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强[1]201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引领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关注文化建设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在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更加深刻认识到了文化对提升综合国力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加强文化创新,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等一系列战略新举措。党引领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党探索文化建设规律,总结文化建设经验,不断创新文化理论的过程。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问题的研究工作,对于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束语共计九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指出了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以及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具有国际、国内两个大背景。从国际背景来看,西方国家十分注重文化战略,文化对其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其国际地位的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从国内背景来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文化建设领域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国内外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迄今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考察西方现代化的文化进程,在比较中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判明现代化的目标与方向、明确文化建设的责任与使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章阐述了文化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绝不是由党独立完成的一项工作,中国共产党是文化理论创新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倡导者。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文化生活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品性和独特的文化创新功能是文化理论孕育生发的基础。针砭时弊、百家争鸣的学术理论是广大知识分子辛勤耕耘的结晶,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追求真理的品性和主动担当的精神成为文化理论的探索和传播主体。各主体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它是建立在一定价值预设基础之上的,这种价值预设往往包括维护民族利益、维护人的权利、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等方面。第三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文化理论创新的精神和文化资源。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个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文化建设的灵魂。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核心不断总结开展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阐发了关于文化创新的思想观点,这成为我们创新文化理论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僵化的特点,但是其中也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创新精神,它对于当代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富的文化创新资源。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党的文化理论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党的创新发展观,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结果。正因为文化理论创新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赋予了文化理论以可贵的工具价值,这为党在施政过程中,实施大政方针,设定文化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第四章阐述了文化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与创新方法。文化理论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矛盾的变迁、文化建设成就的积累,文化理论需要与时俱进。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看,我国三十多年的文化建设理论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既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内容,又有开拓创新的崭新成就。这些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不断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科学的创新方法优化了文化理论内容,增强了文化理论活力,扩大了文化理论影响。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文化理论的主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开展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化建设方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注重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增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中国共产党设定文化理论创新的评价标准,以保证文化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相协调,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和方向相一致,与党的执政要求相统一。第三,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文化理论创新过程中坚持基本原则不动摇,以此保证文化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第六章分析了当前中国共产党创新文化理论面临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过程中,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面临现有理论不能满足新的实践发展需求的紧迫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文化潜能不断拓展,建立文化强国迫在眉睫,这在客观上向党提出了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既面临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既有的文化成果与经验、人民的文化消费转型和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等发展机遇,又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文化建设错误观念的困扰、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文化体制改革滞后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等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第七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和文化理论创新的发展方向。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导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彰显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等重大使命。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能够认清问题,通过不断加强文化理论创新主体建设,加强文化理论创新的机制建设,加强文化理论创新的环境建设,来提高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整体效应。中国共产党要想充分发挥文化理论创新的效能,还要明确方向,选准路径。结合现有国内外形势来看,文化理论创新离不开对综合国力、文化安全、国际竞争能力、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满足人民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结束语总结了文化建设在国际竞争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了文化建设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开展文化理论创新研究的现实意义,进一步思考了开展文化理论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研究方向。
张远新[2]2004年在《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不仅重视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而且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论断。这些论断不仅有鲜明的时代性、创造性、前瞻性和实践性,而且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文化思想,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力图比较系统地研究江泽民的文化思想,构建其理论体系,分析其历史地位,以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术研究。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而且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历史,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先进文化的历史。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走在时代的前列,必须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伟大旗帜,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文化越来越成为决定一国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这不仅体现在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对综合国力的增强起着关键作用,还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民族精神等精神文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体现在文化产业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和表现。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作用。要努力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4.大力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从领导科技工作逐步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江泽民,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敏锐地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并根据新形势和新实践对科技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1) “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2)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3)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4)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5)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杨勇民[3]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研究》文中提出任何事物都是一种表现形态。任何一种事物形态都是结构和性能的统一。生物形态学是研究生物机体外形和内部结构及其与功能关系的科学。形态学研究事物的表现形式、内部结构及其与功能的关系,从结构和性能两个方面把握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形态,也应当在形态学视野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态学视野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这一论题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从理论上看,通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产生、内涵、特征、历史方位、价值等方面理论的提炼和创新,提升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认识；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有助于澄清党内外、国内外、政界、学术界和民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各种误解、疑惑,纠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各种歪曲,使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从实践上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形态的关系,防止混淆各种形态,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有助于我们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形态的建设,发挥出各种形态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生学和过程论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着自己的产生条件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中国的周边一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科学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基本国情、理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实践基础、民族文化等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主客观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世界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源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模式到多国模式的发展。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而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发展之路,经历了从1956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初步探索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初步形成阶段、从1989年到2002年完全形成阶段和2003年到现在的不断成熟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着丰富的内涵。从存在方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有机统一,这四种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而这四种表现形态又有自己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实践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政治基石、基本国情、根本任务、总体布局、发展动力和奋斗目标等方面构成。从其功能看,能够实现经济大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大繁荣以及社会和谐。理论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逻辑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原理和行动纲领三个层次。在形式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其功能看,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成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的精神支柱。制度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从其结构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这四种制度形态又各有自己的结构及其性能。在经济制度形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体制以及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经济制度和体制。在政治制度形态方面,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文化制度形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在社会制度形态方面,大力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培育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从其功能看,它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保障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价值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理想是一种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在结构上,它是由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感情、信心、信仰和追求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的。从其功能看,它指明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奠定了万众一心的思想基础,提供了激励斗志的精神武器,还具有创新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四种形态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成为社会形态。从社会构成要素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有机统一,这四种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而这四种表现形态又有自己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关于经济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其功能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于政治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形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其功能看,能够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关于文化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是由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构成的。思想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灵魂,教育科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基础。从其功能看,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提升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关于社会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由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形成的结构。从其功能看,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强应对国际环境挑战和风险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种形态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构成了社会的有机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丰富的特性,它的基本特征有六个方面。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从根本上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方面,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其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色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之中,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真正统一。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坚持原则性和开放性的统一。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它又具有开放性,富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既有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有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其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现实性是其理想性的基础,理想性是其现实性的精神动力和方向。其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从历史方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方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等经典社会主义形态的基本原则,又具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特殊性,因而是对经典社会主义形态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和新民主主义形态虽然在发展人民民主、多种经济成分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相同点,但是二者的根本任务、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形态方面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对后者的超越和发展；中国曾经“照搬照抄”了苏联社会主义形态的东西,但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形态的扬弃和跨越,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根本任务、开放性和封闭性等方面显著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形态在实质上是一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相背离的社会改良主义,二者的指导思想、对待资本主义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民主政治建设、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方面有根本的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确立与发展,中国在各个领域吸收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和方法来发展生产力,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实质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形态,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制度及分配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它是引领当代中国前进的旗帜,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应该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
李长真[4]2006年在《大学文化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大学逐渐从社会发展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大学文化已成为文化力的中坚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大学文化自身建设及大学文化的丰富和创新，为先进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机遇。本文以大学文化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学术前沿问题为视域，对植根于当代中国民族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及现代化实践中的大学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从大学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历史进程，大学文化自身建设，大学文化推进先进文化发展的地位、作用及其规律、实现途径和动力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索，以明确大学文化必须培育自主创新精神，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达到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的目标。 本文共分六章，对大学文化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进行研究： 第一章：大学文化与先进文化解读。 大学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中世纪大学是欧洲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文艺复兴的产物，反过来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大学文化的一般认识是，大学是以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推动社会发展、维护社会道德规范、传承、传播知识、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维护和传承民族精神的文化中心。从文化定义现象理解大学文化，文化是精神现象，包括了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等。从大学精神的内涵来看就是文化的精神层面，大学精神是师生创造和认同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取向的体现。先进文化是观念形态，无疑属于精神文化。对先进文化的价值判断应该用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价值标准及包容性和开放性。先进文化具有科学性、继承性、批判性、创造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第二章：大学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历史演进。 中世纪大学文化的演进，从知识体系上来说，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大学的独立、民主、批判精神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创新源泉。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学文化引进了新知识体系，为大学思想、价值观、知识等注入了新的活力，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从价值体系来说，大学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辐射源。西方近代大学文化创新了先进文化。科学精神成为社会先进文化的基石，人文主义精神成为大学文化引导社会前进的力量和源泉。西方大学制度文化的确立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发展提供了更为成熟的载体。柏林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标志实践了学术自由的科学精神和体现民族精神的人文精神。20世纪美国大学文化思想“威斯康星思想”推动了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国二十世纪初的大学文化思想导致了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大学文化思想，是“科学技术第一生产
程洪宝[5]2013年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执政党意识形态就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所信奉的反映特定经济形态和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观念体系。执政党意识形态形成以后，执政党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其意识形态，利用其意识形态凝聚本阶级、本集团成员以及吸引广大民众，进而实现本阶级、本集团成员以及广大民众对其意识形态的认同，这就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包括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传播和认同三个基本环节。其中，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是首要环节，是执政党在取得并巩固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形成完整思想体系的行为和过程。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逻辑与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一章主要阐述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理论。政党意识形态建构大致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即：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实施路径、政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确立价值取向是建立目标体系和选择实施路径的前提，目标体系的建立以价值取向为依据并为实施路径的选择进行目标定位，选择实施路径是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的具体实现途径和手段，以上三者统一于政党自身建设的实践；执政党的特点决定了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特征：价值取向的确立体现普遍性、时代性，目标体系的建立体现包容性、合理性，实施路径的选择体现建设性、灵活性，政党作用的发挥体现积极性、主动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建构的特殊特征：确立的价值取向反映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的利益，建立的目标体系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选择的实施路径具有全局性和连贯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保证；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必须既符合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一般规律，又符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特殊规律，还要符合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征。正是在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首先确立契合人民群众基本要求的价值取向，然后建立合规律性的、包容性强的目标体系，最后选择具有连续性、开放性的实施路径，在此过程中通过建设具有先进性的党以推动意识形态建构。第二章主要阐述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意义。从重要性角度分析，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为党获得理性权威提供理论基础，为党执政提供合法性资源，为党凝聚党内共识和意志提供有效工具；从紧迫性角度分析，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世界大转折的要求，国内大变动的要求，党的建设的新要求。第三章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经验有：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建立体现人民群众利益且符合规律性的目标体系，坚持稳定的可持续的实施路径，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党的先进性建设良性互动；基本教训有：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了错误定位，制订了脱离国情的目标体系，选择了违背规律的实施路径，党的建设非正常化导致意识形态错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经验有：确立为劳动者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和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相统一，大胆探索并不断调整实施路径，党的建设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保证；基本教训有：价值取向异化，目标体系偏颇，实施路径僵化或者激进，党的建设停滞不前。第四章主要阐述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存在的问题。以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逻辑为依据，对照当前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现实，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存在四大问题：一是价值取向难以满足民众不断变化的需求。由于党对民众需求的认识存在偏颇以及民众需求的快速发展使党无法及时做出调整，党的价值取向难以满足民众的物质、政治、精神和社会需求；二是目标体系的包容性受到挑战。由于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未得到充分体现，理想目标与社会现实的强大反差，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民众对社会主义现实目标的认同度降低、对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迷茫与怀疑；三是实施路径面临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障碍。受教条主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障碍：四是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有待提高。受行政管理体制、思维定势、行为惰性以及腐败蔓延的影响，党的改革创新能力、形势分析能力、理论概括能力以及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有待提高。第五章主要阐述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选择。以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逻辑为依据，针对当前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确立契合民众要求的价值取向，包括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等；二是形成包容性强的目标体系，包括体现全人类利益的共产主义目标、体现国家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体现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和祖国统一目标、体现民众利益的社会主义民生目标；三是通过保持实施路径与价值目标的适度张力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调整实施路径，选择张力适度的实施路径；四是通过不断提高党的改革创新能力、形势分析能力、理论概括能力、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确保党具备适应时代潮流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
阮文维（Nguyen, Van, Duy）[6]2016年在《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批判继承了西方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概括总结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是为人类指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这种新的世界观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实现自身解放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条件的科学理论。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在各自的共产党领导下,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实现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都充分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相关的其他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和胡志明这两位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们在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别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越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分别成为两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虽然中越两个国家各自的条件和国情不同,但是由于共同的理论来源和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这就为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两个方面基础。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为中越两国进一步深入合作发展寻找共同的理论基础或思想基础。出于上述一些想法,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第一、中越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比较。这一部分主要从20世纪早期中越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情况、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阶段等方面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国有很多共同之处：都面临着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都在酝酿着如何去争取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任务。恰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通过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中介,使中越两国几乎同时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由于社会革命的需要,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两国迅速传播。第二,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比较。这一部分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个内容分别介绍了中国和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异同点。第三,中越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方面的比较。两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具体实践,都分别具体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具体运用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首先介绍越南共产党是如何具体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共产党领导的实践原则①；其次分析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具体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共产党领导的实践原则。然后结合胡志明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分别阐述了中越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哪些创新发展。第四,毛泽东和胡志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的比较。这一部分首先分别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和胡志明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发现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一致性,都是集中于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领导等几个方面。其次,进一步总结了他们的理论贡献。我们认为,他们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在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探索。这些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方面的创新发展。第五,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及其现实意义。中越两国同时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同时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在新形势下,中越哲学工作者和共产党都分别进行了新的哲学思考,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认识,这些新认识不仅分别对两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还互相有借鉴意义。总之,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和越南的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良好政治背景下,如何探索中-越两国人民共同合作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当前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深入开展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正是两国友好合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思想文化基础中的重要内容。
罗永宽[7]2010年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拟从理论、历史与现实三者结合的角度,解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和党建学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新阶层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分析,以全面而历史地探讨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各种因素,分析这种影响的方式、作用机理和程度,进而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等论域,提出巩固和拓新执政基础的若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思考。这一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通过宏观审视与微观实证、逻辑推演与历史考察的有机结合,并合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无疑有助于拓新党建研究论域,深化执政理论体系研究,从而进一步地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本文由导论、六章正文和结束语组成。第一章导论系概念辨析、学术综述和基础理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选题背景和意义,辨析了相关概念和范畴,综述了20余年来国内外相关学术动态,描述了主要研究方法和全文的框架结构。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基础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阐释,对西方代表性的社会分层理论、政党理论及其流变的述评,以建构本文考察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全面揭示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带来的影响或挑战。第二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演进,以及此二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历时性分阶段的考察。本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基础,考察了1949-78年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探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的生成、特点及功能,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和变革社会结构的历史经验,继而对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考察,并从中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经验教训。第三章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形成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多样性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考察,揭示出改革开放进程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结构生成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本章廓清了中国原有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及其阶级归属、评价了社会新阶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探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多样、社会利益格局变迁中社会稳定与执政合法性问题凸显、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党的执政基础的深刻变化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挑战。第四章依据文献调研而得的数据材料,重点研究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巩固问题。本文探讨了在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和地位变动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的问题,探析了农民工问题、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等问题。第五章侧重从社会新阶层的角度探讨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问题。本文动态地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基本构成及其特点,强调社会新阶层是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故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自由择业者的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通过有序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密切新形势下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效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推进社会建设构解决民生问题等途径,以增强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第六章考察新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执政党整个组织体系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影响,针对党在基层的组织环境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和涣散、基层党组织传统建设模式遇到挑战等问题,从理念、机制和方法等层面,探讨巩固和拓新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策略选择和实现途径,以及加强和改进党在社区、新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中的组织建设问题。结语部分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执政党要常怀忧患之心,常抱兴党之责,对既往的和现有的、不变的和变化的执政基础进行梳理、审视和分析,并应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国际形势、社会变迁和自身变化,对执政的诸多社会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因素的进行动态的系统分析,以探究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二是探讨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群众基础的扩大、组织基础的拓新与理论基础的夯实等方面的内在关联性,并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争鸣性前沿问题予以回应,以求得对新世纪巩固和拓新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策略选择、实现方式和路径依赖的进一步思考；三是运用新世纪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及重要战略思想,来解读其对于巩固和拓新党的执政基础的指导性意义,以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中拓展本论题的研究,从而使这一论题更具理论张力和研究的可持续性。
殷亚天[8]2017年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正值重要的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执政要求的提高,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保持为民服务这一执政本色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不仅可以为牢固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提供一定的政治保障,而且可以为革命时期塑造的红色文化,提供社会认同与传承的力量。当前,无论是“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这些价值理念的宣传都迫切需要加强群众价值理念的引导和政治心理的疏导。一定程度上,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健全与完善,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而且可以帮助减少主体利益多元化下的价值理念冲突以及城乡二元制结构造成的价值认同矛盾。同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还可以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更好的社会价值认同,为执政党的价值理念创新提供更多的动力支持和群众的价值共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稳定、比较定型的政治价值观,包括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共识以及价值的衡量、判断和评价标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有关“当代”的时间节点,一般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迄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历史渊源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不仅包括了它的历史起源和价值理念基础即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而且还包括了苏俄十月革命理论传入中国,191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建设。因此,本文的分析,第一部分是回溯历史,首先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起点和价值理念基础。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看,论文在结构上,共计分成五章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第一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界定。首先,分析政治文化的一般性定义、本质及其特征,对比相关的其它政治概念,更加准确地理解政治文化这一含义。其次,提出并着重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所要研究的主体。具体地讲,包括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概念、主线、基本构成、研究对象、核心内容以及主要功能。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概念,即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稳定、比较定型的政治价值取向。它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丰富与完善,即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的政治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互动关系。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线,即在中国社会价值理念的历史性变迁过程中,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价值理念互动关系,提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当代政治文化发展和创新路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构成,即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治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这三个部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即坚持共产主义的价值信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追求。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功能,即整合社会多元价值理念、引导社会价值取向、化解潜在价值理念冲突、保障国家意识形态的贯彻。第二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起点和形成阶段。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追根溯源到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从中汲取菁华,摈弃糟粕。其次,从俄国十月革命思想的传入和191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重点分析这期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与此同时,对比西方社会的发展,从1945年二战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情况。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形成阶段,其中古代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是它的历史起点。第三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继续发展与推进阶段,即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文化的革新与巩固。这段时间,主要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发展情况。按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建国后到十八大之前,分成两个历史阶段的理论,这一章也就是“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首先,分析建国初期政治文化的革新情况。其次,具体分析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初期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其原因。着重分析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获得的历史经验。第四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不断丰富与扩展阶段,即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向与拓展。这段时间,主要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发展情况。这一章也就是“改革开发后”这一阶段。首先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政治文化的转折情况。其次,对比分析了西方从1978年之后的发展情况。再次,对比分析了 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苏联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原因。最后,着重分析了南方谈话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且在此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指出不仅需要物质生产条件的跨越,也同样需要政治文化的实践和发展,即建立起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阶政治文化,以此提供适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力量。第五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入改革与完善阶段。这段时间,主要指2012年十八之后,直到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情况。首先,分析当前影响政治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其次,提出当前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潜在的负面效应和规避的要求。最后,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时代要求,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特色。着重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丰富与创新路径,例如,促进政治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推动政治文化的法治性与公益性,增强政治文化的协商性与民主性,提高政治文化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健全政治文化的网络性与公知性,突出政治文化的制度性与创新性。结语: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过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过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是治理与自治的统一过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是解放与创新的统一过程。当今信息时代和虚拟网络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网络数据的共享,而且也带来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价值理念的冲击和渗透。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提供净化网络环境的价值理念武器,而且需要帮助群众积极抵御西方不良价值理念的侵蚀。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价值理念传播方式,在网络生态的影响下已经简化为“人权加网络”的价值理念传输方式。它在缩短时空距离的同时,也在加速同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理念核心和群众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更加准确地把握群众价值理念动向和心理趋向,以有效地遏制西方不良价值标准的输入。与此同时,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需要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这样才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具社会效益的舆论导向、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通过先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可以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环境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民族性、特色性与世界性的共享。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治文化和先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统一。从中外有关政治文化的文献,横纵向的历史性比较以及跨学科的价值理念分析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既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扬弃,也是革命性政治文化的继承,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开放性与先进性的统一。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时代要求看,它是文化自信的反思力与涵容力,地缘政治的辐射力与衍生力,多元文化的溶解力与萃取力以及世界市场的适应力与创新力的统一过程。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历程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是苏俄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统一过程,也是民族、科学、大众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政治文化的丰富与探索过程。从改革开放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也是包容性、创新性发展的统一过程。在经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发展不仅需要提供丰富的物质性保障,而且需要正确的政治文化导向和价值理念指引。中国社会的转型还需要更好地解决当前政治文化的认同性与渗透性、分配性与贯彻性、参与性与合法性、整合性与创新性这六层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可以更好地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引导群众力量形成价值理念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更好地整合群众多元价值诉求,及时地防范和规避潜在政治文化的负面效应,例如惰性效应、积重效应、寒蝉效应、偏执效应、官僚效应、断层效应。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政治文化,以及建设时期形成的先进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完善。
陈聚芳[9]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由两条历史洪流汇合而成。一方面,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近现代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剧烈。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最终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逢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与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系统总结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利于今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协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从思想源泉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三个来源:(1)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产生和践行的文化背景。(2)在本质属性上,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基础;列宁、斯大林的社会发展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3)近现代世界的各种发展观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本文对上述三方面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论述。从发展历程看,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历程。(1)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爱国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未来是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认清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建立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2)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分析了世界发展的态势,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奋斗目标的统领下,在发展道路上,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努力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探索过程;在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于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发展阶段、矛盾运动、发展动力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由于各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之间徘徊摇摆,最终政治斗争压倒了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挫折。(3)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针对世界发展呈现的许多新特点,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确定了中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两大文明都要搞好的战略布局,领导中国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制订了“三个有利于”的社会发展评判标准,并提出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中国发展机遇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化了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思想。江泽民认为,世界各国应该主动迎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共创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这个背景下,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实施了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进行了的新思考,提出了充满时代气息的创新动力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争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中国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实施了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发展战略。胡锦涛强调,中国要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奋斗。论文最后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基本内容。择其大要有:把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国家现代化;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中国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骨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孜孜不倦的求索,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启示。这些经验主要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担任;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进行改革;要坚持用科学的发展理论作指导;要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始终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中国社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把中国社会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之中。希望这些经验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减少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迎接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辉前景。
黄丽娟[10]2017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从来就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旨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用不断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共同体内各种组织和群体以一定的方式、渠道传播各种政治文化信息,个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工、转化所接受的信息,进而完善政治人格、充实政治自我、更新政治观念,将内化的政治意识转化为政治行为实践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与个体的互动,由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灌输"和作为个体的政治学习的"内化"共同组成。意识形态由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三个要素构成。理论学说是对世界历史进程及当下社会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所做的合理解释和说明,主要回答"是怎样"和"为什么"的问题。价值理想是当下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价值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主要回答"什么是好的"的问题。政策主张是意识形态的操作层面,是意识形态从抽象到具象的桥梁,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化视阈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是遵循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借助政治社会化的介体和方式两个维度来论述意识形态的结构要素的运行,即研究在政治社会化的传播阶段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如何实现有效传播;在政治社会化的内化阶段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如何实现认同和内化;在政治社会化的外化阶段如何通过制度化将意识形态的策略主张外化为行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列宁的灌输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依据。对建国60多年来政治社会化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程进行历史考察和宏观梳理,可以了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特点、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建设在历史铺陈中经历的整合、冲突、调适、传承和创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顺理成章地扩展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全国范围的宣传普及和各个行业的渗透运用,将革命时期形成的理论意识形态内化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之中,转化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密切联系的实践意识形态。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了"指导思想一元性"与"社会思想多样性"、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灌输成效显著;但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意识形态斗争方式过于简单化、形式主义凸显,意识形态的传播单向、强制,意识形态整合过度依赖批判运动,夸大意识形态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过度强调理想信念的培养,忽略现实利益的满足。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始,在这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氛围的国度里,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革命就成了当务之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社会思想的萌长相得益彰。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里,提炼出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的基本经验。由此,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突出民本导向,直接的意识形态灌输日趋淡化,兼顾坚定的主导性与包容的多样性,将意识形态工作定位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开启了意识形态指导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时期文化发展之路。但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诱致深刻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缺憾也使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认同危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不一致性或层次性或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涌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尚未深入人心、实现内化认同之间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和丰富,思想理论的创新成果不断推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但有时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社会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尽管大众传媒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意识形态,但却仍不能深入人心,因而出现了"意识形态漂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那种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提出就能出现"立竿见影"的"全盘解决"效果的速效论,以及那种不考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规律和不同受众的接受特点的漂浮论,显然都是错误的。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网络技术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消费主义、"媒体公器论"与社会主义文化争夺媒体主导权,"后真相"现象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助力西方强势文化的传入和渗透,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趋势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之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面,存在理论传播僵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普及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缺乏亲和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僵化空泛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存在着社会变迁诱致的价值断层导致认同弱化、部分党员的腐败行为耗损合法性基础的不足;此外,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这一切都削弱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上述讲话,清晰地提出了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总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庞大的工程,需要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必须借助新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构建"大宣传"的传播格局,创设面向日常生活的大众话语体系,在"话语形象"上,应由"政治符号"转为"文化符号",在"话语表达"上,由"精英话语"转向"大众话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由从非日常生活的理性认同向日常生活感性认同的转化和深化过程,我们应立足于文化世俗化和文化传媒化的现实背景,将意识形态的显性引导与隐性渗透相结合,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认同。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的特点,应充分认识和把握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价值,以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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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D]. 阮文维（Nguyen, Van, Duy）. 辽宁大学. 2016
[7].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D]. 罗永宽. 武汉大学. 2010
[8].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D]. 殷亚天.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9]. 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研究[D]. 陈聚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10].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黄丽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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