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武职阶官化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职论文,明代论文,阶官化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阶官是表明官员等级资历的官称，乃相对于具体职事官而言”，狭义的阶官指文武散官。①明朝虽沿袭前代设置散官，但如学者指出，明代散官是“官员的一种荣衔”；“散官与勋级既是附加性官衔，又可视为考核制度的补充，但与实职和俸禄并无关系”，②明代散官已不发挥阶官的作用。但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武职，③最初是职事官衔，其后逐渐与实际权责无关，而只用于表明武官的身份等级、资格与部分待遇，故可视作广义的阶官。④前人对此问题尚未深究，本文旨在论述这一过程出现的原因与表现，进而探讨明代武官制度由此发生的变化。
一、明初武职的特点
武职首次大批除授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称吴王，“定大都督府等衙门官制”，⑤不久，《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年四月壬戌条载：
立部伍法。初，上招徕降附，凡将校至者皆仍其旧官，而名称不同。至是下令曰：“为国当先正名，今诸将有称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者，名不称实，甚无谓。其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令既下，部伍严明，名实相副，众皆悦服，以为良法。
可见首批武职不是任命，而是根据各头目实力予以承认的。元末大乱，朱元璋及麾下头目招兵买马、收降纳叛；诸头目视部曲为私兵，父死子继。集团内部经过几次火并，陷杀郭天叙、张天祐、邵荣几大头目，⑥最终拥戴朱元璋者在该年被授予武职。从现存档案中也有蛛丝马迹，如查胜“癸巳(1353)年点充沈二元帅下牌子头。甲申年（应为甲午年1354）……充邵四总管下百户”。⑦癸巳年朱元璋方在郭子兴手下任镇抚，甲午年任总管，⑧沈二与邵四都是与其比肩的郭子兴旧部。该部被吞并后，查胜因效忠朱元璋而在甲辰年象征性地再度“点充百户”。朱元璋根据大小头目的实力与功劳授予武职，并按新定品秩划分等级，形成一个高低有序的武官集团。
明建国后“定武臣世袭之制”，⑨不仅是对元代武官世袭制度的因袭，也是对开国功臣原有权益的承认，让他们“居官任事，子孙世袭，永享富贵”。朱元璋希望他们“顾朕子孙保有无穷之天下，则尔等子孙亦享有无穷之爵禄”。⑩父祖建立功勋，子孙不仅世代享禄，还要任事。为保证子弟能够称职，制定比试制度，“年二十则任以事，著为令”。(11)尽管规定都指挥、都督皆由世官以军功升任，不许世袭，但其子弟仍可袭指挥使以下官。所以武职是世禄、世官，也是世职。袭替比试是等额过关考试，最后徒具形式。
武官选任最初由大都督府执掌，洪武二十六年(1393)颁布的《诸司职掌》载兵部司马部（二十九年改为武选司）开始有“请旨除调官员”之权。(12)不过，武职以军功升除，世袭则有相应法度，武选司根据相关档案审核资格，提出意见供皇帝裁断。(13)武官世袭任职是有制度保障的，迁转自成体系，直接对皇帝负责，兵部选择之权十分有限，“但知循例铨除”。(14)武官纵使犯罪，世袭特权也受到保护，洪武二十九年令：“祖从军，父为事典刑，袭祖职；父从军，兄为事典刑，袭父职”，只有“父从军，就为事典刑者，发充军”，(15)死罪若此，它罪可知。
其次，明初所定武职品秩，都指挥使为正二品，与六部尚书同，高于布政使（从二品）与按察使（正三品），是地方官之首；卫所官则高于州县。都司卫所不仅领一方军政，如学者指出，明前期有大量土地、人口由都司卫所管辖。(16)世袭武官位高权重、犯罪难革，武官跋扈，欺凌文官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卫所军户往往成为世袭武官的“世奴”。(17)
明初因袭前代，设置文武散官、勋位。武官所授散官，须“照品定夺散官，写诰给授”，(18)由武职决定。宣宗即位初，有官员请求对武官实行考察，宣宗认为：“军职以功为积次，子孙承袭者试弓马，有罪者论功定议。祖宗成宪如此，无庸他言。”(19)明初武官既不考察，更不存在唐代“职事随才录用”，散阶以“劳考进叙”(20)的阶职分立制了。为凸显以功受禄的原则，武官俸禄是与勋位对应，合称“勋禄”。不过，正从六品勋位是“遇有除授官员，须要明白照品定拟”，(21)实际也由武职决定。总之，明初武官的权责、等级、资历及待遇全系于武职，散官、勋位无大作用，由武职所定，依职授阶，可谓“阶职合一”，与唐来阶职分立断然有别。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明初武职的特点有四：阶职合一，位高权重，世袭罔替，犯罪难革。可以将明初武官视作一个军功贵族集团。随着武职逐渐与权责相脱离，上述局面遂发生变化。
二、武职阶官化的原因
武职与权责脱离而阶官化的原因有二：武官人员结构的迅速变化；武官任事的差委化。
洪武时期，武官平日在都督府、都司、卫所等衙门任职理事，遇有战事则钦命元勋重臣为将帅，其下“则率其属，听所命主帅调度”。(22)明初“凡内外大小军职衙门官员俱有额数”，以一标准卫辖5所计，每卫84员，独立的守御千户所15员，(23)据《诸司职掌》，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24)外加都司、五军都督府等官，应有额缺二万九千左右。《明太祖实录》卷八四洪武六年(1373)八月壬辰条载全国武官共计12980员，至二十五年(1392)底共计16489员。(25)朱元璋对武职与世袭特权的授予非常慎重，对战争中立功人员多赏少升，所以二十年间南征北战，武官只增加不到四千员。职位额缺大于官数，世袭者有职可任，对立功升迁者虚位以待。因此除幼疾等特殊原因，不会出现有官无职的情况，这是“阶职合一”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靖难之役”后，成祖为培养一批因“靖难”获益的军功新贵，多次升赏靖难军官兵及各地开城迎降者。此后漠北与海外用兵，又升授了大批武官。至宣德三年(1428)三月，兵部尚书张本奏称：“内外军职不下九万余人。”(26)永乐以后武官的人数是洪武额缺的三倍，尽管明朝在都司卫所之外组建京营，又添设了许多差委职位，但“官人”还是远多于官缺的。成祖死后，明军从漠北及海外撤回，大批武官的安置成为一大问题。很多新任武官只是铨注于武职衙门支俸，并未到任理事。如成祖即位“升宣府中护卫指挥佥事刘清为都指挥同知，仍令随侍，旌其开金川门逢迎功也”；(27)奉天征讨官“多有已升都指挥，而今仍于京卫更番宿卫者，虽已给都指挥俸，而宿卫与军士同列，名实不称”；(28)仁宗时，“奉天征讨诸将虽受官给禄，有年逾六十尚留京师执行伍之役者……至是兵部引都指挥使张杰等入见”。(29)职位有限而官员众多，竟有升至正二品都指挥使，仍与军士一样服役者。或以高级武职留任低级职位的情况也不断出现，如成祖“命都指挥佥事刘达掌滁州卫事，初，达为滁州卫指挥佥事，以归附功升今官，至是仍命掌本卫事”，(30)官阶与职位已不对等。
同时，世袭制度必然会出现纨绔子弟，洪武、永乐时就有“京卫指挥朝退多不入公署莅政事，遇有责成互相推避”(31)的情况。官员素质低下，不仅莅事推诿，甚至渎职贪贿，苦虐、役占军士以谋私利，导致军士逃亡，军备废弛。当时就有人建议：“慎选良将任以边寄，凡袭职幼官改调内地”；(32)“乞令兵部查考各卫所袭职幼官多者，选老成旧官一人相兼管事，仍敕都司不许差委，庶使行事得当，下人无弊”。(33)人员大量增加，更加剧了武官素质的良莠不齐，朝廷必须对世袭武官加以简选。
显然，明王朝是不能坐视武职冗滥致使军政败坏的，但由于武职袭替制度的存在，武官过多的局面难以扭转，只能对任用方式加以调整。宣德八年(1433)，兵部右侍郎王骥奏准：“宜行各处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及总兵镇守官从公推选，每都司卫所掌印官各一人，及选老成能干佐贰官二人，常留一人在任理事……非有警急重务不许辄差，仍以选定官员职名径造册回奏。”(34)这三位官员，即所谓“军政官”，专差管理都司卫所军政。最初军政官一旦选定，若无过犯即不更改。至成化二年(1466)，因“掌印理事者后或放肆而妄为；其带俸差操者后欲迁善而无路；又有新袭职者，亦欲治事而无由”，兵部奏准：“自成化二年为始，以五年为期，令各处巡抚、巡按等官考选都司卫所军职，或进或退，必须合乎公论”。(35)就是每五年对诠注于该衙门的武官进行考察，并挑选（或留任）数员理事；若无合适人选，“许于官多卫分量调一二员管事”，(36)或“一人兼数印”。(37)
以往世袭“指挥使一卫之长”，(38)如今是“不论指挥使、同知、佥事，考选其才者充之”，都督府“率皆公、侯、伯”及资深都督选充，(39)武职仅是官阶的高低，已与权责无关，受委为掌印、佥书才是该衙门理事者。其他武官或受管屯等杂差，或调京营、边镇领军；剩余则是“带俸”的有官无职者。上述官员又可通过考察、选任改变在职、在闲的状况。
与此同时，洪熙、宣德以后，京营的编制固定下来；各边镇又差遣总兵等领兵长期戍守。其大小领军人员都从都督府、都司、卫所武官中选拔差委，并冠以镇守总兵、坐营、把总等名目。这些武官致仕、身故后，子弟则于原卫所袭职，武职衙门是他们支俸与子弟袭替之所。因此，武官不论本身武职为何，都要经过简选承差，方有职权，且随时可以被革退带俸。明初有官即有职的局面宣告终结，武官的职权系于总兵、把总、掌印、佥书等管军、管事杂泛名目；武职则发挥表明武官身份等级、资格及部分待遇的作用。
三、武职阶官化的表现
（一）武职与体统
总兵等管军、管事名目为权责所系，却没有品秩，武官品级与职位高低错位的情况难以避免。正统时，守备宁夏广武营都指挥使种兴与左参将丁信“二人品秩相等，而信为参将，兴心将不平”。(40)成化时，“守备固原指挥同知冯杰与平凉等卫僚属职位相埒，威令不行……乞令（都指挥佥事樊盛）往代冯杰守备”；(41)漕运总兵陈锐以把总陈裕等“以指挥督漕运，与所统卫官名分相等，难于行事，乞进其职”；(42)王玺以署都督佥事“为总兵官，而署都督同知鲁鉴为左参将，玺自陈品级相同，难于调遣，乞解兵柄”。(43)
“难于”行事、调遣，并非不能行事、调遣。正统元年(1436)，指挥同知陈暹提督南京各卫屯种，“于各卫名位相等，难于比较……上命暹仍旧职提督，各卫官有抗拒者，许奏闻罪之”。(44)《明宪宗实录》卷一○一成化八年(1472)二月癸巳条载：
山东都司把总指挥使高通言：“奉敕总领卫所军马赴京操练，凡事皆禀于都司，而卫所官敌己者多违令怠事，乞以都指挥一人自代。”……有旨令仍原职，领敕行事，有违误者听指实奏闻治之。
“又故事，各处守臣更易，其同事及受节制之官，皆请换新敕”，(45)承差官员领敕行事，权责为敕书所载，与武职高低无关。但僚佐、首属之间的文书行移、公会座次等礼仪程序，为太祖钦定《皇明祖训》，《诸司职掌》所定品秩为序，也具法律效应，才有“与人颉颃，难于行事”(46)的怨言；往往成为某些武官要求升擢武职的理由。成化二年以“延绥总兵官都指挥同知房能职与把总官相等，难以行事，升为署都督佥事”，(47)成化二十三年(1487)兵部以漕运总兵官署都指挥使都胜“职任以总兵为名，而其官乃都督府属职，文移不便，且效劳最久，精力未衰，请量加升擢”，得升为署都督佥事。(48)
署职出现于洪武朝，本为试职，不支俸，不世袭，(49)故被用于解决此问题。但假若每次都要奏请裁断，必致烦扰，有必要采取“一刀切”的措施。《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三成化十三年(1477)十二月戊子条载：
命南京沈阳右卫指挥佥事崔钰守御浦子口。守御缺人，南京守备太监安宁等以钰荐。兵部言：“守御乃都指挥之任，钰未有军功，例难拟升，宜令钰以旧官守御，而以都指挥体统行之。往来文移于都指挥则用手本，于所部指挥用帖文，所部指挥于钰则用呈文，各处把总俱视此例，著为令。”奏入，从之。
这里的“守御”即守备，为“独守一堡一城”(50)之差委，该地区的卫所官都要听其统领，故须以都指挥出任才便行事。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重申：“命自后守备者虽他官，皆听以都指挥体统行事”。(51)如此，出任该职务即以相应体统行事，使可能存在的纠纷一并解决。弘治时，镇守广西副总兵都指挥同知郭鋐奏称：“官以副总兵为名，三司官事干军务者皆在所辖，若官止都指挥，则三司又皆颉颃，乞稍进一秩以便行事”，孝宗令他“以都督体统行事，其升职待有功时议之”。(52)
同时，朝廷又对各类差委职位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明宪宗实录》卷二○○成化十六年(1480)二月癸酉条载：
分守庄浪署都督同知鲁鉴奏：“镇守甘肃总兵官署都督佥事王玺官在其下，文移往来制宜平咨，今因听其节制反称呈行，事体未便。”事下兵部言：“鉴官品虽高于玺，然玺系主将，若曰官高难于呈行，宜从简便，互行手本。分守于镇守则曰‘合具’，手本垂脚佥名；镇守于分守则曰‘合用’，手本不必佥名，庶名分两得。”从之。
由此可见僚佐之间的文移体统要依照职位高低，略加变通。《明武宗实录》卷四○正德三年(1508)七月丁酉条载辽东总兵官毛伦奏：“欲令副、参、游击、三司等官文移体统俱如制敕，听其节制”。可见至迟于正德年间，武官承差领敕，对各类体统已有明确规定，此后因上述原因引起纠纷的情况已不多见。
在新旧制度磨合的过程中，明王朝采用了两种替代方案，并配合制敕，以解决阶职分立后“阶”（武职）、“职”（差委）不合的问题。由于实授武职（明代文献中常简称为“实职”）主要依军功、劳绩叙迁，而各类职位因形势需要往往迁转较快，故以署职或“以某官体统行事”入衔，以提高武官身份等级的情况非常普遍。
（二）武职与资格
“资格”就是人员的任职条件，它决定人员可以进入的级别与类别。在资格的诸多因素中，官员的“资历”占突出地位。(53)明代武官阶职分离后，武官职权由差委所系，各类差委名义上“无品级，无定员”，(54)但添设裁革都要经奏请议覆，是数量相对稳定的实缺；武职则因由袭荫与功劳而定，故可表明武官的资历。武官任用的方法，就主要以武职为序，依次选用差委。
如前文所述，各类差委为便于行事，对武官的资历也有要求，须阶、职相合，如“守备乃都指挥之任”。《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嘉靖元年(1523)十月甲申条载：
兵部奉诏清查各府卫都督等官袭替、升授职级，请如例降革。因言镇守辽东总兵左都督郤永，大同总兵都督同知杭雄俱应降为都指挥使，但今地方多事，镇守急难得人，宜量与署都督佥事，照旧镇守。
可见出任镇守总兵的资格是都督，而参将、游击职任介于总兵、守备之间，例由都指挥出任。下表归纳了明中期部分差委相应武职，以供参考。
若相应资格者无合适人选，就要从低级武职中“不拘资格”，破格推用。如守备、把总等由于都指挥人员有限，嘉靖以后大多由指挥出任，以都指挥体统行事。万历《明会典》卷一一八《兵部一·铨选一》“升除”条载：
凡将官升职。如各边将官有缺，除侯、伯、都督名位相应外，若都指挥堪任主将，拟升五府堂上官署职；若指挥堪任偏将，拟升都司堂上官署职，以便行事。后有战功该升，仍从祖职加升，其有遇例，俱不在实授之例。各都司掌印、佥书，及内地参、游、总兵亦如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任职资格主要分都督、都指挥、指挥及千百户几个大等，至于是同知、佥事则无关碍，署职多见于佥事一级，缘于此。在同级资格内，理论上可以使骁勇者用于领军，廉干者使其理事，故随才录用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可能。
明王朝为进一步扩大破格提拔的范围以遴选将才，天顺八年(1464)“立武举法”，(55)允许在职、在闲武官参加，依成绩升署职二级或一级。中举武官任职资格即得到提高，并优先选用。荐举与武举中式为虚授署职，实授武职的叙迁主要以军功、劳绩，如正德五年令：“把总等官继今三年以上粮运如期者，准于实职上升一级。”(56)武职叙迁至相应等级，原则上就可以候缺待选。嘉靖时福建巡抚谭纶认为戚继光“秩虽都督，官才副总”，应升任总兵。(57)甚至有“各卫指挥获功升秩都司者，多家居坐待推用，乞仍调遣剿贼，有实效者方许推用”(58)。
任职武官有微过，则可降阶留任，《明孝宗实录》卷一二四弘治十年(1501)四月丙子条载：
兵部奏：“近甘肃游击将军都指挥同知鲁鳞降为都指挥佥事，分守都指挥佥事左参将颜玉降为指挥使。然原旨俱无‘带俸’字例，不宜革去将官名目，且二人亦尝有军功，未拟升赏，请并前日同事降级者七十一人俱令仍旧管事、领军，庶得立功图报。”从之。
由于武职已与权责无涉，明王朝也不再恪守“武职升擢以功”(59)的祖制，成化至正德年间军功冒滥，武职传奉、恩升众多，为学者熟知。为解决粮食军需，正统、景泰间始开例纳赀升级，(60)是为“纳级”。军、民、官、舍皆可纳，其中武官“有职欲升者”，正德三年定例：“百户升副千户、副千户升正千户，指挥佥事升指挥同知，指挥同知升指挥使俱五十两。正千户升指挥佥事，指挥使升都指挥佥事俱一百两……原管事者仍旧管事。”(61)后一种情况对资格影响最大，所以“卖价”高出一倍，甚至世袭特权也明码兜售。(62)
可见明王朝已将武职用作散官，滥升、泛赏及买卖，这对武职袭替制度造成极大冲击。明初因有官即有职，对袭替限制严格，每官只袭一职，不许重职，“应袭子孙其未袭之先自己立功升职者，有弃小就大之例”，(63)必须是武官致仕、身故后，其子方可袭替，武职袭替是不同于唐宋门荫的。弘治以后对不许重职的规定有所放宽。此外，明朝又赐荫武职，赐荫最初只恩及外戚，正统时开始赐及宦官，(64)景泰后及于立有军功的文官。(65)正德、嘉靖后，开始普遍作为高级武官功劳的赏赐。《明史》卷一二六《李成梁传》载成梁至少九次获荫，家人子弟以此为起家之资，又借父兄人脉，五子任至总兵，四子一弟为参将。
武官资格的获取途径不同，在选任时也被区别对待。“故事，荫叙军职不得管事”；(66)军民纳级原则上不允许推选任职，武官纳级则有限制，正德时规定：“各官原系指挥佥事以上纳级者乃听举用，千户以下纳级者不许。”(67)但都没有严格执行，如嘉靖时刘显“官副千户，输赀为指挥佥事”，七年后即任总兵。(68)万历三十九年(1611)兵部员外郎刘九光建议：“重职科，世职、武科挨用，其加纳之流，非真有才勇出众，为卫边必不可少者勿用，以塞径窦，毋使职科解体。”(69)
（三）武职与俸禄
明代武官法定俸禄以实授武职为准，因此也可将武职视为寄禄官，带俸者有禄无职。明初只有部分外戚或归附降将支俸不任事，武官人数远超官缺后，已不仅限于此；武官失职的惩罚方式之一也是革去现任职事而令回卫带俸。这就造成一大弊端，即“在职则有提督、分巡、守瞭之责，失机误事辄得重罪；而带俸差操则食禄优游，似为得计”。(70)永乐初就有因“武臣中有鞑靼人，多不识字，难委以政，故只令食禄，遇有警急则用以征伐，今中国人亦有冒鞑靼名以避政事者”。(71)更有甚者，“诸卫军职或故为诖误，请人告讦，一入赃罪即遂所谋”。(72)
武官带俸人员众多，是明王朝巨大的财政负担，但其中不乏官贵子弟，同时也须以爵赏待有功，所以朝廷不可能将带俸武官的俸禄革去。明王朝迁都北京后，漕运艰难，只得令百官俸禄折钞、绢、银等物，折率又低于市场价格，故《明史·食货志》认为“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文官本色米折银例为每石六钱五分，而武官只有二钱五分，(73)武职所系的俸禄已大为缩水。弘治十六年(1537)，户部奏准：“军职有为事问拟带俸差操者，其支俸与见任同，无所警戒，请今后凡为事带俸者，都指挥、指挥月支本色米三石，卫镇抚、正副千户米各二石，所镇抚、百户各米一石，余俱折色，候三五年改过自新，考选管事方许如旧本色、折色兼支。”(74)嘉靖八年(1529)，户部欲将所有“罢软老疾带俸闲住者原支本色俸米宜减其半，改与折色”，虽经反复奏请，终未获准。(75)
武官领取微薄俸禄，冒着冲冒矢石、失职受罚的风险任职，自然要乘机攫取各类“灰黑收入”。武官若有皂隶，可放免其归家，以收取“月钱”，还可侵占兼并田土，役占军士为其耕种、经商。对此，朝廷屡禁不止，最后只能默认并加限制。景泰三年“定各营管军总兵等官军伴”，自六十人至一人不等；(76)成化十四年(1478)定“镇守总兵、分守、守备内外官员军伴”，自三十六名至二名不等。(77)在外镇守武官“原无给与养廉田土事例”，正德四年(1509)九月诏：“内外镇守官朝廷重托，俱准以水旱田各十顷，副总兵半之，分守、监枪、游击各旱地十顷，守备半之，免其征税，其余愿自佃种者照例起科……仍行各边镇视此例”，年底又诏令：“原无者各给水田一顷，永为养廉之例。”(78)这样，镇守总兵等武官都获得一定土地“养廉”，还允许额外佃种，等于将侵占土地予以合法化，以便管理。
同时，嘉靖以后，“三大营副、参、游、佐官员，每员月支米五石，巡捕营提督并参将亦如之。京营选锋把总官月支米三石。巡捕中军、把总官，月支口粮九斗，旗牌官半之”，(79)是“因事别给者，不在常禄之限”的“岗位津贴”。
上述情况是朝廷制定的统一标准，各地实情千差万别，难以详述。总体上，武官收入实际分为两部分，法定俸禄为武职所系，其余因所任差委而得，前者实已缩水，后者获益更大。明人笔下那些“老弱蓝缕、状类乞丐者，指挥、千户也”，(80)主要是带俸武官；而那些蟒衣玉带的“债帅”，实授武职可能也是指挥、千户。明王朝无法彻底解决带俸武官众多的问题，又因财政限制不能给所有职位支给类似宋代职钱的“岗位津贴”，只有部分中高级武官方有此待遇，而大批基层在任武官仍与带俸者同禄。因此武官或贪贿渎职，或畏避管事的问题，很难得到有效整治。
四、明代武职阶官化的意义
武官任用差委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都司、佐击将军、守备、千总、把总等新职衔；(81)武职衙门任事职衔称掌印、佥书。武职则与权责脱钩，从而阶官化。明王朝又采取了署职、“以某官体统行事”两种虚授武职以调整武官身份等级与任职资格，仍以实授武职确定其俸禄与世袭阶级。所任职事与虚实武职皆要入衔，才构成完整的官职，这使明中后期武官结衔日益繁复，如“千户署指挥佥事以都指挥体统行守备事”，“指挥使署都指挥佥事佥书都司军政”之类。
有学者指出，明初“重武”，武官受到特别优待，一方面是受到蒙古统治的影响，一方面是淮西集团“武而少文”，成为朱元璋“重武轻文”统治思想的社会基础。(82)如前文所述，明初武职具有阶职合一，位高权重，世袭罔替，犯罪难革的特点，是武官地位崇高的主要表现。这既是对元代制度的承袭，也是明初政治格局造成的。武职阶官化，不仅是明代武官制度的重大变革，也是明朝政治格局转变的一个缩影，其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明代武官管理制度更为完善合理。明初武职既用于酬报有功，又是职事官。武职阶官化后，“武阶专以待军功，管事必由于推选”，(83)如此更便于灵活处理斩首军功与指挥、管理才能之间的矛盾；可以及时酬功迁级，或罚过降级而不至变动职任。但也难免出现“庸软者率以贿进，而勇略投诸散地”(84)的情况。
2.武职成为任事的资格，袭替也是起家之资，世职的局面被打破。尽管武职袭替制度在明代始终存在，其实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仅是官员身份与俸禄的承袭，依然保障军功集团的基本利益，但已与前代门荫无大异。明王朝对该制度的败坏也听之任之，甚至因灾伤允许当地“各卫所袭官纳米免比试”，(85)偶有裁抑也主要为控制俸禄开支。
3.文官完全掌握武官选任之权。武职袭替、军功升授自有法度，但武官承差受委皆由兵部、督抚、巡按等推选、考选。武官攫取功名之途扼于文官之手，以至于“总兵官领敕于兵部，皆跽，间为长揖，即为非礼”。(86)这是明中后期“重文轻武”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
已有学者指出，经元朝统治后，明前期承袭元制颇多，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社会基本形态的同时又发生了局部的变态发展，“北制”与“南制”至明后期最终汇合为一。(87)明初武官制度承袭元朝，最终又向宋制有所回归，可视作此线索的一部分。
不过，明代武官的阶职分立并不完善，朝廷也未对官制加以彻底整顿，又泛滥升授武职，开例买卖，使其日益为世所轻，明后期武官对武职的升擢已不重视。《万历野获编》载正统时，守备指挥佥事赵忠立功升指挥同知，万历时参将萧如薰立功升总兵，“二事颇相类……萧之赏故非倖得，而赵忠当时仅进一阶，何酬庸之薄也！”沈德符评论道：
赵忠既为守备，则必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入衔矣，其在今日，则必升参、游等官，即不然，亦必都司、佐击矣。而英宗朝尚不然，盖挥佥乃其实职，故正四转从三，非如今日但以流官方面之衔递为迁擢，因有以实职百户而竟登坛者。不惟大司马不知故事，并武人亦不晓其祖职当如何迁陟矣。(88)
明后期武官主要以把总、守备等“流官方面之衔”迁转，其官阶则可以两种虚授武职提高至相应等级，所以实授武职为百户也能任总兵，这意味着又回到“依职定阶”的局面了。如此，武职作为阶官的意义也日益缩小，仅仅为带俸袭替者抱残守缺而已。明亡后，武职袭替停革，总兵等新职衔则大部分为清朝继承，并成为正式的职事官衔。清初，“提督、总兵无定品，系左右都督、都督同知、佥事各衔”，直到“乾隆十八年(1753)停，给定品秩”，(89)明代武职方退出历史舞台。
注释：
①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论述》，《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
②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杜婉言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③总兵等职衔终明一代都是“无品级，无定员”的差委，明人常谓之“将官名目”等，一般不称之为“武职”。故本文所论武职只包括明初给定品秩的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衔。
④张国刚指出，职事官因各种缘故“与实际事务无涉，仅仅是表示其身份地位与迁转阶序的名号，与阶官意义同，故谓之阶官化”，参阅前揭张文，第79页。这与本文论述的问题时代不同，而事实相近，故本文也使用“阶官化”的提法。
⑤《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年三月戊辰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83-184页。
⑥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北大史学》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明档《青州左卫选簿·指挥佥事查升·内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2001年版，第27页。
⑧《明太祖实录》卷一，癸巳年六月丙申条，第8页；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引俞本《纪事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页。
⑨《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四年十二月甲子条，第1151页；参阅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三章《武官的世袭与武选》，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141-196页；李荣庆：《明代武职袭替制度述论》，《郑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⑩《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七，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条，第3588页。
(11)《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洪武十七年五月壬子条，第2513页。
(12)《诸司职掌》（下）卷三《兵部·司马部》“军务”条，玄览堂丛书本，台湾正中书局1989年版，第137页。
(13)梁志胜：《明代“武选司审稿”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4)《明宣宗实录》卷三五，宣德三年正月戊申条，第886页。
(15)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兵部三·铨选三》“武职袭替”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0页。
(16)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141页。
(18)《诸司职掌》（下）卷三《兵部·司马部》“诰敕”条，第133页。
(19)《明宣宗实录》卷二，洪熙元年六月丙辰，第43页。
(20)《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85页。
(21)《诸司职掌》（下）卷三《兵部·司马部》“铨选”条，第123-124页。
(22)《明史》卷七六《职官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73页。
(23)《诸司职掌》（下）卷三《兵部·司马部》“铨选”条，第121页。
(24)《诸司职掌》（下）卷三《兵部·职方部》“城隍”条，第140-141页。
(25)《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条，第3270-3271页。
(26)《明宣宗实录》卷三九，宣德三年三月癸卯条，第984页。
(27)《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丙午条，第224页。
(28)《明太宗宝训》卷三《用人》，永乐三年二月辛巳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明实录·附录》，第176页。
(29)《明仁宗实录》卷六下，洪熙元年正月庚寅条，第220页。
(30)《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癸丑条，第228页。
(31)《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十月丁巳条，第2787页。
(32)《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子条，第246页。
(33)《明太宗实录》卷三六，永乐二年十月辛丑条，第620-621页。
(34)《明宣宗实录》卷一○二，宣德八年五月辛未条，第2285页。
(35)《明宪宗实录》卷二八，成化二年闰三月庚寅条，第558-559页。
(36)万历《明会典》卷一一九《兵部二·铨选二》“考选”条，第617页。
(37)《明史》卷七六《职官五》，第1874页。
(38)《明宣宗实录》卷八八，宣德七年三月癸未条，第2033页。
(39)《明史》卷七六《职官五》，第1873、1857页。
(40)《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五，正统十年十月丙戌条，第2686页。
(41)《明宪宗实录》卷六三，成化五年二月戊子条，第1278页。
(42)《明宪宗实录》卷一四八，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丙子朔条，第2713页。
(43)《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二，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庚戌条，第3826页。
(44)《明英宗实录》卷二二，正统元年九月乙巳条，第435-436。
(45)《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八，成化二十年十一月戊戌条，第4361页。
(46)《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三，景泰七年十二月辛亥条，第5768页。
(47)《明宪宗实录》卷三一，成化二年六月壬子条，第619页。
(48)《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戊寅条，第78-79页。
(49)李新峰：《明前期兵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第54-56页。
(50)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六《兵部九·镇戍一》“将领上”条，第648页。
(51)《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一，成化十八年闰八月丙戌条，第3950页。
(52)《明孝宗实录》卷七一，弘治六年正月丙子条，第1333页。此时广西未设总兵官，故镇守副总兵即为该省主将。
(53)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邓小南著，吴宗国审定：《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54)《明史》卷七六《职官五》，第1866页。
(55)《明宪宗实录》卷一○，天顺八年十月甲辰条，第224页。
(56)《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壬辰条，第1355页。
(57)（明）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53册，第164页下。
(58)《明武宗实录》卷七八，正德六年八月戊寅条，第1704页。
(59)《明英宗实录》卷五七，正统四年七月戊辰条，第1097页。
(60)《明英宗实录》卷五七，正统四年七月壬戌条，第1090页；卷一九○，景泰元年三月己未条，第3911-3912页。
(61)《明武宗实录》卷三七，正德三年四月乙亥条，第877-878页。
(62)《明宪宗实录》卷二六七，成化二十一年六月辛巳条，第4513页。
(63)《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三，弘治十二年七月甲申条，第2698页。
(64)《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七，正统十一年正月庚辰条，第2720页。
(65)郭培贵：《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66)《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嘉靖四年七月丙戌条，第1324-1325页。
(67)《明武宗实录》卷五一，正德四年六月辛酉条，第1160页。
(68)《明史》卷二一二：《刘显传》，第5618页。
(69)《明神宗实录》卷四八三，万历三十九年五月癸卯条，第9098页。
(70)《明宪宗实录》卷三六，成化二年十一月丁酉条，第719-720页。
(71)《明太宗实录》卷二四，永乐元年十月庚申条，第442页。
(72)《明宪宗实录》卷三六，成化二年十一月丁酉条，第720页。
(73)万历《明会典》卷三九《户部二六·廪禄二》“俸给”条，第277页；《明史》卷八二《食货志》，第2003-2004页。
(74)《明孝宗实录》卷二○四，弘治十六年十月辛酉条，第3806-3807页。
(75)《明世宗实录》卷一○○，嘉靖八年四月己卯条，第2374-2375页。
(76)《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景泰三年十二月甲午条，第4863页。
(77)《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七，成化十四年四月丁未条，第3196-3197页。
(78)《明武宗实录》卷五四，正德四年九月庚子条，第1218页；卷五八，正德四年十二月癸卯条，第1290-1291页。
(79)万历《明会典》卷三九《户部二六·廪禄二》“俸给”条，第277页。
(80)（明）于慎行：《练兵议》，（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九，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版，第4799页上。
(81)《明神宗实录》卷四八三，万历三十九年五月癸卯条载兵部员外郎刘九光条议：“自副将、参、游、都司、佐击、守、把为一叙”。（第9098页）
(82)宫崎市定认为，明初是承袭了蒙古人的风气，故武臣最尊，参阅［日］宫崎市定：《洪武がら永楽へ——初期明朝政権の性格》，《东洋史研究》第27期，1969年。晁中辰认为淮西集团“武而少文”，使朱元璋的统治思想有重武轻文的消极倾向，参阅晁中辰：《明初政策的消极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4期。
(83)《明世宗实录》卷六三，嘉靖五年四月辛巳条，第1472页。
(84)《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己酉条，第2441页。
(85)《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五，成化十三年四月乙丑条，第2995页。
(86)《明史》卷九○《兵志二》，第2195页。
(87)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8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妇女》“二妇全边城”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9页。
(89)《清史稿》卷一一七《职官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