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建构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者论文,读者论文,关系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G231
出版行业是引人瞩目的重要“窗口”，要成为全国精神文明的重点行业、基础行业，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建构得如何，又是举足轻重的一环。借助于法律法规的权威，依法建构三者的新型关系，则是当务之急。
一、提高出版质量，关键在于依法制定质量标准，以体现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法制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指出：“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著作权法》应是出版者依据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
提高出版质量，促进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其核心问题是多出好书，不出坏书，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亦就是说，出版者要树立精品意识，对出版物的思想内容、编校质量、装帧设计、印刷装订等要严格把关。出版单位对于其出版物，无论是图书还是期刊，一般都有其选题策划、稿件取舍、编校加工的标准，以体现其出版宗旨、出版特色和出版专业指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出版单位忘义取利，巧立各种名目，买卖书号、刊号、版号，出版伪劣图书或期刊，甚至于出版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违法违纪的出版物，而屡禁不止，除了自身经济利益驱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实际操作中法制观念淡薄，取舍稿件的随意性和唯利性；而有些利令智昏的作者，亦附和出版者的意图，炮制一些品质低劣的所谓“畅销书”，毒害文化素养不高的消费者，成了一些志趣低下的读者的应声虫；在读者当中，因自身分辨鉴赏能力不高者外，亦有一些思想意识不健康、道德败坏者，像逐臭的苍蝇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寻觅腐朽没落、淫秽迷信、恐怖残暴等“够刺激”的出版物，甚至于个别人还将黄色书刊、录像带和电子出版物，在暗地里进行出版与“传销”。凡此种种，都在违法之列。
《出版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出版单位要把社会效益作为首选出版目标，就必须依法制定用稿标准，并相应地明确出版者的法律责任。对违法者应追究法律责任，并付诸行动。《出版管理条例》在第二十四条还规定：“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保障出版物刊载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在其第二十五条中，“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规定有八项内容是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因此，出版者在维护出版法律的严肃性、强化出版的正确导向方面，负有特殊的直接责任；与此同时，要用法律精神规范作者的撰稿行为，作者同样对其作品负有法律责任；要用法律法规引导读者进行健康消费，抵制非法和伪劣出版物的引诱，保护自身权益。从而，营造一个“写作好稿，出版精品，阅读好书”的社会氛围，以促进出版者与作者、读者建立起文责共负的法制关系。
二、树立服务意识，关键在于依法强化通联工作，以体现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鱼水关系
《出版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对于非法干扰、阻止和破坏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的行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这是法律法规赋予出版者和作者的出版自由与权利。
出版工作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着强有力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出版者为作者、读者提供优质服务，亦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宗旨的具体体现。近年来，除了全国各行业普遍实用的法律法规外，国家根据出版行业的特点，又制定颁布了许多法规和法律性文件。然而，违法违纪的出版行为还时有发生。这与出版者不能依法正确处理出版者与作者的关系，颠倒了与作者的位置，无视读者的权益有直接关系。一些出版单位，自认为“权大于法”，作者有求于己，无视“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看人下菜碟；而读者则被视为一群被动的接受者，发言权极少。有的出版单位明文规定：“本编辑部有权根据需要删改来稿。”这是个难以确定范围的糊涂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款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在第三十三条进一步明确：“报社、杂志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由此可见，对出版编辑的权力进行了必要的限制。然而，在现实的出版编辑活动中，不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将作品删改的面目全非者有之；随意根据刊物的“需要”修正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学术观点者有之；对作者要求退稿或者付酬的信件置之不理者更大有人在，尤其是文摘类期刊不予付酬的情况更多；至于对作者、读者来访来信，无人过问处理的情况较为普遍。无形之中，出版者把自己置于主宰的“上帝”位置，拉开了与作者、读者的距离。当前，要建立一支敬业爱岗的出版行业队伍，要提高服务质量，就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倡导出版行业的光荣传统，将作者、读者置于出版行业的“衣食父母”的应有位置，采取多种措施和途径，依法强化通联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在《著作权法》和《出版管理条例》中亦有相应的规定。因此，出版者的首要任务要依法制定出保护作者与读者权益的保障制度，出版者要主动受理来自作者和读者的申诉、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其次是制定出日常接待、处理作者读者来信来访的工作细则与信访制度，对于作者、读者提出的问题，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答复；第三，建立定期的听取作者、读者意见的制度，或者成立出版者、作者、读者共同参与的联谊组织，定期开展活动，以增进友谊，交流思想，反馈信息。把出版单位变成名副其实的“作者之家”、“读者之友”，促使出版者与作者、读者建立起相依为命的鱼水关系。
三、做到诚实守信，关键在于依法规范出版行为，以体现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制约关系
《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二）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三）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五）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六）使用他人作品，未按照规定支付报酬的；（七）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其表演的；（八）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这其中大多数款项涉及出版者的出版行为，是出版者应遵守的重要法律条文。
出版者要做到诚实守信，在当前来讲，不只是个单纯的职业道德问题，而首先是法律问题。它关系到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生存条件与开拓未来的大问题。试想，一个不守信用、常常违法违纪的出版单位，岂能在竞争激烈的图书期刊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出版法律法规首先要求出版单位按出版宗旨、出版规范和出版程序办事，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和权力，并贯彻于整个出版活动的始终。亦不容许出版编辑者为捞取个人名利而搞什么挂名出版；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亦不能单方使用作品，更不能不按规定支付稿酬。出版者在依法从事出版活动时应起主导作用、表率作用和示范作用，以取信于作者与读者。《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杂志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杂志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杂志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故此，依法规范出版编辑行为，要具体地把握以下几项重要内容：（一）保证作品的完整性；（二）稿件处理时限“约定”，除报纸外，一般应按出版物本身的出版周期为期限，较为合理实用；（三）按规定及时给作者邮寄样报样刊，并按规定支付报酬；（四）除了对印刷、装订质量有缺陷的出版物保证给消费者调换外，还应对假冒伪劣图书期刊，给读者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伤害，甚至于造成生命财产危害的，要依法追究民事责任及直至刑事责任。
因此，依法建立、加强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联系，尊重作者、读者的权益，以期建立起既相互信赖又相互监督的制约关系。
四、坚持廉洁自律，关键在于依法实施奖优罚劣，以体现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激励关系
《出版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家对为发展、繁荣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同时在其第五十三条中又规定：“有关出版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以上规定为出版者奖优罚劣提供了法律依据。
出版工作者要廉洁自律，除了要充分相信出版工作者大多数的政治觉悟和自控能力外，应充分利用行政管理、经济处罚、舆论监督、法律手段等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以促使其自觉地按有关法律法规办事，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亦就有了一个内外结合的良好的社会氛围，而依法奖优罚劣亦就有了基础条件。出版是一种权利行为，如何运用这一权利，除了受出版者的学识水平、专业能力制约其出版行为外，还由于职业道德水准的差异，往往容易夹杂个人的某些主观意向，包括一些不健康的思想意识，不正派的行业风气，见利忘义的短视行为等原因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关键在于有无强烈的法制意识和版权意识，亦即在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之下，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出版经营权，这是多出好书的根本保证。
出版者只有学法、知法、用法，依法制定出版运行机制，把好每个出版环节；依法引进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实施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才会有可靠的实践基础和条件。无论是《出版管理条例》，还是修改过的《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与《关于严格禁止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问题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性规定文件，都体现了出版行业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举措。当前，在奖优罚劣时，还必须落实以下制度：（一）建立健全社会监督制约制度，其中包括如何发挥作者、读者的监督作用；（二）建立健全科学的奖罚制度，其中应包括对作者的作品的奖罚，发动读者参与对出版物优劣的评定；（三）健立健全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联系制度及渠道，完善为作者、读者全方位的服务承诺制度。以上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将有利于建立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新型的相互促进的激励关系，将出版行业纳入法制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