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经济合作化的光荣模范
——基于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考察
周雪香 江冰蓉
[摘 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临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了解决劳动力紧缺、剪刀差、谷贱伤农等严峻问题，才溪苏区先后创立了全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闽西苏区第一个消费合作社以及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它们把全乡的经济生活组织起来，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使才溪得以最大人力、物力支援革命战争，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
[关键词] 才溪苏区；经济合作化；光荣模范；《才溪乡调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各项经济建设，实行互助合作，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1933年11月，毛泽东到闽西上杭才溪苏区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该调查报告近万字，其中有一半的篇幅是关于才溪的经济生活。毛泽东对才溪的经济建设成就作出很高的评价，认为才溪的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组织，把全乡的经济生活都组织起来，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1]340。那么，才溪为什么能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它对其他苏区的经济建设有什么影响？本文拟以《才溪乡调查》为基础，结合《红色中华》《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等相关文献，对苏区时期才溪乡的经济合作化做些考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全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
才溪位于福建省上杭县的西北角。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次进入闽西，“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7月21日(农历六月十五日)，在红四军第一纵队策应下，才溪党组织负责人李天富、罗化成、林鹏等人领导农民武装暴动。[2]9月17日，成立了西三区(即才溪区，包括通贤在内)苏维埃政府。才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根据中国共产党闽西一大《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开展了土地革命，其中上才溪每人平均分6担谷田(1亩为3.6担左右)，下才溪每人分5担谷田，各抽出一份田作为红军公田。[3] 276-277
土地革命后，翻身做主的才溪群众积极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上才溪16岁至55岁的青壮年男子共554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青壮年男子共765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533人，占70%。上、下才溪的青壮年男子为什么这么踊跃地参加红军？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此大规模地扩大红军，若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政治上的动员只有与经济上的动员相配合，“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1]330，达到这样的成绩。那么，当时才溪又是如何从“经济上、生产上”彻底解决问题的？
事实上，当时才溪群众在发展生产上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劳动力紧缺和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在小农经济仍占优势的社会条件下，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第一要素。如前所述，上、下才溪青壮年男子(也就是男劳力)共1 319人，其中1 018人参加红军或调外工作，高达77.2%；留在乡村的只有301人，仅占22.8%。女劳力，上才溪581人，有22人调外工作；下才溪442人，有7人调外工作。[1]330-331这样，留在乡村的大多是女劳力以及老人和儿童，这不能不影响到当地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除此之外，上、下才溪在1929年后仅留下6头耕牛，在农业技术落后的条件下，耕牛的作用仅次于人工，耕牛的匮乏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在此情况下，苏区动员大批妇女投入生产。闽西、赣南等地的客家妇女本来就负担着“田头地尾”(耕田种地)的大部分劳动，不过，像犁田这类技术性强的重活，还是要靠男子，平时一般妇女是不能胜任的。根据调查，在1929年前，上下才溪只有大约30位妇女能使用牛。到1933年，能使用牛的妇女约有300位，是1929年前的10倍；能莳田的妇女也有60多位。[1]331老人、儿童也参加生产，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把有限的、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提高生产效率，更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生产潜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0年春，才溪人民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传统的换工习惯，办起了“耕田队”。耕田队是在本村范围内，以四五户或七八户为单位，邻近的农户自愿地结合起来。他们优先帮助红军家属耕种田地，自带饭包、农具，不收工钱，红军家属只供应菜、茶水。耕田队帮助孤寡老人劳动，也同样不收工钱。[3] 284-285耕田队还实行群众互助，议定不论男女及紧时平时，每天工钱均2毛；红属帮助红属，每天1.5毛；若是红属帮助群众，则每天亦为2毛。[1]331
1930年6月初，毛泽东第一次到才溪做调查时，曾热情赞扬耕田队这一新生事物，[4]28并建议耕田队再提高一步，发展为合作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才溪群众在1931年夏创办起劳动合作社。这是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也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历史上第一个互助合作组织，[5]才溪因此成为我国农业合作化重要的发源地。
此外，归功于元首顾问委员会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跳出了法学家们的观点之争，使得占有的取得也成为了这项原则的一个例外。通过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与卡拉卡拉皇帝于公元196年发布并记载于C. 7,32,1中的一道敕令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被代理人通过一名实际上不处于自己权力之下的自由人且他自己(被代理人)对此不知，能够取得对物的占有，这已开始普遍化。易言之，由于功用与法的双重理由，此等做法被法律接受(尽管对于时效取得而言，依然要求被代理人的明知)：
从表4可以看出，对于铜品位为1.24%、含银149 g/t的试样，在磨矿细度为-0.074 mm占80%的条件下，通过上述闭路浮选流程，可以获得铜品位为19.18%、银品位为2 308 g/t，铜回收率为80.90%、银回收率为81.03%的铜精矿产品。
才溪区消费合作社设有管理委员1人，审查委员5人，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管理委员下，设立发卖股、采办股、保管股和会计股，从上杭及福建其他地区采购货物。通常情况下，由当地赤卫军帮助，把苏区多余的农产品，如米谷、烟叶、纸、豆等运输出口，换回苏区必需的盐、布等工业品，很少拿现款去购买货物。采购回来的货物中，70%是盐，20%是布，另有10%是其他日用品。合作社还聘请了2名医生，社员及红军家属都不收取诊治费用，群众的诊病费也不收取。[12]
劳动合作社和犁牛合作社组织起来后，在短短几年中就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才溪同样存在剪刀差问题。一方面，米谷、猪肉、纸、木等农副产品因为敌人的经济封锁不能出口，价格大跌；另一方面，油盐、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因不易输入而价格上涨，如表1。
劳动合作社是以乡为单位，把全乡各户的劳动力登记在册，组织和引导劳动力调剂。上、下才溪均设立劳动合作社，成立劳动合作社委员会。该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1人为委员会主任，负责筹划全社生产。两社下面都有4个村，每村都有1名委员，负责筹划本村的劳力调剂。每村为1个耕田中队，其下又分若干班，每班分2个耕田组，每组5人。社员要请人帮工的，必须经过村委员，不能私自请，否则，会对劳动力的调剂造成混乱。至于工钱，则由“雇”“佣”双方自己负责，不必经过村委员。[1]331-332每个劳动力每月还要抽出一定的劳动时间，由劳动合作社统筹，帮助红军家属或红军公田。如果有的村红军家属较多，同村的劳动力不敷使用，可由乡苏维埃政府进行调剂。[4]29
及早采取有效的并发症防控措施，不但需要进行感染防控，同时还需要根据患者实际病情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并发症情况采取相应的并发症防控措施。针刺穴位以及腹部按摩等形式能够降低尿潴留发生率，适当进行床上活动以及下床锻炼可加快肠胃蠕动[4] 。
1929年后，才溪的生产一度低落了约20%。1931年劳动合作社成立以后，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2年就恢复了10%，1933年比1932年又增加20%，即比1929年前增加了10%，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杂粮，则比1932年增加了50%。所有的田塍都种上杂粮，能种番薯的地方也都种了番薯。[1]332养猪的农户也增加了，“暴动前百家只有六十家养猪，现在百家有九十五家养猪”[1]336，经济面貌焕然一新。
Arrhenius公式是常被用来描述0 ℃以上蜂蜜黏度与温度变化的关系式。式中μ为黏度(Pa·s)，μ0为常数，Ea为活化能(J·mol-1或kJ·mol-1)，R为普适气体常数(8.314 J·(mol·K)-1，T为热力学温度(K)。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公式：lnμ=lnμ0+Ea/RT。常数μ0和活化能Ea可以根据lnμ和1/T之间的线性关系作图求出。
第二，开垦荒地。
1929年后，才溪由于敌人的蹂躏和劳动力不足而荒了许多田。1932年开始垦荒，到1933年开垦了1 300多担，其中3/4的新垦地本来是荆棘丛生的山坡，因为荒田都已垦辟，进而垦山为田。大家你追我赶，“我要开，你也要开”。开展劳动竞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1]332
第三，提高了粮食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
关于粮食产量，《才溪乡调查》中指出：才溪苏区的粮食，在1929年前是远远不够的，1932年可以满足食用的需要，1933年则有余粮了。[1]332
与无结构式团辅相比，积极心理取向的结构式团辅可以改善社交焦虑研究生的心理状态，降低社交焦虑水平，提高主观幸福感和自我接纳程度.
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1929年前，贫农、雇农大多是以杂粮果腹，一年当中只有约1/4的时间能吃米饭，其余3/4的时间只能吃杂粮。在青黄不接时，还要以“羊蹄子”等野菜充饥，甚至有吃糠的。到1933年，农民吃米饭的时间已经翻了一番，由原来的3个月发展到6个月。不仅自己能吃饱，还可以把粮食卖给红军，上交土地税，交换油盐等日用品。总之，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1]335-336
NaCl浓度使不同掺砂率混合物产生强度差异的原因可以结合以下3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掺砂混合物中的砂颗粒亲水性较低,盐溶液中的大部分溶液被膨润土颗粒所吸收,在一定浓度的盐溶液饱和条件下,掺砂率不同的混合物中单位质量膨润土所含NaCl质量不同,掺砂率越高,其单位质量膨润土所含NaCl质量越高;其次,本试验中的掺砂混合物试样的强度是由膨润土起主要作用;再次,在盐溶液饱和状态下,NaCl浓度越大,膨润土试样强度越大.因此,可以解释在盐溶液饱和条件下,随着掺砂率的增加,试样的内摩擦角增大,当NaCl浓度越高时,这种现象越明显.
下一秒，所有的想念与期待，怦然爆发。场景里绿色的松树，彩色的礼品盒通通变成了五彩的背景色。Merry Christmas的歌曲，萦绕回荡耳边。抱着一袋子礼物，她跑出来跳上了车。这样会很唐突吧？但她真的好想去见酒刀先生。
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了，积极购买公债、借谷给红军，并响应号召，踊跃退还公债票(不要本息)、谷票，屡屡受到《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的表彰。如1933年5月，才溪区退还公债票5 732元(原来决定2 000元)；借谷给红军140石，退还谷票375石；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120元，捐助难民355元。《红色中华》以《才溪区的红五月工作·福建全省的光荣模范》为题进行报道。[8]同年6月，才溪区又退还公债5 310元，“是光荣的模范”[9]。《青年实话》也在《才溪——福建的模范区》一文中，赞扬才溪“借谷及退还公债的运动等都超过了原来决定的计划” 。
由于劳动合作社实行自愿、互助、互利的原则，而且优越性显著，因而被逐步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正如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所指出，后来整个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才溪。[1]332
巴菲特投资法则中就有非常重要一条：如果股票因“非经营性”因素大幅下跌，那是绝佳的投资机会。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大股东股票质押爆仓是否牵涉到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如果股价只是被大势拖累，那投资者可以观察，可以等待，但更要看到这也许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二、闽西苏区第一个消费合作社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加上土地革命本身尚在发展、完善中，闽西苏区在1929年开始出现剪刀差问题。闽西特委指出：“近来赤色区域中，尤其是龙岩社会，发生了很严重的经济问题。一方面农产品飞快的降低，另一方面城市工业品反而涨价，工人工资更一般的提高。这样，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格相差太远，恰如剪刀口一样，越张越开，这便是所谓剪刀现象。”闽西党组织认为这一现象的本质仍然是剥削农民，因为“农民以多量农产品，只换取少量工业品”，农民吃亏太大，势必导致农民怠工，造成农业衰落。而农村经济的萧条又反过来影响城市，商场冷落，百货滞销，工人失业，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衰落，形成恶性循环。对农民经济利益的打击还会产生恶劣的政治后果，给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宣传以口实，因此闽西党组织把调剂剪刀现象作为“苏维埃当前急务”，并确定了“闽西党的剪刀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措施是：各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帮助奖励群众创造各种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在交易过程中不被商人剥削，同时农村的资本又能够收集和流通。[10]闽西特委在1929年11月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指出：各级政府应努力帮助建立合作社组织，为群众解除痛苦。[11]
第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闽西特委的倡导下，1929年11月间(一说1929年10月)[3]288创立了才溪区消费合作社。这是闽西苏区最早创办的合作社。才溪区消费合作社成立时，只有80余名社员、40余元股金，借了一些公款便开始营业。价格由全体社员开会决定，物品卖给本社社员及红军家属、红军机关及各部队，按成本价；卖给群众，则在成本的基础上赚5%。到1931年12月结算账目，除一切开支外，共得存余大洋300元。“当即召集社员大会，报告工作和分配红利，照社员股金，每一股(伍角)得红利大洋伍角。”在1933年7月间结账时，除一切开支外，计得盈余741元，“经社员大会一致决定不分，作为公积金，以充裕资本。”到1933年底，社员发展到1 041人，股金1 041元。[12]
上、下才溪还组织了犁牛合作社，各有3头牛。1933年，才溪全区添买了28头牛，[6]基本上解决了耕牛不足的困难。同时在使用上，由犁牛合作社统一调配，先耕红军家属田、红军公田以及其他急需耕种之田，分别轻重缓急抢耕抢种，使所有土地不误农时，做到保耕保收人人满意。[7]
表 1才溪部分物品 1929年前后的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毛泽东《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7-338页。
第四，推动群众购买公债、借谷给红军，并退还公债票、谷票。
根据毛泽东调查，到1933年11月，才溪区8个乡共办有14个消费合作社。其中，上才溪乡2个，为“油盐肉”“布匹”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的人家占 60%；下才溪乡3个，为“布匹”“油盐肉”和“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的人家占90%。这5个消费合作社均成立于1929年10月至1931年1月，短短几年间，越来越多的农民投资入社，每个合作社的股本都迅猛增长，都进行了分红。货物不足时，购买顺序为红属—社员—非社员。货物价格，红军家属按市价减5%，社员则按市价，因此，旧县、官庄、南阳等邻近地区的红军家属纷纷前来购买货物。确实有困难的红军家属，还可以赊账，赊账时间可以一圩(五日一圩)、两圩，最长三圩。归还时，用米、豆等抵账均可。因而消费合作社受到群众广泛欢迎，群众普遍评价“合作社第一好”。[1]332-334据《红色中华》报道，才溪区还组织了5个药材合作社。[6]
1933年12月5日，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才溪区派代表出席大会，被评为中央苏区5个模范消费合作社之一，并在大会上介绍了消费合作社的工作经验。[13]1934年1月1日，《红色中华》专门刊发文章，明确指出：“在合作运动中，上杭的才溪区是模范的一区，虽然在他[它]的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但是才溪区消费合作分社的工作已能使我们得到许多经验和教训。”因而号召大家“来学习它的光荣模范”。[12]
三、粮食合作社
粮食是根据地军民赖以生存、革命战争赖以维系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工农业产品出现剪刀差，一些奸商乘机囤积廉价收购来的粮食，到青黄不接时高价抛售，哄抬“粮荒”，一度成为苏区社会经济的重大难题。
1929年收割季节，闽西各地粮价低落，广大贫苦农民因告贷无门，生活困苦，只好低价粜米，到了翌年三四月间，“又要籴回贵米”。这种“谷贱伤农”的现象，造成农民日益穷苦和恐慌。“农民穷了，不能做衣服、整房屋、置用具，甚至连剃头、吃烟的钱都没有，结果使工人失业日多，造成社会的恐慌。”为此，闽西经济委员会决定成立“粮食调剂局”，以调剂米价，救济贫农。[14]
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经济委员会主任邓子恢，于1930年6月14日发布《关于组织粮食调剂局问题》第十五号布告，宣布设立粮食调剂局的办法。该布告共有9条，第一、二条规定了乡、区粮食调剂局的组成及分工，其中乡粮食调剂局由乡政府召集群众大会，选举5位工人、贫农组成，区政府则由经济委员会担任； 5名委员中，主任、文书、会计、保管各1人。第三条规定了各区乡调剂局成立的时限，至迟要在6月30日以前成立，但米粮缺少的地方，可以组织办米合作社。其余6条，涉及粮食调剂局的资金来源及使用。资金须向富裕之家筹借，一年后归还，利息最高不得超过5%。所借之款作为收买米谷之用，“不准移作别用，如有侵吞此款十元以上者，即行枪决以敬效尤。”在新米登场后，调剂局以比市价高1/3的价格向贫农收买干谷，“使米价不致过分低落，以救济贫农”。3个月或6个月后，按原价九五扣粜还给农民，也可运到米贵的地方出售，所赚款项，备作基金。[15]
该布告发出后，闽西各地纷纷建立了粮食调剂局。才溪的粮食调剂局设立于1930年，每乡成立1个调剂局，全区共8个局。由群众募集股金，每股大洋1元，共有股金1 810元。调剂办法：每年向群众购买谷米，比私人购买少收2升。如私人购买每元可买谷米1斗7升，调剂局每元只收谷米1斗5升。出售时，也不按照市价，只是按照购买价格略微除去损耗。比如购买价格是每元1斗5升，出售则为1斗4升5合，除去损耗5合。出售的顺序，先是红军家属，然后是困难群众。对于没有钱的红军家属以及特别困难的群众，可以先把谷米借给他们，待粮食收割后如数归还，不收取利息。[1]3341933年2月，改名粮食合作社，但其组织和运作方式不变。[16]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23.0对本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数据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数据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粮食合作社在保护群众利益、救济贫困农民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3年5月，上村、障云两乡发生饥荒，才溪区各乡粮食调剂局联合救济。尽管当时的谷价是每元8升，但调剂局还是按照1932年秋每元1斗8升的价格借给这两个乡36担谷，秋天收成后再如数归还。此外还募集杂粮及钱款救济他们。由于措施得力，这两个乡没有一人挨饿。毛泽东称赞说：才溪区其余各乡，1933年均未患饥荒，“是调剂局调剂之力”[1]334-335。
除此之外，下才溪还有一个“贩米合作社”，由群众集股合办，每股5角，共有股本130元。该合作社是专门为路过的红军、来往的行人以及机关人员、被难群众买米而设，米价按照市价。自从该合作社创办后，“红军、难民等就不要向群众挨家办米了。”[1]335
四、结 语
对于才溪苏区的各项建设，毛泽东反复强调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1]339才溪青壮年男子大量参加红军、外出工作之后，劳动力极为紧缺，但农业生产却比1929年前增加10%，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由于才溪的各种互助合作组织，把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组织起来，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1]339-340换言之，正是由于经济的合作化，使才溪不仅在经济建设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以最大人力、物力支援革命战争，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1]340，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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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ous Model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oviet Areas ——Based on Mao Zedong’s Investigation of Caixi Township
Zhou Xuexiang ，Jiang Bingrong
(Marxism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China )
Abstract ： Due to the military siege and economic blockade by the Kuomintang authorities，severe problems such as labour shortages，prices scissors and low prices for grain hurting the peasants appeared in Caixi Soviet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War.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mutu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had been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such as the first labor cooperative in the whole Soviet area，the first consumption cooperative in the Western Fujian Soviet area，and grain cooperatives，plough cooperative etc.They organized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whole township，strongly promoted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improved the lives of the masses.Thus Caixi was able to support the revolutionary war with maximum manpower and resources and became the first glorious model of the Soviet union.It made a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 Caixi Soviet area；Economy co-operation；Glorious model；Investigation of Caixi Township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9)04-0041-06
[收稿日期] 2019-06-23
[DOI] 10. 19669/ j. issn. 1009-5101. 2019. 04. 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全球客家通史”(17ZDA1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周雪香，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史、闽台区域史研究；江冰蓉，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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