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自由平等观与法国自由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法国论文,自由主义论文,平等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由与平等始终是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基本诉求，尤其在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更成为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的主旋律。然而，作为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却未能揭示自由、平等观念的真谛。只有马克思才最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自由平等观，并以此引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去争取和捍卫真正的自由与平等。而马克思在创立其自由平等观的过程中，也从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汲取过一些养料。但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却鲜有研究，即便有所涉及亦大多语焉不详。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以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理论为例，对马克思的自由平等观与近代自由主义做一平行的初步考察，旨在说明马克思的自由平等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但往往被人忽视的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体系本身也包含着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
一、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自由主义
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的自由观大体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自由的普遍性，自由的现实性和自由与法律的同一性，它们的形成也经历过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1]
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曾受法国大革命后法国自由主义的熏陶，他研读过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Constant,1767—1830）、基佐（ Guizot,1787—1874）、托克维尔（Tocqeville,1805—1859）及空论派作家的著作，[2] 在依据现实需要对其自由主义学说进行批判的同时，也从中吸取了诸多合理的因素，确定了与政治自由主义息息相关的理性主义传统。
首先，马克思与19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者一样，都不否认自由具有普遍性这一基本特征，他们把自由视为人类合乎理性的类本质，认为全人类都应普遍享有自由的权利，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贯彻自由的基本原则。
贡斯当在许多论著中表示实现各个领域的自由是他多年来矢志不移的努力。除了肯定“政治自由”之外，他特别强调“理性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他认为一切形式的自由都是可能的，自由是目的，而形式只是手段。无论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必须以个人自由作为保障。19世纪经济的发展和疆域的扩大使得人们愈来愈从私人生活中获得个人价值的实现，因而自由的普遍性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在所有不扰乱秩序的行为领域，所有只属于一个人内在世界的领域，所有可以发表意见而不会伤害他人的领域，所有竞争者可以自由竞争的实业领域，都应该贯彻个人自由的原则，社会力量无权合法地进行干预。”[3](P36)
贡斯当的知己和战友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
l,1766—1817），在这一问题上也持与贡斯当相同的观点。她用充满激情的文笔写道：“自由是社会建制最首要的幸事，也是其惟一的光荣；历史只是由自由的人民的高尚德行作为装饰的；无数世纪以来，在所有勇敢的灵魂中回响的名字，就是那些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名字。”[3](P37)
基佐则认为个人自由不能局限在某些范围之内，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如此方能刺激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保证经济的足够增长，最终达到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4](P155)
托克维尔曾从多方面对自由给予了热情赞颂。他认为自由是法兰西民族的天性，“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5](P36)
马克思的自由观与法国自由主义学说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承认自由是人类内在的本质属性，而这一本质属性必然要在外部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为自由权利主体和权利形式的普遍性。自由不是某一特权等级独享的专利，而是整个人类的普遍权利。“没有一种动物，尤其是有思想的人，是带着镣铐出世的，”[6](P171) 马克思这一名言正是对近代自由主义普遍自由观的呼应。自由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由此引申出的各种形式的自由权利也是不可剥夺的，这正是马克思自由观与近代自由主义学说对于自由的普遍性的一致看法。《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采纳了康德、费希特的问题框架（problématique），将理性自由作为批判的武器，所讨论的自由基本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发现所谓政治自由最终只是财产自由，只有将劳动作为“自由的生命表现”，作为“生活的乐趣”，即实现劳动自由，真正的人的自由才能得以实现。[7](P38) 马克思的深刻性在于，他批判地继承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合理因素，从理性、精神的角度肯定了西方思想史上“政治自由”、“理性自由”的提法，通过对人的劳动与动物活动的比较来说明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根本特征，并在考察和研究私有制种种特征的基础上依据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演绎出自由是人的劳动的特征的结论，提出了自由当从劳动中得以实现的“劳动自由”的观点，从而扩充了普遍自由的内蕴，把人类自由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由此奠定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这两个时期的自由观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印迹，只有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时期，马克思才从物质生产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去说明人的自由，强调了自由的社会历史性质，完成了其自由观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
其次，马克思和19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者都坚持现实主义的自由观，他们都认为理性必然要通过对不合理现实的否定而确立新的现实，因此自由具有现实性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
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人继承了法国启蒙思想的精髓，他们没有将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推演关于自由权利的种种空洞说教，而是联系现实将自由的理念直接应用于社会实践当中。值得注意的是，贡斯当在论及当时的言论、出版自由对政治生活的关系时指出：言论和出版自由是社会自由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它可以使不同的个人观点得以传播，通过思想的碰撞而产生真理。“没有出版自由，所有市民的、政治的、司法的护栏终将成为幻想。”[8](P237) 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的出版自由时，对出版检查制度做了无情的批判：“在完全按人民主权理论施政的国家，设立出版检查制度不仅危险，而且极为荒谬。当每个公民都被授予管理国家的权力时，那就必须承认公民有能力对同时代人的各种意见进行抉择，对认识之后能够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各种事实进行鉴别。因此，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是相互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件事。”[9](P205) 这种现实主义的自由观同样也正是马克思的追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0](P207)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马克思更是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P122) 马克思不满那种轻视社会实践、仅止于以预言家的姿态臆测未来的哲学传统，他坚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观点，力求从现实社会各阶层的物质、思想状况出发对不合理的现实世界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不再诉诸理性和教条，而是诉诸实际，诉诸群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从黑格尔理性出发，经过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开始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写道：“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7](P121)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劳动的中介作用使个体的人成为社会的人，而人的所有本质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在其现实性上一切关系的总和。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一系列著作中进一步从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角度阐明人的自由的社会实践性，完成了由“劳动自由”到“社会实践自由”的跨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反映了与马克思同样的观点：“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1](P153) 到了共产主义，“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定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1](P323)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它通过实践认识必然和利用必然，通过实践追求自由和获得自由。这种现实主义的自由观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时候较之自由主义思想家更能击中问题的要害。
第三，马克思和19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者都强调自由与法律在理性基础上的同一性，主张依据法律对国家、社会集团及政治组织的权利加以必要的限制。
贡斯当认为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个人的利益是最终目的。国家主权实际上是由少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国家主权并非至高无上。国家权利应该分离并受到限制，这样就可防止作为工具的国家和集团过多地干涉私人生活。[3](P48) 托克维尔也对自由与法律的同一性问题做过详尽论述，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宗旨在于捍卫个人的生命、财产及宗教言论自由等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必须对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加以制衡。政府必须接受一套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其自身权力的基本的法律规范；个人的权利不能受国家权利的侵犯，更不能受假借民主名义演化而成的多数人专制权利的侵犯。[5](P71) 在19世纪，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达官显贵的政治哲学，它反对的是专制主义对于个人自由的压抑，因而它过分推崇个人的理性，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的关系问题上坚持的是个人主义的观点。马克思的视野则更为广阔，他将整体主义的观点作为立论的基础，不仅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而且注重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限制。他写道：“从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待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于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12](P458)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法律是为保障公民自由而设立的，公民要获得自由就必须结合一个整体，遵守共同的法律。自由固然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摆脱束缚，但自由与限制之间却存在着某种辩证关系，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在任何制度完善的国家里，自由都是通过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间接实现的。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明了政治法律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3](P268) 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律是统治集团意志的体现，它保障的是少数人的自由。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法律则为人们获得更多更长远的自由提供积极的限制。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论述了社会主义者要想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首先必须服从社会的扣除，因此按劳分配作为一条原则必须载入法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1](PP.11—12)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所反对的是一种不合理的法律制度，是为了给大多数人带来更多的自由，因而这种斗争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
二、马克思的平等观与自由主义
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而平等必然带来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1793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把平等、自由、财产等规定为每个人的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人的生活内容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和物质要素。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普遍持这样的观点：在平等问题上，马克思与自由主义有着根本的分歧。自托克维尔以来，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津津乐道的是平等的危害和平等与自由的矛盾。自由主义是关于自由的学说，而社会主义才是关于平等的学说。
这类观点其实并没有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事实上，自由主义对平等表现出了极为复杂的态度。美国学者萨皮罗（J.Salwyn Schapiro）对自由主义与平等原则的关系做过言简意赅的概括：
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条基本原则。自由主义宣布所有人一律平等。当然，不应忘记，这种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人有同样的能力、同样的道德理解力或同样的个人魅力。它的含义是，所有人在法律面前有同等的权利，有权享受同等的公民自由。[14](P10)
自由主义者们对平等问题表现出其各自不同的态度。法国自由主义者遵循着一条基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论证自由主义的路径，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作为自己的基本信念，把争取自由平等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贡斯当在论证社会正义的时候曾断言社会正义必将使整个社会趋向平等，因为社会正义的感情在人类心灵中是永生不熄的，它将会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观点传播至社会各个角落。[15](P31) 贡斯当认为平等是人类历史的最终目标：“人类的可完善性无非是朝向平等的趋势……平等自身则是与真理相一致的。”[15](P29)
基佐曾在复辟王朝中担任内务大臣和国民教育大臣等职，后官至七月王朝内阁首相。他的理想是力图使长期与封建正统观念对立的自由主义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潮。他在《论代议制政府及法国现状》一文中论述了权利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平等的观点，表述了其统治型自由主义的核心意义。他写道：“如果你想要从包含特殊优势和影响的所有政府手段中获得益处，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统治权的一部分移交。不要使权力像守财奴对待黄金那样；不要只是贮藏它以至使它腐烂掉。统治的艺术不在于转让权力，而在于运用所有存在的权力。”[2](P130) 这意味着政府要将整个社会看作自己的伙伴而不是敌人，一定程度上的权力共享是推动社会良性运转的有效方式。
贡斯当和基佐所说的平等归根到底只是权利或形式的平等，而绝非结果或实质的平等。后来托克维尔针对这一观点做过进一步的阐发，认为人既生而平等，但又生而有别。平等是一个诱人的理想，同时又容易致人堕落。[16](P138) 权利的平等并不产生平等的结果，并不排斥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差别。而结果的平等则要人们放弃权利的平等，这将导致自由的丧失。因此，托克维尔毫不犹豫地把自由置于社会平等之上：“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16](P88)
法国自由主义者继承了18世纪启蒙哲学“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从不同角度对平等原则给予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使平等原则成为反对特权阶层、争取实现个人价值的有力武器。恩格斯对于自由主义平等观在历史上起过的重大进步作用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提出来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的要求来阐述的。”[17](P669)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历史局限性。自由主义者把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看作是天赋的权利，是与生俱来或由人性决定的，其平等观反映的只是其所属的阶层意欲摆脱封建特权的束缚、实现在各个领域内自由发展的要求。
马克思继承了法国自由主义者的理性平等思想，他指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这样自命不凡，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他一个人专有的特权；相反地，每个有理智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一切人都可以这样做。”[18](P183) 马克思以“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反对“特权的特殊自由”，他把平等和自由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理性所要求的不是特权而是普遍的权利，普遍的自由要求平等的权利，而平等的权利才能为人类赢得符合其本性的真正自由。
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面临的反封建大背景之下，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也就是争取社会平等的政治解放，而“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19](P214) 马克思“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矛头直接指向了宗教和封建等级制度，目的在于恢复人本身的尊严和价值，让人平等享受社会和自然的一切恩惠，“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8](P443) 社会不平等是一切剥削制度尤其是封建制度最明显的特征，因而反封建首先就是要使人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即铲除专制，摧毁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目标，尔后在此基础上追求人的更高层次的解放，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实现理想社会，使人类在生产资料关系上获得完全的平等，并为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三、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自由主义倾向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就产生了为人类的幸福献身的崇高愿望，在博士论文中更立志要为人类的解放做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直到1844年，马克思才在批判的基础上真正弄清了“人类的解放”或称“人类的自由”的明确内涵，此后便矢志不渝地对“人类的解放”这一根本目的进行系统的理论探索和论证，直至最终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宗旨就是人类的解放或人类的自由。
从词源学上研究，中文里的“自由”一词在英、法、德文中分别为liberty,liberté和liberto，它们均源于拉丁文liberalis一词。对于西文中的liberty 及其衍生词liberate,liberal,liberation等等，在中文翻译中既可译为“自由”，又可译为“解放”。然而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解放”一词常与国家或某些社会集团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容易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兼容；而“自由”则多用于指称个人的随意行为或个人的解放，有时带有贬义色彩。但在西方人和马克思那里，“自由”和“解放”原是两个在词源上和语义上相同或相通的概念。[20](PP.48—49)
人类的自由本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历史上许多自由主义者都将自由视为人类幸福的首要条件。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把财产、生命、自由并列为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亚当·斯密则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促进社会总体利益的实现，因此国家完全不应干涉私人经济。
贡斯当关于自由以及极权主义式暴政的分析对后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影响颇大。他认为，当每一个体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权利转让给共同体的时候，即便是人民主权也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代表人民，而实际上权利仅由少数人行使，更多地反映的是少数人的利益和意志。贡斯当强调必须划分一个不受“政治权威”与社会干预的私人生活领域，以确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由[21](P46)。由此可见， 贡斯当对人民主权可能引发专制暴政的批评实际是为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制造舆论。贡斯当的自由理念开了自由主义辨析各种自由观念之风气，在这个意义上其贡献不可低估。
托克维尔对个人自由的倡导，对多元主义的讴歌和对多数暴政的分析折射出了贡斯当思想的影响，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5](P203) 托克维尔深知，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已不再是少数贵族的特权，但为了防范群众的盲目行为对自由造成危害，他由衷地选择了代议制政府，认为代议制政府可以防止“多数人暴政”的肆虐，确保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自由，最终实现人类“谋求其自身幸福总量的最大化”。
人类文明史上为改善生活状况而进行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止，可最终并没有使人类从不自由的境况中摆脱出来。马克思针对这种现象，用“异化”（Entfremdung）概念阐释劳动者的困境：人的劳动的初衷是使自己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自由，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竞争、分工和剥削使得产品和生产过程对于劳动者来说成了一种人性的异己力量。毕生致力于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无法拥有自己生产的产品，劳动变成了一种对劳动者身心不利、不幸的事情，他们只有在劳动之外运用自身动物机能的时候才是自由的。劳动者作为一个人，惟有其多种潜能自由发挥的条件和机会得到保障的时候，他才能在工作和生存中获得真正的自由。[7](PP.90—100) 马克思在此尚未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作为其历史哲学的一个出发点。直到《共产党宣言》写作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仍延伸了《1844年手稿》的思维，认为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和自力撑得的自由。”[13](P253) 尽管马克思和自由主义者进行社会批判的对象不同，目的各异，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消费、分配过程的全面性批判，就是为了使大多数人免受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为大多数人在经济领域里争取自由和平等。这种为多数个体争取自由、平等的主张，其实也正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在。
从《1844年手稿》开始，马克思确立了一种劳动异化史观的人本学逻辑，而后来马克思在《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论述的人类解放或人类自由的问题，其实都是对《1844年手稿》中实现的人本学逻辑的扩展与提升。这种人本学逻辑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继启蒙运动之后的积极的人道主义自由观，具有激进自由主义的色彩。按照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劳动异化史观的人本学逻辑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也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即以消除异化获得人的解放为最高目的的马克思主义。”[22](P362)
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自由观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自由观，他并不否认外部世界的合理性，而是强调只有基于现实的分析掌握客观真理，才能达到“定在中的自由”，人类的自由也才能真正实现。本着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观点，马克思深刻批判了抽象的自由观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学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民主权旨在保证大多数人的自由，而专制制度则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18](P316) 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自由是根本，个人要通过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来争取自由。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中大多数人自由的实现也就意味着社会整体自由的实现。人民主权的作用就是要确保人民作为整体获得自由，由此实现整个社会的自由。
总体上说，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的学说，是通过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几个方面的研究得到论证、确立和不断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诸方面构成，而这几个方面的学说又都是围绕着人类自由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并从不同角度加以扩展和具体深入。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承认自由具有普遍性、现实性以及在法律基础上与理性的同一性的特征，它们都是在对“自由”及其相关概念的不断反思和追求中发展的，“以人为本”是两者理论探索并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出发点，而且两者都根植于西方自由文化的土壤，都可归入西方自由文化的诸种形态之中。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宗旨是追求全人类的自由，这种追求经历了一种批判和探索的历史过程，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自由主义是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之一，它对当时许多思想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因而也必然会从自由主义当中汲取精华。然而，自由主义虽然坚持个人自由至上的观点，提倡人们追求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它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强调的是特定社会集团及其成员的自由，归根结底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视为其体系的终极使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剥夺，提出了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思想，揭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因此，用辩证的观点审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识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和良性的互动，对于深入理解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之间的思想和历史实际的关联以及两者各自的深层内涵，深入全面地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真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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