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改革不可逆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不可逆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年前，东欧开始了一场震撼全球的巨变，导致该地区积累了40多年的问题以总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在这场危机中，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或改革措施。就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和长期结果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10年后的今天，人们已可以看清这些措施的实施过程和其效果的大体脉络，以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条件对此作一番总结。
人们常常愿意拿结果说事，那么，首先就来看看东欧地区（情况较为特殊、改革严重滞后的独联体国家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10年变化结果的两极——
最好的与最差的
好与差的两极恰好为东欧地理的两极——北端的波兰和南端的罗马尼亚。
在10年前的起始点上，两国的人均GDP相差不多，波兰为1675 美元，罗马尼亚为1500美元；在经济形势上，波兰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通胀极高，货币大幅贬值，国企亏损严重得难以继续运转，外债高达400亿美元，而罗马尼亚的工业虽落后，但还能够运转， 外债也极少。
10年后，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统计， 按固定价格计算， 波兰GDP累计（百分点简单相加）增长17%（另有统计为20%至25%）， 列该地区仅有的3个GDP超过改革前水平的国家（另两个是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之首；而罗马尼亚则以累计25%的负增长，在该地区垫了底，预计1999年还将是负增长。
在改革方面，波兰进行了该地区最激烈的改革，即标准地实施在一段时期内被一些人称为“自杀指南”的、“臭名昭著”的“休克疗法”；而罗马尼亚则几乎是在原地踏步，其貌似改革的私有化也不过是将国企转换成政府官员的私企，平添了大量腐败，还败坏了改革的名声。
在谈及改革与原地踏步两种选择的原因时，一位波兰专家不无谦逊地表示，波兰现在看来是正确的选择得益于当初严峻的经济形势，它使波兰别无其它选择，只有立即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一条路；而罗马尼亚当时的形势不那么糟，似无必要采取如此激进的改革措施。但事实上，罗马尼亚即使是在后来形势危急之时，也未象与其情况类似的保加利亚那样，采取一些象样的结构改革措施，因此，后来又落在了保加利亚后面，这就怨不得当初的“好形势”。
在此，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同一旧体制下改革与基本不改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但同样进行了重大改革，而进程和方式不同，结果又如何呢？可以比较一下那些——
最好的与较好的
捷克实施了所谓“天鹅绒式的休克疗法”，以“温和”区别于波兰的“激烈”，旨在实现稳定转轨。凭借头两年该地区最好的宏观经济指数， 捷克赢得了几乎是一致的最高赞誉。 然而好景不长， 一方面， 1997年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捷克曾引为自豪的稳定汇率政策（致使克朗汇率高估）中隐含的代价，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了出来；另一方面，当初旨在照顾大众情绪、抑制失业增加的“大众债券私有化”（国有资产人人有份）的弱点暴露了出来，——它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完成了一次国有资产名义上的转移，而并未带来真正具有竞争性的私人经营机制，于是，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的亏损照常增加，直至破产，造成失业增加（应当说明，债券私有化以其旨在维护社会公正的特点，在当初被认为是“天才的发现”。究竟是因其本身有先天的致命弱点，还是由于试验和操作上的失误才导致了其失败，这一问题很值得研究）。结果是捷克经济从1997年开始陷入衰退，1998年出现了负增长，其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亚军地位随之为匈牙利所取代，捷克似乎是在为当初的“温和”和稳定付出代价。
相对于波兰的“标准休克疗法”和捷克的“温和休克疗法”，匈牙利曾以成功的“渐进”而名噪一时。由于匈牙利从1968年就开始了磨磨蹭蹭的改革，具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人们曾预料，匈牙利经济将率先走出谷底。匈牙利的“渐进”似乎不负众望，1990年至1991年，经济下降幅度小于波兰和捷克。然而，1992年，率先获得增长的却是“激进”的波兰；1994年，匈牙利虽与捷克同时获得经济增长，但速度低于捷克，更低于波兰；更重要的是，由于匈牙利强调“渐进”和稳定，在物价、金融、财政等领域中的改革进度落后于波兰和捷克，因此而积累的问题在1994年将匈牙利逼上了悬崖，迫使新上台的左派政府不顾自己的信念和诺言，来了一次“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导致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当然，似乎是作为对“休克疗法”的补偿，匈牙利经济此后进入了稳定增长的时期。
至此，或许应补充一个例子，就是——
由差的变为好的
保加利亚曾实施了所谓“三心二意的休克疗法”，且不到两年便中止了“手术”，强行“苏醒”，重新为债务严重的国企输血，结果是宏观经济指标在1995年刚刚有所改善，便又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保加利亚曾被称为是实施“休克疗法”中最不听话、也是最活该倒霉的病人。此后，不是保加利亚要不要“休克”的问题，而是不得不“休克”，更何况IMF还趁机开始“威逼利诱”， 要求其“必须开始真正的结构改革”。 两年多来， 保加利亚已大大加快了改革步伐， 经济从1997年开始出现好转，以至被一些专家称为是该地区后进但正在谋求新起点的国家（如罗马尼亚）的楷模。
在分析了各种例子之后，有必要清理一下——
转轨的代价
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1989年巨变以来东欧所有国家的GDP 平均下降25%，独联体国家则下降了45%，失业率由几乎是0 （当时有关国家的官方说法）平均提高到10%以上。这里至少应指出3点：1.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玩弄统计数字是计划体制的必然产物，以至人们无法挤干有关国家1989年的经济数据中的水分；2.由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体制漏洞，有关国家的黑色和灰色经济估计占到了其GDP的30%以上， 而没有被纳入官方的统计数字，否则，即使是最差的罗马尼亚也早已获得了经济增长；3.最重要的是，有关国家的经济质量和效率按改革的进展情况，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成本下降，这就是波兰的GDP虽10 年累计仅增长17%，而国民收入（剔除了GDP 中固定资本消耗和间接税后得出的数字）却增加了1倍的原因。
专门负责东欧重建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1999年11月的报告中说，“尽管在过渡期内该地区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另一些人承受着沉重的社会压力，生活艰难”。报告警告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数已增加到近1.7亿，而在1988年只有1.3亿人。还有专家指出，东欧国家在过去10年的政治和经济剧变中，受害最深的是养老金领取者、体力劳动者、产业工人和农民。即便在列举这些数字时，要考虑普遍存在却未被纳入统计的灰色或黑色收入，以及计划体制下早已存在的隐形失业的话，人们恐怕还是要面对那古老的说法——
没有免费的午餐
转轨之初，少数西方专家和东欧的不少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类似所谓“第三条路”的“渐进”的改革模式，提出应谨慎地分阶段瓦解旧体制及作为其基础的国企，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动荡及民众付出的代价。遗憾的是，这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事实表明，无论采用哪种改革方式（包括所谓理想的“渐进”），也无论改与不改，东欧国家无一例外，都未能避免经济下降、失业增加、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加剧的厄运（这也是不少有关专家和决策者事先预料到的，因此，他们没有误导民众说改革可以不付出代价，并可立即见效）。区别在于：初始阶段的改革最激烈的、付出代价最大的（如波兰），恰恰是取得成果和进展最大，而且最终付出的代价最小的国家；初始阶段强调“温和”（如捷克）、“渐进”（如匈牙利），到头来还得采取激烈的改革措施，而且付出的代价更大；因既得利益及缺乏勇气等原因在改革问题上反复无常的国家（如保加利亚），不仅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还耽误了改革的最佳时机；而基本上不进行改革的国家（如罗马尼亚），结果最惨。
看来，在美好的幻想与复杂而冷酷的政治经济逻辑之间，有一道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说，至少是在东欧，或许根本不存在所谓“最佳”（即所谓无代价或成本）的改革模式，只有最不坏的改革模式，而不改革最坏。
在1999年9月召开的东欧转轨国家专题研讨会上， 来自全球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前所未有地得出了几乎一致（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除外）的结论：虽然有很多原因导致该地区各转轨国家今天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决定性原因还是它们是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只有彻底的改革才是迈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捷径和坦途；改革越激进，效果就越好。
事实上，在拉美，人们早已看到了——
类似的经验教训
改革最激烈的智利取得的成果最大（尽管专家们对这种在“坦克的协助下”得出的经验存有很大争议），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改革最迟、最慢且最温柔的巴西则成了“班上的最后一名”，到头来还得采取激烈的改革措施。因此，东欧地区的转轨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拉美经验教训的验证，更何况波兰实施的“休克疗法”本身，恰恰来自拉美玻利维亚（1986年开始实施“休克疗法”）的成功经验，“手术方案”制定者也是同一个人——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
此外，伴随着改革的进展，拉美同样出现了失业增加、贫困人口增多等现象。但人们已经看到，在改革大体完成后，随着经济稳定增长，在有关国家（最典型的还是智利）中又出现了贫困人口开始减少的趋势。所以，尽管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拉美国家的旧体制中本来就存在着不少市场经济的元素），东欧国家的转轨难度要大于拉美国家，但人们有理由预期这种趋势在东欧有关国家的出现。
如果只进行简单而肤浅的对比的话，人们（包括一些西方的专家和政客们）常常会拿一些亚洲国家的经验来说事。一些亚洲国家当初在改革初始阶段，经济便开始了高速甚至是持续的增长，也没有为失业、贫困人口增加等问题所困扰。依此前提进行推论，所有东欧国家无一例外，都未能找到较好或最佳的改革模式或办法。进一步的结论似乎只能是：要么，与亚洲有关国家相比，所有东欧国家的决策者及为其出谋划策的西方专家们都是一群无可救药的笨蛋，只是其愚笨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要么，所有东欧国家都傻乎乎不同程度地听信了西方别有用心的专家们的谗言，中了西方设计的损人利己的圈套。
如果人们不想简单地满足于某种偏见、自恋情结或虚荣的话，那么，就有必要理性地、客观地对相关的改革进行——
经验对比
首先，与东欧和拉美相比，亚洲有关国家的起始条件大不相同。亚洲有关国家当初的经济工业化和金融化程度远远低于东欧和拉美，在此条件下改革开放，无需多少智慧和技巧，只要有勇气和意志，对原有的体制紧箍加以松动，把卡在经营者和劳动者脖子上的手放松一下，总之，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就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就可以招徕人们的感恩戴德。而在东欧和拉美国家，几乎整个经济空间都已经被庞大、低效、人浮于事的工业及金融体系所充斥（东欧国家还被“经互会”的所谓国际分工捆绑在一起，贸易依存度极高，一国的动作必然引起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改革的回旋余地极小，一开始就要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其难度之高、代价之大，远非亚洲有关国家当初的改革所能相比，也根本不能指望（事实上也很少有人天真地指望）它们能在改革的第一年就获得经济增长。毕竟，在一片空地上建房，要比在拥挤的居民区拆迁后重建容易得多，支付的费用和代价也要小得多。
再者，包括一些当初进行过无成本改革的国家在内，亚洲不少国家在高度工业化和金融化的基础上从两年前开始，为在“经济奇迹”光芒遮盖下积重难返的体制弊端和对其进行的全面改造付出重大代价。这表明，从长远看，无论是在体制改革上，还是在经济发展上，都不存在免费的午餐，问题只是代价或成本的大小及付出的时间。尽管自金融危机后，亚洲有关国家的改革对象——“亲朋好友”的、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与东欧的国有计划经济有所不同，改革的初始条件比东欧要好，原有体制中已经含有不少市场经济及法治的因素，也很少有难度很大的私有化问题，因此，改革的具体措施及操作方式自然也会有所不同，但在改革是否迅速和彻底方面，亚洲国家似有必要借鉴东欧的经验教训。
当然，东欧有关国家的改革进程尚未完成（包括领先的国家），很多改革的成果有待巩固和完善，在其发展道路上也还有很多障碍，其中——
腐败是最大的障碍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报告称，根据对3000家公司所作的调查，东欧地区的公司每年用于贿赂的资金占其收入的3.3 %（改革严重滞后的独联体国家为5.7%）。报告说：“近40%的小企业称它们要经常行贿。 ”贿赂对新成立的公司的打击尤其严重，这方面耗费掉它们年收入的5.4%，而对大公司来说，贿赂资金占其年收入的2.8%。遗憾的是， 报告没有提供“那些匆匆实行私有化，把资产的控制权交给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的相关数字。报告总结说，虽然许多国家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并对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但是它们并没有减少“总体的干预，而以贿赂的形式变相向公司征收非正式的税”。
关于腐败的危害，报告指出了两点：这些与政府干预紧密相连的腐败大大增加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严重阻碍了新企业、特别是对就业有着重大影响的小企业的发展，进而严重妨碍了就业机会的增加；在腐败中受益最大的官员们，往往成为阻挠进一步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且能量极大。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腐败一方面妨碍了就业机会的增加，使失业者感到无望；另一方面又使有关受益者的财富不合理地增加，这将会直接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引起社会动荡，从而进一步阻碍经济和社会进步；此外，它还直接败坏改革的名声，动摇人们对改革的意志和信心。因此，对转轨过程中腐败的危害及为其支付的巨大经济成本和社会代价，如何估计也不过分。
在此，还应同时强调如下几点：1.无论转轨与否及如何转轨，东欧国家都未能避免腐败的增加；2.腐败的增加并非来自真正的改革措施本身，而是来自旧体制中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在灭亡前的垂死挣扎，而改革措施的不配套、不全面，新体制健全的时间需要及操作过程，是旧权力得以挣扎的有利条件与时机；3.改革越全面、越彻底、越迅速，为腐败留有的余地和机会就越小。
在谈到如何抑制腐败时，欧洲复兴银行的报告说，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放宽对经济的限制和实行私有化，不再被视为是建立起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充分条件。政府还必须推动建立支持市场的机制，例如制订公平、透明的法律，建立效率高的立法机关和积极的竞争机构。报告指出，事实上，该地区经济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正是在上述方面取得最大进展的国家。
腐败、转轨的代价及传统观念等因素，使人们在相当程度上对改革感到——
失望
科隆社会经济研究所1999年年中所做的调查表明，87%的捷克人对改革措施的执行情况不满；在匈牙利（1998年不满情绪轻度下降）也出现了转折，有3／4居民表示不满；在波兰，不满意的人去年还少于2 ／3，今年便上升到了3／4以上（78%）。如今， 一半以上的波兰人和捷克人以及2／3的匈牙利人表示，坚决不肯为了不久之后的振兴而做出牺牲。
另据统计，1997年还可以将大约1／3的波兰人看作市场经济的赞同者，去年还有1／4，而不久前只有1／5了。反对者的比例不断上升，达到了59%。在所有改革国家，市场经济的批评者人数明显多于赞同者。只有在匈牙利和捷克， 明确赞成市场经济的人略有上升， 分别上升到22%和28%。受传统观念影响，在职业上人们宁愿收入少而可靠，而不愿高而不稳定。一个可靠的工作岗位价值大于职业的自由选择。只有在捷克有（44%）觉得自由选择职业更为重要。
而波兰的《选举报》1999年11月公布的一项有关东欧居民精神状态的民意测验结果则说，“波兰人的不满情绪低于其它国家”，即：57%的波兰人对他们的命运“十分不满”，而匈牙利和俄罗斯分别为62%和80%。
各种统计尽管其方式及得出的数据不同，但总体来看，对现状的不满是十分普遍的。原因首先在于改革已经使广大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此外，人们受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影响，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中的竞争。
关于后者，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他本来认为实行市场经济是“人类的天性”，但结果“根本不是天性，而是文化”。无论格林斯潘的结论正确与否，它至少表明，精神上的转轨仍将是痛苦而漫长的。
关键是前者。要求普通民众象专家们那样理性地认识和对待改革的艰难及必须付出的各种代价，是不现实的。但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代价，才能使公众的不满不致强烈到足以威胁改革的程度。统计数字还表明，尽管人们普遍对现状不满，但很少有人愿意完全回到旧时代去生活。这虽有些自相矛盾，却恰恰从一个基本的方面表明，改革已——
不可逆转
事实上，尽管不少东欧国家在过去的10年中，政府更迭频繁，然而，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当政，或左右共治，执政者大都继续着改革的进程，而左派或右派的下台又同样是由改革的代价在民众中引起不满造成的。在匈牙利，1994年开始的最激烈而“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削减公务员收入、缩编行政岗位、大幅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及加速私有化等），恰恰是由自称最关心社会公正和民众利益的左派实施的。
这里的情况不仅使人们传统的左（进步或激进）与右（保守或反动）的概念出现“错位”，还显现出了左与右的某种“趋同”。后者正表明，东欧国家的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已不可逆转。这也是改革的希望所在。
人们关注东欧经济在过去的10年中经历的震荡与磨难，关心东欧人民为体制转轨付出的巨大代价，理解他们的失望，不应是为了对他们感到绝望，更不应因为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改革模式，就小家子气十足地对其进行诅咒，而应是为了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同时寄希望于他们的——
未来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9年11月8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00年， 所有东欧国家的经济将出现正增长，这将是柏林墙倒塌10年后首次出现的正增长。多数专家认为，尽管东欧的经济增长不能与亚洲相比，但它还是会大于欧盟的增长速度；这一趋势在三五年内将持续下去，因此该地区可以看作是西欧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变体。
在谈到该地区改革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波兰和匈牙利时，联合国的经济学家鲁门·多布林斯基说：“首先是转变震荡期，然后是震荡后的恢复期，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的增长阶段。”但是要赶上先进的西方邻国，这两个国家在今后20年中必须比欧盟国家的增长速度快3%。 还有专家对西欧和改革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比较。波兰的这一指标只相当于欧盟国家的1／3，要赶上欧盟国家大约需要20至25年时间。
而东欧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外部因素，取决于西欧经济的景气程度，内部因素取决于有关国家是否能加速完成全面、系统的结构改革。在此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不利因素，但无论如何，东欧国家已不可逆转地踏上了市场经济之路。
由于人口、地理和历史等原因，东欧国家常常成为大国争斗的牺牲品；东欧人民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不幸之后，终于从10年前开始重新获得了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力；此外，在新世纪刚刚开始之际，他们已经站在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新起点上。因此，尽管在他们的前途中还会有不少艰难险阻，人们还是应祝他们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