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文化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书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研究我国历史上的藏书活动而形成的藏书文化，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藏书历史源远流长，留下来的典籍，数量之多，门类之繁，涵盖的时空之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比拟的。与此相应的中国藏书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不仅是整个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与中国学术史的深刻的直接关系又是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藏书活动折射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至少我们可以胪列出这样几条：
1 藏书：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志
典籍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所以典籍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产物。然而典籍的收藏，在我国东周以前，则是“学在官府”，“官守其书”，典籍与文书档案是同一意义，收藏在王室里，谈不上社会藏弆。王室衰微，诸侯尾大不掉，典籍由王室走向诸侯，走向社会，孔子成为历史上文献可考的第一位私人藏书家，而战国中期以后的惠施，“其书五车”，数量也相当可观。秦灭六国，出于统一的政治需要，实行“焚书坑儒”，社会藏书遭到第一次大的破坏。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官私藏书都得到大的发展。自此之后，朝代更替，藏书兴衰，史籍书之不绝于缕。隋牛弘的“五厄论”，明胡应麟的“续五厄论”，近人祝文白“再续五厄论”，以及其间的宋洪迈、周密、明邱濬、谢肇淛、陆深、清姚觐元，近人章太炎、陈东原等，关于书籍厄运之论著，无不雄辨地证明：在国家动乱，社会不安，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无论官方抑还私家，其藏书皆遭严重破坏、散失。反之，民族兴盛、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则无论官方抑还私家，其藏书皆兴盛发达。特别是当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初建或“中兴”之时，下诏求书，采掇遗亡的举措，几乎成为藏书事业中的一个规律。这里且不说“靖康之乱”与“开元盛世”形成显明对比，仅以“文革”十年动乱和今日之改革开放的时代相比较，今之人无不感到何啻天壤之别！“文革”中以“扫四旧”之名，典籍几乎都被斥之为“封、资、修”，虽则国家藏书破坏不大，而社会藏书破坏殆尽，拉杂烧之，拉杂毁之，无处不有，书籍毁坏之烈，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除了“红宝书”，“样榜书”之外，无书可寻，无书可读；试看今日改革开放以来，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活提高，各地涌现出来的评选“藏书家庭”、“藏书状元”活动，层出不穷。藏书作为文明家庭的象征，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方兴未艾。藏书者，社会之晴雨表也。
2 藏书：读书人的甜蜜事业
书与读书人自来有不可分离的天然联系，读书人买书、藏书，同样是顺里成章、天经地义的事。至于读书人中以平生精力，甚至几代人的精力，专事藏书而形成的藏书家，为了藏书，拿自己的俸禄、家中资产去购买，乃至节食缩、典当衣物。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竭其俸入，以事铅椠”，“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悲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1〕。明代胡应麟“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 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遇上书贾要宰他，他也甘愿伸长脖子，清玉栋“尝过厂市，酬一书如常值，弗与；求益倍之，仍弗与；再倍之，又弗与。君怒，拂衣登车而去”，然而“夜不能寐，破晓遗骑奴以三倍值驰而取书”，这种入魔正基于明杨循吉所说的“钱物可得，书不可得，虽费当忽校耳”〔2〕、 遇上无处可买或者资力不够的珍异本好书，只好从人借抄。清冯舒、冯班及何大成，闻寒山赵氏有宋刊《玉台新咏》，于冬月“朔风飞雪中，挟纸笔，袖炊饼数枚入山，迳造其庐，乃许出书供录，堕指可冻，穷四昼夜之力抄副本以归”。陆漻自言“十五岁家贫失学，喜借书，昼夜抄写。严寒乏炭，屈足腹下，冷暖交换，见者匿笑”。还有用自己的山庄、田地、甚至美婢去同人家换书的，明代王世贞、朱大韶，清代马思赞就有这类例子。至于断圭残璧的好书，为了使其延津之合，浦合珠还，经年求索，明代徐
藏的《何氏语林》化了二十年的精力，东寻西访才配成完帙。清代郁礼藏厉鹗的《辽史拾遗》手稿，中缺五十纸，结果从拾字僧的废纸篓中得之。藏书家们就是这样奔命于通都大道、深山僻壤、荒摊冷肆，耗去毕生精力和财富，甚至到了破产潦倒的地步，不以为悔，反而为乐，始终不改其初衷，以达到四壁图书，家藏万卷为快。
有了书以后，藏书家们加以修补整饰，钤上自己的印章，为之配以书匣。进而选址造楼，立橱上架。他们的室名斋号名称和盖上的闲章文字，则充分反映他们的艰辛、志趣、收藏，如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归来堂”、陆游“书巢”、明毛晋“汲古阁”、“目耕楼”，清张燮“小琅妚福地”，阮元“小琅妚仙馆，黄丕烈“百宋一廛”、“读未见书斋”、张金吾“爱日精庐”、近人章钰“四当斋”等藏书处。明祁承爜有“淡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毛晋有“黄金散尽为收书”、清冯文昌“茅屋纸窗笔精墨妙”、“清旷之域”等印章，无不是读书人好书的心灵写照。
当得到一本好书时，喜形于色，呵护备至，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所谓历史的“读书图”，“载书图”、祭书图之类，便是读书人对于书籍精神享受的反映。而一旦失之，便是“挥泪对宫娥”、“泣下数行”。这些自称“书痴”、“书癖”、“书淫”、“书魔”者，好书如命，因为书籍对他们来说，“饥读之可以当肉，寒读之可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宋尤袤语）。
读书人何以如此倾心于藏书呢？从根本上说，固然书籍乃圣道之所在，读书人安身立命之所本，同时也是他们去官隐居或者绝意仕进，追求淡泊，独善其身的寄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读书人与一官僚面对而居，官僚家门前栽竹千竿，自标风节，鄙视读书人，而读书人家有万卷之藏，也傲视于官僚。除夕贴春联，读书人撰自家门联云“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官僚看了很不高兴，一气之下，叫人砍掉竹子。次年除夕，读书人将门联改作“门对千竿竹时短，家藏万卷书常有”，结果硬把这个官僚气搬家，择地他居。这个故事，便是“大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3〕这一藏书人心灵彻底写照的最好注脚。 所以藏书，乃读书之甜密事业也。
3 藏书：著述人的必备条件
清代张金吾说过这样一句话：“藏书者，诵读之资，学问之本也。”
张氏这句话是很地道的。一个人要想有学问，要想著书立说，必定先读好书，由博返约，融会贯通，然后方能有所作为。用今天的话说，科学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发现，有新发明，有新前进。唐代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即是这个道理。
至于汇辑编纂之类的著述，更是非搜集众多的图书不可。只有备齐备足众多的图书，方可以去粗取精，辨别真伪精劣，然而部次甲乙、分类排比，成另一煌煌巨制。历史上无论皇室依靠内府藏书，学者依靠自家藏书，其所编纂的类书、诗文总集之类，无不依靠丰富的藏书作为必备的条件。
从横向方面考察，凡是某一地方文人多，著述多，必然藏书就多。试以清初著名的浙东学派而言，黄宗羲家有续抄堂，藏书数万卷，他不但“尽发家藏书读之”，而且还从纽氏（石溪）世学楼、祁氏（承爜）淡生堂、黄氏（虞稷）千顷斋、钱氏（谦益）绛云楼、范氏天一阁、郑氏（侠如）丛桂堂、徐氏（乾学）传是楼等江浙著名藏书家借读。万斯同入京师参予《明史》修纂，带去家藏书达十多万卷。全祖望家有双韭山房，累世积书，多达五万卷。并尝从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陈氏云在楼借读。雍正末全祖望赴京师，带去的行箧达书二万卷之多。黄宗羲学生陈自舜家有云在楼、四香居，其储藏为范氏天一阁之亚。郑性二老阁，乃合黄宗羲的遗失和郑氏家藏两部分构成。陆宝家有南轩，藏书颇富，又多善本，全祖望谓在四明（宁波）一地仅次于范、陈二家，其书散失后，全氏尝得其所藏宋刊《开庆四志》、《宝庆四明志》及吴澄《春秋纂言》，皆世之所绝无者。而浙东学派之先导明王守仁、刘宗周，后之余绪清章学诚等亦皆为数量不等之藏家。
从纵向方面考察，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亦无论是经学家、史学家，凡有著述传世者，无不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书籍之藏，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惠施，两汉的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蔡邕、魏晋时代的王粲、王弼、张华、范蔚，南北朝时代的陆澄、沈约、任昉、李谧、沈麟，隋唐时代的许善心、魏征、颜师古、杜兼、吴兢、韦述、李泌，而宋元以下，由于印刷术的广泛利用，私家藏书指不胜屈。范凤书先生以三十余年精力，从各类史籍中翻检摘抄，钩沉稽隐，得历史上藏书家达4715人，而属学者型藏家为1592人，占总数的33.8%。范先生谓“大体十得八九”，实际上还恐怕相差不少，如范在《中国藏书家省区分布统计表》中，列安徽藏家仅188人，占总数的4%〔4 〕而笔者在新著《徽州刻书与藏书之研究》中，列徽州旧属六邑的藏家即达174 人，所以中国历史上私人藏书家其总数当不下万人之多，而十之八九则为读书人、学者。
4 藏书：出版业的因果
刻书为藏书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雕版印刷术产生以后，有了充足的书源，方有藏书之便的可能，公私的大规模藏书才有了条件。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然而同时也必须看到，有了丰富的藏书，反过来又会促进出版业的发达和繁荣。
我国古代传统的藏书路子，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千方百计广聚图书，第二步利用广聚的图书进行校勘，编纂汇辑，第三步把校勘和汇编的图书刊刻出来，这既保存了典籍，又通过刊刻使其化身千百，促使典籍的流传和提高文献价值。
考察古代的官刻、私刻、坊刻，无论它们刊刻的撰述，抑或世不多见珍稀本、校勘书籍、汇编书籍，都是和收藏之富联系在一起的。宋初的“三大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三书各一千卷），就是依靠其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藏书为基础。明代的大出版家毛晋，从明末到清初刻书数百种，世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称，他藏书积至八万四千册之多，储之于汲古阁、目耕楼，甚至是悬金重购宋元珍本，他所刻的《五经》、《十七史》以及诗词曲本、唐宋金元别集，稗官小说，基本上是将家藏公之于世。清代的鲍廷博也是如此，他所汇辑刊的《知不足斋丛书》，推为精审之作，同样是择其家藏珍善本异书为主，兼以遍访其他藏书的珍善本的结果。甚至历代书贾中，集刻书、售书、藏书三位一体者也不乏其人。直至民国时代的商务印书馆，为了刻印书的需要，创建了颇具影响的涵芬楼，广集典籍于其中，这是尽人皆知的。刻书与藏书相辅而行，凡刻书发达之地，其藏书也兴盛，而藏书兴盛的地方，其刻书业也繁荣，历史上的江浙的苏杭地区、福建的建阳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就是典型的有例证。
由此观之，藏书与刻书是互为因果、互为源流的。藏书既是刻书业的流、刻书业的果，又是刻书业的源、刻书业的因。
5 藏书：孕育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校勘学的胚胎
书籍作为记录知识、传播知识的载体，它关系着一切门类的学问，这是人们所共知的。这里特别提出的藏书事业与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校勘学的产生，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所谓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校勘学，它们都是在书多而乱的情况下，人们对其整理过程中孪生的。《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威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等、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这就是汉代国家图书馆的状况和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书目《别录》、《七略》产生之由来。
除《汉志》之外，其他被人们奉为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校勘学的经典之作：唐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宋郑樵的《通志校睢略》、清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无一不是在国家或私人大量藏书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他如明祁承爜《淡生堂藏书约》、曹溶的《流通古书约》、清孙庆增《藏书纪要》、杨守敬《藏书绝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近人叶德辉的《藏书十约》、《书林清话》等，这些作者无一不是名重当时的藏书家，而这些著作又都是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校勘学之最基本读物。
文献是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校勘学的土壤，离开文献，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从谈起，而藏书的过程（收集、分类、编目、庋藏、管理、阅读），便是孕育这些学问的胚胎。
（收稿日期1997.12.20，编发者杨慧漪）
注释
1 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卷1（王欣夫补正、徐鹏辑，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见该书本人条目下）
2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1.博雅
3 北史·李永和传
4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述，载《天一阁论丛》第259—281页，1996年宁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