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居民论文,因素论文,政治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9)04-0036-06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和J·纳尔逊在《难与抉择》一书中，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政治参与进行了界定：(1)政治参与是实际的活动，它不包括政治方面的知识、对政治的关心以及政治的力度等心理上的指数；(2)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活动，不包括官僚、政治家和院外活动家（笔者注：院外活动家是指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组织机构和相关人员）作为职业进行的活动；(3)政治参与仅限于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活动，并且只要是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行为，不论其活动是否产生实际效果，都将列入政治参与的范畴；(4)除了依照自己的意志自主的参加活动之外，受他人动员参与的活动也包括在政治参与之中。[1](323)日本学者蒲岛郁夫在《政治参与》中提到，“所谓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2](4)。国内有的学者将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政府决策与公共管理的行动”[1](324)。由此可见，政治参与是一种由普通民众及其组成的一些公民组织为了某种利益诉求所进行的政治活动，而这种政治活动与政府官员、政治家的政治活动有着很大的区别，呈现自下而上的特点。
公民进行广泛而有序的政治参与，虽然不是政治秩序的全部，但却与政治秩序有着紧密的联系。塞缪尔·亨廷顿就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曾提出，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高的条件下，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与该社会的政治参与成正比；相反，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低的条件下，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与该社会的政治参与成反比。同时，他也指出，“广泛而有序的参与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3](32)。
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参与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将提高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程度。因此，公民在政治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诸如向人大代表提意见、通过网络讨论国家大事等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是稳定政治秩序的重要保障。公民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就是普通民众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在认同本社会政治制度与秩序的前提下，以一种理性的、合法的、自主的方式维护、争取自身利益，表达自身观点，并达到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的政治行为。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自主、理性、依法、恰当等等。但是，迄今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政治参与的内涵、参与方式、根本途径、现实意义以及存在不足等[4-7](323)。这些研究普遍将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归因于一些宏观层面上的内容。而对当前人们政治参与的现状、影响人们政治参与因素等进行的实证考察还相当欠缺。因此，本文将从微观层面，即围绕居民的社会特征，如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满意度方面，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考察。①
二、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一般认为，政治参与的具体方式有政治投票、政治选举等，我们将政治参与的方式具体化为11个项目（见表1），通过没有、较少、一般、较经常、经常五个尺度对其进行测量。如表1所示，总的来说，针对每一个项目回答“没有”、“较少”、“一般”的比例大大高于回答“较经常”和“经常”的比例，说明当前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较低。但是对于“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对国家大事发表观点”、“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向政府部门投诉”、“给报纸、电台或电视台等媒体写信或电话表达看法”、“在网络上发表厦门市发展相关问题”四个项目回答“经常”、“较经常”的比例较高。可见，居民的政治参与比较集中于向政府部门投诉、向媒体表达意见以及通过网络对国家大事、地方发展进行讨论发表意见。调查也显示，当前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居民较多。网络已经作为新的媒体与意见表达的平台，以其快捷性、便利性、易操作性和匿名性的特点受到广大居民的青睐。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对上述11个项目进行了数据处理，运用因子分析，经过变量最大化旋转之后，共抽取出两个因子；然后，根据与居民自身利益相关的程度，我们将其命名为：“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因子”和“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因子”（见表2）。其中，“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因子”包括五个项目：(1)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向政府部门投诉；(2)给报纸、电台或电视台等媒体写信或电话表达看法；(3)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意见；(4)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对国家大事发表观点；(5)在网络上发表厦门市发展相关问题。“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因子”包括六个项目：(1)到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2)写信给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投诉；(3)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找领导对话；(4)到法院起诉政府或公安部门；(5)通过怠工表达不满；(6)通过罢工表达意见。另外，“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因子”和“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因子”均通过了因子信度分析，其因子信度分别达到0.848和0.916，说明这两个因子完全能够代表上述11种政治参与方式。与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相比，当前居民的意见表达政治参与的程度比较高。另外我们发现，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因子中的项目（如投诉、向媒体表达看法、通过网络表达观点等）比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因子中的项目（如上访、起诉、怠工、罢工等）更为温和、适度、理性和有序。下面，我们从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制度化程度以及理性程度三方面，进一步分析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的不同。
首先，无论意见表达政治参与，还是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对于主动性的要求都比较高，但是通过网络、媒体表达意见大多是匿名的，承担的风险很小，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相关程度并不是很高；而上访和投诉等往往是因为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还承担更多的风险，并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8]。因此可以说，与意见表达政治参与相比，利益表达政治参与需要更大的主动性。
其次，从制度化角度而言，维权投诉、向人大代表提意见，作为意见表达的政治参与，通常是在政治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具有合法性，受到法律的保护，并且具有一定的步骤和程序。但是，有关利益表达政治参与（比如上访、投诉以及消极怠工、罢工等）的制度却很不完善。
最后，从理性程度来说，意见表达政治参与显得比较温和与理性。向媒体表达意见、通过网络参与以及向政协委员提出建议是一种适度、有序的参与方式，不仅目标基本会达到，而且有助于社会进步与政治稳定；而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则感性成分明显高于理性程度，怠工、罢工等显得比较消极，投诉、上访、请愿以及起诉行为则显得较为激进。
三、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能否自愿的、主动的参与政治活动，与其城市融入度有很大的关系，而考察城市融入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居民对于工作、家庭以及社会交往的满意度。我们设计了10个指标测定满意度，为了便于分析，我们运用因子分析，经过变量最大化旋转，抽取出三个因素，分别命名为：工作满意度因子、家庭满意度因子以及个人满意度因子。其中，工作满意度因子包括：“与上级的关系满意度”、“与同事关系的满意度”、“工作或劳务条件满意度”和“工作或劳动收入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因子包括：“住房条件满意度”、“孩子上学方便程度满意度”、“邻里关系满意度”；个人满意度因子则由“家庭生活满意度”、“自身健康状况满意度”以及“业余生活满意度”三方面构成（见表3）。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高到低依次是：自我实现、尊重需求、社交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以满足，人们才会进一步的追求高层次的需求[9]。在上述三个满意度因子中，个人满意度因子涵盖了安全需求、生理需求等低层次的需求，家庭满意度因子体现出了住房保障、子女教育、邻里交往等较低层次的需求，而工作满意度因子则体现出个体的社交与尊重等较高层次的需求。政治参与属于较高层次的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因此，只有满足个体的低层次需求，个体才会倾向于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由此可见，居民满意度的高低，对于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影响。
考虑到不同特征的居民，其政治参与会存在差异，因此在考察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时，我们还加入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变量。表4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工作满意度因子、家庭满意度因子、个人满意度因子对于政治参与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从模型1可以发现，各因素对于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体现为：男性的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多于女性，年龄越大居民的意见表达政治参与越少，文化程度越高则越多(P≤0.001)，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个人满意度越高居民的意见表达政治参与越多(P≤0.05)。另外，该模型的消减误差(R2)比例高达10.9%，说明该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模型2可以发现，性别、年龄对于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的影响，呈现男性多于女性(P≤0.05)、年龄越大参与越少的倾向(P≤0.001)，但是文化程度对于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的影响却呈现文化程度越高居民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越少的倾向(P≤0.001)。从模型2还可以发现，家庭满意度越高居民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越多(P≤0.001)，而工作满意度和个人满意度虽然对于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具有影响，但是并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另外，该模型的消减误差(R2)比例仅为4.6%，说明该结果的解释力较弱。
四、结论与建议
总的来说，当前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较低，但是比较而言，与诸如“到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写信给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投诉”、“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找领导对话”、“到法院起诉政府或公安部门”、“通过怠工表达不满”、“通过罢工表达意见”这样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相比，居民的政治参与较多地集中于诸如“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对国家大事发表观点”、“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向政府部门投诉”、“给报纸、电台或电视台等媒体写信或电话表达看法”、“在网络上发表厦门市发展相关问题”这样的意见表达政治参与。
同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也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有不同的影响。第一，性别对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具有较大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政治参与程度更高，参与方式也更为有序。这一结论与胡荣在我国农村地区的调查结果相类似——在农村，男性的政治参与程度大大高于女性[8]。但是，史天健在对北京进行的调查结果则显示：男女政治参与相差不大[10]。国内学界在分析不同性别的政治参与的差异时，导入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析视野，将男女在现实中体现出的政治参与的差异，归因于父权制的影响，或者直接归因于性别因素[11]；也有学者将不同性别政治参与的差异，归结为男女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以及社会化过程的不同[6]。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不同性别的政治参与的差异，可能来源于文化程度的不同，因为在调查样本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女性占18.4%，而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男性则占29.8%。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由于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广泛得到保障，从而导致了其政治参与的机会、能力远远少于或者低于男性。
第二，年龄对于政治参与具有负向影响。国内学者的研究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对政治参与的欲望不同。中年人的政治参与意愿最为强烈，而青年与老年人的政治参与热情则相对较低。比如，史天健在北京的调查发现，市民的投票率与年龄的关系呈倒U型，以45-53岁年龄的受访者的投票率最高[10]。胡荣对厦门市居民政治参与的调查分析中也有相同的发现[12]。
第三，文化程度对于不同类型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具体体现为：对于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于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却具有负向影响。这一方面说明，文化程度高的居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合理合法的方式，而不是激进和非制度化的方式；另一方面说明，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是以一定的文化程度为前提的，如向媒体表达建议、通过网络讨论国家大事并发表观点等参与方式，都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常常被排除于这种政治参与的行列之外。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文化程度对政治参与具有内源性作用：公民的文化程度影响公民的投票率、民主发展水平和民意代表的自身素质，影响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平等性和直接性，并影响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前进步伐[5]。这意味着只有提高公民的文化水平，才能够使其具有较强的政治理论修养、政策分析能力、政治敏感度以及民意表达水平。
第四，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以及个人满意度均对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具有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涉及到居民的人际交往、工作条件以及薪金条件，对居民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工作是评价居民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极为重要的指标，工作满意度的高低直接决定居民对于社会的满意度，影响着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同样，家庭满意度也是影响居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体现居民对于居住城市的归属感与责任感。这种归属感和责任感会提高居民对于本市、本省甚至国家政策的关心程度，从而提高其政治参与的程度。个人满意度涉及到居民的个人健康、业余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另外，家庭满意度对于意见表达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而工作满意度和个人满意度却对利益表达政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与意见表达政治参与相比，影响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的因素更加复杂，除表4所示的因素外，可能还会受诸如社会环境、社会政策等其他宏观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热情逐渐上升，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参与方式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从传统的直接与领导以及相关部门面对面的接触，到通过媒体网络表达政治意见的非面对面的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凸显出我国在民主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离不开居民的政治参与，要提高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提高女性经济地位，防止女性在受教育、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受到歧视，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鼓励女性参政议政；其次，推进教育改革，提高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只有居民的文化水平获得提升，才能保证居民政治敏感度与政治理论修养的提升，才能保证居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合理化与制度化，进而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确保社会稳定；最后，加强城市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提高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满意度，保证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注释：
①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05年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进行的有关厦门市居民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厦门市下辖6个行政区，本次调查仅将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地区，并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两个行政区共抽取1500个居民。在发放的1500份调查问卷中，回收的有效问卷实际为1145份，问卷有效率是76.3%。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占56.4%，女性占43.6%；年龄在18岁到70岁之间，其中20岁以下、20-30岁的居民分别占3.80%和59.39%，30-40岁、40-50岁的居民分别占27.61%和9.20%，50-60岁、60岁以上的居民分别占3.00%和0.80%；常住居民和外来暂住居民的比例分别为61.4%和38.6%。另外，小学及其以下学历者、初中学历者的比例分别为1.4%和7.6%，而高中及中专学历者、大专学历者、本科及其以上学历者的比例分别为21.2%、22.2%和47.7%。样本的比例构成，通过与2005年厦门市统计资料比较，发现两者基本一致，说明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收稿日期：2009-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