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
——以《边区群众报》为例
阮云志 梁亚婷
（陕西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套有别于国民党的话语系统，有效宣传阐释了党的主张。以《边区群众报》为例可见，党通过显性与隐性相结合，以叙事式为主，辅之以说理式、交互式的话语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话语体现出语言特色性、理论大众性、现实指向性等特征。延安时期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现了党的主张与群众语言的双向互动。劳动群众的集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在宏大叙事中获得了意义，通讯网、读报组的普遍建立，又为意义的生产提供了实践的场域，从而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被召唤出来，加入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构中。
【关键词】 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边区群众报》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党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关于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已有研究成果从其形成发展、理论渊源、主要内容等方面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述，对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基本原则、主要成效①等都做了探讨。如，认为其基本原则包括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注重物质利益，言教与身教相结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人格力量来感化群众、带动群众等。有的研究认为延安时期党发展和探索出了灌输教育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发扬民主与积极引导等原则。也有的研究认为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既注重内容的统一性，又注重形式的多样性，从边区群众的需要出发，密切联系生产、生活和战争实际，结合形势，服务于抗战和边区建设等等。［1］这些研究都试图从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的角度对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梳理，以为借鉴。
制度建设应该与时俱进，利于武术发展的制度才能保障武术文化生态建设得以顺利进行。体育领域的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由于缺乏“适宜”制度的呵护，日渐式微甚或绝迹[13]。现行的制度阻碍了福建武术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没有为其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鉴于此，需要集思广益从源头治理，在借鉴各类已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2007年建立的全国首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福建武术非遗的各项现有制度，切实通过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来促进福建武术文化生态的建设。
但是，受限于学科背景、研究方法等原因，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角度、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术框架对此的探讨还不多见。其实，已有研究者指出，延安时期党报党刊的宣传，创造了一套不同于国民党报刊和政论的新话语，构建了一套特殊的话语系统，鲜活有效地阐释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赋予党的主张以强大的感召力。对于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问题，毛泽东当时就已具有高度理论自觉，他指出，“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706因此，新的话语的形成与运用，是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特点，对此问题的探讨，可以揭示出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性的认识。选择《边区群众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话语研究对象，主要在于，《边区群众报》自1940年3月25日创刊起，就面向边区基层干部和群众，确立了办一张大众化报纸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报纸的思想。在各地报刊纷纷效仿《解放日报》模式时，《边区群众报》却独树一帜，形成了群众化的通俗党报模式。目前，从话语角度研究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成果还有所欠缺，对《边区群众报》的研究则多基于大众化新闻传播视角，而未见话语文本分析的成果。因而，本文以《边区群众报》为例，运用教育学、叙事学、传播学等方法进行话语文本分析，以此管窥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发掘和借鉴其话语的精华部分，服务于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图10(a)(b)分别给出了动态初始压溃应力和动态应变硬化参数随泡沫铝相对密度的变化。我们采用如下幂函数形式分别进行拟合:
我国集中供热迅速发展，在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状况、建设现代化城市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与国外相比，目前大部分运营热网较为落后且处于粗放型管理，缺乏有效的调控设施和先进的控制策略，供热能耗居高不下，不仅造成了能源浪费，还加重了供热企业的经济负担[1]。近年来，供热企业也意识到供热节能的重要性并全面开展各方面的节能优化改造工程，大力发掘节能空间[2]。
一、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在一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支配下，遵循一定的语言规范、规则和规律，并在特定的话语语境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用来交往、宣传、灌输、说服，以及描述、解释、评价、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主体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表征的言语符号系统”［3］28。从构成要素来看，由一定的话语主体（话语言说主体、话语接受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和话语效果组成。［4］57-65从某种角度上说，话语既是一种表说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话语方式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教育的效果和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既要不断完善教育内容，又要投入精力去关注话语方式，通过合适的话语方式进行思想教育传播，实现教育目的。从叙事学、传播学角度，可以总结出《边区群众报》中三种话语方式。
（一）叙事式话语
话语效果是评价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价值的根本标准。在话语表达——话语倾听——话语理解——话语接受——话语反馈的诸多环节中，话语要素之间有效衔接才能真正实现话语效果。《边区群众报》通过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的构建，满足了边区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和情感需求，准确有效地描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党和边区政府的主张通过报纸报道和宣传网络迅速传播给广大群众，转化成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群众惯常语言和生产生活逻辑也被有效地汇总融入到党的话语中。在“劳动”、“生产”、“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中，劳动人民的集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获得了意义，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被召唤出来，加入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构中。
第一，作者叙事，起到陈述事件或故事的作用。例如：
毛主席到了重庆。大后方的老百姓可高兴哩。八月二十八那天，毛主席坐飞机到了重庆，国民党派了代表到飞机场去迎接，还有民主党派的一些领袖，等了一两个钟头，到后半晌，飞机来了，飞机的门一开，大家就欢迎，毛主席走出来，十几个报社的记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赶忙拿起照相机给毛主席照相，把毛主席下飞机的情形都照下来，制成电影，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什么样子。照过相，毛主席和到飞机场来迎接的人握手，很简单的说明他来重庆是为了和平建国之后，就坐上汽车离开飞机场了。
大家讨论今年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自愿和自流，是说干部的领导积极性，自流是说很多干部在领导上表现消极，出现自流现象，没有好好领导群众生产。自愿是干部很负责很细心的宣传组织工作，比如组织变工，就是要细心的告诉群众，使群众真正懂得变工中的好处，而且，还要帮助群众解决变工中的困难。对二流子，要想尽一切办法真正把他劝动到自愿的参加生产。如果他真的是顽固，耍死狗，硬不生产，我们当干部的，可以发动群众督促他生产，把二流子的害处向大家说清楚，使群众懂得二流子的可恨，大家愿意督促他生产，使群众督促他生产，使群众自愿的担负这个改造二流子的责任。［8］
……重庆各种各样的人，欢迎毛主席的原因，就因为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和要求！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是怎样希望国内和平民主团结呵！毛主席在重庆代表着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说话！［6］
这篇文本以作者叙事的角度展现了叙事式话语，达到了话语传达的效果。
第二，文内人物叙事，文内主体对事件或故事叙事，可起直接作用。例如：
老吴告诉毛主席：他对胡宗南破坏了边区十年和平光景，杀人民耕牛，糟蹋人民粮食，奸淫妇女，不但激起了正义的气愤，而且坚定了报仇杀敌的决心，对毛主席仍留驻边区与人民共甘共苦亲手领导人民自卫战争，以及人民解放军三次大捷，老吴在信中均表示莫大欣喜，而更提高了他杀敌立功的信心，老吴在信中自动提出，一定要好好组织劳动人民，参加兵民、游击队、正规军，大家动手，把胡宗南进犯军一个个消灭干净，最后老吴用突奋的口吻告诉毛主席，他现在已到了部队，穿上了军装，拿起来枪，并敬挽毛主席健康！［7］
说理式话语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启发开导教育对象的话语形式。说理式话语并非灌输式的抽象说理，而是大众化的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边区群众报》中的说理式话语，按话语对象来分，包括群众和基层干部两种。
在进行生物辐射影响评价时，经常会用到分级的评价结构。较低层级的评价颇为保守，但只需要极少的数据输入，多用于初步筛选；较高层级的评价则更为接近现实情况，结果更加准确，但相应的也需要更多的数据，尤其是当地的测量数据。在进行生物辐射影响评价时，通常会先采用较低层级的方法来进行筛选，对于可能出现影响的情况再进行高层级地仔细评价。
（二）说理式话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不断发展，智能机器人在未来物流的各个领域中的应用范围和规模都将不断加剧；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将会随着竞争和需求而不断进步。未来，在物流领域如何不断提高效率，节省更多的时间成本到主流事务上去，必将成为各个企业和公司的一个痛点。2020年，国内的自动化物流系统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1000亿元，未来几年行业增速有望保持15%以上。智能仓储机器人很好地证明了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性，因此，智能仓储机器人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将不可估量。
第一，相对于群众的说理式话语，群众能听得懂，传播效果明显。《边区群众报》的编辑人员熟练运用群众话语，深入浅出地反映群众生活，总结出来了一些话语。例如，经常运用“商量的事不错，等身的衣不窄”，“扫帚响，粪堆长；粪堆长，庄稼旺；庄稼旺，多打粮”，“湿锄谷子干锄花，不干不湿锄芝麻”等长知识、明哲理的说理式话语。
进入21世纪后，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西方著名高校尝试将校内开设的课程以“公开课”[1]的形式放到网络上，对全社会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公开课”很快在网络流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公开课”方便了学生学习，促进了不同高校课堂教学资源的交流，使普通大众有机会接触学习高等教育的课堂教学资源，促进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一定程度提高了高等教学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度[2]。2012年,国家提出利用网络共享优秀教学资源,至今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成果丰硕,为高级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更加广泛的应用,学生的学习行为也发生变化[3]。
第二，相对于基层干部的说理式话语，不像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一样枯燥，而是结合边区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吸收地方特色的方言，使每一个干部都能理解。如：
【结论及解释】猜想二正确。（2）中滴加过量BaCl2溶液，有白色沉淀生成，证明溶液中有Na2CO3，同时完全除去了溶液中的Na2CO3，以防对下一步NaOH的检验产生干扰，因为Na2CO3溶液也显碱性，也能使无色酚酞溶液变红；滴加无色酚酞溶液，溶液变红，证明溶液中有NaOH。
这篇文本既摆事实又讲道理，解决了基层干部思想困惑，又教会了他们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二流子”、“耍死狗”等词属于陕北方言，用“二流子”来指代一些不作为干部，又直指问题的要害、生动传神，富有说服力。
（三）交互式话语
交互式话语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感情的传递和反馈，达成思想一致和情感通畅的过程。交互式话语根据话语主体不同可分为文内人物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两种。
一是文内人物之间交互式话语。如柯蓝的《抗日英雄洋铁桶》中，徐区长对那些妇女们说：“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妇女们说：“别说一件事，一百件都行，咱们冒多大的危险，也要见区长。”［9］，使人物对话层层递进、生动形象，读者如临其境，产生共鸣。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互式话语。例如《边区群众报》的猜谜语栏目，其中一个谜语是：“驼背小乖乖，木腿穿铁鞋，扶着他走路，吃完自会来。（谜底是犁）”［10］这种形式的话语利用读者好奇心理，引发读者思考和交流，形成话题，增强了读者间的互动。比如“小意见”栏目中的《不要心急翻棉地》一文，例举了劳动英雄胡文贵在年时春上着急翻棉地耽误收成的例子，劝说大家不要随便翻棉苗。《边区群众报》采用生活中的典型事例与读者建立交互式关系，真诚平等的话语使宣传更加人性化、更具有沟通性，使思想政治教育者从一个控制者、支配者转变为一个真诚的对话者。
完善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复体系 推进珠江流域水生态文明建设…………………………………………… 姜海萍，朱远生(13.61)
二、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特征
《边区群众报》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早期实践者，有着鲜明的话语特征。鉴于边区群众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特点，要实现教育效果，必须善于把党的宣传意图同群众的需要和喜好结合起来，贴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需求，从而逐渐形成了大众化报道特色和鲜明的话语特色。
（一）语言特色性
话语虽离不开语言，但并不等同于语言，语言是话语的表述，语言特色性是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要突出特征。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几省交界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党的全部力量在于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党报作为思想传播和宣传教育的重要一环，承担着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动员群众的功能。因此，《边区群众报》的话语实践中，语言特色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奠定了话语基础。陕甘宁边区鲜明的地域文化也表现在语言上，《边区群众报》有意识地采用陕北方言，并特别邀请文化程度低的边区籍炊事员和勤务员“审稿”，听取文化程度低的同志的意见，看他们是不是一念就懂，一听就懂。按照胡绩伟的说法，群众的话语透露着生活气息，是“从群众中提炼出来的”，“要比实际生活更集中和典型、更鲜明和生动”。其语言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革命类话语。能使读者深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领会话语主体的意图，同时也传达政治意义，产生一定政治行为结果。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战胜利，和平到来——共产党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临时宣言》一文，最后声明：“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努力商量，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和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16］文中明确宣誓了中共对时局的方针政策，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表达了和平建国的政治思想。该文最后还有注释：“战争开始，要组织一切人力物力去打战……这叫做动员。战争结束，又让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恢复到和平时期的样子，比如：有一些军队可以退伍，制造军火的工厂仍然制造日常必需品……等等，这叫复员。”［16］用以向读者做出明了的解释。这一革命话语的现实指向，是其背后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共路线方针和政策。
二是修辞性语言。《边区群众报》自创刊起就有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在选稿用稿、编辑手法、写作技巧上，积极采用适合地方特色的形式。比如，在修辞性语言选择上，许多形象的话语都与动植物和农业生产有关，如：麻缠、压茬、帮扶、戳牛屁股、犟牛顶墙、爬熊等等，明显富有乡土气息和黄土农耕文化的印记。
三是活动性语言。《边区群众报》善于利用陕北民间流行的说书、秧歌、猜灯谜等形式宣传，如陕北的秧歌调，“绣荷包”、“打黄羊调”、“挂洋枪骑白马调”、“芦花公鸡调”、 “数九顺口溜”等，抓住了边区人民群众语言特征。在话语表述上，熟练运用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宣传新内容和党的方针政策，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用绣荷包调创作的《唱解放区十五条任务》：“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把敌人紧包围，一直挤进去；胜利越接近，鬼子越挣扎，准备呀反扫荡，提高警惕性；拥干又爱兵，开展大运动，官兵结合一致，内部团结紧。”［12］82这种宣传形式，内容开门见山、爱憎分明，形式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记者柯蓝当时用陕北说书形式写了《抗日英雄杨铁桶》长篇书词，报纸连载以后，很快在边区流传开来，鼓舞了人民抗日斗志。由于报纸办得喜闻乐见，在仅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很快发行到一万多份。”［13］
（二）理论大众性
“大众性是第一推动力”，《边区群众报》既为群众的阅读服务，又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服务。这就要求它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领导、指导、鼓励和支持群众理解、接受和认同党的理论和政府主张。理论大众性主要有两种表现：纲领文件和重要讲话。
一是党的纲领文件。通常，《边区群众报》并不全篇报道党的决议文件和领导同志讲话，不长篇报道党和政府会议。但并不是不宣传党的重要文件和讲话，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取舍和改编，其效果要比照抄照登好得多。比如，在全面抗战进入第6个年头之时，《边区群众报》刊登了一篇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原文大约有7500多字，经过编辑人员压缩改编后，发表在报纸上的只有2300多字。［14］这样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比照登照转更贴近群众和具有吸引力。
二是重要讲话。1943年毛泽东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原文共5800多字，经过编辑压缩后，上报只有1900多字。［14］再如，1945年10月13日，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都做了报道。《解放日报》的标题是《昨日延安各界热烈欢迎毛主席 国共会谈已获重要战果》，全文只有150多字，是用新闻报道形式写的简讯。而《边区群众报》的标题是《成千上万的人向飞机场跑 毛主席回来了》，全文530多字。［15］只比较两篇文章的标题就可明显看岀，《边区群众报》比《解放日报》用词更亲切、富有人情味，写出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11］170《边区群众报》将政治性话语压缩或展开，一方面表达了自身作为党的喉舌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承担了深入群众、及时宣传党的理论、政策、方针的工具作用。在党同人民之间架起了沟通桥梁，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大众性特征。
（三）现实指向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理论宣传要结合实践，认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其话语才能具有生命力。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具体表现在革命类话语和生活类话语的使用上。
一是地方性语言。报纸中大量保留了陕北方言，如“圪崂崂”（指旮旯），“夜里”（指昨晚），“圪品品儿介”（指装斯文摆架子），“圪尖”（指逞能）， “儿马老黄风”（指风很大，像小公马刚出生时毫无畏惧、野性十足、难以管束的样子）。杨友均的《铁蛋，二十三》一文中这样写道：“铁蛋今年二十三，力大如同虎一般。吃饭能吃五六碗，喝水能喝半罐罐。做起营生真不少，一天拾粪八担半。问他拾粪干什么?明年生产打粮多，打得粮食比山多，前方战士吃馍馍。” ［11］163这篇充满了陕北方言和群众惯常口语的短文，以押韵的顺口溜形式，展现了陕北方言的魅力。达到了通俗易懂，拉近读者距离的效果。
第二，生产生活类话语。明确告诉群众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么做，引导群众的思想和行为。《边区群众报》探索出一套将科学文化灌输给群众的方法，如内容要通俗易懂，形式要活泼等等。报纸的“万花山”专栏，不仅刊登生活常识，也普及科学知识，来破除封建迷信和封建思想。发表了《种地不锄草，草咬麦苗长不高》、《怎样防柳水根》、《战地急救常识止血方法》、《消毒方法》、《娃娃上学要趁早》等等文章。《边区群众报》第二版常设置“百宝箱”和“小常识”专栏，介绍新的耕地方法，普及地雷知识等等。如薛邦杰在《种冬豌豆》中写道：“固临赤峰呼家村，15户人都在阳坡地里种上了冬豌豆，来年每堆能收一斗，到明年麦收以前可以收来喂牲口，也能吃。”［17］如姬念祖在《流鼻血怎样办》介绍：“春夏秋常有人发生流鼻血，有些时候流的非常厉害，这里有个很简单的方法：用自己的一些头发烧成灰，拿一个小竹管，或别的什么干净的小管子，把头发灰吹到鼻孔里，马上就可以见效，我自己曾经实验过。”［18］每在一个节气到来时，《边区群众报》都要报道适时安排农活，提示几月几日是什么节气。以上所举，每一条宣传报道都是具体化、日常化的，试图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基本的标准和模式，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这也是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区别于其他话语的重要特征。
三、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构及其效果
叙事式话语表现为潜移默化的方式，叙事者的观点立场往往是悬置和内隐的，它对教育对象的影响是不张扬的、润物细无声的。叙事可以表现为说故事的形式，而故事一般都是描述生命体之前或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时间可能很短，如童谣，也可能很长，如某些长篇小说和叙事诗。［5］30下文引用的《毛主席在重庆》，其话语表达方式即是叙事式的。按照叙事主体划分可分为作者叙事和文内人物叙事。
（一）显性效果
显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效果就是受教育者容易观察意识到而产生效果。1948年毛泽东在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19］这揭示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方面的报纸要旗帜鲜明。
《边区群众报》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职能，发挥党的喉舌作用。在重庆谈判期间，《边区群众报》以很大篇幅对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进行了报道，不只刊登各地的选举新闻，还有选举知识、选举问答、选举典型经验介绍，还为选举写了一系列社论。以鲜活的话语方式表达了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彰显了当时中国最民主的选举和“民主圣地”的风采，与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统治形成鲜明对比，发挥了教育动员组织群众的作用。
这篇文本从文内人物的视角展现了叙事式话语，直接地表达出文内人物主体的思想感情，进而激发读者共鸣，拉近了报纸与读者的距离。
同样，《边区群众报》关于生产生活话语的传播，发挥了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知识、移风易俗的作用，提升了边区群众文化水平，起到了推动边区社会进步的作用。《边区群众报》的党报性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二）隐性效果
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相反，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强调润物细无声，它以一种隐蔽的、渗透的方式对人们进行着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仅要开展好思想政治教育，而且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中予以隐藏，让受教育者从主观意识和焦点注意上忽略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另一方面，“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达致思想政治教育目的”［20］，不能丧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能。作为一种实践范式，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显著的实践性。“人不是天生为人。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生成为人……人首先必须做，才能生成，在生成中才能存在。”［21］《边区群众报》在办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报社——通讯网——读报组”的宣传组织体系，即群众报社本身是首脑部；在报社周围组织广大通讯员队伍；在大众通讯网周围组织很多群众读报组，由大众通讯员主持读报讲报，提高群众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群众参与办报实践，并在实践中被组织起来，参与到阅读、学习、大众传播过程，融入到革命与解放的宏大叙事和话语建构中。
为了适应陕甘宁边区群众文教运动的发展，边区组建了大量的“模范黑板报、读报组、工农通讯员、模范秧歌队”［22］181，边区群众报社从当地群众中发展出一批积极分子，对其进行培训，培养为大众通讯员，建立起一张大众通讯网。通讯员为报纸撰写稿件、提供信息，报社则认真回复每一份读者来信，从中发展通讯员；对通讯员的来稿进行认真修改，提高其水平，使他们成为群众办报的中坚力量。群众不仅要识字读报，还要参与写作和新闻报道，从“文盲”到“文化人”的转变，使群众成为话语生产的主体，并被纳入和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创造了一个可供自我认同的崭新的农民主体形象”［23］263。
在我国当前的煤矿建设和生产中，为了将整体的煤矿工程建设生产能力提升上来，在进行煤矿工程的建设中都已经将轨道运输建设到了煤矿矿井内部，借助煤矿轨道运输体系的运行，全面提升了煤矿生产运行效率。但是由于在轨道运输中需要对轨道运输状况进行监督，以此提升轨道监督控制效果。实践证明通过智能综合监控系统应用能够实现对整个煤矿轨道运输监控，对于提升煤矿生产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性保障。本文以煤矿轨道运输智能综合监控系统设计与应用为研究对象，结合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庞矿系统设计应用概况进行了分析，对于提升该煤矿轨道运输能力具有重要性研究意义。
建立广泛的读报组，是贯彻中共和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和边区政府文件的具体做法。“单单依靠记者、编辑和基层干部的传达是不行的，必须依靠更广泛的力量——读报组”［24］。《边区群众报》的读报组，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读报，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传报纸上的内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读报组不仅是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组织，更成为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的学校。读报时，除正式参加读报组的人以外，很多老人、妇女和儿童也被吸收进来。由于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基层干部常利用读报的机会宣传政策和布置工作。胡绩伟后来回忆当时组织读报组的场景：
当时正值中秋，生产互助组把玉米棒子掰下来堆在场上，忙不过来脱粒。我同读报组研究，让他们同村里干部和学校商量，组织了一个月光晚会。全村能劳动的男女老少都团团坐在玉米棒小堆周围，一边劳动一边娱乐，劳动是用两个玉米棒子相互搓擦使玉米粒脱落下来，娱乐是宣传时事、说评书、讲故事、唱小调、教新歌，拉拉队的叫声此起彼伏，掌声笑声融成一片，大家在银色月光下，不到一个钟头就把成山的玉米棒剥得光光的。全村老少快快乐乐地完成了生产任务，群众和干部都很高兴。［25］23
这是一幅其乐融融、和谐向上的陕北乡村生产生活和读报场景，以至于作者在多年后回忆起来时依然充满温情、记忆犹新。
除了课上经常奔波在各个博物馆之间，宴姝私下也常去观展。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组织的一场关于雅宋风流的展览。展览中并没有选择那些让人耳熟能详的名画，而是展示了一张张小小的花签，通过花签上的书法、印章和花样变化，呈现那些闺阁淑媛们聚在一起抽花签、吟风月、诵志趣的雅趣。
除了读报之外，“有的读报组还创办夜校，教群众识字，逐渐扫除文盲；有的办演唱组，搞宣传教育；有的通过读报组了解新情况，为报纸写稿件；还有些人为报纸搜集民歌、民谣以及民间故事。”［25］23读报组既是一种有组织的读报方式，承担党的政策的宣传者和基层信息有组织的吸纳通道，使读者、文本与组织之间串联起来；它更成为一种基层文化生活的组织形式，群众在这一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切身体验到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集体的至上和温暖，强化了自身的身份认同。
读报组的集体读报形式中，成员以特定目的组织起来，“集体读报不只是读者与文本间的交互行为，组织的因素牵涉其间，形塑着阅读实践的性质”［26］李卓然对于《边区群众报》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成绩称赞有加：“《群众报》是一个很好的报纸，为什么好呢？因为对于干部有帮助，和老百姓有关系”，“比如延安桥儿沟石井有一个老百姓出公粮出得多，他不满意，回来就讲。他有一个儿子在学校里读书，认得字，对他说昨天报纸上报道有一个老百姓出公粮是模范，他一看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以后把公粮出了”［27］5。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参与和认同的过程，在大众办报、群众参与读报的过程中，群众的政治导向得以明确，其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得以明晰。
教师为消除大学新生学习上的迷茫感提供具体的学习指导。我国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体系，自2012年以来增加了一个新观测点“学习指导”[6]，自此，高校逐渐关注对学生的学习指导活动。教师对大学新生的学习指导应注意树立“有差别”的学习指导观念，并不断改进学习指导方式。
在延安9年多的办报实践中，《边区群众报》共出版报纸1041期，发行量达200余万份，是陕甘宁边区发行最广的一份报纸。1946年，在《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年时，毛泽东为该报题词：“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
注释：
①见张秋艳《延安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及启示》，《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年第22期；戴艳军，张社争《党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10期；王东维《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经验及其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8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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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共产党中央发布临时宣言［N］.边区群众报，1945-09-02
［17］薛邦杰.种冬豌豆［N］.边区群众报，1946-11-09.
［18］姬念祖.流鼻血怎么办［N］.边区群众报，1945-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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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李卓然.在陕甘宁边区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发言——关于宣传教育的问题讲话［C］//陕西日报传媒集团，编.《边区群众报》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27］詹佳如.集体读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读报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1）.
A Discourse Study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A Case Study of the Border Region People’s Daily
RUAN Yunzhi, LIANG Yat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02)
Abstract: ract:During the Yan’an period,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having constructed a discourse system distinct from the Kuomintang’s,effectively publicized and communicated its propositions and ideas.Takingthe Border Region People’s Dailyas an example,we can see that the Party conduc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combining explicit and implicit methods,mainly through narrative while supplemented by rational and interactive discourse,featuring distinctive language,popularity in reasoning,and concerns for reality.This discourse system achieved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ty’s ideas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The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 heroism of the working people gained sense in the grand narrative while the extensive setup of the news network and reading groups provided practice fields for this sense,which,in turn summoned up the people’s dominant role,and got them involved i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rds:Yan’an period;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discourse;the Border Region People’s Daily
【中图分类号】 D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码 号】 1674-0351（2019）02-0119-08
【收稿日期】 2019-02-10
【作者简介】 阮云志，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梁亚婷，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 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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