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与礼貌言语行为研究
——从社会语用学视角
张峻晨
（香港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香港 999077）
摘 要： 面子与礼貌言语在维系和谐的社会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的社会文化反映不同的面子观与礼貌言语表征。中国文化自古就有众多关于面子的表达，如“颜”“脸”“面”“相”“貌”等。“礼貌”一词既关乎礼仪（即“礼”），也关乎面子（即“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对面子和礼貌行为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人际互动模式的理解，减少或消除跨文化冲突。基于社会语用学视角，着重考察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与礼貌言语行为研究，同时兼论西方的面子与礼貌行为理论。其次，对两项主要的“面子”研究范式，即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进行批评分析。最后，基于文献研究，对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与礼貌理论的发展进行分析概括，论述未来潜在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面子理论；礼貌言语；中国文化；中西方语境；社会语用学
一、“面子”概念的学术化
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面子”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处于何种文化环境，人与人之间的言语或非言语的交际互动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涉到礼貌与面子。然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对面子与礼貌行为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知。“面子”在社会语用学中的礼貌/非礼貌行为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分析人际互动关系中的核心概念[1]（P50）。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对人际互动中对礼貌行为与面子概念也有着不同的认知，其中重要的差别在于中国文化的“面子”观有着浓厚的儒家色彩与集体主义特征[2]，而在西方社会，这里主要指欧美等发达英语国家社会，则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3]（P776-777）[4]（P88-92）。
部分实验室尤其是新实验室对校准和检定的概念理解不够。校准服务机构出具的校准证书、检定证书、检测报告意义相同，作用等同，认为都能符合实验室合格评定体系的要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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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面子”这一个概念古已有之。而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的“面子”观念在一百三十多年前（1890年左右）由一位美国传教士亚瑟·H·斯密斯（Arthur H Smith）通过其著作《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引入西方社会[5]。他在书中首先点明：“中国人的首要特质即是保全面子”（saving face is Chinese first characteristic）[6]（P116-120），通俗的说就是“中国人好面子”。1944年，中国人类学家胡先缙在《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面子的中国概念》（The Chinese Concept of Face）[7]，首次把中国的“面子”/“脸面”概念引入英语学术界。1955年，美国社会人类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 Goffman）借助“面子”概念提出了“面子工作”论（Facework），以研究社会人际互动中的仪式性因素[8]。在这之后，“面子”（Face）的概念被广泛引入到社会人类学、社会语言学、交际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中，其概念内涵也在各种研究中被进一步扩展。
“面子”这一抽象但又无处不在的概念成为研究社会人际互动的重要对象。通过借鉴戈夫曼的“面子工作”论（Facework theory），布朗和列文森（Brown & Levinson，1987）构建了“面子威胁行为”论（Face Threatening Acts，简称“FTAs”），并进一步发展其礼貌理论，提出“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与“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的概念，为解释社会文化中的人类礼貌与非礼貌的互动行为提供了一套理论分析框架[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的“面子”概念及内涵与西方社会中的“面子”虽有共通之处，但实质上仍有一定差异，其研究语境与研究关切也有所不同。在以往的诸多研究中，中国学者往往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而忽略其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在将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语境的面子与礼貌语言分析中，需要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问题和目的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并进行相应的理论修正。因此，有必要对中西方的面子与礼貌行为研究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分析。
二、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与礼貌行为研究
参与本次研究的133例乳腺癌患者中，人均切除淋巴结(32.3±14.7)枚，共1995枚。每例检出前哨淋巴结1～5枚，平均3枚，共399枚；每例检出非前哨淋巴结5～20枚，平均(12.5±2.4)枚，共1596枚。
朋友此文写好后，为察纳雅言、博取众长，将其发在一个不大的文友群里。凑巧看到，我便认真拜读。读后，有所感，不吐不快，便在其后留评：这个故事文字流畅生动，情节虽略缺新意，但曲折瑰丽，点赞之外，说几句不限于这篇文章的题外话——如果这美丽的传说，能借助文字而得以流传，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会以为这片桃园，竟有如此神奇的来历，但他们不会知道，这只是在公元21世纪之初，在蔚然成风的人工造景热潮中，悄然绽放的一朵小花，在桃园之前，这里曾是棉海粮仓。倘如此，他们岂不会把他们某一代祖宗的功劳，错记到神仙头上？要是他们从凑巧得到的历史知识中知道了真相，那时，他们对我们这些已经作古的编故事的祖宗，作何感想？
“面子”的学术化研究肇始于社会人类学家胡先缙。1944年，他在《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面子的中国概念》一文。胡先缙首先界定了中国文化语境下“面子”的两个层面，即“脸”和“面”，而“脸”和“面”的内涵也各有不同。“脸”的内涵偏向物理上的意义，即“人脸”，指人自身的行为或言语是否符合社会准则或伦理道德。具体而言，所谓的“脸”是一个群体他者对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声誉的人的尊重。这样的人可以描述为“是一个不顾艰难履行自己义务的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自己正派行为的人。‘脸’代表了社会对自我道德品格完整性的信心，失去了这种信心，他就无法在社会中正常运作”[7]（P45）。“面”的内涵偏向社会意义，即“面子”，指人们在社会环境中通过成功或吹捧而获取的声望。它通过个人努力或巧妙的策略积累起来。这是一种自我认知且它的获得与表现总依赖于外部环境[7]（P45）。“脸面”观细分了面子的不同层次与内涵，然而它们在言语行为上有时指的又是同一个意义，这说明对面子的“脸面”层次阐述没有提供清晰的语言学区分。胡先缙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强调面子的“声望”与“自我意识”，对中国“面子”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通过整合胡先缙的“脸面”观与欧文·戈夫曼（Ervin Goffman）的“面子工作”论，香港学者何友晖（Ho David Yau-Fai,1976）关注面子与礼貌原则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应用，即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在面子与礼貌理论上的体现。他指出，中西方的文化取向对面子行为的影响应该是“互补”（Complementary）的而不是“互斥”（mutually exclusive）的，而且面子与礼貌原则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3]（P868-888）。台湾心理学者黄光国（Hwang Kwang-Kuo,2013）把面子的研究扩展至社会心理学领域，他将中国人的面子与人情交际行为描述为一套“权力的游戏”，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一套中国社会面子与人情的理论框架（a theoretical model of face and favor in Chinese society），同时进一步提出具有儒家文化内涵的“脸面动力论”（Face Dynamism）[14]（P20-34）。这一基于中国文化社会架构的面子——人情理论旨在描绘中国社会的文化交际行为原型，并提供一个普适性的模型用于解释具有明显文化（特别是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社会互动过程。
整理首先需要厘清所谓的“东西方”概念。本文中，“东方”指的是深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的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华人社区，即中国文化语境；而“西方”主要指的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深受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文化影响，即西方文化语境。
首先，讨论中国面子交际和礼貌行为研究的理论建构。面子的理论化建构应聚焦于中国“面子”和礼貌行为的文化与哲学根源。礼貌一词是“礼”与“貌”的合称。“礼”，特指“周礼”，即周朝的礼仪；“貌”，指“样貌、外貌、长相”，即人的外在表现，是“面子”意义的物理基础。由此观之，“面子”与“礼貌”有着紧密的联系。“礼貌”（言语）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以“礼仪之邦”自居，“有礼”“得体”不仅对个人脸面乃至整个国家的形象都极为重要。个人行为的“有礼”“得体”是个人的面子，那么，整个民族的“有礼”“得体”则是国家的面子，即国家形象。在文化哲学上，成中英（Cheng Chung-Ying，1986）深入阐述了中文字面语义的“脸面”概念，他认为“面子就是一个人的自我呈现；一个人透过面子表达他的社会存在并通过它传达自身具有的社会意义”[24]（P329）。面子由此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个人社会身份的象征，它既是外在的形象反映，也是内心的投射，没有一张脸能完全隐藏一个人的内心，亦即“面由心生”。同时，成中英还认为，“面子概念服务于多重目的且拥有多个面向，这可以用儒家关于完美人格的追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朝堂之间的关系来解读”[24]（P345）。但是，成中英的面子分析是以汉族儒家文化哲学为基础的，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忽略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的面子文化观，他们的面子交际与礼貌行为或许并不深受儒家文化的约束而更多的具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色彩。
然而，该研究在数据收集方面有所不足，即该实证研究的研究者既是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员，又是该研究项目的参与者，其双重身份是否会在研究对象的谈话中产生有意或无意的干扰？研究对象的言语行为是否会有意无意地契合该研究员想要获得的语用结果？虽然该研究声称“中国代表团把参与的现场研究员视为一个真正的内部人员，他们的评论不会有任何保留意见”，但这一论断在言语行为上无法体现也难以证实，这使得数据的可靠性遭受质疑。总的来说，实证研究使面子交际与礼貌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通过对真实人际互动场景的语料分析，发现新的互动模式，以完善现有理论或构建新的理论框架。
三、西方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与礼貌行为研究
随着社会语用学对面子与礼貌言语行为的深入研究，多样化的面子交际理论被不断提出。霍格雷夫斯（Holtgraves，1992）运用语言学和社会互动论的方法建构了“面子管理”（Face Management）理论，关注言语互动中激发面子威胁的语言和行为因素[20]。斯特拉·廷-托梅（Stella Ting-Toomey，1998）在借鉴戈夫曼、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礼貌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旨在处理跨文化人际交往中的冲突事件，进一步探讨冲突情景下的面子威胁和面子保全行为。该理论有助于人们发现面子工作中产生沟通失误的文化盲点，并在早期的冲突干预中作为一种有益的训练工具发挥实践指导作用[21]（P189）。斯宾塞-欧蒂（Spencer-Oatey，2007）基于社会心理学和身份理论，提出一项跨学科的面子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论证“面子是一个复杂的现象需要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22]（P654）。基于身份理论的面子分析，斯宾塞-欧蒂指出，“面子”现象具有多维度的辩证关系特征：（1）面子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现象，但也是一个统一的概念；（2）面子具有心理认知基础，但它在互动中是社会构成的；（3）面子既属于个人又属于集体，但也适用于人际关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交际与礼貌/不礼貌的言语行为研究呈现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取向，关注个体面子与集体面子行为的转换以及在社会互动中如何运用语言、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构建特定的社会关系、形象与身份。
布朗和列文森也承认其礼貌理论所阐述的“面子”概念部分借鉴了戈夫曼的观点和英语社会的民间术语，这一术语与尴尬、羞辱或丢脸的涵义有关[9]（P61）。根据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威胁行为”理论，“面子”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想为自己争取的公众自我形象[9]（P321）。面子还可以区分为“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前者指的是“每一个成员都希望自己的行为至少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后者指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互动中，每一个‘有能力的成年成员’都希望自己的行为不受他人的妨碍”[9]（P322）。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与礼貌理论在社会语用学领域影响深远，但仍有不少质疑。例如，在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国家中，如中国、日本，积极/消极的面子区分，也许并不是那么的界限清晰。
欧文·戈夫曼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定义了西方文化语境下的“面子”概念，认为“面子是一种基于社会属性认可的自我的形象，尽管这种形象可能会被他者所分享，正如一个人为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宗教信仰所做出的良好表现一样”[8]（P213）。面子与礼貌行为也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时所表现的积极的社交价值，人们会依据不同的社交环境呈现不同的面子与礼貌行为模式，即“面子工作”。戈夫曼的“面子”论并非西方文化的原生产物，而是有着深刻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面子”被看做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人际互动规范。然而，“面子”概念的西化不可避免地带上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强调西方社会互动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中国文化自古就有众多关于面子的表达，如“颜”“脸”“面”“相”“貌”等。“礼貌”一词之字面语义既与礼仪有关，也和面子有关。“礼”即指“礼仪”，“貌”即是“面子”。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包含着丰富且复杂的人文意蕴，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鲁迅在《说“面子”》一文中曾指出，“面子乃是中国人之头等大事，乃是中国精神之纲领”[10]。中国人对“脸面”的讲究可谓无处不在，但什么是“面子”，似乎难以言说又不易界定。林语堂就曾指出，“中国的‘面子’抽象不可捉摸，它无法被翻译，也无法被定义，但挣得面子往往是中国人最为关心之事”[11]。鲁迅与林语堂对“面子”的论述，反映了面子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地位，面子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情相伴，起着维系人际关系的作用，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体现[12]（P3）。
四、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与礼貌行为研究的批评分析
中国的面子交际与礼貌/不礼貌行为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语境，在结合西方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应注重中国的社会文化特质对面子交际与礼貌在言语或非言语行为上的表征。此外，当前中国的面子与礼貌语用学研究还应特别关注：（1）面子与礼貌/不礼貌行为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研究；（2）面子与礼貌/不礼貌行为的实证研究；（3）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与礼貌/不礼貌行为理论的本土化建构[23]（P80）。有鉴于此，下面就对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交际与礼貌行为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进行批评分析。
民居是不同时期与一定地域内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人工创造物。它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建筑类型，也是建造量最大的建筑类型[1]。国内对其研究始于1930年代，通过系统的研究，众多学者对不同地点的建筑分别进行考察，记录建筑的基本情况，并对建筑文化进行深入分析。近年来，针对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的讨论较多，认为可以采用人文、方言、自然条件相组合的方法进行研究[2]，并可以从建筑层面、村落层面、文化区层面着手，从相同或相异的文化特质之间，归纳出彼此互动与沟通的过程[3]，进而挖掘民居形式的成因及影响因素。
上述的研究取向以社会人类学和心理学为主，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关于面子与礼貌的研究开始关注言语行为对人际关系互动的反映。顾曰国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礼貌行为从孔子儒家传统到现代中国礼貌言语行为的演变，并指出西方面子礼貌理论的文化普适性值得质疑[15]。例如，布朗与列文森的“面子威胁行为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言语行为模式中也许并不适用，比如晚辈对长辈、臣下对君上的下跪、叩头等礼仪行为。Mao Robert Luming进一步论证中国的面子与礼貌行为之间的本质关系，并借鉴日本人的人际互动原则及潜在的面子观念，通过分析“餐前邀请”（a pre-dinner invitation）和“餐后提供”（a post-dinner offering）这两个汉语会话的例子，提出中国人的面子和礼貌研究需要“一个更灵活的框架”，而不是受制于布朗和列文森的礼貌理论[16]（P451）。
基于社会心理学，台湾学者黄光国构建了一套针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面子——人情理论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他描绘了一套以“人情”和“面子”所建构的人际互动机制[2]（P948），并指出，在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中，“权力”“人情”和“面子”是三个最主要的因素。同时，“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也是研究面子交际时必须考虑到的因素。中国的面子交际行为既有与其他文化语境下相似或相同的特征，也有中国文化独有的特殊性。面子——人情框架基本囊括了中国人际互动网络中所涉及的元素，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面子/人情分析框架。然而，对于面子这一复杂的多面向的社会乃至心理现象[22]，是否仅用一个框架便可概括？此外，成中英与黄光国的面子理论研究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根源，似乎并未考虑道家、佛教的影响。再者，随着中国在历史上不断接受的外来文化，如现代的马列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或更新了中国传统的面子观与礼貌/不礼貌的言语行为，这些外来文化对中国面子交际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探究。
其次，探讨中国面子交际和礼貌行为的实证性研究。在实证研究上，更注重真实语料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以得出有效可信的研究结论。斯宾塞-欧蒂等（Wang & Spencer-Oatey，2015）以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的会谈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种志的方法收集真实的谈话数据作为分析语料。在研究中，他们关注中国代表团一方在跨文化交际的情景下与美国政府部门的会谈是如何感知“挣得面子”抑或“失去面子”的。在数据收集方面，获得研究对象同意后，研究采用了语音录音、视频录音、日记记录以及对象访谈等方式进行语料收集。因此，言语数据是发生在真实的跨文化会话场景下的，可以反映出真正的面子交际与礼貌言语模式。通过对真实语料的量化分析可知，“关系”“面子”“脸”和“形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1]（P55）。研究得出三个主要发现：一是“集体面子”的积极建构是中国代表团的首要考量；二是中国代表团采用一系列的交际策略在会谈中提升自身的面子并与美国代表建立良好的谈话关系；三是发现面子在人际互动中的感知是“短暂却持久的”。研究还提出两个潜在的研究方向：一是超越现有的研究视域，把关注点从“面子威胁”/“面子保全”二元论扩展至人际关系行为的研究；二是探索面子在跨事件、跨时间中的持续感知的方式，进一步为关系管理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论见解。
诚然，西方礼貌理论无法一劳永逸地套用到中国文化语境中去解释中国人的面子交际和礼貌行为，但借鉴其中的观点仍能为我们的学术探索提供新的见解。台湾语言学家余明忠（Yu Ming-Chung，2003）采用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威胁行为”理论，比较分析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礼貌语言表达上的行为差异，进一步论证面子在中国恭维话语行为中的普遍性，认为文化因素在特定社会中起着关键作用[17]。金尼森（Kinnison，2017）从文化分析的维度剖析了中国文化面子观的多元结构，指出三个植根于儒家文化的面子特征，即：“权力/人情/关系面子”“道德/荣誉面子”和“面具/形象面子”[18]（P36-44）。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英文翻译的差异，中文的“面子”文化内涵在英语语境中有所缺失，面子概念最初的“中国性”（Chineseness）在英语语境下不复存在，而是一个新的具有英语语境内涵的概念[19]（P77）。简言之，中国文化“面子”的概念及其关联的礼貌言语行为研究已涉及社会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语用学和传播学等学科。“面子”已不仅仅是中国人独有的社会交际文化和概念，而是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人际言语互动的一个切入点。
五、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文献阅读和批评性分析，中国语境下面子交际与礼貌研究的发展图景可简要概括为四个阶段，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面子”与礼貌行为研究阶段与特征概述
1930～1970年代，为“面子”概念研究的学术化阶段。早期的鲁迅、林语堂等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对中国的面子文化持批判态度，这与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动荡变革的时期有关，有识之士不断反思批判中华文化，试图从文化根基上救国图存。随后，1940年代，社会人类学家胡先缙将中国的“面子”概念引入英语学术界。1970～1990年代，为面子的哲学社会学理论的挖掘及建构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港台籍的华人学者为主，例如：何友晖的中国面子研究的社会学方法[13]、成中英的面子哲学观及其儒家文化根源的研究[24]、黄光国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面子——人情”模型[2]。1990～2000年代的面子研究以社会语言学的方法为主，探究面子与礼貌在语言、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顾曰国对中国面子与礼貌行为研究的语言学分析[15]。2000年至今的研究则逐渐呈现出跨学科多方法的趋势，面子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并重。随着全球化与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社交网络、电视真人秀的面子与礼貌/不礼貌言语行为与身份建构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例如，李成团、冉永平等（Li，Ran & Kádár，2018）以电视辩论节目《一虎一席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嘉宾通过冲突性的话语论辩对自身面子形象进行“专家身份”的建构[25]（P435-455）。
土壤样品测定：pH值采用电位法，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速效钾用1 mol/L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有效磷采用0.5 mol/L碳酸氢钠浸提、分光光度计法，有机质采用高温外热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
基于现有的社会语用学视域下的面子与礼貌/不礼貌行为研究，其未来的研究方向大致可归纳为四点：（1）跨学科的研究方法；（2）超越单一的研究视域；（3）与新技术（新媒体）相结合的研究议题；（4）语料库方法的应用。第一，跨学科的方法。面子交际与礼貌行为是复杂的人际互动现象，单靠一门学科的理论方法难以解释其本质以及相关的运行机制，因此，需要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综合考察面子与礼貌行为在社会互动中的形成。第二，超越单一的研究视域。从“面子威胁”和“面子保全”的研究到面子身份、面子协商、面子管理等认知分析研究，从个人面子、集体面子再到国家面子（形象）的研究，使得面子交际与礼貌/不礼貌行为的研究超越单一领域的局限。第三，与新技术新媒体的结合。随着全球化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如社交网络媒体Facebook、Twitter、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的涌现，为研究网络语用、网络礼貌与不礼貌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主题[26][27][28]。传统的社会交际方式转移到互联网上，其面子感知、礼貌或不礼貌言语行为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值得进一步探索。第四，除了传统的语用学质性分析法外，基于语料库的量化分析法有助于为传统的面子交际、礼貌/不礼貌语用定性分析提供大量的数据支持，为“验证、修正和提出新的语用学理论和为语用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方面具有巨大的研究前景”[29]（P122）。此外，专门用途的语用研究，如医患语用分析、法庭论辩语用分析以及微观的语法层面分析（如词汇搭配、句法、韵律等）也将是潜在的研究热点[30]（P699）。
面子交际与礼貌行为是社会人际交往中无法回避的复杂现象，也是社会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和礼貌与西方文化的面子与礼貌行为存在一定差异，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特质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的“面子”概念进入英语世界后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异，这使得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面子观与礼貌行为理解。“面子”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概念，涉及语言、认知、文化与社会。“面子”的内涵可向外延伸，从个人面子到群体面子再到关涉整个民族的国家面子（即国家形象），由此可见，面子观与礼貌/不礼貌的言语行为不仅关涉个人也关涉国家民族的形象。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中西方跨文化交流无法避免，深入了解中西方的面子交际与礼貌/不礼貌的（言语）行为模式有利于促进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良性社会互动，减少文化冲突。例如，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理解美国文化中的“面子”观及礼貌/不礼貌的言语逻辑将有助于中方在谈判中洞察美方的真实意图。
总的来说，本文阐述了中西方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交际与礼貌理论的发展与主要研究结论，侧重分析了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观及其礼貌行为，并着重批评分析中国面子交际观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最后综合文献研究提出了四类潜在的研究方向，为面子交际与礼貌/不礼貌言语行为的研究提供了语用学分析的新视角。
参考文献：
[1]Wang,J., & Spencer-Oatey,H.The gains and losses of face in ongoing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A case study of Chinese participant perspectives.Journal of Pragmatics[J].2015,(89).
[2]Hwang,K.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4）.
[3]Zhu,X.Face Consideration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J].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9,（5）.
[4]Li Q.Analysis on differ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ace concepts from perspective of face politeness system[J].Journal of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4,（1）.
[5]Redmond,M.V.Face and Politeness Theories[J].English Technical Reports and White Papers,2015,（2）.
[6]Jiang,C.The origins of Chinese face culture and its social function[J].Guangxi Social Sciences,2009.（3）.
[7]Hu,H.C.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44,（1）.
[8]Goffman,E.On face-work：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J].Psychiatry,1955,（3）.
[9]Levinson,P.,Brown,P. & Levinson,S C.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Vol.4）[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10]Lu,Hsiin（Chou,Shiu-jen）.On “Face”.Translated by Hsien-yi Yang and Gladys Yang.in Selected Works of Lu Hsiin（Vol.4）[M].Pek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60.
[11]Lin,Y.My country and my people[M].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Asia）Limited,1936/1977.
[12]Kadar,D.Z. & Roe,K.Chinese “face” and im/politeness：An introduction[J].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2012,（1）.
[13]Ho,D.Y.F.On the concept of fac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4）.
[14]黄光国.儒家文化与国际政治中的“脸面”动力[J].国际政治研究,2013,（4）.
[15]Gu,Y.Politeness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0,（2）.
[16]Mao,L.R.Beyond politeness theory：“Face” revisited and renewed[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4,（5）.
[17]Yu,M.C.On the universality of face：Evidence from Chinese compliment response behavior[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3,（10-11）.
[18]Kinnison,Li.Power,integrity,and mask -An attempt to disentangle the Chinese face concept[J].Journal of Pragmatics,2017,(114).
[19]André,J.S.How the Chinese lost “face”[J].Journal of Pragmatics,2013,(55).
[20]Holtgraves,T.The linguistic realization of face management：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person perception,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92,(2).
[21]Ting-Toomey,S. & Kurogi,A.Facework competence in intercultural conflict：An updated face-negotiation theo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98,（2）.
[22]Spencer-Oatey,H.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the analysis of face[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7,（4）.
[23]周凌,张绍杰.国外面子研究的最新动态[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3）.
[24]Cheng,C.Y.The concept of face and its Confucian roots[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1986,（3）.
[25]Li,C.,Ran,Y. & Kádár,D.Constructing self-expert identity via other-identity negation in Chinese televised debating discourse[J].Text & Talk,2018,（4）.
[26]Chen,G.M.Losing face on social media：Threats to positive face lead to an indirect effect on retaliatory aggression through negative affect[J].Communication Research,2015,（6）.
[27]Hsiang,T. & Rau,V.Rapport Orientations of Women Guests when Making Refusal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Host on Chinese Reality TV Dating Shows[A].In Politeness Phenomena across Chinese Genres[C].Equinox eBooks Publishing, United Kingdom,2017.
[28]Wu,D. & Lin,M.Relational Act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by Chinese Celebrities on Weibo[A].In Politeness Phenomena across Chinese Genres[C].Equinox eBooks Publishing, United Kingdom,2017.
[29]李民,陈新仁.语料库语用学研究的国际热点解析[J].现代外语,2019,（1）.
[30]肖雁.语用学研究国际热点与趋势分析（2006-2015）[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5）.
Face and Politeness Speech Acts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From A Socio-pragmatics Perspective
Zhang Junchen
（Faculty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Kong 999077, China ）
Abstract: Face and politeness language behaviors are important for human interaction.There are different mean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n face conception in different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This study tak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o review face and politeness theorie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meanwhile Western face theories are also examined.The paper initially examines the studies of face and politeness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n makes a brief investigation to Wester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Subsequently, a critical analysis to research methods （i.e.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studies of face and politeness in Chinese context is made so as to identify their pros and cons.Finally, by adopting literature survey,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ace and politeness studies in socio-pragmatics are discussed and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further pointed out.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it is helpful to reduce or remove cross-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societies when we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n the mechanism of face and （im）politeness behavior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s.
Key words: face theory; politeness speech acts; Chinese culture; Chinese-Western context; socio-pragmatics
作者简介： 张峻晨，男，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