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对科研经费投入贡献的国际比较_科技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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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06)12-0005-06

一、引言

科技投入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测度指标,是科技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在当今的知识经济社会中,经济与科技已经胶着在一起。经济的良好发展将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条件,经济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原动力。然而,科技投资是最大的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点。同时,科技投入规模又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前瞻性地对科学技术进行投资,以把握不期而至的经济发展机遇,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也直接关系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在经济发达国家竞相增加科研投入已成为不争事实的今天,大量的理论研究及世界银行的数据[1][2]表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科技投入有显著的影响,这里将经济发展对科技投入的影响类比为贡献力。通过研究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贡献力的区别,揭示不同国家对科技投入的重视程度,无疑对我国的决策部门制订政策和战略规划有着重要意义。

R&D(研究和发展,简称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是科技投入分析中经常采用的指标。与人员投入相比,经费投入受国家科技政策影响更直接,力度更大一些,是评价各国科技投入、科技活动规模和强度的通用指标。此外,GDP是衡量国家经济总水平的常用指标,因而,本文选择了GDP和R&D经费投入来解析国家经济发展对科技投入的影响,以期找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时期国家科技投入的差距并分析成因,为研究人员进行政策分析和决策机构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二、国家在不同经济增长时期R&D经费投入强度的比较

毋庸置疑,每个国家的科技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应时而变。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国家往往表现为CDP高速增长,同时拉动R&D经费投入增加。经济不景气时期GDP增加缓慢甚至负增长自然会影响R&D投入。这种“涟漪效应”可以用R&D投入强度(即R&D占GDP份额)指标来描述和表征国家科技投入的力度,进而映射各国的科技政策。

美国官方将战后经济发展分为几个不同经济周期,其主要的宏观经济表现如表1[3]。

表1 美国战后经济发展周期的宏观经济指标

由表1可看出,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经济高度繁荣、发展态势良好的时期,70年代经济发展势头明显减慢,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80年代经济发展相对平稳,90年代则又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小高潮。这四个阶段是美国经济发展很有代表性的时期。这期间,美国政府是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科技投入的呢?表2列出了对应的时间跨度中R&D占GDP比例的数据。

表2 美国战后四个经济周期R&D占GDP比例

在上面列出的美国经济发展四个时间段中,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R&D占CDP比例最高,其次是有“新经济”时代之称的90年代,80年代经济复苏期的数据与90年代相仿,70年代所占比例最低。这充分说明美国科技投入的强度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经济腾飞期R&D经费投入占GDP份额远大于其他时期。由此,美国科技政策的取向可见一斑。

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分为三个阶段[4]:第一阶段为工业化起步阶段(1840-1911);第二阶段为局部工业化阶段(1912-1949);第三阶段是全面工业化阶段(1949-今)。其中,建国以后到1977年,中国处于工业化经济的探索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准确客观的经济统计数据难以获得。而从1978年开始至今中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GDP总值以6.84%的速度增长,同时,平均R&D投入比例不足1.0%[4],科技投入强度很低。

中美两国的对比说明,美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格外重视科技投入,而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探索和调整后,终于在最近二十年逐步走上了理性化的发展轨道,GDP总值飞速增长,与此同时R&D投入强度却不足1.0%,远低于美国60年代的2.74%。在发展速度相似的经济腾飞期,与同期美国相比,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和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不相协调。

三、国家GDP总值对R&D经费投入贡献力的回归分析

1.方法与数据

众所周知,经济发达国家的R&D投入总量与科技投入强度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表3)。那么,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高、中、低收入)经济总量增长对科技投入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别?比较相同的经济增长量对不同国家科研投入贡献力,无疑可以揭示国家间对发展科学技术重视程度的差异。

表3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GDP总值与R&D占GDP份额[5]

为了挖掘隐含在大量数据背后的潜在规律,找到差异,揭示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的影响,本文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比较不同的国家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影响的大小。具体的做法是:利用商用统计软件包SPSS11.0,对遴选出来的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以色列)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分别选取1980、1985、1988-2001共16年的GDP总值和R&D经费投入的数据[5],以每个国家为单独的研究对象,用GDP总值作为自变量x,R&D经费投入为因变量y,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各国的回归方程(表4)。

表4 GDP总值与R&D经费投入的回归分析结果

2.各国回归系数实际意义的阐释

表4显示,上述国家的GDP总值与R&D经费投入关系的回归方程F检验和相关系数皆高于临界值,方程拟合有效,两者之间有显著正相关性,分别用表中所列的回归方程表示。

分析的重点在于各国回归方程中的回归系数,也就是方程所代表的直线的斜率。从统计学意义上讲,直线的斜率越大,x值的变化对y值的变化的影响越大。它的实际意义可以这样理解,直线方程斜率大的国家,在经济总量增长相同时对应的科技投入增加量要大于斜率低的国家。

考察表4中各国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最高的是以色列,其次分别是日本、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位居末席的是中国和印度。这一排序结果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致,也与大量的定性分析结论相吻合,充分显示出发达国家在获得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无一例外的给予科技发展更多的资金支持。

直线斜率不仅高居榜首而且远领先于他国的以色列是一个弹丸之地,建国之初,只有8%的可耕土地,工业几乎是零,没有任何自然资源。而40多年后的今天,以色列在工农业等方面却拥有一大批高科技出口产业。40年中,尽管人口增长了7倍多,但是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从1950年的1710美元增至超过11000美元。以色列以其持续发展的经济和成功的高科技产业,已经跻身于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之列。这种奇迹的发生,不能不说与以色列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高度重视发展科技有相当关系。在这一时期,以色列政府主管的研究机构在国家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中占很大比重,投入大量的R&D资金,从事R&D的人员比例以及R&D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连续多年保持世界最高水平。同时,为了吸收安置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色列专门设立了科学吸收中心,为科技移民提供就业方面的咨询,并向用人单位提供大额度的补助[6]。正是这些特殊的科技政策促进了以色列科技的大发展,并最终依靠科技进步走上了强国富民之路。

日本的回归系数超越了世界头号经济盟主——美国,排在第二位。作为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国,国土狭小,物产资源贫乏,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地从一片废墟上重建成今日令世界瞩目的技术大国和经济大国,实在令人为之惊叹。日本经济的奇迹和成功之谜,是世界各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话题:高强度的科技投入和制定合乎本国国情的科技政策是公认的两个关键因素。

美国作为老牌的经济和科技强国,并未因此而故步自封,而是时刻警惕别国的赶超并希望继续扩大现有的优势,因而不断加大研发投资力度,以期强上加强。这无疑与历任美国总统的科技政策息息相关。以最近两任总统布什为例,他早在2000年末总统大选前夕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曾就科技政策有关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表达他对科技、科技政策以及科技与经济、外交、国防等方面关系的理解和看法。2001年1月布什在就职演说中更对科技有关问题许下诺言,“重视科技,有效决策”。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科技政策等看似较冷门的议题再次“升温”,成为左右中间选民的重要因素。可谓得科技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都是历史悠久的工业化国家,相比较而言,这些国家多年来政治稳定,经济基础雄厚,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同前面的三个国家相比,既不存在新贵们急于赶超的强大动因,也没有世界盟主的巨大压力。但这些国家的科技政策稳定、成熟,也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因而科技投入的强度增长与经济总值增长齐头并进,平稳上升,回归系数整体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

虽然,中国近年来加大了研发投入的强度,总投资额也逐年上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总量的增长对科技投入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回归系数约为0.01,不及以色列的1/4,日本的1/3,说明中国存在经济总水平提高而科技投入规模增长不够的弱势。不过与同处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相比,我们还有些许优势,斜率比印度高出0.00449,大致相当于中国与英国的差距。

四、各国近三年(1999-2001)科技投入特征分析

通过对不同国家回归系数的对比,可以大致看出最近20年各国科技投入政策的差异。毫无疑问,各国的科技政策在宏观上是保持基本稳定的,数十年中未出现大起大落。但在微观上看,每年都会依据国家的实际需求做必要调整。近几年来,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经济的一体化和科技的全球化势必影响各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世界各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科技投入的力度有何变化呢?依据上面回归分析得出的各国拟合直线和实际数据的分布点,对1999-2001年各国的科技经费投入做进一步分析[7],来考察三年中各国的科技政策变化。右面列出了各国的回归线及年度数据点图,单位:亿美元(由于篇幅和可视化的原因,只列出了需要的截图,包括1999、2000、2001年的数据)。

图中1999、2000、2001年数据点分别落在回归线的上方或下方,这有什么区别呢?显然回归线上方的数据点表示在这一年,国家的GDP增长对R&D投入的贡献力大于1980-2001年间本国的平均水平,反之,则小于平均水平。如以色列,最近二十年回归拟合线的斜率是0.0468(见表3),表明在二十年间以色列GDP每增长1亿美元,相应的R&D投入会增加468万美元;而在1999、2000和2001三年间,同样的GDP增长影响B&D投入的增幅分别达到511、614和627万美元,因而在这三年中以色列的经济增长比以往更强烈地刺激了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依据三年的数据点与回归线的位置关系,可将9个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三年的数据点几乎都落在回归线上方,另一类落在回归线下方。前一类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以色列、中国。其中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都是经济规模大、科技水平高、持续发展力强的国家。

以加拿大为例,该国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都很高,但近年来高技术产品贸易赤字日趋严重,这促使加拿大政府深深认识到,必须进行刻不容缓的变革,把科学技术放在国家议事日程的首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唯有如此,才能保持和提高加拿大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为实现这一历史变革,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又发布了名为“创新行动”的科技战略计划,以此统一全国的科技活动。

和加拿大相比,以色列、中国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差悬殊,但都同属工业历史很短的国家,同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与二十年的均值比较,中国近三年来随着经济总水平的上升,已认识到科技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并逐年加大了科技投入的力度。

同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以色列、中国相比,意大利、英国、印度三国1999-2001年GDP对R&D投入的贡献力低于二十年的平均水平。

三年的数据分布图表明,前一类国家高度重视科技投入,无论在经济高速增长还是低迷期,都不忘科技是立国之本。如日本和德国,2000年和2001年的经济总水平相对1999年负增长,但政府依旧持续加大科技投入,非常难能可贵。反观后一类国家的意大利、英国在三年中经济规模呈现减少态势时,就相应的缩减了科技投入的力度,而印度更是GDP连年增加却没有相应的带动R&D投入。

由于统计分析中对数据完整性和可比性有较高的要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统计体系的薄弱,数据难以完整。为了尽可能使回归结果可靠,发展中国家只选了中国和印度。另外,为了保证回归分析对样本数据的数量要求,选用了尽可能多的年份的数据,而跨国和跨时期的数据又涉及到统计方法、口径、定义和更复杂的技术性和观念性的问题。虽然做了大量的数据规整工作,但这些问题在任何的统计分析中都无法得到确切解决。因而统计的结果只能作为一种数字对应关系的描述和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国民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的关系,但不适用于预测和其它用途。

五、建议与思考

1.继续加大科技投入的增长率,不应局限于经济发展水平

作为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科技投入规模无疑要受经济总水平的制约。上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对待科技投入的态度是类似的——力图使科技经费达到必要的水准,即使在国家财政困难时期,也必须对国家的未来进行投资,以保证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们把对科技事业的支持看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好投资之一。以色列、日本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数十年来奋力赶超工业基础历史长远的国家,因而发展的内部动力十足,科技一直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两个国家的政府无一例外把教育和科技立国作为基本国策,非常重视科技投入的强度,尤其是经费方面的投入力度相当大。由回归线和回归系数可看出,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中,上述国家科技投入的强度增长大大超过其它国家。此外,美国及其它经济发达国家在进一步发展其经济实力的同时,同样非常重视科技经费投入的增长率。

中国近年来虽然加大了科技投入,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但由于其它国家也在上升,导致中国的排名相对在下降,从2002年的第27位,下降到2004年的第30位。其原因是,尽管我国的科技投入在不断增加,但因增加幅度不如其他国家,因此,在国际上的排名并没有相应提高。我们认为,应大力借鉴以色列,日本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起步阶段的经济发展经验,在经济许可,甚至是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不降低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局限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尽量保持较高的科技投入增长率。

2.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与自身条件相符,符合本国利益的科技政策

科技投资的强度涉及到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科技政策会随之调整,但科技政策的制定完全局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则过于被动,要以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把重点放在如何用好有限的科技资源上。美国政府在科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时而变,尤其是布什政府,在考虑问题时更多是站在美国自身的角度,而毫不顾忌别国立场,例如美国不实施旨在遏制全球变暖的《京都协议书》。美国的这一做法,充分反映了布什政府的指导思想:美国利益高于一切,而科技政策可以为其所用,因而灵活可变。

同样,日本、以色列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科技起步阶段,都非常重视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而不是盲目照搬别国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不同国家的科技政策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要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及时调整国家政策。要制定出符合中国特色、满足中国国情的科技战略。政策的制定必须以符合国情、符合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3.对科技投入的流向进行有力监管,提高国家的科研竞争力

科技进步的前提和基础是高强度的科技投入,但高投入并不等同于高产出。数据表明[5],近年来中国的R&D投入逐年增加,但2004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全球竞争力年鉴》(简称《洛桑报告》)显示[8],2004年,我国科技综合竞争力水平起色不大。2000年以来,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一直在第24~26位之间徘徊,2003年一度降到第29位。2004年的排名是24位,比上年提高5位。在洛桑报告中,反映我国科学和技术竞争力的科学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的排名,在近2年没有什么根本变化。技术基础设施的竞争力与2002年相比,提高了3位,科学基础设施的竞争力提高了1位,因而科技整体竞争力提高有限。

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无疑要加大科研投入的力度,但更要提高产出数量及质量,重视科研投入的回报率,投入应倾斜于提高核心科研竞争力的项目。同时,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普及和应用,从而节省有限的经费,提高经费利用率。

收稿日期:200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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