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困境与发展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发展前景论文,困境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是要借助某一个（套）分析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在某些方面，来对某几个（类）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进行经验性的分析和比较，以了解、把握它们各自的政治运作、政治体制、政治发展前景，从而一方面，在经验上提供深层次的实证性的知识，为某一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又在理论层次上，查明现有理论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的不足，并发展和完善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为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科学提供另一种视野。其实前文所说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和“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就是两种不同路径下的进行比较分析的核心概念。
张小劲、景跃进在《比较政治学导论》一书中，把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功能归纳为：提供知识背景、改善知识分类、检验理论假说、作出前景预测。他们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比较政治学的功能做出这种归纳的。在一定意义上，比较政治学的两大任务是进行国别比较和提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或发展完善既有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我们可以从国别比较和理论框架两方面来对比较政治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观察与分析，并进而推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价值和目的是什么？如何提出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既有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存在着哪些缺陷？“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给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带来了什么挑战？各政治体系（民族国家）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比较政治学的主题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永恒的主题）比较的标准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分类标准？等等。
一、对以往理论分析框架的介评
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有：系统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理论与不发达理论、阶级理论。这些理论框架的提出都有其必然性。系统理论的代表是美国前政治学会主席大卫·伊斯顿和阿尔蒙德。伊斯顿对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感到不满而力图构建新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由此创立了政治体系的概念体系及其相应的体系理论。伊斯顿认为，传统的国家概念含糊不清，可以进行多种解释。他认为，只重视法律和正式的体制已经过时，政治学应对政治系统及其过程进行理论化，而不是对国家及其体制进行理论化。伊斯顿的理论关注点意味着一场行为主义革命的开始。但是人们批评说，他的理论未能关注政治变革，他过于注重稳定、维系与平衡。其次，他没有提出什么可供测试的假设，他只是在元理论的层次上，提出了一个系统分析的框架。
阿尔蒙德批判地继承发展了伊斯顿的系统理论。正是因为认识到伊斯顿系统理论的分析不足，特别是经验内涵和建构经验性理论假说方面的缺陷，阿尔蒙德在他的代表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严格说来，阿尔蒙德是在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的。尽管他们都是系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两者之间也有着很大的理论分歧。伊斯顿坚持认为他的框架不同于功能表述，而阿尔蒙德则强调他的思想与一般性的系统理论有所不同。对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批评也同样屡见不鲜。社会学家顿·马丁代尔指出了它的四大理论缺陷：即意识形态上的保守和对现状的偏爱；过分强调封闭系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能应付社会变革；缺乏方法论上的清晰。
第二个理论分析框架是政治文化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来源于政治文化本身的构想与研究。马克斯·韦伯是政治文化理论的鼻祖，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就是文化理论的开山之作。他的这两部著作强调了精神/价值要素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性。阿尔蒙德、派伊、维巴、英格尔哈特等人都是政治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开创了公民文化的主流研究方法，其特点是将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区分开，并考察政治文化对后者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派伊的政治文化理论是在他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中的编者序言中提出来的，他重点考察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1988年英格尔哈特的《政治文化的复兴》一文，一方面重新证明了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体的发展和维系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力图从更大的历史背景当中透视文化的发展历程。
奇尔科特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新范式的探索》一书中归纳了对政治文化理论的批评：作为资本主义范畴的政治世俗化过于理想化；在假设上不充分、模糊、未经取证或虚假的；简化论的、受文化制约、解释不了问题的和描述性的；特殊而非整体性的、思辨性的；在方法上是静止的、有限的，并倾向被动、有条件的而不是主动而自发行为的。
第三个理论框架是发展理论与不发达理论。发展理论既是最不规范的理论，也是所牵涉的学科范围最广泛的理论，无论是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都对发展理论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且在政治学领域对发展理论进行研究，是立足于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对发展研究基础的。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发展理论主要体现在对政治发展诸问题的研究上。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有：政治发展的过程与样式（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政治发展与模式选择（大卫·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政治发展与政治秩序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罗伯特·杰克曼的《不需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
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主要的批评是：它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的产物，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在全世界的扩张。其次，西方国家的经验模式并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
在对现代化理论批判的基础上，产生了不发达理论或依附理论。这一理论着重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成因、性质和特点，并据此提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一理论的领军人物是弗兰克、阿明、沃勒斯坦、多斯桑托斯和卡多佐。
第四大理论框架是阶级理论。在比较政治学的意义上，所谓阶级理论是指比较政治学者在对不同的社会进行宏观结构比较研究时所提出的思考框架和理论，它包括了对社会阶级、阶层、群体和集团的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模式、结构。可以归之于阶级理论的主要次级理论是精英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工具主义以及其它各种阶级分析的观点等。精英主义理论的逻辑基础是，肯定在政治权力领域中，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其必然性。多元主义理论与精英主义理论是对立的：多元主义强调，市场是开放的，利益集团的组织是不受限制的；资源和权力是弥散性的；任何一个集团都具有潜在的政治影响；公共政策是不同的市场力量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妥协、讨价还价的结果。
二、新的政治现象、新的研究主题与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的提出，或既有分析概念与理论框架的发展完善
综上所述，这些理论分析框架和核心概念关注的主题是政治学的传统主题，研究的对象是政治学的主流的、传统的政治现象。这些理论框架的提出，也是因为其前面的分析框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或遇到了新的现实问题才得以推陈出新、前后更迭的。民主、平等、权力、体制、合法性、政治秩序、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等主题，在吉登斯看来，是属于“解放政治”的范畴的，它是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观点。“解放政治”的两大要素是，第一，它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第二，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与群体的非合法的统治。“解放政治”只有在区分了人群之后才具有一定的实质内容，它是凭借一种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的。它所关心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压迫与不平等。它的主要取向是“摆脱”，而非“朝向”。解放意味着通过让个体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其社会生活的环境中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来把集体的生活组织起来。它的核心是拯救，因而又称为拯救政治。它的原则是个体的自主性原则。它是一种“他者”的政治（a politics of"others"）和生活机遇的政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的主题进入了政治学家们的视野，从性别平等到环境污染到绿色运动，从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到科技革命，人们已经开始关注集体面临的挑战，关注人类在一个开放的、不确定的、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问题。这种新的主题或新的现象，用吉登斯的概念来表述，是“生活政治”的问题，“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决策的政治。它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它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学生运动，特别是妇女运动，是“生活政治”的先驱。在较晚期的现代性中，“生活政治”的问题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它也会要求获得更多的整体议事日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要求一种对“解放政治”的重大重构和对生活政治事业的不懈追求（注：参阅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7章：“生活政治的兴起”，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在吉登斯看来，当今世界的政治主题，已经从“解放政治”转变到了“生活政治”。这种政治形式的转型，给比较政治学提出了重大的发展课题，也对比较政治学既有的理论模式带来了严峻的现实挑战。毫无疑问，现实改变了，环境不同了，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研究的主题也要跟着改变。传统的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是“解放政治”的产物，那么，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政治”下的比较政治学，它又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呢？
在我所理解的比较政治学及其几大理论框架（尤其是彰显于其中的体系理论、文化理论、发展理论）中，它当初的理论出发点都是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民主、政治发展而服务的。正因为在理论论证的过程中，它过于强调西方式民主，过于强调西方的经验性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所以才会打上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虽然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任务并没有解决，但这些国家同样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的国家，它同样摆脱不了“解放政治”以前没有给它们提出而今天恰恰由“生活政治”给它们提出的任务和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就有必要提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比较政治学过去是立足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回答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勃兴（为什么比较政治学会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就渐趋衰弱，与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低谷在时间上有着惊人的巧合？）的，今天，比较政治学要生存发展甚至繁荣下去，同样离不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
可以说，目前流行一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它经由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再发展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框架，其实就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是对经济（尤其是国际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密切化这种现实的理论回应。比较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问题涉及到国家规模与样式、国家干预能力与独立性问题、国内治理的结构问题的研究，它主要考察一国范围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因素、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试图开辟出一条不同的思维路径，如果说比较政治学传统的理论框架是相对封闭的、自主的、强调内部因素与内部环境的关系的话，那么比较政治经济学则更加强调政治体系外部因素对其自身结构、发展的影响。比较政治经济学质疑传统比较政治学有关阶级、地区、种族、宗教等原因的见解，而追究它们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之间的关联。
但是，和传统范式一样，比较政治经济学也有着自身的理论缺陷，它过于强调国际环境尤其是国际经济环境对于特定政治体系（民族国家）的影响。难道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就有如此巨大？又如何解释国际环境对不同政治体系影响程度的差别？因此，这种理论框架也是值得怀疑的。此外，不同政治发展水平的民族国家，它们的政治主题的范围和程度是不一样的。尽管经济全球化冲击到了各个国家，但它对美国与对加纳的冲击程度绝对不同。那么由这种外在环境相比较的不同而决定的政治主题的不同，对比较政治学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上述种种问题，要求我们对新形势下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思考，即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分析框架，使它有别于传统理论分析框架又有别于比较政治经济学这种新潮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又能用来对政治主题的范围和程度都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
三、比较政治学的技术性、方法性问题
各政治体系（民族国家）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比较的标准是什么？应该设立什么样的分类标准？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比较（比较政治学的主题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永恒的主题）？比较的目的是什么，如何运用比较研究的成果？这些问题都可以说是比较政治学的技术性、方法性问题，也是其不可回避不可忽视的理论问题。
首先是可比性的问题。是不是在任何两个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之间，或在任何两种类别的政治体系之间的比较都是可行的。如果说这种国别比较是可行的，那么它的理论假设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特殊的，它都和外在于它的其它政治体系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只不过是相似的，程度不同。我们经常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特色的”，而如果在另一种程度和意义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和其他国家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共同性？如果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东西，那么就不存在可比性。之所以可以比较，是因为比较对象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而找到这两种层次（level），——即能使它们区别开来的层次和能使它们归于同一范畴的层次，是衡量两个政治体系（民族国家）是否具有可比性的关键所在。这个层次是不同视域中的层次，是抽象出来的程度不同的层次。在梯子的不同级次上，我们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不是因为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而是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层次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才具有“中国特色”。因此，在最高抽象层次上，任何两个（类）政治体系都是可以比较的。同时，在最低抽象层次上，任何两个（类）政治体系又都不具有可比性。我们在比较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找到可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的梯子的某一级次，同时又不忘记找到另一个使它们根本区别开来的另一个梯子的级次。
第二个问题是分类及分类标准的问题。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难免要对有些对象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分类。劳伦斯·迈耶中指出，“对政治模式进行分类所体现出的效果要看两个因素：一是，每个民族国家能否被毫不含糊地放置在一个以及唯一一个门类之内；二是，在这样的安排下，对一个国家的分类能否与某个变量或度量有机关联。”（注：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由此可见，在进行定义和分类时，要能把所有的对象都纳入到所列出的类别总体当中，同时，有符合某种类别条件的对象存在，又并不是所有的对象都符合归于此类的条件。比如，现代化理论框架中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类，就不很科学。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归类的对象，如果再加上第三个类别“转型社会”，那就显得比较完整。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权威划分为三类：传统合法型、克里斯玛合法型、合理合法型。与前一种分类相比，它这种分类就显得较为科学，因而也就更加具有比较时的可操作性。
要做到科学分类，以利于比较，就必须规范分类标准，科学设立分类变量和指标。没有相应的变量和指标的支撑，这种分类只能让人认为是印象主义的、不严谨的分类。这些变量和指标，最好应该是可操作的、可量化的。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除了政治文化理论在分类时设立了较为严谨的变量和指标外（注：参阅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他们在此书中将复杂的社会现象通过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的方式，转换成了可以从事经验操作的概念对象，进而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以度量、比较和分析。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对于宏观上不同的政治文化类型做出了区分。），其它的理论框架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第三个问题是比较政治学国别比较时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比较的问题。劳伦斯·迈耶在其著作中主要对政治体系的各种模式的情境因素、决策结构和过程、政策结果在特定体系内是如何相互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他要借此来关注所考察的政治体系中的模式和发展趋势，以及这些体系运行所处的情境。作为政治学理论一个重要分支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它的首要的任务是解释，而不仅仅是描述。民主和民主化问题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民主问题对于比较政治学的这种学术重要性，不仅在于民主问题与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在于民主本身作为一种价值，它负载着对于社会进步而言的特殊使命。民主化问题是一个民主不断完善的、不断消解障碍和消极因素的永恒的问题。它只是过程，没有终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存在于民主化历程上的不同位置的节点上。因此，比较各民族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的现状、趋势、原因，永远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经久不息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