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水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关系论文,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社会保障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GDP在2010年已突破4000美元大关，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期间，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但地区间、行业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存在巨大不平衡性，全国基尼系数从2001年开始就一直在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且不断扩大（如图1）。依据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的解释，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的必然现象。而这种必然现象需要得到控制，将其调整到合理的范围内才能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否则，将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①的风险。因此，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我国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是追求社会公平，它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何文炯，2011）。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促进国民财富的合理分配，为国民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郑功成，2010）。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即社会保障总支出②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0.52%上升到2010年的6.32%（如图1），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应该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此外，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经济收入差距“倒U”曲线在我国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内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对我国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展开实证研究，以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二、相关文献综述
收入分配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收入差距的“倒U”曲线理论，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库兹涅茨看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是一种必然现象。Forbes（2001）、崔静（2011）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中短期，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若收入差距拉大的势头得不到遏制，将会制约经济持续增长。Michael & Matin（2004）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利用非线性阀值协整模型研究显示，1978—1991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正效应；1992—1999年，两者之间存在着负效应关系；1999年之后，收入差距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且阻碍程度在逐年增加。李实（1999）、杨俊、张宗益（2005）则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存在自发的“倒U型”过程，即市场经济难以自动调节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等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③，但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减小呢？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研究。
Jesuit & Mahler（2004）以年度数据为基础对瑞典、德国和美国等13个发达国家的再分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在1980—2000年间，社会保障都明显缩小了收入差距且贡献度都大于税收。Carlo & Stefano（2006）利用意大利1991—2002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意大利的养老金财产没有发挥正向的均等效应，反而扩大了家庭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Vliet，et al.（2011）基于15个欧洲国家1995—2007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公共养老金向私人养老金改革并没有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和增加老年贫困。郑伟、孙祈祥（2003）运用A-K模型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模拟量化分析显示，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由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转变，使得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了。He & Sato（2011）基于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保障使高收入者得到的净收益反而多于低收入者，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侯慧丽（2011）149-151以8414个城镇参保的就业人员为样本，通过测算终生缴费额和终生养老金给付额发现，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主要以代际和性别间的再分配为主，且其再分配程度随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上升有增加的趋势；收入间虽然存在着正向再分配，但作用非常有限。
从文献梳理可看出，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对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将三者结合起来研究并不多见。孙文基、李建强（2011）研究了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城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检验“倒U”假说的存在性，也没有分析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利用我国1978—2010年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将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纳入库兹涅茨计量模型，通过VAR模型对社会保障水平、全国居民收入分配（以下简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④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基本模型与数据测度
1.库兹涅茨计量模型
由于库兹涅茨“倒U”假说论述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所以在许多实证研究中，通常使用如下回归方程：
2.数据来源及其说明
由于统计部门调查的收入数据都是城乡分离的，难以准确地计算全国总体基尼系数。陈宗胜、周云波（2002）利用“城乡加权法”测算了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田卫民（2012）在其基础上运用“修正城乡加权法”相对准确的测算了1980—2010年全国基尼系数，因此，本文进一步利用该方法测算了1978和1979年的全国总体基尼系数。⑥其他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政年鉴》、《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在1989年才开始建立，因而1989年以前的社会保障基金用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用替代；自2007年起，《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对于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原行政事业单位退休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进行项目归总，仅单列一项社会保障和就业，不再分项列支，故2007年后的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数据由社会保障与就业数据补充。为得到实际的可比价格数据，人均GDP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平均GDP缩减指数”对其进行缩减，以消除价格（通胀）因素的影响。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序列的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调整后的人均GDP及其平方项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
和
。本文数据分析和检验使用Eviews 6.0软件进行。
（二）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由西姆斯（C.A.Sims，1980）提出，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性分析，可以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VAR（p）模型可以表示为：
1.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大都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非平稳序列产生的“伪回归”现象，首先采用ADF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
和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则都是平稳的，说明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由于本文为多变量模型，因此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是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协整检验之前先要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保持合理的自由度同时消除自相关，用无约束VAR模型中的AIC、SC和LR等信息准则来选择最优滞后阶数，得到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于是得到协整检验结果见表1（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比VAR模型的最优之后阶数少1阶）。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变量之间至少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r=1）。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序列有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截距的模型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取标准化的协整向量，得到长期协整方程（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下同）：
通过对数据进行拟合，发现协整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其残差的ADF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从而更加证明了1978—2010年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3）式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即存在“损不足补有余”的逆向调节效应；此外，人均GDP一次项的系数为正，二次项的系数为负，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差距先上升后下降。
为了考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倒U”曲线中所处的阶段，依据上述方法对回归方程
进行协整后取标准化的协整向量，得到长期协整方程：
由（4）式可得到在“倒U型”曲线的拐点处人均GDP为3983.8元（（4）式对PGDP求导并令其等于0，得到PGDP=3983.8）。我国2006年和2007年的人均GDP分别为3787.7元和4302.8元（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计算），所以我国在2007年就已步入拐点阶段，即2007年前后是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变动出现转折的关键时期（如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通过检验得到的回归基尼系数在2001年以后就一直比实际所用基尼系数小，且之后两者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是由于步入拐点阶段后回归基尼系数逐渐变小，而我国实际基尼系数却居高不下甚至仍有上升趋势。说明步入拐点阶段之后，虽然经济增长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但其他因素比如社会保障等却扩大了收入差距，抵消了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
3.误差修正模型（VECM）
误差修正模型（VECM）反映的是变量在短期波动中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提供了分析长期动态关系的工具。通过前面的协整检验可知，4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就短期而言，它们之间可能是不均衡的。事实上，VECM是包含协整约束条件的VAR模型，估计结果为：
该VECM的AIC和SC值分别为-14.13和-1358，都非常小，说明VECM的整体解释力较强。误差修正项
的估计系数为-0.0047，调整方向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但统计上不显著（t=-0.32）。表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可以但不能显著的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同时也说明除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
4.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于滞后期长度的选择有时很敏感，不同的滞后期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上文已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得到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收入分配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社会保障的Granger原因，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会促使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必须增加，这符合市场经济下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本质要求。此外，社会保障不是收入分配的Granger原因，表明社会保障在收入分配领域起到的调节作用还很小，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没能很好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其次，经济增长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社会保障的Granger原因，但社会保障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表明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没有很好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再次，经济增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收入分配的Granger原因，但收入分配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来自投资和出口，而不是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所决定的消费需求，这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相吻合。可见，收入分配是社会保障的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的单向因果关系。
5.脉冲响应函数（IRF）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单位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产生的影响，它能较为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基于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3～图6（仅列出研究重点图示），其中，横轴表示滞后期间，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曲线，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图3显示，当本期给社会保障水平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收入分配差距第1期没有响应，随后响应逐渐增强，在第3期达到最大（0.002259），之后逐渐衰退，第13期后消失，结合Grange因果检验，说明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在收入分配领域起到的调节作用还很小，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调节效应；此外，收入分配差距对来自经济增长（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都没有初始响应，随后响应逐渐增强（方向相反），对来自一次项冲击的响应为正并于第9期达到最大（0.0016），随后缓慢减弱且有消失的趋势，对来自二次项冲击的响应为负并在第5期之后稳定在一个负的水平（-0.0008），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既有“马太效应”，拉大了收入差距，又有“涓滴效应”，缩小了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马太效应”强于“涓滴效应”（0.0016＞0.0008），总体上拉大了收入差距，但长期来看，“涓滴效应”强于“马太效应”，这进一步验证了“倒U”曲线理论，与上文协整检验结果相符。
图4显示，收入分配差距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有较大正向响应，之后逐渐衰退，但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消失，说明收入不平等自身具有很强的“惯性”作用，亦即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行业和群体会对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治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过程中，对差距较大的重点区域、行业和群体要有所侧重，缩小其差距本身的前期影响有利于整体差距的缩小。
图5显示，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初始正向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都始终为负，结合Grange因果检验，一方面说明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没有很好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其水平的提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经济效率；另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不是很显著，但收入差距扩大会阻碍经济增长，且这种阻碍效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自动消失。
图6显示，当期给经济增长（二次项对社会保障水平几乎无影响）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刚开始不明显，滞后2期后产生负向效应，到第4期达到最大，随后逐渐减弱，第5期之后转为正向效应并第8期后稳定在一个正的水平。说明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通过诸如受保障人口、财政保障能力等一系列中介变量最终影响社会保障水平；同时也表明经济增长长期会促进社会保障的发展。此外，社会保障水平对来自收入分配差距冲击的初始响应为正，尔后上下波动且到第10期后基本消失，说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客观上要求提高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亦即社会保障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确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与上文Granger因果检验一致。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水平影响显著但具有时滞性，社会保障未能发挥对经济的“助推器”作用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具有时滞性。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形势需要和大力促进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以效率为导向的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增长而忽视民生保障，加之受中介变量的影响，导致社会保障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方面其创造的大量财富能够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推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就业，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数增加，领取失业保险金和救济金的人数减少，实现开“源”节“流”，维系社会保障财务状况的可持续性。因此，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有利于社会保障发展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我国社会保障没有很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作用，甚至长期以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可能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一直偏低，不能有效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形成了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制约，特别是对中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的制约。据欧盟统计局公布，欧盟国家在2003—2005年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7.4%、27.3%和27.2%，⑦福利国家这一指标甚至超过了30%，即使像土耳其、捷克等很多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在10%以上（邵雪松，杨燕红，2011），而我国2010年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仅为6.32%，明显偏低。
（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调节效应，警示我们反思现行制度的顶层设计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调节效应，即“损不足补有余”。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国家层面和宏观战略高度的统一规划，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理念存在偏差，有悖于社会保障的公平目标及再分配属性。主要表现为：首先，社会保障覆盖面有限。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28392万、47291万、14317万、17689万和13880万，虽然比上一年度有明显增加，但主要覆盖的是公有制企事业单位、规模性企业等正规就业人员，而多数最需要保障的非公经济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非正规就业人员却未被覆盖进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32643万人，覆盖率只有40%左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然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保障水平很低，只能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防范方面起到一些缓解作用，在保障劳动力再生产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未来预期和消费需求方面还不能起到有效作用。其次，我国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低，缺乏地区间的再分配调节功能。我国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基金基本上都实行市（县）级管理为主⑧，统筹层次低，社会互济性差，进一步弱化了再分配功能，扩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再次，我国实行的是收入关联型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是依据个人收入来确定的，强调多缴多得，即越是高收入者待遇越高，越是低收入者待遇越低，尤其是个人账户的设置更是强化了家庭个人自我保障的色彩，缺乏个体之间互助共济的调节机制，形成了反再分配效应。
（三）我国已进入“倒U”曲线拐点阶段，应抓住当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黄金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2007年前后是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动出现转折的关键时期，即目前我国已进入“倒U”曲线的拐点阶段，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黄金时期。但2007年之后收入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因此而明显下降，说明作为内生经济变量的经济增长因素要有效发挥作用，还必需外生经济变量的配合。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我国尚未建立系统而有效的收入调节政策体系，⑨如本该以公平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保障政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行收入分配不公。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收入分配不公客观上要求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以改善基尼系数。因此，在当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黄金阶段，也正是加快建设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机遇期，应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纳入我国新型城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坚守公平、正义、共享的价值理念，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目标，立足整体观念和统筹发展的思想，加快现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推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整合与创新。具体改革和发展路径是：
1.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实现从制度全覆盖到人员全覆盖。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重要性，全面推进农村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城镇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当务之急是强制实施非公单位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以保障其收入和生活的稳定性。建议逐步强制实施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而非低水平的农村社保制度），以提高其保障程度、缩小城乡收入保障差距。对于滞留农村务农的劳动人口，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提高新农保的参保率，实现应保尽保。
2.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缩小收入保障的地区间差异。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差异较大，应逐步提高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层次，在3—5年内实现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建立规范、统一和公平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体系，对贫困地区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的转移支付，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互济功能，平衡地区间的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3.推动制度整合，建立非缴费型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财政部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和国企净利润快速增长，2011年已分别超过10万亿和2万亿元。应该说，国家完全有能力推行非缴费普惠式的城乡一体、全国统一的基础养老金制度，无需个人缴费，资金完全来自税收收入和国企上缴利润，以此保证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最基础性的同等生活保障。该制度设计，一方面有利于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将国企利润更多的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可让全民共享国有资产的红利。
总而言之，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在投资和出口的驱动下高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迅速扩大。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将会抑制国内消费需求、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国内产能过剩严重、经济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坚持一体化的政策导向，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创新，通过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从增长型向分配型、从建设型向民生型转变，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让全体国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①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收入分配结构等的不合理，导致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发展后劲乏力，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②社会保障总支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社会统筹部分的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主要包括养老（含“新农保”）、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另一部分来自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项目，主要有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
③Diamond（1997）指出，收入再分配功能是政府介入社会保险的主要理由之一。
④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从本质上所关注的是一个长期关系，考虑到在已有研究中普遍观察到的异质性问题，Kanbur（2000）建议采用单个国家的纯时序数据来做研究，因此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
⑤度量社会保障水平一般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社会保障水平（宏观）=社会保障支出总额/GDP；社会保障水平（中观）=社会保障支出总额/财政支出总额；社会保障水平（微观）=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个人所在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穆怀中，2003）32-33。由于本文所考察的是宏观层面，所以使用第一个公式。
⑥由于1978—1979年相关统计数据缺失，所以在测算全国总体基尼系数时所用的1978—1979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来自陈宗胜、周云波（2002）28-40。
⑦参见新华社：欧盟社会保障支出占GDP27.2%，湖北日报，2008年5月11日。
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在大部分省实现了名义上的省级统筹，但实际上并没有建立全省统一标准的养老保险制度，大都只是建立了省级调剂金机制，省内各地市（县）养老保障标准仍存在较大差异，养老基金的管理仍然是条块分割的。
⑨在影响收入分配的众多因素中，政策因素对倒U曲线拐点持续时间的影响最为明显。好的政策应该使拐点出现得尽可能早，并且持续时间尽可能短，很快使收入差距进入下降阶段。反之，不良政策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周云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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