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处中的比较与探索——论老舍在小说《二马》中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舍论文,二马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杂处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舍是一位十分注重文化比较和探索的作家。《二马》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部小说以在中国人与英国人杂处生活中进行文化比较的新颖视角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卓然不群。
一、在比较中寻找被歧视的文化深因
老舍在《二马》中的文化思考是以古老的中国在世界文化竞争中的失败为起点的。翻开《二马》的书页，给我们强烈刺激的是中国侨民在国外所受到的不堪忍受的歧视。作品第2段第1节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没有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这仅仅是一段概述，在作品中描写中国人遭受歧视的情节和场面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遭受着西方列强的蹂躏，蒙受了极大的民族屈辱。与此同时，海外的中国人也必然要直接面临来自异族的歧视。写作《二马》时的老舍正生活在英国，他对这种歧视有着切身的体验，因而能够对这种惨淡现实给予了充分而又真实的艺术反映。
承认异族歧视的存在只是一个起点。以此为前提，老舍在《二马》中着力探究的是造成这种异族歧视的原因。这种探究的是逐层深入的。从表层看，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偏见是由那些到过中国的商人、传教士和未到过中国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人们的误导所造成。他们为了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和民族优越心理，或者以偏概全地夸大中国人的缺点，或者无中生有地把中国人说成是可怕可恨的怪物。老舍对于这类人的卑劣行为感到愤慨，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诬蔑和轻信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潜藏着的是西方人的势利心理。在老舍看来，国家贫弱和缺乏杰出人材是中国人受歧视的中层原因。小说中有一段描写马威心理活动的文字就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马威多次看到他的父亲在街上被一群英国孩子嘲弄和戏耍。他想：中国“海军不成海军，陆军不成陆军，怎么不叫专以海陆军的好坏定文明程度高低的欧洲人看低了！再说，中国还没出一个惊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探险家——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下场的人材都没有，你想想，人家怎能看得起咱们！”在小说的第5段第5节中作者还针对一些留学生的幼稚想法直接发表议论说：“内地来的学生时时刻刻想使外国人了解中国，然而他们没想到：中国的微弱是没法叫外国人能敬重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是肩膀齐为兄弟，小老鼠是不用和老虎讲交情的。”这是有阅历的见解。国家落后和贫弱，就必然要遭受凌辱和歧视。
在找到这层原因之后，老舍又进一步去考察造成中国贫弱和缺乏杰出人材的原因，也就是去考察中国人受歧视的最深层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人受歧视的最深层原因是中国伦理文化的落后。陈旧萎靡的封建伦理文化必然造就陈旧萎靡的国民，国民陈旧萎靡的精神状态又必然导致国家的贫弱和杰出人材的缺乏，国家贫弱和杰出人材的缺乏就必然招致异族人的歧视。艺术地展示出作者的这一层认识是《二马》写作的重心之一。为了实现这一创作意图，作者让主要人物之一马则仁走进英国，走进伦敦。这样，通过弱国国民和强国国民在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的直接的比较描写，小说就深刻而又艺术地揭示了中国之所以落后的伦理文化方面的根源。
老马先生读过书，因官运偃蹇而赋闲在家。在英国开古玩店的哥哥死了，留下遗嘱叫他到伦敦继续自己的古玩生意。老马因此从北京来到伦敦。他是一个受中国旧文化熏染很重的老一代的中国国民。老舍先生说过：《二马》中的“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注：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见《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老马就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旧时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正如小说中所说：“马则仁先生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因此，当他进入现代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英国大城市伦敦并与那里的居民朝夕相处时，深刻的文化隔膜必然发生，巨大的性格反差必然出现。而正是通过这种隔膜和反差的描写，老马文化性格的一些重要特征得到了凸现，中英国民性的差异得到了展示。
艳羡做官是老马文化性格的首要特征。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务农和做官是社会的两大基本分工。其他行业均不发达，还经常受到人为的抑制。务农是农民的事，自不必说；“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所追求的就是做官。因此，几千年来，做官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职业选择。加之中国又是个官本位的专制国家，当官的有许多特权，地位显赫，可以光宗耀祖。因而当官就更成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老马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官迷”。他觉得做官是最体面的事，能到“衙门”上班，是唯一能说得出口的工作。妻子死了，他最惋惜的是自己没在妻子活着的时候做上官，给妻子弄个“皇封官诰”荣耀一番；儿子来英国读书，他劝儿子“念政治，回国后作个官儿什么的，来头大一点”。他与房东温都太太聊天，问的是她的丈夫生前做过什么官。当他听说温都先生没有做过官时，“他简直的想不透为什么一个人不做官”。他瞧不起经商赚钱，认为那是没出息的事情。所以虽然他是来伦敦经营古玩店的，但却始终未进入角色。他不懂做生意，也不学。最后终于把古玩店顶给了他人。老马的这一性格特征在与英国人的比较中显得格外刺目。当时的英国已是发达的工业国家，政治上实行了民主。在这里，做官仅仅是可选择的许多种职业中的一种，并无特别的诱惑力。办工厂、做生意、搞科研、行医、教书、当律师，都是受欢迎的职业。只要能赚到钱，人们都乐意去做。小说第5段第2节中李子荣的几句话大致反映了英国的这一现象。他说：“我就佩服外国人一样：他们会挣钱！你看伊太太那个家伙，她也挣三四百一年。你看玛力，小布人似的，她也会卖帽子。你看亚力山大那个野调无腔，他也会给电影厂写布景。你看博物院的林肯，一个小诗人，他也会翻译中国诗卖钱。”只要不违法乱纪，不坑蒙拐骗，能赚钱的职业，就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职业。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能够把从政仅仅视为与其他职业平行的一种职业，这个国家的科学和经济就一定会得到较快的发展；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只艳羡做官，把与做官无关的学问均视为“杂学”，这个国家的科学和经济的发展就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也就是说，老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重官意识是导致中国国家贫弱和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在小说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老马身上的重官意识，并且借李子荣之口批评老马说：“老人家是个官迷，糟！糟！中国人不把官迷打破，永不会有出息！”
老马文化性格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安于现状，缺乏危机感和竞争意识。他得过且过，贪图舒适，对待店里的生意，马马虎虎，常常几天不去看一看，有时间宁可为房东太太栽花遛狗或是闲坐着。他不去寻找发展的机遇，感到危险时，就把买卖收了，把钱交给状元楼的范掌柜去扩充饭馆，自己只作股东。他的生活态度是“好歹活着吧！混吧！混一天又一天”。老马的这种安于现状的混世态度与中国长期以来不紧不慢、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关，但直接的思想来源则是老庄的无为不争、追求安逸的人生哲学。英国人则不同。他们生活在激烈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断探索，不断扩张的生活态度。当然，这种态度的形成也与他们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奥德修斯、浮士德、鲁滨逊等以探索和追求为特征的文学形象不仅是以往西方人文化性格的艺术反映，而且也对后来西方人文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二马》中，凯萨林是作者最赞赏的一个英国女青年。这不仅因为她是小说中唯一一个不歧视中国人的英国人，而且也因为她是西方优秀文化传统的体现者。她自强自立，对于知识有一种迷狂般的追求。她在劝解马威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看，马威！我在家里也不十分快乐：父母和我说不到一块儿，兄弟更不用提；可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事，作完了事，念我的书，也就不觉得有什么苦恼啦！人生，据我看，只有两件快活事：用自己的知识，和得知识！”把用知识和得知识看成快活事，是一种典型的浮士德精神，与老马那种“连把窗帘打开看看到底伦敦的胡同什么样子都没看”的生活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小说通过比较的方式将其展现在读者面前，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警醒作用。为了更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作者在小说第3段15 节中还明确指出了老马这种混世态度的危害：“这种好歹活着，便是中国半生不死的一个原因。”
小说以英国人为参照还描写了老马身上其他一些不良的性格特征，如英国人视时间如金钱，老马则是伦敦的第一个闲人；英国人讲科学，老马则信迷信；英国人民族意识很强，老马则国家观念极弱等等。老舍通过这些描写，把中国伦理文化落后是导致中国贫弱的原因和中国人受异族人歧视的最终原因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清楚。
二、属望于博采西方文化之长的新一代
考察中国贫弱和受异族歧视的文化深因，只是老舍在《二马》中所进行的文化思考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者还面向现实和未来，去寻找使中国走向富强，摆脱受歧视处境的力量。在这方面，作者的视野同样是开阔的。他把希望寄托在博采西方文化之长的中国新一代的身上。
当时的老舍已经对中西文化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点和缺点。在《二马》中，他一方面借老马这个形象批评了中国文化的弊病，另一方面，也毫不客气地将西方文化之一支的英国文化的瑕疵指出来。当时的英国，虽然在本国范围内政治和法律上的民主平等观念已经确立，但对于其他民族，许多英国人却存有严重的殖民意识和种族观念。他们瞧不起一切有色人种，认为其他民族的人都应向他们俯首称臣。马威打了伊牧师的儿子保罗，完全是正义的反击行为。但伊太太却觉得不能忍受：“你们敢动手打架！”“马威敢打保罗！”这时作者发表了这样一段议论：“伊太太虽然爱儿子，可是她决不会因为儿子受了一点浮伤就这么生气，她动了怒，完全是因为马威——一个中国孩子——敢和保罗打架。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是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是她的属地。他不但自己要骄傲，他也要别的民族承认他们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多少倍。”英国人还总是把自己的习惯视为绝对的标准。与他们不同的就是野蛮。李子荣就这样嘲笑过他们的这种狭隘的岛国意识：“英国人擤鼻子的时候是有多大的力量用多大的力量，可是喝东西的时候不准出声；风俗吗，没有对不对的理由；你不照着人家那么办，便是野蛮。”凯萨林曾对马威说：“咱们都有错处。”这位没有种族偏见的英国女青年的看法也就是老舍的看法。都有错处，当然也就都有优点。英国文化有优点，作品中描写了许多方面；中国文化有很好的根基，作者也给予了肯定。在第4段第1节中他说：“中国人忘不了‘美’和‘中国’，能把这两样充分的发达一下，中国的将来还能产出个黄金时代。把科学的利用和美调和一下，把不忘祖国的思想用清明的政治发展出来，中国大有希望呀！”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老舍认为中英文化各有优点和缺点，但他决不是等量齐观地看待中英文化，而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到了中英文化各自所代表的历史阶段性。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当时的中英文化既有民族的差异性，也有时代的差异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封建时代发展起来的。用现代的眼光看，无论是其科技文化，还是其制度文化和伦理文化，都是很落后的。在老舍创作《二马》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新的文化正在逐步形成。但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当时中国的主体文化仍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两次科技革命已经完成，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在酝酿之中，以民主平等和激烈竞争为特征的现代伦理文化早已形成。因此与中国文化相比，英国文化代表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文化。所以老舍认为，就整体而论，英国文化要比中国文化先进。小说第3段第1节中描写过温都母女关于中英伦理文化的一次讨论，多少透露了作者关于这一问题思考的一些信息。当温都太太说中国人在经济上不大计较，比英国人宽宏时，玛力拿她从报纸上看来的理论反驳说：“伦理是随着经济状况变动的。”“咱们的祖先也是一家老少住在一块，大家花大家的钱，和中国人一样；现在经济制度改变了，人人挣自己的钱，吃自己的饭，咱们的道德观念也随着改了：人人拿独立为荣，谁的钱是谁的，不能有一点含忽（糊）的地方！中国人，他们又何尝比咱们宽宏呢！”玛力虽然是带着偏见的，但她所引述的这一理论却是作者所同意的，这从小说的整体倾向上可以看出来。从这一认识出发，作者主张中国的青年一代应当大胆地、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文化，学习英国文化，师夷之技以制夷，师夷之德以制夷。以朝气蓬勃的姿态投入到世界竞争中去，为中国打一场翻身仗。《二马》中的马威和李子荣，就是作者这一主张或愿望的形象化体现。
马威和李子荣的性格是有所不同的：马威更情感化一些，李子荣更理性化一些；马威更幼稚一些，李子荣更成熟一些。但两人的共同点是更本质的东西。如果说老马是中国老一代的代表，那么马威和李子荣则是中国新一代的代表。他们与老马不同。他们在性格的形成时期，适逢反帝爱国的“五四”政治运动和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这对他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他们一方面具有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够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吸收西方的新文化。爱国和学习西方文化在他们那里是一体之两面。为了国家的发展、强大，他们积极去学习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了解了这一点，也就把握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核心。他们对于国家的落后和来自异族人的歧视都有强烈的感受，并且都认为要想改变这一现实，只有通过国家实力的增强才有可能做到。马威与凯萨林谈话时曾表述过这种见解。他说：“普通的英国人全咧着嘴笑我们，因为我们的陆海军不成。我们打算抬起头来，非打一回不可！——这个不合人道，可是不如此我们便永久不用想在世界上站住脚！”李子荣也曾说过：“你要什么？政治！中国的政治最清明啊！你要什么？化学！中国的化学最好啊！除非我们能这么着，不用希望叫别人看得起。”因此他们把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进步和富强联系了起来。那么如何使祖国进步和富强呢？向西方学习是他们的答案。他们到英国，就是来学习的。两人都是学商业的，目的是帮助自己的同胞和外国商人竞争。他们凭着敏锐的目光和若谷的胸襟，时时处处看到英国人身上有可学之处。一进英国国门，马威就从伊牧师那里学到了AA制的聚餐方式。不久，他又看到了英国人的实干精神和守秩序：“现在他看出来了：英国的强盛，大半是因为英国人不呐喊，而是低着头死干。……英国人是最爱自由的，可是，奇怪，处处是有秩序的。”他参观了英国的植物园，看到英国人对许多国家的植物都有很认真的研究，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感想：“英国人厉害，同时，多么可佩服呢！”李子荣最佩服英国人能赚钱的本领，也欣赏他们不讲“面子”，“直说直办”的处世方式。他还认为英国人的公德意识值得效法。当马威说起玛力将他喝醉了的父亲搀回家时，他发了这样一番议论：“中国人见了别人有危险，是躲得越远越好，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外国人见了别人遇难，是拼命去救的……我们以为看见一个人在地上躺着，而不去管，满可以讲得下去；外国人不这么想。他们的道德是社会的，群众的。这一点，中国人应当学鬼子！”他们不仅能够看到西方人的许多可学之处，而且见贤思齐，立刻身体力行。马威一面读书，一面惨淡经营他的古玩店，希望它能够得到进一步扩大；李子荣则一面读书，一面到处打工，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他要努力成为一个有钱人，将来好“拿出多少万来，办图书馆，办好报纸，办博物院，办美术馆，办新戏院”，等等。他们都在通过实干去为民族的复兴尽力。两人聚餐时，也实行AA制。他们还学英国人每天锻炼身体和走路挺直腰板。这就难怪外国人弄不清李子荣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难怪老马要称李子荣为“黄脸的洋鬼子”，并且要赶快带马威回国，以免也在国外学坏了。老马的不满和担忧从侧面也说明了他们是博采西方文化之长的一代，是老舍笔下中国的希望。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老舍早在《二马》中就对现代中国人最为关注的中西文化问题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思考。他不仅揭示了中国落后和中国人受歧视的伦理文化根源，而且提出了从西方文化中拿来这一符合中国文化变革的历史要求的重要主张。他的思考方式是独特的。中英伦理文化的不同在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杂处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中国青年一代对于西方文化的切身感受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具体过程在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杂处中得到了生动的显现。《二马》的艺术视野是开阔的，文化内涵是深厚的，老舍的中西文化观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