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启超新史学100周年--梁启超史学思想的转变_梁启超论文

纪念梁启超新史学100周年--梁启超史学思想的转变_梁启超论文

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表一论文,周年论文,思想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12-0020-15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 “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 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 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 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 进化者也。”(梁启超:《新史学》)运用进化论看待客观的历史、解释撰述的历史,遂 认定史学的发展对历史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史学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于后者,梁启超认为:“兹学之发达,两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 四端焉。”这四端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进而认为“ 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的偶像。(梁启 超:《新史学》)

梁启超之所以提出了“新史学”、“史界革命”等史学上的主张,是建立在批判旧史 学的基础上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激烈批判旧史学,具有为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开辟道 路的作用。同时,梁启超的主张,其理论依据是进化论,正是具备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 的史学思想,使他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为新史学建立了初步的理论框 架。《新史学》中的批判意识、历史观的变化,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对于中国史学的 转型而言,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因素,《新史学》也正是因此而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 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然而在今天看来,《新史学》中的主要观点,除了其积极的一面之外,也有前后矛盾 的地方或因偏激而造成的谬误。总的看来,其积极的意义不容忽视,但不足之处所产生 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以致造成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还应当指出的是,当时 梁启超为文,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其中所表现的对传统史学的强烈的批判态度,也是 政治激情大于学术研究,换言之,他的史学思想因其政治性所使然,很难趋于客观。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原理直接联系于人类发展历史上,没 有区别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公理公例的不同,讲“人群进化之现象”,却未能触及人的物 质生产活动同进化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进化史观自身及理解运用进化史观的局限性。 批判旧史学的激烈言辞,亦多有偏颇失当之处,其论断有明显武断的感情色彩,将“新 史学”与“旧史学”截然对立起来,看不到其中的前后联系、继承发展的关系,用近于 绝对化的批判代替了科学的分析。“四蔽”、“二病”固然指出了旧史学消极的一面, 但于传统史学的总体而言,不应断然认定其“不知有国家”、“不知有群体”、“不知 有今务”、“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批评之 于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史学而言也绝非尽然;二十四史虽以历代王朝为主线 ,但二十四史所包容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内容,远远超出了“家谱”的范围。因此, 梁启超对于旧史学的批判,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可谓得失参半。

梁启超本人也逐渐意识到了《新史学》中的许多观点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他游历 欧洲之后,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氛围,直接了解到了西方学术的发展状况,更加深 入地接触到了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历史观点,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外,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情形与以前也有了很大不同,他的主要精力开始集中于 学术,而对于政治则放在其次,“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 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这是梁启超一生中 活动历数次变化的最重要的一次变化。此后直至去世,梁启超的主要时光是在著述和讲 学中渡过的。从政治转向学术,从政治家转向学者,既导致了梁启超对政治与学术、对 致用与求真等问题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也导致了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回国任教于 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他对他曾经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开始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对传统 史学的态度也因之发生了变化,对《新史学》中的主张也做了诸多修正。如在《新史学 》中将史学界定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史学定义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 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不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 个重要问题》中,又否定了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过分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 ,认为自然科学在于求“共相”,历史学在于求“不共相”,二者正好相反。其实,历 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毕竟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有条件地将他们 区分开来,是必要的。但梁启超自称“着实恼乱了头脑”,将它们绝对化了,反而走向 真理的反面。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了后人的很多议论,批评者有之,赞同者有之,表示理 解者亦有之。我们认为,梁启超的这种转变,一方面与他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直接关 系;另一方面,他的史学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对于进化史观所表现出的怀疑和困惑,既 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的反映,也是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 和学术思潮对梁启超的直接影响所致。而他后来撰述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 研究法》及“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则明显反映出了对“中国之旧 史”的看法与态度的变化。由政治家转而为学者的梁启超,在史学方面做了更为全面系 统的梳理和研究。他曾有志在中国通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佛教史、中国 史学史等领域进行探索和著述,以期健全其“新史学”体系。尽管如此庞大的著述研究 计划很难悉数完成,但是他都程度不同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做出了研究成果,成为现 代中国史学多个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对历史观、方 法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变化也由此而产生,譬如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从 彻底否定到有选择地回归,对历史学目的、性质的重新界定,对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观 察解释历史现象的怀疑等。

从《新史学》到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这一过程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史坛在接 受西方史学并开始致力于中西史学结合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梁启超的变化,就他个人而 言,固然与他接受西方学理比较博杂,且又没有形成成型的理论有关,但是透过这个现 象,我们仍可以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首先,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西方社会和西方 文明,认识到了西方的一切并非尽善尽美,由此可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学理; 其次,通过前面的认识,促使人们回过头来反思,并意识到对传统文化完全否定的做法 是不妥的,应当用一种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身的文化遗 产。许冠三指出:“任公新史学的成长经历,恰好是一个从迷信西学到择善而取、从背 离传统到选优发扬的辩证过程。”(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这确为十分中肯的评价 。如果说,梁启超前期以《新史学》为标志充当了批判旧史学的勇士的话,那么梁启超 后期则是在建立新史学、开创现代史学新局面的成就卓著的建设者。他以丰富的史学研 究成果,为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作为一位探索者,积极地吸收和 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并且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善变是梁启超学术的一个明显特征,尽管为此而常为时人和后人所垢病,但在某种意 义上,也未尝不能说这正是他的一个长处。就像他曾自我剖析的那样:“常自觉其学未 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因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否定自我而变,因自身的地位和处境 的不同而变,因接受西学的更加广泛深入而变,这些他本人并不讳言。但是还应当看到 ,在一些大的方面,他却坚持一贯到底、始终不变,而这些方面是一开始就在《新史学 》中充分表现出来的。

最为明显的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极 力强调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把史学作为激发爱国热情、强国富 民的重要工具。后期的论著,其爱国热情丝毫未减,只是多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分 析和论证。如1920年作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认真界定了“民族”、“种族” 、“国民”的概念和关系,十分严谨地叙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文中还批驳了在当时流传一时的外国学者关于中华民族“西来说”和“南来说”的 错误言论。张荫麟认为梁启超后期“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 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殆即以此损其天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 之梁任公先生》)梁启超后期提倡史学求真,但始终未忘求真的目的在于致用,始终把 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他史学思想的最基本内涵。这些思想都与《新史学》一脉 相承。

积极主动地吸取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把西方新学理与中国史学加以结合, 也是梁启超史学的不变特征。《新史学》的主要观点,就是以西方的进化论为理论依据 。在欧洲游历期间,他积极学习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借鉴 西方史学,以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 补编”也可以看做是中西史学结合的尝试之作。这些著述与《新史学》一样,从形式到 内容均令人耳目一新,风行一时,影响至远。

即使是梁启超对进化史观及历史因果律提出了疑问,但是从他后期的著述中仍然可以 看出这些内容对他史学思想的内在影响。如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由“启蒙”到“全盛”的 认识途径,对中华民族、中国史学等的形成和发展的总体看法,都还是以进化理论作为 基本理论指导的。他虽然指出“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 有害的亦未可知,”但又认为借此不谈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也是不行的,“不谈因果, 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 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是对《新史学》的超越,同时,《新史学》中一 些固有的积极因素依然存活于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之中。《新史学》中的合理的、精 髓的内容,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其偏颇失当之处,也应分析详 察,不可简单对待。

标签:;  ;  ;  ;  ;  

纪念梁启超新史学100周年--梁启超史学思想的转变_梁启超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