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端#183;探索#183;夭折——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人对论文,弊端论文,体制改革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步入实质性的攻坚阶段。虽然道路曲折，困难重重，但却目标坚定，成绩卓然。这次改革，就其历史的现实性来说，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它的孕育、躁动却可以追溯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后。回眸这段历程，我们不难确认，展开于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实乃当代中国改革大业的肇端。
一、苏联模式的弊端和探索课题的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除了从马恩列的著作中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外，主要是通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来取得的。这样，苏联模式实际上成为了刚刚夺取了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心目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按照这一模式，建国初期，我国较为迅速地建立了一套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行政管理为主、集中过多的，同时还有明显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色彩的经济管理体制。应该说，这种体制在政权建立之初对于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对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保证市场物价稳定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规模更加扩大的“一五”计划末期，却逐步暴露出它的一些固有的弊端，并日益演化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和障碍。
从管理决策的角度来看，这种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体制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来看，在财政方面，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即基本形成了统收统支，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一五”时期，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80%，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74.1%，所占比重超过了以后各个时期。在金融方面，1952年底，对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建立起高度集中银行体制的雏形。1956年，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经过“一五”期间的强化和集中，人民银行成为既是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又是统一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同时，还建立了纵向型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对全国银行的信贷资金，实行“统存统贷”。在市场管理方面，为了保证短缺条件下的供求平衡和重点建设，从1953年起，政府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并将工业品中的生产资料划分为三类：统配物资；部管物资；地管物资。其中前两类为中央统一调拨，1953年为227种，而到1957年则增加为532种，集中范围更加扩大。其二，从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来看，在1956年前，除了城乡个体私营及农业合作社等经济成份的集中程度较低外，对国营企业，无论是直属中央的企业还是地方国营企业，均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政府向企业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由主管部门供应生产资料，由国营商业、物资部门收购或调拨其产品，由财政部门统收统支其资金，由人民银行进行商业往来的划拨结算。在这种直接管理体制下，企业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权，成为政府部门的行政属物。
为什么建国一开始我国形成了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其作用和局限应该如何评价？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并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诚然，笔者也同意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中央也有过“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①]的提法，但就建立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和总体实践来看，仍是以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理论为唯一依据，以苏联的建设模式为主要蓝本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这种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依据之一：任何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都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密切相关，前者必须服从后者的需要，成为实现后者的工具。苏联当时发展战略的选择，首先是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需要在国家实力和国防上赶超列国，高速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因此，其经济体制也必须决策权高度集中，便于用行政办法来分配资源，以保证实现战略任务。我国在建国初期同样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威胁，当时的发展战略也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争取尽快地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适应这一需要，我们自然也选择了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依据之二：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来源：从思想理论来说，主要是来自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著述。就实践模式而言，则是苏联30年代中期宣布铸就的社会主义制度。直到苏共20大召开前，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认为这就是按照马、恩的理论设计筑成的社会主义大厦，从未怀疑过其规格与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是否符合中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经济建设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苏联不管体制上存在何种问题，毕竟“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②]。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模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较简单，经济发展采取粗放的外延方式，并以增强国家实力和解决人民温饱为有限目标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决策较正确，有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体制模式“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③]。因为，国家政权力量对经济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积极作用就会减弱，甚至产生负效应。因此，建国初期，在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内在蕴含的弊端和副作用也随着“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而逐渐显露出来。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中央集权过多，抑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如“一五”期间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属于中央项目的占79%，属于地方项目的仅占21%；第二，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由比较分散的管理变为高度集中的管理。特别是在国有工业生产管理上，政府集权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企业经营管理的灵活性。有资料反映，1950年部属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只有开支200—500元的机动财权。整个“一五”期间，企业利润留成只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3.75%；第三，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由市场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变为单纯强调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压制甚至取消了市场机制应有的调节作用。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几乎都纳入了计划产品范围，从1953年至1956年，国家计委统一管理并下达的产品品种从110种增加至300多种，其产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占60%左右。很显然，这种用行政手段制定包罗万象经济计划的机制，是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需要的，无疑将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
上述弊端的出现及其所导致的负面效应说明，苏联的建设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己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突破成规，另辟新径，找到一种适应中国情况的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这就是八大前夕摆在勇于探索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新的重大课题。
二、坚持“以苏为鉴”，探索改革之路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尤其是对斯大林个人专断的揭露和批判，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内部“唯书唯上”、“思想僵化”的沉寂局面，从而使各国共产党人相继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机遇。他们开始认识到：斯大林的理论政策不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教条，苏联模式也并非唯一正确的模式，每个党都应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感触尤为突出。毛泽东曾评价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④]。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苏共20大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它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可以对苏联式的经验重新审视的机会。从此，“以苏为鉴”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
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是首先从调查研究开始的。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毛泽东由京汉、粤汉线南下，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听取了九个省的地方干部关于高度集中体制对地方和企业束缚过死的反映。回京后，又用两个月的时间，召集国务院34个部委听取工作汇报，并采纳李富春的建议，要求工交部门约200到300个重要工矿企业向中央写出书面报告，以丰富调研的内容。4月下旬，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汇报提纲中强调指出：“汇报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⑤]
在大量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正式提出了“以苏为鉴”，总结经验教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开端。随后，国务院在同年5月到8月召开全国体制工作会议，草拟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初步方案。9月，在党的八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进一步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和主要内容。之后，在次年1月召开的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中央指定陈云主持财经五人小组对体制改革问题作深入具体研究。经过半年多的调查、讨论和修改，终于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并由国务院正式下达公布，从而开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
概括地说，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问题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提出为改革经济体制确立了指导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列宁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他认为苏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不会有生产力被破坏的情形，因此，苏联的生产关系是完美无缺的，无需作任何改革。毛泽东明确否认这种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仍旧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我国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⑥]。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按照具体情况，解决上述矛盾。突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实情的建设道路，正是不断发现和解决矛盾的过程。这样，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创造性学说，就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鉴于高度集中的弊端，主张中央向地方分权，给地方和企业更多的独立性。“一五”计划后期，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所有制结构的趋向单一，直接计划的范围和建设规模的扩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关系越来越密切，由苏联模式所带来的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日趋突出。这种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党中央的及时觉察和高度重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⑦]。为了解决集权过多所引起的严重弊端，周恩来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予以商讨。他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强调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现行体制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弊端。他指出：“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因此，在各种制度上也就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在这一前提下，他提出中央向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缩小生产和妨碍生产”。为了消除部分同志对分权的疑虑，周恩来进一步阐释道：“集权太多势必形成官僚主义，只有把权分给地方，然后你才有权去检查地方，你才能掌握几件重要的大权。所以，分权给地方正是更好地巩固中央的领导，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⑧]根据这些思想，党的八大正确地确定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以改进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把一部分经济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厂矿企业单位，从而迈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三）在所有制形式上，不赞成盲目求大求纯的做法，主张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和有限度的发展。建国初期，受苏联体制模式的影响，人们形成并强化了这样一个观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只存在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不允许私有制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甚至工业和商业的组织规模也是越大越公越好。但另一方面，现实经济生活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仍有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者表现消极，“白天干社会主义，夜里干资本主义”，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等。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约请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谈话，提出中国还需要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他认为虽然“地下工厂”是合营企业的对立物，但“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因此，“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⑨]。在这里，毛泽东借鉴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试图突破斯大林的单一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这一最新提法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针对三大改造完成后出现的所有制结构过于简单划一的偏向，周恩来认为这是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的客观要求的，必须加以纠正。他指出，“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农民中，都应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与此相适应，“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这样，“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对体制问题的认识能达到这种高度，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
（四）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一五”计划后期，随着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高度集中的行政调节机制的弊端也日趋突出：指令性计划成为计划手段的唯一方式；排斥市场机制，无视价值规律，供求矛盾突出；缺乏有效的经济核算方法；工商企业中统派、统购、统销过多，制约了企业活力。结果造成了产品品种花色减少，质量下降，市场供给短缺，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多，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因此，如何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11]就计划经济本身来说，他也主张“放权”，即“要使地方、企业、合作社有适当的自治权，……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12]。这里，我们看到，刘少奇实际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某些设想。针对当时存在的管理方面统得过死的现象，陈云要求把市场调节引入经济管理活动中来。他明确指出，“对某些产品如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的国家计划管理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参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纳的利润”[13]。
（五）在经济体制的总体设想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从而构筑了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在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对经济体制要进行改革之后，作为中央分管经济工作主要负责人的陈云，不仅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制定，而且在理论上进行了重要的探索，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新模式。按照陈云的构想，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应该是：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14]。这里，陈云虽然未曾提及“体制”这一概念，但无论就所有制的构成形式和各自的地位、作用，还是生产方面计划生产与自由生产的关系，市场方面国家统一市场与自由市场的关系，都涉及到了体制问题的基本内容。因此，可以说，它构成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总体构想。不仅对后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党的八大闭幕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理论探索进入制定方案和贯彻实施阶段。经过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地征询各方面的意见，1957年10月，在扩大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之后又经国务院第61次全体会议通过，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公布下达，颁行全国贯彻实施。
上述三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定，是针对当时中央集权过多，统得过死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其基本精神在于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便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改进经济管理体制重要意义的认识。尽管这三个规定在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时，仅将着眼点置于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未能将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就总体而言，它所提出的改进经济体制的诸多设想和措施，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苏联体制模式，开始重构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框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历程中仍然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和难能可贵的尝试。
三、探索中途夭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改革经济体制的探索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焕发出的思想火花是绚丽多彩的，有些甚至是极富创新价值的。这次探索本来应该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从而避免以后22年宝贵时间的丧失。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和“左”倾思想的不断膨胀，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从而使这次可贵的探索令人遗憾地被迫中途夭折。
探索突然中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阶段以来，学术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的从“探索”本身的局限性出发，论证其“夭折”的历史必然性；有的则从社会历史原因的角度予以阐释；还有的认为，是毛泽东主观认识上“空想论”的滋生发展导致了探索的中途“夭折”。以笔者之见，正确地剖析探索中断的内在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加以研究。
（一）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的影响是造成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
识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因素。
1956年夏秋之交，作为苏共20大公开揭露和批评斯大林一系列严重错误的连锁反应，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这两起事件，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恶浪。这中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社会变动高潮的过早到来，加上经济建设中的某些急躁冒进等原因，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此时国际风潮波及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一些城市和农村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请愿罢课，农民闹退社分社等事情。
苏共20大所引发的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情况，是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所始料不及的。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和判断苏共20大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性质和后果，从原先的“解除紧箍咒、思想得解放”的轻松感觉转向对其负面效应的严肃批评。他们开始担心苏共20大引起的连锁反应会断送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关注社会主义阵营在与帝国主义阵营的抗衡中如何不失败的问题。就在这种困惑、焦虑的情绪状态下，1957年春夏之交，国内又发生了少数右派分子借党整风之机向党进攻的事件，更增加了中共中央对局势发展严重性的认识。如果说1956年的部分地区群众闹事是波匈事件影响下出现的“吹皱一池春水”现象，那么此时的右派进攻却使党中央产生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强烈震动。为了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了使波匈事件不在中国重演，在国际问题上，中共中央开始由造成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转为维护斯大林的威信，公开声明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5]。在国内问题上，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主要精力由“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开始集中到阶级斗争方面，明确要求全党要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反右运动，中断了1955年底开始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进程。
（二）就主观方面看，造成八大前后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中途夭折的
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
其一，对苏联模式突破的不彻底性。如前所述，我们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是在“以苏为鉴”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也应看到，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毕竟是在50年代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那时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这就使这种突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观点是不够彻底的，没有从基本矛盾的分析中正确地引申出社会主要矛盾，并进而在理论上确立和实践中坚持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从事经济建设。理论上的不彻底，使毛泽东很快地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基本正确的判断，反而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主要矛盾这样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非常错误的论断。另外，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如毛泽东所说，还主要限于方法有所不同，原则和苏联还是相同的[16]。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不能动摇。这就使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在力度和广度上受到限制。这种不彻底性在正常情况下不易被察觉，但一旦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动，这种特点就会导致人们认识上的偏差，从而使积极的探索中断或偏离正确的轨道。
其二，阶级斗争的传统思维和惯性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在一般情况下已不再是国内主要矛盾。这是我国在1956年进入新的历史转变时期的基本形势，对此党的八大取得了共识。但在国际上发生波匈事件，国内一些地方出现罢工、罢课等事情后，特别是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现少数右派向党进攻的形势下，直面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错，阶级斗争因素和非阶级斗争因素的混杂，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迷误。由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政治感觉的惯性作用，夸大了社会矛盾中的阶级斗争成分，夸大了阶级斗争成分中的敌我矛盾比重，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从而断然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转变为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要矛盾，致使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被迫中断。这一错误思想由指导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领域，探索中已初具成果的市场经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利润、利息也因被认为与资本主义有联系而自然成为矛头所指，这方面的探索只能随之夭折。
其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缺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包括毛泽东在内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传统观念的影响，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本质上不相容。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要排斥市场机制，否则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为了实施计划经济，公有化的程度要越高越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建国以来在商品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在理论上，认识到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存在的必要，还要利用它；但因为它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因此不能让其充分自由地发展，必须加以限制。在实践中，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商品经济原来就不发达，特别是当经济遇到困难时，国家要利用它，以便发展生产，渡过难关，此时就常常放宽政策，允许其适度发展；而每当生产有所发展，商品经济活跃，经济形势好转时，又担心其进一步会产生资本主义，此时就收紧政策，限制其发展。在八大前后，我们党在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中，这种矛盾就表现为改革仅仅局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而没有把搞活企业放在重要地位，也没有着重转向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和管理经济活动。就连那时极具理论价值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构想，虽然引进了商品关系、价值规律的某些机制，但其主旨是在健全、完善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其僵硬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并非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商品经济。这样，由于基本经济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关于经济体制问题的任何改革设想都难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窠臼，而一旦遭受政治方面“左”倾错误干扰，就连这种在计划体制模式内的改革探索也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综上所述，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经济体制的探索，尽管还存在许多缺陷，并且中途夭折，但它却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它的夭折带来了损失，也同时带来了更多历史的启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八大前后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艰辛探索，无论其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在我们今天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均具有极其珍贵的借鉴价值。
注释：
①《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1953年4月），转引自《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③《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④ ⑦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第275页、第286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⑥1956年9月27日，毛泽东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⑧⑨《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1988年第6期。
⑩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
[11] [12]《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192页、第193页。
[13] [14]《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第13页。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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