进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6.活跃于图书馆界的国内国际舞台，承担大馆的责任与义务
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图书馆庄守经馆长等推动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简称图工委)，1999年改设“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仍简称图工委)，除9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外，秘书处一直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庄守经馆长、朱强馆长多年任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为推动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整体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常务理事单位，2009年朱强馆长当选为学会副理事长。2004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成立，戴龙基馆长当选为该分会主任。2010年4月15日，26个高校图书馆发起成立“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并推举朱强馆长为联盟理事长，联盟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在国际上，2009年6月9日，朱强馆长高票当选国际图联(IFLA)管理委员会委员，成为继孙蓓欣、吴建中、张晓林以后的第四位IFLA管理委员会的中国籍委员。同年9月16日，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环太平洋数字图书馆联盟(PRDLA)轮值馆，朱强馆长当选PRDLA指导委员会主席。
17.获奖频频，为北京大学增光添彩
早在1987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编制的《北京地区西文图书联合目录》就荣获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数据库建设三等奖。进入21世纪，各种荣誉更是纷至沓来。戴龙基主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谢琴芳主编的《CALIS联机合作编目手册》、肖珑主编的《数字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姚伯岳著《黄丕烈评传》、胡海帆和汤燕主编的《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等书，都分别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还有许多成果获北京大学、中国图书馆学会等各种奖项。肖珑以子项目负责人身份参加的“百万册数字图书馆的多媒体技术和智能服务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8年2月，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评选结果揭晓，图书馆就有5项成果名列其中，其中正式奖1项，提名奖4项。2009年2月，图书馆“全方位、多学科的信息素质教育创新系列”课程荣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二等奖。2009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荣获华北地区高等学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2007—2009年度“先进图书馆”荣誉称号。近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连续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
四、重新定义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展望
互联网的兴起，搜索引擎的无所不知，导致有些人对图书馆社会价值的怀疑，甚至有“图书馆消亡论”的出现。然而中外的现实发展却表明，大学图书馆并没有萎缩，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反而在快速扩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提出“图书馆消亡论”的人，忽视了图书馆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图书馆员。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图书馆员们顺应时代的发展，积极应用各种信息新技术改造图书馆，创新求变，改进服务，才使得图书馆在数字时代继续发挥着作为信息领航员和知识服务者的重要作用。互联网产生20年来，图书馆发生的变化远超过以前100年的变化。可以预计，未来图书馆还将发生更大的变化。那么，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在此试以北大图书馆为例作一些展望。
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学图书馆的变化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空间、家具和设备将更加具有组合性、伸缩性、移动性和体验感
无论大学图书馆进化到什么程度，馆舍空间无论对于读者还是对于馆员来说，还是须臾不可缺的。资源、设备和服务总是要在一定的空间里才能发挥作用，建筑空间制约着资源的布局和流动，制约着设备类型的选择和性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它制约着服务创新的想象力。馆员没有优越的建筑空间，就像杰出的艺术家找不到适合的舞台。
2011年暑假，我与本馆5位同事一起对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未来的大学图书馆将逐渐进入到“海量信息的科技体验和美妙空间的艺术体验融为一体”的新阶段。其特征是：藏阅空间的比例发生逆转，纸质书刊大量地进入密集书库，以更多更舒适便利的空间供读者使用家具、设施、电子设备，进行个人的或协同的学习和研究。
更具体地说，未来的图书馆将是“变形金刚”式的模块化结构体，相当于“大气节能的绿色建筑+装修精致的空间+创意无限的富有美感和组合机动性的可移动家具+性能优越和极具设计感的数字设备+艺术展览馆+迷你研究厢集群+空间可伸缩的大中小型讨论室+海量的数字资源”。它是人气很高的公共书房、起居室、交流室，是师生们在家庭(宿舍)、教室之外，经常活动的第三空间。它将实现艺术无死角、科技无死角，是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教育技术馆为一体的校园核心建筑。读者在图书馆的任何地方，都能随手取阅书刊、操作屏幕，欣赏名画和艺术品，沉浸在信息、科技和艺术营造的文化空间。读者到图书馆，除完成检索信息的主要目的之外，还可以学习、办公、开会、交友、参观、体验、欣赏，甚至是约会、小憩。
2013年，北京大学将在图书馆的北边建设独立的北京大学古籍图书馆，并对图书馆的东馆进行改造，我们将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全面落实我们关于图书馆空间、家具、设备变革的设想。
2.服务前移，学科馆员变身教师助理
高校图书馆正在由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型，日益呈现出服务前移的趋势。比如以前馆员都是在图书馆接受读者的咨询，后来分化出主动走向院系、了解院系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检索服务和信息素养培训的学科馆员。再后来，学科馆员已不满足于在教师的办公室和院系的会议室里，而是把服务继续前移，将其延伸和嵌入到了专业课的课堂，由专业课教师分拨课时和环节，请学科馆员来讲授信息检索知识。
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已经有部分学科馆员将服务延伸、嵌入到了专业课程，今后将进一步争取学校和院系支持，把学科信息服务嵌入到更多的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并逐步加大学科覆盖面。
不仅是学科服务，图书馆的其他服务也在前移，已经有国外大学图书馆将某些服务延伸到了学生宿舍。如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的住宿馆员服务，伊利诺伊大学的宿舍图书馆项目。耶鲁大学已经对入学新生实行图书馆员导师制度[2]。把服务继续前移，学生的所有活动区域，包括宿舍、银行、理发店等有闲置和等待时间的公共空间，都可以出现图书馆的某些服务，不一定是有人值守的，无人服务可能更受欢迎。
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已经把信息素养教育前移到学校的迎新活动中，并正在考虑将大屏幕阅报器分布到教学楼，通过移动服务把传统的阅报服务前移到校园空间，并逐步把更多的服务前移到更接近用户的公共空间。
3.深度挖掘和关联读者数据与馆藏资源，提升个性化服务
图书馆的数据库里，保存着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大量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和利用，就能真正实现个性化服务，做到“每本书有其读者，每个读者有其书”。也就是说，图书馆应该加强对读者数据的深度挖掘，并实现与资源的创造性关联，使每个读者从图书馆得到的服务都是独一无二的、符合需要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国内率先使用移动图书馆系统和资源发现系统，在联机书目和CALIS、CASHL项目中，都采用了诸多Web2.0技术，与读者有了一定的互动，对读者的需求也有一定的联想、推送能力。下一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继续推进这些方面的实践，在深度挖掘读者数据、分析读者行为、提供个性化服务方面，使读者有更好的体验。
4.开展科研数据监护，参与E-science、E-scholarship，提升对科学研究的服务能力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在服务于学习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对研究的支撑相对较弱，除了数据库资源服务，做得较多的是查收、查引、查新和科研竞争力评估等。我们看到，国外随着信息化进程，已经出现科学研究的“E化”，E-science、E-scholarship成为新的科研方式，Big Data项目越来越多。许多大学图书馆积极参与，努力在这种科研E化中发挥作用。
“大数据”的科学研究耗费巨大，信息的收集和产出量亦十分可观，每项研究都留下了海量的图片、视频、报告、数字、文稿等科研数据，但是这些科研数据只有极少数最精华的部分体现在最终的科研成果中，大量的数据或保存在科研团队手里，或因为研究转向、无力保存整理而被丢弃，难以得到充分利用。目前美国的一些高校图书馆已经和相关院系和研究人员合作，开展数据监护工作，对科研数据进行全流程管理和永续管理。
此外，随着数字资源的日益普及，用软件工具开展数据挖掘和分析成为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大学图书馆必须适应研究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尽快启动数据监护等业务，加强对新型研究工作的支持，不断提升对E-science、E-scholarship、Digital Humanities的服务支撑能力，扩大图书馆的服务效益及其在校园的影响力，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作用。
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正致力于机构数据库的建设，对北京大学的数据监护进行全面调研和规划。
5.持续重视和加强各种技术的应用
现实表明，ICT技术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未来还将发生更大的变化。即使是一些传统业务，当与ICT技术整合在一起时，就会给读者带来特别的体验，也给传统图书馆业务带来新的景象。比如深圳图书馆开发的可移动自动借书机—24小时街区图书馆，国外大学图书馆的学习空间和研讨室，一些储存图书馆的基于机器人技术的自动取书机械手、文献保护部门的纸本修复冷抽气工作台和恒风量桌面型通风柜，等等。
高校图书馆应该持续地关注和强化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要继续建设与完善数字图书馆，而且要重视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图书馆业务和服务领域，提升图书馆服务的想象力、亲和力、体验感，将信息技术和非信息技术相结合，使图书馆工作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方向多元化。
北京大学图书馆现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相较于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已相差无几；但是在恒温保湿、文献修复、自动分检、精确传输、物联定位、安全防卫等方面的技术设备，与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还有较大的差距，今后我们应该重视对这些技术设备的采选和应用，全方位提高各项服务的科技含量，提升图书馆的工作效率和读者的科技体验感[3]。
6.通过快递手段扩大社会服务
2012年3月，包含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内的34家高校图书馆加入首都图书馆联盟，承诺向社会开放。然而向社会开放需要一定的条件，因为让社会大众都到图书馆里来借阅，馆藏资源或许能够满足，但占用本来就稀缺的空间和设备资源确是不现实的。按照我们的设想，可以主要通过电子传递、实物快递的方式满足社会大众对高校图书馆资源的需求。在当下的中国，快递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它比交通费还低廉的送货费用，带给人们极大方便，受到普遍欢迎，高校图书馆完全可以利用快递这种方式，延伸其服务，特别是开展面向校外的社会化服务。大规模利用快递开展服务，或许不是全球图书馆共同的发展趋势，但是在人口多、居住密度高、快递资费低的国情下，很可能是中国各类型图书馆下一步扩大服务效能的突破口。
7.大力提倡众包和自服务
目前，众包和自服务的方式已经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图书馆的传统功能。一些志愿者组成的快闪组，能快速地将一个小型图书馆完成编目，或者瞬间让图书馆乱书上架、垃圾消失。图书馆的自助服务通常也更受读者欢迎。
未来的高校图书馆应仔细考量每项业务的众包可能性，将更多的项目付诸众包，通过一些巧妙的机制，培养读者自服务的积极性和习惯，让读者既当读者又当图书馆员、既当资源利用者又当资源建设者。比如，创建咨询平台，激发更多读者自服务的积极性；创建云存储和展示平台，让读者开放地存储和展示他认为值得推荐和分享的学术资料。当然，众包和自服务必须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来开展。
北京大学历史上曾经有“众包”的事例，如1920年和1947年，进步学生分别建立亢慕义斋和孑民图书室，由大家贡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在当时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馆藏都并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可被看做纸本时代的众包。今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信息时代的特点，按照读者的需求，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众包项目和众包机会，充分调动和发挥读者参与建设和管理图书馆的积极性。
8.建设智慧型图书馆
智慧型的图书馆，其根本目的是变信息服务为知识服务，变通用化服务为个性化服务。例如，针对读者查询的问题，图书馆不但能提供原始信息，还能瞬间把检索获得的内容组织成综述或报告呈现给用户，并按用户需要的格式导出。
高校图书馆是科研教学机构的窗口，面向的是求知欲、体验欲、好奇心强烈的大学生，应该加快研究关联数据、体感技术、语义检索技术在图书馆各系统平台上的应用，开发移动终端应用，积极尝试向智慧型图书馆迈进。
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正承担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面向泛在信息社会的国家战略及图书馆对策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此项研究，整合移动技术、物联网技术、体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语义检索技术、数字挖掘和人文数字等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打造智慧型图书馆。
五、怀念和感谢
在欢庆北京大学图书馆110周年华诞之时，我们难忘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亲切关怀。1978年5月，邓小平同志为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题写了馆名。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9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为图书馆题词“几代英烈，百年书城；发扬传统，继往开来”。1998年4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视察，参观了图书馆。2008年5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并在图书馆与学生代表见面和交流。温家宝总理于2005年、2010年，两度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学生座谈，共度五四青年节。这些关怀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全体员工以极大的鼓舞，鞭策、激励我们将北京大学图书馆越办越好。
抚今追昔，我们也更加怀念在历史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届校领导和历届图书馆领导。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李大钊、袁同礼、严文郁、章士钊、马衡、向达，这九位为图书馆的发展立下不朽功劳的前辈的青铜头像已经镌刻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门的墙壁上，让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改革开放以来，庄守经馆长努力开拓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国外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赶超世界一流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因此于1995年6月在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年会上被授予“杰出服务奖”。林被甸馆长、戴龙基馆长带领图书馆迎接数字化、网络化浪潮的挑战，使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传统图书馆转变为复合型图书馆。他们的进取精神、敬业态度、谦逊作风值得我们所有人钦佩和学习。
我们感谢广大的读者!我们要特别清醒地认识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并不是办馆者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读者对图书馆强烈而常新的要求，才是图书馆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为迎接建馆110周年，我们举办了读者征文，印制了《图书馆的瞬间与永恒——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11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的老师、同学、已毕业的校友、匆匆而过的访问学者们，都为图书馆留下最宝贵的文字，写下回忆、留下心声、送来期望。读者今天的肯定，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最好的生日礼物。我们关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好未来的各种描绘，以及朝向美好未来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获得读者的认知和满意。
我们感谢兄弟高校图书馆和海内外图书馆的同行们!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持续不断地获得他们的合作与支持。我们感谢社会各界的朋友们!他们关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更用捐赠书刊、金钱等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
此时此刻，我要向所有过去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的前辈馆员们致敬!正是他们一代一代的努力和奉献，积累成为我们今天的光荣和骄傲。我也要向目前奋斗在图书馆各个岗位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致敬!你们今天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同样也会成为未来北京大学图书馆人的荣耀和自豪。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全体员工，将再接再厉，竭尽所能，为读者创造更加优良的教学科研条件和更加舒适惬意的学习环境，以回报北京大学师生乃至全社会长期以来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信任、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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