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藏语言的音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音系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音系学是语音学科中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学科。汉藏语言有语音功能性研究的优良传统，在理论和方法上对音系学的建立和发展都作出重要贡献。本文从讨论音系学的基本理论和评介现代音系学入手，对汉藏语言的音系研究从理论和方法上进行综合的探讨。总结了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的特点，从研究原则、声调研究和声韵调分析法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的贡献，并讨论了音素分析法和声韵调分析法、音素音位和语素音位、区别特征、语音特征和语音结构的层级性、音位分析的多元性等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了汉藏语言语系统的五个结构和功能层级，及其相应的音元、音素、音组、音节和音联等结构单位和元位、音位、声位韵位、节位和联位等功能单位的新见解。
一
音系学（Phonology）是近二三十年来语音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门新兴学科，从音位学（Phonemics）衍生而来，而音位学则脱胎于语音学（Phonetics）。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音系学几乎等于音位学，只是名称不同。音位的发现和理论方法上对语音研究的重大贡献，使语音研究摆脱了无绪的状态，以功能和互补为调控，建立了科学有序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大大提高了语音研究的水平。同时，随着音位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限扩大音位的概念和作用，忽视了音位不过是自然语言语音功能分类的基本事实，错误地把音位和语音完全对立起来，以音位研究代替语音研究，又使语音及其功能的研究陷于一种局促的境地。事实上，一种语言语音系统和结构的研究，是音位研究所远远不能包容的。从本质上说，自然的声音进入语言成为一种特定语言的语音，本身就具有了完全的功能性，音位的发现只是揭示了功能语音的聚合特性。音位的功能性是由组成音位的全体成员所体现的，离开了语音实体就无音位可言，何况由于音位的交叉性和中和性，确定音位作为一个单位的整体性无论在理论方法和表述上都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语音的功能研究上，把音位与语音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无论在理论和操作上都不足为训。音系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弊病。当然，音系学对语音实体的研究不同于语音学的研究，音系学的视角是语音自然属性和功能属性的结合点，因为音位的区别实质上是语音区别的折射，音位的功能性则是语音功能性的汇聚和选择，在这一点上音位的研究和语音的研究是统一的。此外，音系学研究的视角、对象、内容、范围也远远大于音位学，从单位来说，音系学不仅研究小于音位的区别特征，还要研究大于音位的音组（声韵母）、音联（短语、句子）以及语音和语法之间的中介层面语素音位，甚至句法层面的语调等；从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来说，音系学则要研究共时和历时的语音变化、韵律节奏、语音配列、借词语音、文白异读等语音共存现象以及语音描写和音系表述等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操作。于是，单纯意义上的音位学逐渐失去独立的价值，成为音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音系学（Phonology）原是一个很恰当的译名，却被视作简称，认为全称应为音位系统学，值得商榷，因为如上文所述，音位只是一种语音结构层次单位，在不同语言里的功能并不相同，比如在汉藏语言里音位就不是一个基本结构单位，可见音位系统不能代表语音系统，音系学如果一定要展开赋予全称的话，应该是语音系统学，以区别于音位学（Phonemics）和语音学（Phometics)此外，国外对音位学和音系学的分野，还有以“韵律”为界的，即研究音段音位特征的是音位学，研究超音段音位特征的则是音系学，所以把音系学也称作音位音系学（Phonemic Phonology），[①a]可见，在外国人的心目中，Phonology也不一定有“音位”的意思，否则前面就不会再加Phonemic（音位），如果音系学（Phonology）的全称是音位系统学的话，岂非成了音位音位系统学。当然也可另称功能语音学或语音功能学，较之简捷明白的音系学就等而下之了。
音系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五十年代以来音位学向音系学过渡的阶段，音系学继承了音位学区别性特征的理论，将语音的分析单位从音素的水平深入到更小的元素“特征”，并成为音系学分析的基础，区别特征成了音系学特征的同义词，沟通了传统语音分类的疆界，建立了高度形式化的分析和表述方法，提高了语音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时扩展了音位研究的范围，突破了共时和历时、动态和静态、音素和韵律的界限，使音系学成为一门崭新的独立学科；第二个阶段以七十年代生成音系学（Generative Phonology）崛起为标志。生成音系学在“特征”元素的分析方法上，将音位分析和语音描写结合起来，将语音的动态分析与语法和语义结合起来，使语音从孤立分析进入系统分析，并由于语音描写和规则表述的高度形式化，为计算机语言的设计、人工智能研究、语言研究领域计算机的介入以及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都做出一定的贡献；第三个阶段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所谓后生成音系学（Post-Generative Phonology），即在生成音系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种音系研究门类的创建和发展，如非线性音系学（Non-Liner Phonology）、自主音段音系学（Autosegmental Phonology）、韵律音系学（Metrical Phonology）、过程音系学（Process Phonology）、自然音系学（Natural Phonology）、词汇音系学（Lexical Phonology），乃至借词音系学（Loan Phonology）等等，或强调一种方法，或侧重一个目的，或限制一定范围，层出不穷，方兴未艾，成为国外音系学研究的主流，为音系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创造了条件。所谓现代音系学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微观上，将区别特征实体化，突破早期音系学对区别特征对比性的规约，赋于表述和描写的性质，使区别特征从音位的对比特征扩展为语音的描写特征，从而成为语音分析的最小实体单位；第二，宏观上，将语音的功能研究，从语音结构系统扩大到整个语言系统，与语法和语义结合起来，在更大的结构系统中揭示语音的功能特征；第三，在表述上，高度形式化和规约化，提高了表述的精确性、科学性、简明性和可操作性。当然，现代音系学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点：首先，继承了结构主义非历史主义的静止观点，一切从共时出发，忽视历史和发展，语音系统成为一个静态的封闭系统，活的语言完全成为僵死的符号，无法充分揭示语音的历史继承性和发展的矛盾性；其次，符号与实体错位，强调音位或深层音位的虚拟性，使语音的功能和系统研究脱离语音实体，怂恿认识和操作上的任意性，走向极端就成了符号的游戏，得出诸如北京话只有三个元音的结论；再次，由于语言生成的观点，语音的功能研究屈从于语音作为体现深层句法结构的表层形式的性质，着力于语音的共性、联系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忽视了语音的个性和层级性，混淆音素音位和语素音位，忽视音组和音节，甚至取消了音位作为语音结构系统的一个层级单位，实际上否定了语音的层级性等于否定了它的结构性和系统性。
汉藏语言是中国各民族使用的主要语言，汉藏语言的音系学研究，由于独特的语言结构、悠久的文化背景、优秀的学术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功利目的，形成了独立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有语音功能研究的历史传统，在语音系统研究方面如声韵调的分析方法，是对音系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了全国性大规模的语言调查，以后又陆续进行了补充调查，汉藏语言就调查了近百种，以方言来说则不下千种。在长期田野调查实践和丰富资料基础上进行的语音系统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何对这些实践中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认识，对一些有关理论和方法的具体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以便推动和促进汉藏语言音系学的建立，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即从这种视角出发对汉藏语言的音系学作一个综合的探讨。
二
语音系统的研究历来是汉藏语言语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无论古代或现代的语音研究，基本上都是语音的功能性研究，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建了符合汉藏语言实际的音系学理论和方法。概括来说，汉藏语言音系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继承了优良的学术传统。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中，汉语语音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并建立了音韵学的独立学科。音韵学具有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理论和方法，不仅是汉语语音的历史研究，而且是汉语语音系统学的研究，音韵学所创建的声韵调分析方法就是一种典型的音系学方法，韵书韵图则是语音配列关系的研究。随着汉藏语言研究的扩大和深入，汉语音韵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样使用于其他汉藏语言的研究，成为汉藏语言语音研究的共同财富。当然，音韵学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现代音系学，但却是中国科学音系学的先驱，音韵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至今是中国汉藏语言音系学的基础。
2.吸收了科学语音学的研究成果以及描写语言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音位理论，并与中国传统的语音研究结合起来，创建了以音位为最小分析单位、声韵调为基本语音分析和表述单位、声韵调构成的音节为音义相交的语音结构单位的三层次分析方法，形成中国线性和非线性、音段和超音段、最小单位和基本单位并存共容的多层次音系分析法。中国至今在大多数语音研究实践中没有采用区别性特征这一级语音实体，但在理论方法层面的研究上，在设计汉语元辅音的区别性特征时，就有人采用了“开合、齐撮、洪细、戛透”等音韵学的传统分类特征，不仅完全适应于二元偶分的方法，而且更加简明准确地表达了汉语语音的分类特征。
3.五十年代，中国以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教育问题为主要目的，进行了大规模语言调查。语音研究特别是音系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创造新文字、改进旧文字和制订一些拼音方案以帮助少数民族更好地学习汉语文，因此音系学的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更加重视音位处理的简捷明白和准确经济、本民族语言方言土语之间以及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音位关系、音位的配列和音节的构成等，在音位处理、声韵调的配列、语音系统和文字系统的适应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汉藏语言的音系学研究除上述特点外，还对音系学的研究做出了理论和方法的贡献，并影响到其他语系语言的研究，对现代音系学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
1.汉藏语言音系学的研究是一种纵横交错、动静关联的多层次立体研究。主要遵循三条原则：第一，纵横相交的历史原则，即将语音放在共时和历时的相交点上，视作纵横共现体，是一种开放和发展的系统功能研究，比如塞擦音声母的单纯性、入声调类的独立性、汉语舌面塞擦音的音位功能性、藏语元音长短的附属性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根据这种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第二，主次相关的功能原则，即根据语音的出现和使用频率、语音在系统中的地位和语音之间的关系，确定语音的功能属性，比如借词音位的确定、嘉戎、洛巴等语言声调的功能性质、拉萨藏语鼻音前置辅音等方面的研究，即遵循这种语音的功能价值观；第三，动静相联的系统联系原则，即将语音的动静两种状态结合起来，也即将独立状态和系统状态结合起来，揭示语音的系统结构功能属性、语音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变化规律。比如语音的协合和联音变化、音变和变音的关系、本调和变调的关系、音位与变体的关系等研究，都建立在这种过程观的基础上。
2.声调是汉藏语言的一个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是对音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一千多年前，汉语即从音节中离析出声调作为一个独立的语音要素和功能单位，成为今天所谓非线性音系学的滥觞。结构主义音系学曾经将声调作为元音的一种附属特性，既不符合声调作为独立音节韵律特征的客观语音事实，又造成音位及其配列的严重失衡，终于不得不承认超音段或自主音段单位，进行所谓非线性的分析，从平面进入立体，这是一个认识上科学的回归。汉藏语言的声调是一个多类型、多层次、多元发生的韵律节奏系统，与辅音、元音形成二维结构，是具有相对音高的高低变化和滑动变化形式的对比性语音实体，是独立的表述和区别性功能单位，不仅字调和语调因调阈与调域不同而分属两个系统，而且在三个语言层面上使用，即在音节平面上使用的字调、在词平面上使用的词调和在句子平面上使用的语调。字调是与音节共存的固有特征，而词调和语调则是随机特征，字调区别词汇意义，词调和语调则区别语法意义。汉藏语言的声调与音节共生，与构成音节的特定层次结构单位声母和韵母具有严密的制约关系，通过各种制约关系，再结合语境、系统和语法等外部因素，即能追溯不同语言声调的发生和发展，确定声调的性质、功能和价值。汉藏语言的声调发生协合性和模式性的联音变化，通过这种变化可以探索本调、变调及其辩证的转化关系。汉藏语言的声调是产生于音节与语素几乎等价的基础上的节律特征，比多音节语言的声调具有更强的独立功能性，是一种独特类型的声调模式，而且无论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都得到深入研究，取得辉煌成就，成为声调学建立和音系学声调研究的基础。
3.汉藏语言的音系学对语音采取音位、音组、音节和音联等的多层次分析法，音组即声母和韵母，是大于音位小于音节的语音结构单位，也是汉藏语言固有的语音层级单位。从音节中离析出音组这一层级的结构单位，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更主要是汉藏语言语音系统中客观存在这一语音实体，它与印欧语言中的音丛有本质的不同。从形式来说，汉藏语言的辅音和元音在音节中，无论在序列、位置、数量都有严格的制约性，或者说音节中语音的配列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具有严格的固定性和模式性，实验证明，基本上是一个双中心的向心结构模式，声母是以基本辅音为中心与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构成的向心结构，韵母是以主要元音为中心，与介音和元音或辅音尾构成的向心结构，中心成分与附属成分无论在读音的长短轻重及其相互结合关系上都有显著的差异；从发展来看，事实证明，声母或韵母是作为一个单位进行变化的，作为音组成员的单个语音受音组的严格的结构制约，没有变化的独立性。就像汉藏语言语法结构中的词组因为是标记的识别单位而成为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一样，音组是汉藏语言语音系统的基本结构单位。汉藏语言的音系学研究如果缺少了音组这一层级的分析，就无法揭示语音的全貌和系统特征，更无法说明语音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生成音系学以区别特征为基本单位，取消了包括音位在内的各级单位，等于取消了系统和结构的分析方法，成为一种不充分、不合理、非系统和以语法为中心的孤立和机械的分析方法，为科学音系学研究所不齿。汉藏语言音系学的声韵调分析方法，以汉藏语言的实际出发，以语音结构的客观实体为基础，是一种完全适应于各种汉藏语言语音分析的科学方法，它源远流长，原来只使用于汉语，后来推及各种汉藏语言，通过长期的实践，不断修正和改进，无论对声韵调的认识和划分、操作和说明，都更加准确和科学，使它完全适用于远比汉语复杂的各种汉藏语言，因此新的声韵调分析方法，不仅是对原来声韵调分析方法的继承，而且是理论上的延伸和方法上的扩展，对音系学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
汉藏语言的音系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实践，无论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形成了独立的模式和体系。随着汉藏语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系属问题、类型比较、语言识别、方言划分以及新语言的不断发现和调查，对音系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因此对汉藏语言音系学作理论、方法的回顾和综合的研究已引起汉藏语言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下文择要讨论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
1.音素分析法和声韵调分析法 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中，常常把这两种分析方法视作独立的分析方法，认为在分析藏缅语族语言时，有的采用声、韵、调分析法，有的兼用元、辅音分析法。中国的汉藏语言研究基本采用声韵调分析法，阿尔泰语言则采用元辅音即音素分析法。在汉藏语言研究中把这两种方法割裂的看法造成两种后果：在分析汉语语音系统时，想把这两种分析法合二为一，称为声位、韵位和调位，以音位的不充分分析法为立论基础；[①b]在分析民族语言时，认为语音复杂、元辅音结合开放、没有声调的语言不使用声韵调分析法，而采用元、辅音分析法。实际上，这两种分析方法在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中，只是一种分析方法的两个层面，两者是蕴涵关系而不是对立或排斥的关系。从方法上说，是汉藏语言语音分析的两个步骤，既无须统一，也谈不上优劣。对一种语言语音系统的分析使用什么方法，主要取决于这种语言语音的结构和系统，不同语言的语音结构具有不同的层次和单位。在汉藏语言中，声韵母是语音结构的独立层级单位，是语音的基本功能聚合体，因此也是语音结构中的基本单位。对汉藏语言来说，使用单纯的元辅音分析就无法揭示语音结构的基本特征，遑论语音的变化和发展。从现代音系学的成果来说，音位也不过是一个语音层级单位，最小的单位是区别特征，而不是音位，元辅音分析法也不过是语音结构一个截面的分析方法，因此，根据语言不同语音结构系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语音截面作为基本单位，就成为正确和科学分析一种语言语音系统的关键。基本单位首先是一个语音实体，是语音的一个层级单位，能本质、简明地反映语音之间的联系、语音结构的主要层级性和基本音义单位的语音结构特征，能充分体现和说明语音发展的机制、过程和规律。汉藏语言的声韵母正是这样一个语音实体，这是经过物理—心理实验证明了的整体感知单位，[①c]因此它们不是人为地根据音节中音素的位置和性质划分出来的，我们只能根据客观存在的语音实体，揭示和说明它们的“位置和性质”，否则就成了本末倒置。正如上文所述，结构主义音系学抽掉了音位的语音实体基础，把音位分析的多功能性推向极致，无限扩大了音位处理的任意性，包括音位在内的各级语音单位都成了虚构的人造单位，这种分析与语音系统的实际情况差之千万里，无科学性和认知价值可言。
汉藏语言的声韵调分析源自音韵学，音韵学是一种音系学研究，声韵母作为一种功能性的语音层级单位，必然由下一级的功能单位所构成，而声韵母的下级功能单位就是音位，声韵母的构成是以音位为条件和基础的。在音位学没有建立以前，声韵母的分析同样自发地运用了功能性语音单位的概念，即音位的概念，所以像藏文这样古老的文字，与字母对应的是准确的音位而不是杂乱的音素，可见，音位作为一种功能语音单位是一种客观存在，音位学只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只是科学地阐明了音位的性质、功能和规律。音位学创建和引入我国以后，声韵调的分析方法就更加科学和准确，形成了上述具有中国特色的线性和非线性、音段和超音段、最小单位和基本单位并存共容的多层次音系分析法。在汉藏语言的音系分析中，首先是音位的识别，只有在音位确立的基础上，才能识别上一层的功能单位音组即声韵母。所以会将元辅音和声韵母作为两种分析方法，除了上述对语音分析层次性的误解，还混淆了实体和表述的关系。汉藏语言研究中声韵母不仅是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也是表述的基本单位，因此在描写一个语音系统时，常常只列述声韵母而不列述元、辅音音位，这不仅是因为传统的习惯，更主要的是声韵母与元辅音是一种蕴涵关系，在说明声韵母的同时也体现了元辅音音位，一般情况下，单辅音声母就是辅音音位，单元音韵母就是元音音位。问题在于大多数汉藏语言的音系，特别是汉语、苗瑶和壮侗语言的音系在表述上缺乏层次性，在声母表中单复辅音声母并列，在韵母表中单复元音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并列，造成声韵母与元辅音脱节的错觉。在大多藏缅语言的音系表述上，层次十分清楚，先单辅音声母，再复辅音声母；先单元音韵母，再复元音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语音的层级和音位的配列得到充分展示。但这只是表述方法问题，而不是分析方法问题。
汉藏语言中，声韵母复杂的语言元辅音的结合也不是开放的，或者说，语音的结构和层次特点与其他语言并无二致。嘉戎语声母复杂，有261个，其中单辅音声母34个，复辅音声母227个。而复辅音仍是具有明显形式特征的向心结构，前置辅音只出现p、k、s、、r、l、m、n、η、w、j等11个，不到34个辅音音位的一半，后置辅音只出现r、l、w、j等4个，更微不足道，显然辅音的结合是不开放的；羌语的韵母比较复杂，可是47个辅音音位，能出现在音节末的单复辅音才22个，不足一半，其中复辅音可出现在音节首的有71个，而可以出现在音节末的也只有22个，不足三分之一；其次，24个单元音（音素音位）中主要只有15个元音可与单复辅音韵尾结合，其余如9个长元音都不能与单复辅音韵尾结合，能结合的略过一半；25个复合元音可以与单复辅音韵尾结合的有9个，大约三分之一。[①d]这些数据足以表明，羌语的元音和辅音结合也不是开放的。从以上分析可见，嘉戎语和羌语的音节结构与其他汉藏语言并无本质的差别。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元辅音分析法，除元辅音音位外，同时还分别列出复辅音和复元音，这样与声韵母分析法就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改了一个名字。因为音素分析法取决于作为音节组成成员的元辅音结合的自由度和随机性，如国外的印欧语言，国内的阿尔泰语言等。这些语言没有复辅音和复元音这种语音层次，就不予表述。嘉戎语和羌语如表述复辅音和复元音，说明具有这一语音层次，也表明辅音和辅音、元音和元音、元音和辅音的结合并不像印欧语言和阿尔泰语言那么自由，结果只能是嘉戎语不表述复辅音，羌语不表述带辅音韵尾的韵母，只是改换了声韵母的名字，去掉了一部分客观存在的语音结构单位，实际上是一种变相而残缺的声韵调分析法。再如彝语也使用所谓元辅音分析法，把“由一个鼻音和一个浊塞音或浊塞擦音结合而成”的mb、nd、 g、ndz、ndz、ndz等都算作“一个辅音”，而且把辅音表又称作声母表，不仅语音的定性上自相矛盾，又混淆了元辅音和声韵母的层级界限，应是又一个既想将元辅音分析法与声韵母分析法分割开来又想统一起来的败例。[②d]国内汉藏语言的音系分析中还没有成功地使用所谓元辅音分析法的个案和范例。即以印欧语言或阿尔泰语言来说，音素分析法也不是一种科学和合理的音系分析方法，因为孤立的原子主义的音位分析法，忽视语音的联系和层级，把立体的语音结构当作由孤立的音素串连而成的线性平面结构来处理，显然是一种机械主义的反映，无法揭示语音的整体和系统特征，更无法体现语音的变化和发展，同样有研究和改进的必要。上述现代音系学研究的多向发展，从音素深入特征，从平面进入立体，从孤立转向系统，就是对所谓音素分析法的摒弃和发展。
2.音素音位和语素形位 将语素比附音素，使用语音的规则加以分类，是语法形式学的一大进步，而传统上将这种语素类别称为语素音位则不够准确。音素有形无义，重点在质，属语音层面；语素有形有义，强调在形，属语法层面。将这两种不同的单位都以音素的术语音位相称，不仅名不副实，而且不伦不类，似以改称形位更为贴切。语言的语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词汇语素，即表示词汇意义的语素；一类是语法语素，即表示语法意义的语素。这两类语素在语流中都会发生变异，前者由于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如语流音变、文白异读、历史遗存、语体变异、社会变异等，在汉藏语言的音系研究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以语流音变来说，一般只从音素的层面上说明变化的规则和规律，很少从语素的角度进行研究和阐述。尽管词汇语素和语法语素都属于语法的层面，但语法形式学关心的是后者，讲语素形位就成了专指表示语法意义的语素分类。这当然是不完整的，正因为这样，词汇语素在语音和语法两个层面的研究中都不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表述，成为语素形位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汉藏语言的语素基本与音节等价，不成音节的语素特别是语法语素大多出现在藏缅语言中。汉藏语言语法语素的变体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化合变体，即在与其他语素相接时，保持独立的形式，而语音发生变化，如汉语的语气助词“啊”有“na、a、wa”等变体，藏语（安多）的领属助词“kэ”有“xэ、ηgэ”等变体；第二种是粘合变体，即在与其他语素相接时，失去独立的形式，而以部分音素并入相接的语素，如汉语的儿化，藏语（拉萨）引述词“se[14，]”变为“s”与前接语素粘合；第三种是溶合方式，即在与其他语素相接时，也失去独立的形式，而与前接语素完全融合。对语素的原形来说，粘合变体还有迹可寻，而溶合变体至少从音素或音段的层面来说，已无迹可循。如藏语（拉萨）的领属助词“i”溶入前接语素后，使a变为ε，u变为y等。从音素或音段的层面来说，粘合变体和溶合变体都容易与形态变化混淆，于是就有人就将汉语的儿化作为韵母放在音素层面上处理，将藏语的助词作为形态变化处理。这种处理的方法，不是破坏语音系统就是破坏语法结构的平衡。比较典型的是羌语。羌语北部方言有些地方韵母动辄几百个，主要是带辅音韵尾的韵母常常多达两百多个，大多来源于音节的减缩，其中很大一部分可以探溯语素的原形，[①e]一部分通过比较或使用类似汉语“卡车”这样的“剩余分析法”，也可以将语素离析出来，也就是说将音素音位与语素形位放在不同的结构层次上来处理，这样就能大大简化语音系统的繁复性，更加科学和正确地揭示羌语的语音面貌，有利于羌语的音系学研究。再如汉藏语言的所谓轻声，有些语言处理为声调，有些语言处理为轻重，都是放在音素层面上处理的，显然造成语音系统的失衡。其实，轻声是一种语素变化，理应放在语素层面上来处理，使得对语音系统的认识和表述更加科学和合理。音素音位与语素形位属于语言结构的两个不同层次，可以具有不同的音素成员甚至不同的结构，比如儿化中的卷舌元音，独立的变调形式等等，再如上述拉萨话没有s的辅音韵尾，但引述词的变体s可以加在不同开音节的前接词上，构成各种带韵尾s的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中，由忽视声韵母的层次性和混淆音素音位和语素音位，从而造成语音和语法系统的失衡，以及描写和表述上的不科学和不合理性，将成为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3.区别特征、语音特征和语音结构的层级性 传统上将音素视为语音结构中的最小单位，随着实验语音学的发展和语音研究的深入，构成音素的更小的单位被揭示出来，就是所谓的区别特征。早期的区别特征理论中，主要以声学特征为基础，没有明确特征的重要性，而且重在“区别”，是游离于语音学之外的纯音系学概念。生成音系学兴起后，由于表述的需要，即不仅表述音位的对立，还表述音位的变体，改“区别”为“描写”，改特征的“声学属性”为“生理属性”，与语音学关联起来，于是区别特征实际上成了语音特征，原来意义上的区别特征成了语音特征的一个部分。语音特征是语音结构的最小实体单位，是构成音素的语音成分，沿用区别特征再以“特征”命名显然不合适，可以称为音元（也有人称音子），如清／浊、口／鼻、塞／擦等等。音元是音素的构成单位，与音素一样具有可感知性，用脱离人的感知以仪器为基础测定的声学特征作为音元显然是不成功的。无论音位和音元的理论都以发音和感知的语音学为基础，是认识升华和研究进步的产物，离开了这样的语音学必将一事无成。音元的揭示除了上文所谈及的意义外，更主要的是改变和丰富了我们对语音结构的框架和层次性的认识，而语音的结构和层次正是音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语音的层级性取决于语音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因此，不同语言的语音结构就有不同的层级。强调语音层级性，不仅能充分揭示语音的各级结构要素，而且能更加科学和完整地揭示语音的系统和结构。语音系统是各级子系统组成的层次等级秩序体系，各个层次等级之间除了共性之外，还有自身所独具的特性。由于语音系统是语音结构和语音功能的统一体，因此语音的层级体系中，既包括结构上的层级性，也包括功能上的层级性。从结构来说，汉藏语言可分为音元、音素、音组、音节、音联五个层次。音组与音丛不同，是指声母和韵母，音联是指语流中由音节组成而受语音规则制约的结构单位，如变调、变音等单位，最小两个音节，最大相当于一个句子的长度，作为语调的载体。一般来说，音元、音素和音联的层级是大多语言都有的，而音组和音节就不一定，汉藏语言语音结构中作为音组的声韵母这一层级的独特性已如上述，而有些语言则音节极难划分，就是这个原因。在语音层体系中，语音的功能层级与结构层级分属两个子系统，但由于都存在于语音系统这一统一体中，它们又具有对应性和对等性，即不同层次的结构要素都具有相应的功能性，而成为相应功能层次的功能要素。在语音系统中，结构要素的功能性不仅指它本身的能指作用，更重要的是指它受一定语音规则制约的聚合作用，语音结构要素构成的聚合功能单位结构要素的功能分类单位，是语音系统的功能聚合单位。汉藏语言中与音元、音位、音组、音节、音联相应的功能单位是元位、音位、声位韵位、节位和联位。不同语言中各级功能单位的构成要素是不相同的，换句话说，聚合的原则和内容各不相同。举例来说，不同语言的音位有不同的变体，其他各层级单位也一样。因此，结构层次上的音元不等于功能层次上的元位。有人提出“人类对于语音的认识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音位、音素、音子（即本文的音元）”，认为“音子是构成音素的基础，又是构成音位的基础”，[①f]显然既不符合语音层级的客观现实，更是混淆了语音结构层次和功能层次。音素与音位并不处于上下层级的构成关系，音位和音素是聚合关系，音位是音素的聚合单位，就像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对男女学生的分类，研究生和本科生不是男女学生的上级层次单位一样。在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中，音元将成为认知的一个新出发点，也是最小的出发点，但不是基本出发点，更不是研究和表述的基本单位，有点像语义研究中的义素和词义、语法研究中的语素和词的关系。汉藏语言音系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依然是结构层次上的音素和功能层次上的音位。音元描写音素的语音特征，元位表述音位的区别特征。因为音位是音素的集合，是音素的聚合单位，作为整体只能反映区别特征，即从各个变体中抽象出来区别于其他音位的特征，如果要描写一个音位，即表述音位的语音特征，就要包括各个变体，就是表述各个变体的语音特征。汉藏语言的音系学研究中还需要充分发挥音元的作用，正确认识语音的层级性，严格区分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建立一个符合汉藏语言语音结构的科学体系。
4.音位分析的多元性 音位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定位和组类。定位是指确定音位单位，比如汉语的k、kh、h、和t、tch、c是三个音位还是六个音位；组类是指确定一个音位包括哪些成员，以及一些音素应该属于哪个单位。比如认为汉语tc、tch、c不是音位，也有k组、ts组、ts组三种可选择的归属。音位分析所以是多元的，是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制约：客观上，反映了语音结构内部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变动性；主观上，音位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必然受到相关理论的指导，处于特定的理论体系之中。音位是一组具有功能聚合关系的音素构成的特定语音层级单位，作为一种功能符号具有表义和别义的作用，是对语音功能特性本质认识的产物，也是根据一定理论对语音实体进行的高度概括和抽象。音位作为在一定理论指导下以语音实体为基础的科学概念，是主观和客观、具体和抽象、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体。近年来，心理学派的音位观在国内有所复苏，这是对虚拟观的一种反动。上引论文的作者说“音位是一种自然语言中的听感分类”、“音位是在具体语言中语音的心理区分形式……是人耳所得到的音响形象。”[①g]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这种观点以实体代替抽象，以感性代替理性，因为“音响印象”或再进一步的“心理表象”都属感性认识的层面，或者只有具体形象性，或者是具体形象性和抽象概括性的结合，是对事物表面特征的描述，不能揭示事物的全部联系和特性，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而音位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科学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对语音功能分类的一种本质的认识。因为感性认识具有经验性，“音响印象”乃至“心理表象”对音位分析只是一种参考值，没有决定作用。如果音位分析决定于这种感性认识，由于同一语言使用者必定具有相同的语言心理，音位分析只能是一元论，换句话说，一种语言只能有一种音位分析，这与事实不符。再说，不同的音位理论有不同的分析标准，以同一事实为分析对象，同样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因为科学概念的内容从来不是单一和无条件的，这是科学概念的辩证本性。音位的心理观不过是以经验论替代了音位虚拟观的主观决定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汉藏语言音位分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赵元任的音位理论，他提出的相似性、对补性和系统性的三个必要条件和经济性、感知性和历史性三个附属条件，成为汉藏语言音位分析的经典。[②g]音位分析的多元标准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从而使科学的认知性和目的性得到完美的统一。音位分析是多元的，却又不是任意的，因此在汉藏语言的音位分析中，除上述的音素音位和语素形位外，至少还有两种现象值得讨论：一是语音的共生现象，共生的因素既包括音段也包括超音段，音段层面包括音征、音素、音组和音节。共生现象既发生在同一语音结构层面，也发生在不同的结构层面，比如音素与音素、音征与音征、音征或音素与超音段因素、超音段因素与超音段因素等的迭合并存或共生共现。共生现象反映语音及其功能的中介状态，在音位分析中具有选择性，这种选择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即结构的选择和表述的选择，结构的选择属认知问题，而表述的选择只涉及标音方法。汉藏语言音位分析中，一般来说，与超音段因素有关的共生现象是结构选择问题，如辅音清浊、送不送气、前置喉塞音、元音的长短松紧、辅音韵尾的舒促等与声调的共生并存，其余的大多是表述的选择。汉藏语言的结构选择主要根据语音的现状和发展，比如藏语元音长短与声调共生选择声调、彝缅语言元音音质、松紧、声调共生选择松紧，也可以因为别的原因不作选择，如所谓入声的韵尾与声调并存。汉藏语言中辅音的清浊与声调的共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多数语言照顾历史不作选择，清浊与声调并存，少数语言选择声调，如藏缅语言的门巴语（仓洛）和壮侗语言的仡佬语。汉语与苗瑶壮侗诸语言塞音韵尾与声调并存，不作选择，藏缅语言则选择韵尾，没有入声的调类。表述选择最典型的最喉塞音?，分两种：一种是音节起首元音前的喉塞音，除个别语言（怒语）与元音开头的音节对立外，大多数语言是共生因素，处理的方法却很不一致：有些语言不算音位也不标；有些语言（壮语、错那门巴）算音位并标出；有些语言（傣语、水语、仓洛门巴）算作音位但不标。不标的都作因为元音开头的音节都带喉塞音所以不标的说明。这意味着是一种标音的省略。其实，喉塞音这种共生现象，可以作多种结构的解释：因为元音开头的音节都带喉塞音所以不标，实际上是说它与音节共生，是音节的一种变体；也可以认为是元音的变体，即当元音前没有其他辅音时就带一个喉塞音，这样每一个元音都有一个带喉塞音的不充分分析变体；还可以认为是声母的变体，即零声母的变体；很多语言里喉塞音只出现在高调音节里，又可以认为是声调的变体，即元音起首的音节在高调时都有一个喉塞音变体。还有一种喉塞音是壮侗语言中的浊塞前置音，由于与浊塞音共生，没有对立的不带喉塞音的浊塞音，也都省略不标。首先，这种发音是壮侗语言的一个特点；第二，有些语言除了有带喉塞音的浊塞音，还有带喉塞音的鼻音或擦音等，只省标浊塞音前的喉塞音，造成同一现象不同的处理，于系统不合；第三，这种前置喉塞音与声调有密切的对应关系，省标喉塞音就模糊了声母与声调的关系，不仅破坏了音系的格局，也不利于与亲属语言的比较。因此这种表述的选择似值得考虑。再如壮侗语言里元音的长短常常与音节共生，即闭音节元音分长短，开音节不分长短，有的语言（水语）一些元音还与韵尾共生，韵尾不同长短也不同，却选择了闭音节标长元音，开音节因为都是长元音或与韵尾对应而不标，这样同一音素不同标法，既不直观也不规范，不如闭音节标短元音更合理。二是语音的共存现象，主要是前后共存和内外共存。前后共存是时间范畴，如羌语（麻窝）老年人塞擦音和擦音分舌面前和舌面中两套，青年人不分，根据发展选择后者；内外共存是空间范畴，主要是外来语的语音，即借词音位的选择，大多根据功能、普及程度等定位，不同的语言不同处理，还没有科学和明确的标准，音系的表述上更不分层次，应是汉藏语言音系学中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当然，共存现象比较复杂，并不止上述的两类，比如作为汉语普通话基础的北方方言中的轻声现象，在普通话中受到不轻读的挑战，与不轻读形成共存，同样会面临选择问题；再如文白异读等都存在选择和表述的复杂问题。
汉藏语系语言和方言众多，调查研究的任务繁重，音系整理作为语言调查研究最基础的工作需要音系学基础理论的指导，汉藏语言要有适合于自身语音结构的音系学。在音系学这门新兴学科飞速发展的今天，建立汉藏语言的音系学已是汉藏语言研究者面临的迫切课题。
注释：
①a 《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①b 游汝杰等《论普通话的音位系统》，《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
①c 王理嘉《音系学基础》，语文出版社，1991年。
①d 参见孙宏开《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
②d 陈士林等《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
①e 刘光坤《羌语辅音韵尾研究》，《民族语文》1984年第4期。
①f 石锋《试论语音的层次》，《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1991年。
①g 见上引石锋文。
②g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