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神经基础_亲社会行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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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18(2014)02-0208-215

       亲社会行为是指那些能使他人获益的行为，包括助人、分享、安慰、捐赠和合作等行为(Eisenberg & Fabes,1998)。亲社会行为不仅能够促进个体适应社会，还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进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尽管各种人群都重视亲社会行为的价值，但人们的行为表现并不一直是亲社会的。因此，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诸多探讨。先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使用行为实验考察个体的人格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比如个人的道德价值观(Balconi & Terenzi,2012)、人格特质(Carlo,Hausmann,Chistiansen,& Randall,2003; De Cremer & Van Lange,2001)、家庭教养方式(李丹，2000)以及社会情境(Levine,Prosser,Evans,& Reicher,2005)等；另外，也有研究从个体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心理理论、观点采择等认知因素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Takagishi,Kameshima,Schug,Koizumi,& Yamagishi,2010；丁芳，郭勇，2010；余宏波，刘桂珍，2006)。

       众所周知，个体的亲社会行为都不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表现出来的，而是经过大脑分析后作出的决策及行为表现。但是，究竟有哪些脑区参与这个过程，以及这些脑区的活动特征如何，这些问题一直是一个“黑箱子”。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亲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试图揭开“黑箱子”之谜。大量研究表明共情与亲社会行为有紧密联系，它能够激发亲社会动机(De Vignemont & Singer,2006; De Waal,2008；寇彧，徐华女，2005；张振红，李伟强，2011)，所以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中，共情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神经基础也得到了广泛研究。

       虽然关于共情的界定仍存在较大分歧(刘聪慧，王永梅，俞国良，王拥军，2009)，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Gladstein(1983)提出的两成分理论。该理论认为共情包括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种成分，前者是普遍意义上的共情，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情绪反应，后者则是对他人目的、企图、信仰的理解，主要与推测他人观点有关。新近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为这种划分提供了证据(崔芳，南云，罗跃嘉，2008；潘彦谷，刘衍玲，马建苓，冉光明，雷浩，2012)。研究证明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成分，每个成分涉及不同的神经系统。情绪共情主要是感受他人的情绪，与之相关的脑区是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以及前部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脑岛(insula)和杏仁核(amygdala)等。其中额下回和顶下小叶是镜像神经元系统(mirror neuron system)的一部分，镜像神经元是体会他人情感的神经基础，参与模仿等过程；而脑岛和杏仁核则在感到痛苦和情绪共情时被激活(Decety & Michalska,2010; Decety,Echols,& Correll,2010; Keysers & Gazzola,2006; Rizzolatti,Fabbri-Destro,& Cattaneo,2009; Shamay-Tsoory,2011)。认知共情则是对他人的想法、意图进行理解，并由此推测其未来的行为，涉及的脑区是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颞上沟(suprerior temporal sulcus)、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和颞极(temporal poles)等(Carrington & Bailey,2009; Frith & Singer,2008; Van Overwalle & Baetens,2009)。情绪共情参与对早期共情自动的、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而认知共情则参与对后期共情的有意识的控制、评估过程(Decety & Michalska,2010; Shamay-Tsoory,2011)。虽然二者是相互独立的成分，但在功能上又是紧密联系的，前者有利于个体产生亲社会动机，后者则有利于个体选择有效的方式帮助别人(Smith,2006)。也就是说，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可能通过不同的神经基础共同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1 情绪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神经基础

       行为社会科学研究表明亲社会动机导致亲社会行为，情绪共情诱发亲社会动机(Batson et al,1988)，也就是说情绪共情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Eisenberg & Miller,1987; Penner,Dovidio,Piliavin,& Schroeder,2005)。在社会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研究者通过fMRI技术和ERP技术来确定参与情绪共情的大脑网络(Decety & Lamm,2006; Hein & Singer,2008; Singer & Lamm,2009)。研究发现当被试观察到他人正在经历痛苦时，会激活前扣带回皮层和前部脑岛，激活水平与被试自我报告的情绪共情能力相关(Singer & Lamm,2009; Hein,Silani,Preuschoff,Batson,& Singer,2010)，但这种激活水平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对情境的评估(Lamm,Batson,& Decety,2007)、人格特征(Bird,Silani,White,Frith,& Singer,2010)等。Hein等人(2010)使用fMRI技术直接考察了情绪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发现前部脑岛的激活水平与被试的共情关注相关，共情关注能够激发助人行为。具体表现为当被试看到群体内成员遭受痛苦时，左侧前部脑岛的激活水平要高于看到群体外成员遭受痛苦时的激活水平；当他们看到群体外成员遭受痛苦时，左侧前部脑岛的激活水平下降，右侧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的激活水平提高。最重要的是，研究者证明了由见证他人遭受痛苦而引发的大脑反应能够预测其稍后的帮助行为。左侧前部脑岛的激活水平与之后帮助组内成员的程度相关，而伏隔核的激活水平预测了稍后拒绝帮助群体外成员的行为。这些研究表明提供帮助和拒绝提供帮助涉及两套不同的神经生理过程，还为人们偏向于帮助组内成员这一行为表现提供了神经生理方面的支持。

       此外，Balconi和Canavesio(2013)采用ERP技术证明了个体在面对亲社会情境时的大脑反应及是否表现出亲社会行为都与情绪共情特质直接相关。研究发现，在亲社会情境中，情绪共情特质越明显的个体所诱发的N200成分的振幅越大。由于该成分通常与刺激的情绪性有关(Balconi & Pozzoli,2009)，而且当情境中的对象明显需要帮助时，情绪共情特质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做出帮助决策，所以该研究直接证明了情绪共情特质能够预测个体在亲社会情境中的电生理活动及其行为反应。

       情绪共情是个体对他人情绪的“感同身受”，是将他人的情绪表征转化为自身的情绪表征(崔芳等，2008)，从这种观点来看，情绪共情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情绪。又有研究表明情绪共情受个体暂时的情绪状态的影响。例如，当个体在愤怒或抑郁时，可能不会体验到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影响了对他人的情绪共情(Baron-Cohen & Wheelwright,2004)，而积极情绪则可能会促进个体对他人的情绪共情(Eisenberg,2000)。从神经基础角度说，情绪共情出现的时间和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开始发育的时间是一致的(崔芳等，2008)；Preston和De Waal(2002)的感知—行为模型(perception-action model)提出情绪感知所激活的神经机制也与情绪生成有关，由此而引发的多项研究不断证明情绪共情与情绪紧密联系。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上，情绪共情的作用同样离不开情绪。如前所述，在探讨情绪共情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时，也涉及与情绪有关的脑区(脑岛)、成分(N200)。Dickert，Sagara和Slovic(2011)综合了情绪共情和情绪两个因素探讨其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捐赠决策主要受情绪管理的动机的预测，而捐赠的数量则受制于个体的情绪共情程度。Telle和Pfister(2012)也发现消极情绪能够直接导致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积极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则要通过共情的中介作用。因此。在探讨情绪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时，结合情绪进行分析将是一种更全面、合理的思路。

       2 认知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神经基础

       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概念上区分了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也有研究证明了二者涉及不同的脑区(Boston,2007; Gonzalez-Liencres,Shamay-Tsoory,& Brüne,2013)，但只有少量研究直接区分两种共情在亲社会行为中的作用。例如，Masten,Morelli,和Eisenberger(2011)发现个体在看到他人受苦时，激活前部脑岛、背侧前扣带回皮层等与情绪共情有关脑区，以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内侧前额叶皮层等与认知共情有关的脑区，其中前部脑岛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越高的个体在接下来表现出越多的亲社会行为，并且探索性中介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水平在情绪共情特质与亲社会行为表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由于内侧前额叶皮层参与观点采择(Hynes,Baird,& Grafton,2006)、感知他人与自己的相似点等过程(Mitchell,Banaji,& Macrae,2005)，所以Masten等人认为，思考被观察者在哪些方面与自身相似是认知共情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认知共情能促进亲社会行为。由此可见，看到他人受苦能够引发个体的情绪共情，对受苦者与自身的相似性思考引发认知共情，二者都能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但情绪共情特质要通过认知共情才能对亲社会行为产生作用。

       认知共情是对他人情绪的思考、理解，是一种高阶认知功能，如理解他人心理或采纳他人观点(Baron-Cohen,2009; Baron-Cohen & Wheelwright,2004)，与之类似的两个概念是心理理论和观点采择。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认识，并由此对相应行为做出因果性预测和解释(Brüne,2005)，主要涉及认知系统。而观点采择是指个体设身处地地理解与感受他人想法与情感的能力(Ku,Wang,& Galinsky,2010)，一般分为情感观点采择和认知观点采择。刘聪慧等人(2009)将心理理论与观点采择理论作为理解共情的相关理论，并对三者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证，虽然三者有诸多不同，但从认知——对他人理解这个角度来看，认知共情、心理理论、认知观点采择是相似的。此外，从关于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神经基础的现有文献来看，研究多关注“情绪共情”，而直接探讨“认知共情”作用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心理理论和认知观点采择放在认知共情的标题下综述其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神经基础。

       已有研究表明心理理论和合作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高水平的心理理论能力有助于个体准确认识他人心理状态，预测他人行为，为合作行为提供必要条件(Paal & Bereczkei,2007)。这一结论得到了脑成像研究的支持(McCabe,Houser,Ryan,Smith,& Trouard,2001)。Mccabe等人要求被试分别与人和计算机配对完成“信任与互惠”游戏，结果发现那些表现出合作行为的被试，在与人配对完成游戏时其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高于其与计算机配对完成游戏时的激活程度，而那些没有表现出合作行为的被试，在两种配对条件下的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没有差异。这是因为，人人间的合作需要个体推断对方的心理状态，即需要心理理论的参与，而前额叶皮层参与心理理论过程(Gallagher et al.,2000)，因此在合作行为中激活了与心理理论有关的脑区；而人机互动以及非合作行为不需要心理理论过程，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不明显。

       Morishima,Schunk,Bruhin,Ruff和Fehr(2012)使用fMRI技术检验了大脑结构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偏好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亲社会行为偏好与右侧颞顶联合区的灰质体积有显著的相关，这说明颞顶联合区在亲社会行为上的特殊作用。又有研究表明颞顶联合区参与正确表征、理解他人的观点(Decety & Lamm,2007; Frith & Frith,2007; Saxe & Kanwisher 2003; Young,Dodell-Feder,& Saxe,2010)，而理解他人观点是认知共情、心理理论和认知观点采择的共同点，因此认知共情、心理理论、认知观点采择影响亲社会行为时均能激活颞顶联合区等区域(V

llm et al.,2006; Vogeley et al.,2001)，但还需要更严格的研究具体比较三者在影响亲社会行为时的神经基础的异同。

       综合上述研究来看，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都能促进亲社会行为，但在这个过程中所激活的脑区不同，前者主要激活前部脑岛和前扣带皮层，诱发与情绪有关的N200效应；而后者主要激活内侧前额叶皮层、颞顶联合区等与认知相关的区域。

       3 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来自共情神经基础之性别差异的视角

       在人们的主观印象中，女性通常会比男性更容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实证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Skoe,Cumberland,Eisenberg,Hansen,& Perry,2002；朱止丰，白丽华，2009)。Chiu,Evans和Lee(2011)提出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有可能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共情，在需要帮助的情境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怜悯之心。已有研究证明，女性在体验和表达共情等社会认知和情感功能上比男性更有优势(Gerdes,Segal,& Lietz,2010; Kret & De Gelder,2012)。新近研究通过fMRI技术对这一差异的神经基础进行了考察。Schulte-Rüther,Markowitsch,Shah,Fink和Piefke(2008)让被试观察情绪图片，然后关注自己或他人的情绪状态。结果显示，在关注自己的情绪时，女性被试在右侧额下回和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上的激活程度要强于男性，而男性则在左侧颞顶联合区上的激活程度相对更强；相对于基线任务，在关注他人的情绪时，女性在右侧额下皮层上的活动增强，而男性被试脑区激活程度则没有显著变化。由于额下回是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一部分(Koski,Iacoboni,Dubeau,Woods,& Mazziotta,2003)，镜像神经元是观察者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反应的神经基础，参与情绪共情等过程(Gallese,2003)；而颞顶联合区参与认知共情、心理理论和认知观点采择等过程(V

llm et al.,2006; Vogeley et al.,2001)，所以在评估他人的情绪反应时，男女被试可能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女性更多地采用了与情绪、与自我相关的策略，产生更多的情绪共情；而男性则更多采用了与认知相关的策略，产生更多的认知共情(Derntl et al.,2010)。Mercadillo,Díaz,Pasaye和Barrios(2011)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当个体观看能够引发同情的图片时，女性激活的区域一般是与情绪、共情、道德等有关的脑区，如基底区(basal regions)、扣带回和额叶皮层，而男性则激活枕叶皮层(occipital cortex)和旁海马(parahippocampal gyrus)等与视觉、空间表征有关的脑区。这些结果说明男女被试在面对他人表现出相同的情绪时，激活的大脑区域不同，进而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亲社会行为反应。

       4 问题与展望

       亲社会行为是人类及其他生物进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大量研究探讨了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其中共情是广受关注的热点(Balconi & Canavesio,2013; Telle & Pfister,2012)。早期研究从行为学层面考察了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而神经科学研究则为进一步考察该问题提供了来自神经生物学层面的证据。本文对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在亲社会行为中的作用及其潜在的神经基础进行了梳理。虽然这些对亲社会行为神经基础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亲社会行为，但该领域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对脑区功能解释的模糊性，对影响因素的探讨缺乏系统性等，未来的研究者可以结合这些问题进一步探讨。

       4.1 完善脑区功能的解释

       如前所述，文中提到了许多在亲社会相关任务中被激活的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叶、前部脑岛、后部额下回等，但脑结构与脑功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已有研究对这些脑区功能的解释并不完善。如已有研究证明前额叶皮层参与观察模仿、理解他人意图(Dovidio,Piliavin,Schroeder,& Penner,2006)，是与认知共情有关的脑区，另外又有研究证明其敏感于不公平分配(Sanfey et al.,2003)。此外，多个脑区的功能可能相似，如在感受到他人痛苦时，被激活的是参与情绪共情的脑岛和杏仁核等脑区(Shamay－Tsoory,2011)。因此，这些脑区在亲社会行为功能上可能并不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那么这些功能在亲社会行为中的关系是递进关系——某个脑区起到中介的作用(Paulus，Kühn-Popp,Licata,Sodian,& Meinhardt,2013)，还是几种功能并行地发挥作用？对于这些问题还缺乏较综合的探讨。这种模糊性可能是研究者独立考察某些脑区功能时有不同发现的原因，因此，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同时考虑多个脑区的协同作用，Declerck,Boone和Emonds(2013)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Declerck等人(2013)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个模型。该模型认为，有三个大脑系统参与合作性决策，分别是与奖赏有关的系统、认知控制系统和社会认知系统。其中与奖赏有关的系统是中脑边缘系统，涉及腹侧被盖区、腹侧纹状体，以及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等，如慈善捐助、做出合作性决策以及获得金钱奖赏都激活了腹侧纹状体，说明亲社会决策与获得奖赏是分不开的，这种奖赏可以是金钱补偿、奖金、地位，也可以是获得称赞、情绪的改变(Fehr & Camerer,2007)。可以看出，这部分系统更多的是与情绪共情、情绪有关的。但合作性决策不仅仅是奖赏系统激活的结果，还会受到认知控制和社会认知系统的调节。认知控制系统涉及外侧前额叶、背外侧前额叶和外侧眶额皮层，主要参与对冲突的调节及评估过程，包括对奖赏力度的评估、以及对惩罚的评估(避免惩罚是合作的一个强大诱因)。而社会认知系统主要参与对他人的理解，涉及内侧前额叶皮层(尤其是背内侧前额叶皮层)、颞顶联合区(包括后部颞上沟)，这两个系统则与认知共情有更紧密的联系。

       尽管Declerck等人(2013)尝试综合探讨这些脑区在合作性决策上的功能，但这对于完全回答上述问题还远远不够。并且，其模型的提出只是基于对以往研究的综合，其有效性也还有待于今后巧妙的实验设计来检验。因此，在今后探讨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神经基础时，既要考察脑结构，更要关注脑区功能；既要考虑单一脑区的不同影响，也需要对若干具体脑区进行细致和深入的分析。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多种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结合。由上述内容可见，fMRI技术和ERP技术的运用对于研究共情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神经基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要么使用ERP技术，要么使用fMRI技术，前者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优势，后者则有较强的空间分辨率。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如果将高时间分辨率的生理电技术和高空间分辨率的成像技术联合使用，共同探讨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神经基础，将使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4.2 综合影响因素

       通过前面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亲社会行为神经基础的研究虽有不少，但研究者们均从某一个角度出发，如共情、情绪和公平等因素(Morishima et al.,2012)，但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因为多种因素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例如，捐赠决策主要受情绪管理的动机的预测，而捐赠的数量则受制于个体的情绪共情程度(Dickert,Sagara,& Slavic,2011)；消极情绪能够直接导致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积极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则要通过共情的中介作用(Telle & Pfister,2012)。再如，女性被试在看到消极情绪的图片时所诱发的N2和LPP(late positive potentials)振幅要高于男性被试，但是这种效应只与情绪共情相关，而与认知共情无关(Groen,Wijers,Tucha,& Althaus,2012)；情绪共情出现的时间和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开始发育的时间是一致的(崔芳等，2008)；在影响亲社会行为时，情绪共情和情绪都涉及脑岛、N400等成分。因此，未来的研究在考察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时要考虑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4.3 结合病理研究

       在病理学研究中，可以通过检验脑损伤病人的相应行为来考察相应脑区对行为的影响。例如，虽然脑损伤病人的研究证明了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是共情的两个独立的成分(潘彦谷等，2012)。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在认知共情中起重要作用(Shamay-Tsoory,Aharon-Peretz,& Perry,2009)。相对于正常被试和其他脑区损伤的被试，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损伤的被试表现出更少的宽容，不那么值得被信任，这是因为他们不能体验社会情绪(Krajbich,Adolphs,Tranel,Denburg,& Camerer,2009)。也有研究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参与计算捐赠的数量(Hare,Camerer,Knoepfe,O'Doherty,& Rangel,2010)，但是并没有研究直接探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损伤的病人在亲社会行为中的表现，即并没有研究探讨认知共情能力降低的脑损伤病人在亲社会行为中的表现是否受到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可以加强与临床神经科学家的合作，在初步确定某些脑区在共情中的作用后，再检验相应脑区损伤病人的亲社会表现，从而为亲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据。但这一点的实现存在一定难度，研究者要注意心理学实验的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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