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一）——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总论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度中国经济史论著，无论数量或质量，大抵不下于往年。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从研究领域看，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等传统热门课题论著减少，商品经济与农业经济、区域史、民族史与民族交往史等逐渐成为新的热点；从研究时段看，虽然仍以断代史的论著为主，但总论性和跨代研究明显增多。兹把后者简介如下：
社会经济形态 中外比较研究 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发表了三篇文章：田昌五／破除中国历史东方类型说，振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苏凤捷／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和魏特夫对它的曲解和歪曲；张雅琴／“三形态说”“五形态说”辨析。其中田文最可注意。田氏认为东方类型说在中国史学界影响甚大。三十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四种不同的理解中有三种（“特殊生产方式说”、“不发达奴隶制说”、“封建说”）与东方类型说有关。文章着重谈了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应当破除的两种理论：1.土地私有制不发达、国有制始终占主导地位，或以国有为主、兼容私有的二元说，2.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极度不发达论。
针对近年学界关于“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的论争，刘忠世评介和论述了《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多种划分形式及其方法论意义》（河北学刊4），认为马克思对人类历史阶段划分非止一种，包括两阶段、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等多种划分形式，视角不同。各有其所限定的认识对象，彼此间可相互补充，但不能互相包容。
进行中西比较研究的，有侯建新的《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与现代化启动》（历史研究5）和《中英劳动生产率及其在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世界历史5）。前者认为中国明清时代市场与商品化的发展之所以不象西欧中世纪晚期那样导致近代化，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有不同发展趋势；劳动生产率高低则由生产鏖织状况决定；归根结底则是生产者个人力量发展的不同，即市场活动主体自由度的差异。后者是对毕道村1992年批评的回应，对宋代和同时期的西欧劳动生产率作了比较。毕道村认为，中西封建历史的比较研究应有一个中心环节，这个中心环节既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也不是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而只能是商品经济；抓住这个环节，才能把研究推向新阶段（论中西封建历史比较研究的中心环节／中国史研究1）。进行《中西“封建”之比较》者，尚有《河池师专学报》第2期徐镇尚的文章。马克垚则作了《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他首先分别论述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继而对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产生的比较研究作了评介，再进一步深入到中西小农经济和商业结构的比较研究中。马氏不但扼要地介绍了中西学者对上述问题主要学术成就和理论观点，而且对各种学派的得失有所评论。他指出：“中西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不断发展，取得进步。中国学者坚决主张这种发展最后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使这种萌芽未能发展起来。西方学者虽然承认中国社会不断发展，但仍无法跨过通向近代的鸿沟。”他认为“中西社会后来发展的不同，从本质上说只是速度的不同而不是道路不同、方向不同”。
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钟兴瑜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层次结构》（贵州社会科学6）：基础层次──小农家庭；基本层次──自然村；中间层次──县和省；最高层次──全国。此外，《中国史研究》94年第2期发表的佘树声《从中国国家起源看魏特夫对历史的歪曲》和刘修明《“治水社会”和中国的历史道路》二文，则是对魏特夫关于中国是导致“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治水社会的理论的批判。
关于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 这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特设了讨论专辑。
从理论上对传统农业阐述，较有份量的是吴承明的《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2），这是他的《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93.4）的姐妹篇。文章首先批评了西方一些学者对传统经济的误解，指出传统经济亦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有谋利部分；它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为完整之经济体系。接着，以绝大部分篇幅，根据实证材料，对传统农业作出重新估价。吴氏反对把传统农业看成是完全消极的，指出除人力投入外，非人力的物资投入（资本投入）也是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变量，它包括粮食生产以及非粮食生产和农家副业，能够产生很大的剩余（地租常占产量之半可证），能自我调整生产结构、重新配置资源，从而使自己获得发展。并据此对二元论者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作了修正。吴氏估算了旧中国农业剩余劳力的数量及其向非农部门转移的状况。指出传统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劳力，且可提供农业剩余作为工业化资金，并强调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因贸易条件变化而产生的农业隐形流出的重要性。最后，吴氏提出二元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应为现代企业与传统经济互补，农业与工业相互发展，而乡镇企业则是其最佳形式之一。
刘克祥把传统农业称为“传统集约农业”，并把它定义为“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潜力的作物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其形成原因一为自然条件，一为人口压力。封建地主经济（包括田产继承的诸子均分制、土地自由买卖、封建租佃制等）使初步形成的集约农业沿原有方向加速发展。传统集约农业和以之为载体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既有促进一面，也有抑制一面，愈到后来，抑制作用愈明显，而沉重的人口包袱则是直接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传统集约农业琐谈）。关于传统农业发展的条件，范楚玉认为《应当重视历代封建地主政权对传统农业的促进作用》，刘志伟、陈春声则强调《应重视传统农业发展的社会空间》，即经济发展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佟屏亚对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艺的作用作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中国的农业需要适用技术》，而不应盲目追求高新技术，前者适应特定环境条件，体现了传统精细农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密切结合。（以上均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
美籍华裔学者赵冈提出要《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他认为“小农”一词不科学，应改用西方农经学家通用的“家庭农场”。赵氏从农业生产特性出发，论证大规模农业“交易费用”偏高，家庭农场因主要依靠家庭劳力，有可靠激励机制而显示其优越性。我国春秋时已实行家庭农场制，战国时分田到户的土地逐渐私有化；明清以前中国农业先进于欧洲，实得其力。赵氏以西方经济学理论论述小农经济之优越，自有其独到处，但他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家庭农场相混，又谓战国小农余粮率已达40%，农村主要问题为“生产过剩”，则属可商。郭松义讨论了《小农经济运作中的几个问题》，包括国家与农民、地主与农民和农民之间关系等。（以上中国经济史研究1）与赵氏相反，王红强调小农经济的封性，他的《试析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封闭性的原因》（阴山学刊3），认为最根本的是土地私有制。
秦晖以《农民、农民学与农民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为题，论述了农民问题研究（农民学）的重要性，本世纪以来西方农民学形成发展的历程，以及“什么是农民”等问题。他揭示了在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上历史与现实中的一些“悖论”现象，尖锐地提出是否应对以前的规范认识进行根本性的反省和重构的问题。他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农民学理论体系。他认为“传统的宗法农民，与其说是‘小私有者’，勿宁说是宗法共同体成员”，这应是“理论农民学抽象分析的逻辑起点”。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每个人所接受，但他提出的问题无疑值得深思。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会史丛书中，有一本葛承雍等著的《金色帝国的耕耘人──传统农民与中国社会》(94.7)，其中第一章谈及农民的社会成分与阶层结构，第二章谈及农民的经济地位和自然经济意识。
对黄宗智学术观点的讨论 1993年12月1日《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在京召开了对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危机》等文的学术观点的讨论会，《史学理论研究》94年第1期发表了李向军以《历史反思与理论构建》为题的会议综述，第二期发表了该会议上的五个发言（庞卓恒／新的研究路线的开拓；侯且岸／资本主义萌芽·过密化·商品化；高寿仙／过密型增长的极限与中国经济变迁的趋向；秦晖／范式危机还是前范式危机；爱仁民／中国解放前的农村经济──黄宗智对西方史学界的挑战），又刊登了史翼《关于“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主要是海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讨论的综述）一文。其它杂志，也有文章参加或涉及这一讨论。讨论涉及问题很多（李向军文归结为：1.关于《悖轮》一文的积极意义，2.关于“规范认识”和“规范认识危机”，3.关于商品化、糊口农业与资本主义萌芽，4.“过密化”、人口压力及增长与发展四个方面），各人对黄氏观点评价不一（其中以庞卓恒评价最高），在这里只就“过密化”问题的不同意见简介如下：
史翼介绍了黄氏过密化理论的渊源和形成过程，并把它概括为1.存在一种不是通过生产技术改进或劳动组织形式变革，而是通过劳动力或劳动时间的超量投入而达成的增长，即与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相伴随的、有增长而发展的“过密型增长”；2.它不但可以存在于封闭型经济，也可以在商品化乃至国际市场化及集体化的条件下延续和深化；3.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在近现代中国，过密化可以成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倾向。他认为黄氏过密化理论是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这可视为对黄氏理论的进一步条理化。中国近世是否存在“过密化”？如果存在，它是否构成“不发展”的原因？庞卓恒、侯且岸、高寿仙等是充分肯定的，史翼实际上也是肯定的。但也有不同意见。例如马克垚认为“过密化”或“内卷化”关非中国特有，而是传统农业时期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但据史翼的解释，过密化现象的存在不等于过密化成为社会经济主要倾向，中国近世属于后者。李根蟠则指出，农业劳动投入超过一定限度，会出现单位劳动报酬递减的现象，但是这是以技术不变、土地等农业资源的数量和利用程度不变为前提的，但事实上，传统农业时代，尤其在中国、农业技术虽然发展缓慢，但并非一成不变，农业资源利用的广变和深变也是在发展的。因此，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虽时有发生，但毕竟不是一个普遍的持续进行的过程。曹幸穗同意“过密化”的提法，但认为近代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实质性发展，关键不是“过密化”，因为在小农经济过密化的情况下，封建经济仍有剩余，仍有足以启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只是这种剩余没有转化为工业投资的制度保障。（以上均见李向军文）美国学者费维凯拒绝使用黄氏增长与发展的概念，改用“延伸性”增长和“深入性”增长的概念，而前工业化经济一般只见于延伸性增长。（见史翼文）。
还有些学者根据实证材料对黄氏过密化理论提出质疑。黄氏认为明清江南农民将部份粮田改营商品性的棉花或蚕桑生产，农产值虽然增加，但单位工作日收入减少，是一种过密型经济。侯杨方以盛泽和湖州作个案研究否定了此说。据侯氏的计算，盛泽丝织业和粮作业的年利润及单位工作日报酬，前者分别是后者的5.5和2.3倍。湖州单位土地面积支持的农家蚕丝业的年收益是稻作业的8.1倍，单位工作日报酬则是2.67倍。都不是黄氏所说的过密化。丝织业代替粮作业成为农家主业是小农经济的发展，但却没有导致新的社会生产组织的诞生。侯氏对小农经济决策行为进行解剖后指出，不完善的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和商业资本的层层盘剥使小农的资本积累难以实现，这可能是小农经济不能突破家庭生产方式的更重要原因。（“过密化”论质疑／复旦学报2；“过密化”论与小农经济决策行为分析／学术月刊7）。
农业史 王建革对《农业的进化与社会系统的演变》（中国农史4）进行了宏观的考察，他根据西方学者的一些理论，把历史上农业的发展归结为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对动植物品种、土地、劳动力、水诸种生产要素的不断集约利用，而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他试图用这一观点勾划出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致轮廓。
中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农业关系密切，近年来，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赵冈试图作出《生态变迁的统计》（中国农史4）。他的方法，一是利用关于历代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的资料推断生态的变化，二是选择生态恶化最严重的时期（赵氏认是清中叶），观察其亩产的变化。文章材料丰富，推论谨严。其中关于清代亩产量下降数据，是赵氏等人最新的研究成果。张壬午等论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经济观念及其在农业上的应用》（生态经济5）。莫翼翔分析了《中国古农学中的生理生态思想》（农业考古1）。曹世雄等探讨了《黄土高原人为水土流失历史根源与防治对策》（农业考古3）。
农业经济方面，杨生民阐述了《侯外庐先生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中的卓越贡献》（晋阳学刊1），指出判断土地所有权的归属要以法权的规定、法权的表现为标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实质性特点是土地与权力、特权的结合，而按权力和特权配置土地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基本事实，并对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论的依据作了归纳。文章虽短，却是作者多年考察中国历史与现实深思熟虑所得的结论。田昌五在《一位史学大师的得与失》（中国史研究1）和上引文中则企图突破传统中国土地国有论和私有论的框框，而倡导国有私有循环说。他认为中国封建时代山林川泽和不可垦地始终为国有，可耕地则呈现国有和私有相互转化的形态，并经历了三次大的循环：第一次从战国提封授田制至西晋占田制，第二次从北魏均田制至宋代土地私有制全面确立，第三次从辽金元土地国有制反潮至清代土地私有制再次全面确立，文中多有与流行观点相左者。钟庆梁从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和王安石变法在农业土地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及其实施后果，来论证农业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从农业土地问题看我国古代三大改革／农业考古1）。关于我国荒政的发生和发展，明清以前的有李向军《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明清以后的有张建民《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减灾救荒思想述论》（江汉论坛8）。闫万英讨论了《中国古代人口因素与耕作制的关系》（中国农史2）；张一仪则对我国古今农业人口的迁移作了粗略的考察（略谈中国农业人口的迁移／农业考古1）。
在农业水利方面，徐海亮探讨了《古代汝南陂塘水利的衰败》（农业考古1），认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国有公地越来越小，人口增殖导致土地水面关系的变化、自然灾害等等，是造成这种衰败的原因。研究水利史从这样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似不多见。《农业考古》同期还刊登了杭宏秋《长江中下游圩垸形成发展及其展望》一文。
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方面，郭文韬作了《中西耕作制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古今农业3）；王星光概述了《中国古代农业与土壤耕作技术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4）；张柏春的《云南省几种传统水利机械的调查研究》（古今农业1）和张柏春、冯立新的《南方“油榨”初步考察》（古今农业4）则是通过对现存传统工具的调查，与古文献印证，丰富我们对传统农具的认识；舒迎澜勾勒了扁豆、豇豆、菜豆等《主要豆荚类蔬菜栽培史》（古今农业4）；《农业考古》第3期发表了梁松涛《大白菜的起源和进化过程》等一组有关蔬菜历史研究的文章，尚定周从森林资源的变迁、经营管理制度的演化和林业科技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说了《历史上的中国林业》（农业考古1，古今农业3）；李群等《我国养鸡史初探》（农业考古1）勾划了从先秦至近现代养鸭业发展的轮廓；谢成侠概述了《中国皮毛兽及其产品的历史》（农业考古3）；杨淑培等制定了《中国养蜂史大事记》（古今农业3）；徐荣论述了《我国沿海古代近代时代的传统渔业》；邢湘臣作了《渔船考》（均载农业考古3）；申世放《鱼文化初论》（四川文物2）一文则着重介绍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的有关文物。惠富平着眼于《从中西传统农业比较看中国农书的特点》（中国农史1），涉及农书类型、结构、内容体系以及刊印流传等方面，并据此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周昕则简要介绍了《中国〈耕织图〉的历史和现状》（古今农业3）。
此外，《农业考古》第1期和第3期设置了“农业文化研究”“农业与饮食”农业与文学等专栏，刊登了一批有关论文，在此不一一介绍了。
商品经济 市场 物价 与商品经济有关的诸问题，是近年研究与讨论的又一热点。1994年12月22-23日《中国经济史研究》、《财贸经济》、《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学术讨论会（参见本刊上期所载会议纪要──编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发了“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专辑，其中有叶茂、月泉、明根、辛石整理的《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述评共分“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战国秦汉为中心）”、“封建地主制后期（以宋明清为中心）”、“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关于建国后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四个部分，内容涉及各时期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发育状况，市场机制作用及制约因素，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化等方面问题。
对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学界有不同看法。近年来赵冈多次撰文宣传他关于传统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主张，《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是目前所见最近的一篇。赵氏强调私有财产制一定会形成市场经济。“两千多年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完整的私有财产制，并且受到国家立法之保障。重要的经济财货分别由为数从多的个人与家庭所占有，他们对这些财货有充分的使用权和处分权。为了行使私笮产权所赋予他们的自由，各地普遍出现市场组织，不但有产品市场，而且有生产要素市场……。甚至，私有产权这观念也适用于人身，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劳动力市场。”李学典则有《试论我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一文。
上文已谈到，毕道村从中西比较研究的角度强调商品经济的重要性。罗强强调《我国商业造就的中国古代文明辉煌》（桂海论丛4）。刘秋根则有《论中国古代商业高利贷资本组织形式中的“合资”与“合伙”》（河北学刊5）之作。
我国军市始见于战国中期，盛于秦汉三国，延至五代晚期后消失。龚留柱依据文献和简牍材料作了《中国古代军市初探》（史学月刊3）。
要了解市场不能不研究价格，近年来一些学者已注意及此，但断代研究较多。贯通古今的研究论著，谭文熙《中国物价史》（湖北人民出版社94.8）是第一本。该书35万言，分十章，分述原始社会和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民国等时期的价格思想、物价变化，价格管理及政策。作为一个实际工作者经长期积累而成此书，草创之功应不可没。单宝也概述了《我国古代平抑物价政策及其演变》（史学月刊4）。
赋役制度 经济法制 政策思想 赋役制度方面出了一本大部头的《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94.8），这是郑学檬主持的国家教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计划项目的最终成果。该书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着力凸现赋役制度本身的演变过程，深扣土地税（农业税）、工商杂税和役法等主要问题，属狭义的赋役制度史。全书分三编：第一编“租赋力役和租调力役（庸）”，依次叙述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与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第二编“两税法下的赋役制度”，依次叙述唐后期五代、两宋、辽、金、元、明前期和明中期至清中期（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第三编“近代赋役结构的变化与田赋征实”，叙述清后期与民国的赋役制度。全书共计58万字。作者在前言中阐述了中国古代赋役演变的循序性、反复性和差异性的特点。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赋役通史，无疑是本年度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此外，敖丁作了《秦隋两代赋役制度的比较》（辽宁师大学报6），认为重农抑商造就倾斜的赋税结构，奢靡残暴导致的苛重徭役，是两代赋役制的共性。竺培升指出，商鞅实行“舍地而税人”，杨炎实行“舍人而税田”，均能从已发生变化的客观情况出发，有所创新，故能“相悖而皆相宜”（相悖而皆相宜──“舍地而税人”与舍人而税田”／湖北师院学报1）。
经济法制史研究近年逐渐受到重视，蒋晓伟的《中国经济法制史》（知识出版社94.1）即其最新成果之一。全书30余万字，对从夏代起到49年新中国成立止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法制的发展演变了系统的论述，内容涉及土地法、赋役法、商税法、矿治法、盐法、酒法、茶法、钱法、钞法等，作者力求做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这是在该研究领域一次可贵的探索。
马伯煌主编上海社科院经济所部分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93.5）也是一大部头著作，计65万言，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六五”国家规划重点课题成果。该书不象一般历史著作那样按朝代先后划分章节，而是取法于“庖于解牛”。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分解为相互联系的三大“综体”问题（1.封建时代的官商，2.历代田地制度，3.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失衡）和相应的中国经济政策史上九个实质性问题，并据此制定了该书大的结构框架：序言，关于研究《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思维方法与论证方法；导论，中国封建经济体制的传统特点与政策思想的历史渊源；第一篇，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模式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向的变化；第二篇，封建国家财政体制的历史走向及变法改制政策思想的运用；第三篇，官商垄断的控制与反控制及官商与私商争利的历史演变；第四篇，历代对地区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的对策；第五篇，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的历史发展变化；结论，中国经济政策的内在特性及其历史导向。张忠民《古代中西方经济政策思想历史导向之比较》（社会科学）即据其结论中之一部分撰写的。
关于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的论文，有陈锋的《论中国经济政策史研究》（江汉论坛9）。该文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是一种“指令性经济”或“政治权力经济”的认识出发，论及国家与经济关系、经济政策形成的制约因素、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变异等问题。此外还有：张登华／中国传统商业观探源／广东社会科学6；郭洪纪／儒家的社会学说与古代商业文化的畸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周日生／从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看国家有效调控经济所必须的政治保证／史学月刊3；王子昌／走出抑商传统，实现共富理想／华南师大学报3。
地区史 民族史 这是近年经济研究中成果颇为丰硕的领域。地区经济史论文亦以论述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者为多。殷晴以丰富的资料、细致的分析论述了《新疆古代畜牧业的发展》（西域研究93.4）。除文献记载外，大量运用考古发现、佉卢文书、吐鲁番文书、藏文史料等，给人们展示了各时期新疆畜牧业的图景，殷氏还根据文献所载人畜比例数据，推算西汉时新疆牧区、农区及全区的人口数和牲畜数。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历来有争论。近年，储怀贞在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发现有“胡麻井渠”的记载，坎儿井起源于中原井渠说显然占了上风（钟兴麟、储怀贞主编／吐鲁番坎儿井／新疆大学出版社93.2）。在此背景下黄盛璋写了《再论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和传播》（西域研究1），坚持和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坎井西（波斯）来说。衣保中勾勒了《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国农史1），把东北自古至今的农业史划分为八个阶段，其中战国、清末、1945年以后分别被看作原始农业、传统农业、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的分界线。论述西北地区农业的，有杨炯茂《青海古代近代农业纪略》（古今农业2）和杨新才等《宁夏古代农业考略》（古今农业4，待续），杜思平等介绍了《考古所见河西走廊西部的农业发展》（西北史地1），康饶军也作了《河西走廊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对东南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成岳中《历史时期宁绍地区人地关系的紧张与调适》（中国农史2）颇有特色。他把历史时期宁绍地区人地关系的紧张划分三个阶段：六朝周期，南宋周期和明清周期，分析了每一周期的紧张动因、存在实态、调适手段及其消解结果。指出明清时代当地“区域个性”（喜鹜善游，俗称“无宁不成贾”，“无绍不成衙”）的形成是以第三次人地关系紧状态的出现为基础的。张芳对《宁镇扬地区历史上的塘坝水利》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陈家其进行了《太湖农业区形成历史与地理因素分析》（中国农史1），林汀水则谈了《对福建古代交通道路变迁的几点看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林建红翻译了（台）臧振华所著《澎湖群岛的拓殖》（农业考古3）。对西南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有郭声波《论四川省历史农业地理的若干特点和规律》（四州大学学报1），从农业开发的阶段性谈到人口增长失控和农地过度垦殖导致的良性农业结构破坏和生态环境恶化；蓝勇则论述《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文化》（光明日报94.10）。此外，韩光辉作了对《北京历史上人口周期性锐减的原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1）。
本年度还有一本地方经济史的专著，这就是黄启臣、郑炜明合著的《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出版，94.6）。全书311页，分19章，内容包括澳门的自然环境和人口，澳门港市的形成，明清澳门的对外贸易、政府对外贸的管理和当时的手工业，鸦片战后澳门主权的被破坏，澳门近代经济、鸦片走私、契约华工，以及现代澳门经济发展、工业、渔农业、对外贸易、房地产建筑业、旅游博彩业、交通运输业及电讯业、公共财政及金融业等，这是第一部系统的澳门经济史，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民族经济史方面，徐杰舜、罗树杰的《中国古代民族经济政策初论》（贵川民族研究3）把古代民族经济政策内容概括为朝贡、赋税、互市、屯田、教耕五个方面，分析了与之相应的政治性、绥抚性、战略性、防御性、局部性、教化性等特点，对它作了肯定性评价。李炳东论述了《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与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广西大学学报2），赞誉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科技成就与贡献。周锡根则对《羌族在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贡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3）作了专题研究。杨东晨专《论中国都城的发展与民族变迁的关系》（河南大学学报1）。张泽兰作有《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赋税考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朱普选探讨《地理环境与西藏庄园经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3）之关系。高占福考察了《回族商业经济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宁夏社会科学4）。吴家琴进行了《越裔纺织业轨迹探讨》（贵川民族研究3）。《农业考古》第三期发表了王懿之《论傣族农业文化》、宋兆麟《俄亚纳西族的农业》、张亚生《略述古代藏族以麦熟为岁首》等文。
中外间与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 丝绸之路仍是这方面的研究热点，其中最有份量的是姜伯勤的新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94.2）。该书以部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为中心，探讨与“东西贸易担当者”有关的丝路实况，旁及“白银之路”及“香药之路”。该书采用陈寅恪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书与其它考古发现相参照，以地下出土物与史籍相参照。全书除“缘起”和“后记”外分五章，依次为：1.拜占廷通往敦煌吐鲁番之路，
2.波斯通往吐鲁番的“白银之路”，3.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突厥人，4.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药之路与法宝之路，5.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作者在“缘起”中指出，中世纪早期的东西方贸易，是由特殊的“商业民族”来担当的，这就是作者着力考察“东西方贸易的担当者”的原因。他又指出在中古丝绸贸易中，丝绸不但是商品，而且一度是货币，历史上并有过“丝本位”，因而应从金融和国际金融的角度来观察丝路贸易。作者称，该书写作缘自七十年代末，从准备资料到属稿修改凡十一年，其用力之勤可见一斑。有关论文，樊保良《略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2）指出，北方和西北各游放族一批批地从大漠南北或河西走廊，向东向西迁移放牧，远在张骞凿空之前，便已踏出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通道。各游牧族又因其经济的特点，充当了早期丝路上贩运买卖的主角，与丝路结下不解之缘。因而丝路的主人是中华各民族。彭树智具体分析了《一个游牧民族的衰亡──古代塞人在中亚和南亚的历史交往》（西北大学学报1），指出在东起蒙古草原西至欧亚大陆间来去悠忽的塞人，既是早期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侵袭者和劫掠者，又是两个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早期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武敏就近年在若羌、且末等地出土的前2世纪至5世纪的毛织品，选取14种标本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并非出于本土，而是产于新疆以西的中亚、西亚，通过丝路作为商品传到新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历史上中西物质文交流（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西域研究1）。贾合甫·米乐扎汗论述了《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西域研究4）。莫任南则研讨了《“丝路”上的哑市贸易》（民俗研究93.4）。王东平考察了《先秦至唐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1）。芮传明则揭示了西域与北方的《“胡马”与中国的文化生活》（史林3）的各个方面。纪宗安探讨了《丝绸之路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暨南大学学报3），认为西北、西南和东南的丝路有一定程度的相连通的网络关系。缪祥山专门研究了《海上丝路与古代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国农史4）。蓝勇作了对《南方丝绸之路线问题之探讨》（成都大学学报3）。申旭以稻米之路和西南丝路为重点，追溯了《历史上云南和泰国之间的交通贸易》（思想战线1）。侯绍庄《也谈古代西南黄金通道》（贵州文史丛刊3）以具体的考证否定了张明所说的《古代西南的黄金之路》。贾大泉专论《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此外，苏儒光则专《论古代岭南“吉贝”与黎族对“吉贝”在纺织业上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研究2）。（广西民族研究2），他认为海南岛是原始“吉贝”即野生灌木棉的产地，并叙述了岭南地区及古代黎族对“吉贝”的种植、利用和传播。此外，还有古冶录的《论汉族移民在贵州开发中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是对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影响至巨的问题。潘玉君认为，中国历史上三次大的农牧冲突，是以二千年来演变着的地理环境为枢纽的。并对这一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证（中国历史上农牧冲突的地理解释／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
其它 王家范对《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5）作了宏观的考察。他将流民产生动因归结为四种模式：生产萎缩型、生产饱和型、灾变型、社会结构变迁型。他认为流民问题是综合性社会问题，非人地矛盾单一因素所能囊括。从流民的走向和归宿看，又可据其能否整合进原社会结构而划分为两类。一方面，往往以流民为主力的农民起义使经历周期性震荡的传统社会结构得以修复，另一方面，流民的空间移动又促成了经济的横向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的模式。
高玉凌根据他对近五百年历史之观察，试图概括出《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史学理论研究3.4）。这个序列包括四个层次或阶段：不发展经济、发展中经济、高发展经济和发达经济，并从人口、垦田、土地利用、工商业，生产投入，消费等方面勾划出其基本特点。高氏认为，中国传统经济尽管发展缓慢但并非停滞。它经过循序渐进的合理发展过程而臻于清代的发达状态。在这过程中，人口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新的活力。
其它还有一些论文，如宁可、郝春文广泛收集了敦煌文书中有关社邑的资料，在《敦煌写本社邑文书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一文中对这些资料的性质、内容和价值作了简要的介绍，为对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社会组织──社的研究提供线索。以沃勒斯坦的代表的“世界体系分析”，是西方重要学术派别，路爱国撰文作了评介（世界体系分析：建立史论一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尝试、中国经济史研究）。
本年度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百卷本的《中国全书史》，其中远古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各有一本经济史，共10本，每本约15万字。该社出版的百卷本《经济全书》中亦有一本“中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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