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发育的新型驱动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驱动力论文,中国论文,城市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11）02-0335-13
1 引言
国外对城市群的研究始于1898年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他提出城镇群体（town cluster）的概念[1]。之后一百多年里“城市群”经历了诸多概念与范围识别的变化，先后产生一系列概念，如“conurbation”、“地方行政区域结合体”、“大都市带（Megalopolis）”、“Desakoa（之后发展成为超级都市区概念）”、“全球城市－区域”[2～5]。我国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周一星提出与戈氏megalopolis相对应的概念——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MIR（都市连绵区）[6]。由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发展存在地域性差异，城市群发育程度不同，国内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许多类似概念，如准都市连绵区、都会经济区、大都会区、城市密集地区等[7～10]，关于城市群的内涵，董黎明、姚士谋、顾朝林、倪鹏飞等给予了不同的界定[11～15]。方创琳把城市群定义为：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都市圈（区）或大中城市为基本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相对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同城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群体[2]。城市群已成为全新的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其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6]。
城市群发育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以及正在形成一批规模不同、发育程度不同的城市群，通过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与发育程度的研究，有学者对中国23个城市群的发育阶段性进行研究并将其归为5类[16]，研究体现出中国城市群发育状况。中国城市群发育现状特征：（1）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较低，目前尚无处在鼎盛阶段的城市群[16]；（2）城市群发育程度呈现自东向西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总量较高的城市群位于东部沿海[17]；（3）城市群发育差异大，且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最高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经济总量最低的酒嘉玉城市群的139.8倍，且多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还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18]；（4）城市群紧凑程度偏低，目前尚无高度紧凑的城市群，低度与不紧凑城市群占一半以上[17]；（5）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稳定性还相对较差[19]。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群的培育与发展在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和促进城市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研究城市群发育驱动力有助于把握城市发展方向，把握国家发展命脉。自1957年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以来，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一直是城市群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国外主要从空间作用理论、经济学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进行研究[20～22]，涉及城市群发育的相关动力因素，包括产业、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技术、交通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也对城市群发育的动力因素进行深入挖掘，共涉及20多个方面[23～28]。总体来看，对城市群发育的动力因素的研究逐渐由传统到新型、由单一到综合、由简单到复杂、由普遍到典型转变。
中国城市群发育的驱动力有哪些，哪些驱动力能够高效推动中国城市群发育，推动机制如何，这些构成本文的基本出发点和主体研究内容。立足中国国情与城市群发育现状特征，本文提出中国城市群发育的新型驱动力，意在探讨新时期适合中国城市群发育的动力机制。根据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研究成果，将研究范围定为23个不同规模、不同发育程度的城市群[17]：京津冀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哈大长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兰白西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江淮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南北钦防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所需数据主要来自2004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以及分省统计年鉴。
2 中国城市群发育的新型驱动力
中国城市群发育的传统动力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产业基础、技术、投资、区位条件等。中国城市群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而形成发育起来的，在传统驱动力因素作用于中国城市群发育的基础上，出现的五个新型驱动力将成为中国城市群发育的决定性作用力，即经济全球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交通快速化、新政策。
2.1 经济全球化：驱动中国城市群与国际接轨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由于全球生产、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形成，经济要素可以跨越国界、在全球自由布局和联系的过程[29]。城市群已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重要地域节点，经济全球化对其发育的推动主要体现在资本流动、对外贸易、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四个方面（图1）。
图1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城市群发育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Fig.1 Mechanism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 China's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2.1.1 基于全球供应链的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驱动作用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流动以及对外贸易均可对城市群发育起到促进作用。首先，资本基于全球供应链环境大规模流动，以世界资源为配置对象的跨国资本流动使大量外资涌入城市，表现为城市外商投资增加。如此有助于增加城市的资本存量、增强融资能力、改善资本结构、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并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使城市经济增长、等级提高，推动整个城市群形成发育（图1）。实际利用外资是衡量经济全球化带给国家资本利益的重要指标，200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990.90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33.65倍。据统计，2007年全国98.06％的实际利用外资集中在城市群范围内。其中，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00亿美元的城市群分别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城市群，总和占全国的52.50％，均是发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群（图2）。统计分析发现，我同城市群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与城市群发育程度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图3），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9（P＞0.01）。其次，对外贸易作为全球供应链中的商品、技术和劳务等交换活动环节，它使城市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在国际商品贸易中广泛联系，加速社会扩大再生产，并逐渐形成重要的对外贸易门户（图1）。进出口总额的不断增加是其外在表现。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二者均为我国重要的门户区域，也是政策、资源要素的汇集区，具有吸收外商投资开展国际贸易的综合优势，200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进出口贸易总额达7664.64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5.26倍，外贸依存度由65％提高到127％；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对外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亦高达18.1％。也由此看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城市群受到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驱动作用越大，发育程度越高。
图2 中国城市群实际利用外资比较分析示意图（2007年）
Fig.2 Comparison analysis of actual utilized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2007)
图3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与中国城市群发育程度关系示意图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actual utilized foreig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degree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2.1.2 基于全球产业链的产业转移与技术转移驱动作用分析 全球产业转移与技术转移是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不断深入的对外开放，中国城市群地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来自全球的资本和产业转移趋势做出反应，接纳了众多的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体的全球产业转移与技术转移[30]，逐渐形成以各城市群为单元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节点。产业转移使全球大型企业进驻及产业投资方向改变，技术转移使新技术力量增加、技术结构改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和技术投资方向调整，这些致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面向全球，最终实现城市群发育（图1）。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八成进驻，并以其为腹地，构建垂直分工体系，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有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开始面向全球，其正在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城市群具备参与世界分工交流所需的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群担当起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的重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越多的城市群，其竞争能力越强，发育程度越高。
2.2 新型工业化：驱动中国城市群成为制造业基地
2.2.1 新型工业化为中国城市群发育带来新活力 工业化是指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用机器大工业的成就对国民经济进行根本技术改造的历史过程[31]，工业化阶段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重要转型期，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城市逐渐由分散、孤立的形态走向在经济与空间层面的城市大联合。1949年中国提出“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中国一直经历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点的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在这个时期内，传统工业化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如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落后、技术水平低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我国发展需要。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在传统工业化推动城市发展的基础上为城市群的发育带来新活力。
2.2.2 新型工业化对中国城市群发育的驱动作用分析 2007年中国城市群工业总产值308301亿元，工业增加值为89461亿元，分别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79.09％和83.32％，其中工业总产值排名前五的城市群均为发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群（图4）。并由回归分析发现城市群人均工业总产值与其发育程度具有显著线性关系（图5），二者的相关系数达0.88（P＞0.01），由此表明工业化对城市群发育具有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中国正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的发展无不得益于这一新思路的提出。正是在新型工业化的驱动下，我国许多城市群提出了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的战略目标。在产业发展中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与产业的集群发展，注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新型工业化为企业带来科技与信息理念，并推动市场发展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城市群进一步发育（图6）。2007年全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1.9万亿元，比1995年上涨近11倍，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8％，新型工业化逐步在工业化基础上发挥作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是新型工业化发展较好的三大区域，其高技术产业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达80％以上①，相应的，新型工业化对这三个地区的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发育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
图4 中国城市群工业总产值比较分析示意图（2007年）
Fig.4 Comparison analysis of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2007)
图5 人均工业总产值与中国城市群发育程度关系示意图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actual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and development degree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图6 新型工业化对中国城市群发育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Fig.6 Mechanism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for China's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2.3 信息化：整合城市群信息资源并驱动其快速流动
2.3.1 信息化对中国城市群发育的驱动作用分析 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通过信息网络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信息技术的惊人进步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交易方式和生活方式[32]，并影响产业特征、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甚至是兴起中的中国城市群的演化特征。信息化以信息基础设施为载体、以通信技术水平为核心，渗透影响城市社会、经济、文化三方面，使社会往来密切、经济增长方式从增量模式转向效益模式、潜在的城市文化得到整合，由此使得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更趋合理、加快内部物质信息流动（图7）。基于此，作为能量资源高度集聚的大城市，其扩散效应通过信息网络成倍放大，在社会、经济、文化层面各种联系的机会大大增加，使发展中各种关系变得更复杂的同时，提高城市竞争力与增强城市联系，最终驱动城市群更进一步的发育成熟。如长三角地区2003年在全国率先启动信息高速公路的示范建设，启动“数字城市”工程，建设宽带多媒体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使信息在城市间充分、快速的流动起来，由信息化指标数据统计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信息化水平全国最高（图8）。
图7 信息化对城市群发育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Fig.7 Mechanism of informatization for China's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图8 中国城市群国际互联网与移动电话水平比较分析示意图（2007年）
Fig.8 Comparison analysis of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e level i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2.3.2 信息化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发育程度越高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和移动电话用户数是体现信息化水平的两个重要指标。2007年中国城市群的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和移动电话用户数分别达到1.51亿人和5.08亿户，分别占全国的83.08％和92.75％。据《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到2008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2.4亿人，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预计到2012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将突破6亿人，年均增速约为25％～30％。进一步分析发现，2007年我国80％以上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和90％以上的移动电话用户高度集中在城市群地区，其中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排序前五名的城市群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累计占全国的56.59％；移动电话用户数排序前五名的城市群为成渝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累计占全国64.24％以上（图8）。而上述城市群均为发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群。统计分析发现，每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数同城市群发育程度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6（P＞0.01）和0.90（P＞0.01），由此表明信息化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发育程度越高（图9）。
图9 信息化指标与中国城市群发育程度关系示意图
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zation indexes and development degree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2.4 交通快速化：驱动中国城市群高密度集聚
2.4.1 中国交通快速发展驱动城市群形成发育 交通作为城市群内部物质与信息交流的基础设施，是城市扩展与城市间相互联系的重要通道，交通快速化大大加快了城市扩展与城市间的联系，交通快速化首先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来体现，空间因交通节点增多、联系增强而逐渐高密度网络化，并带来空间摩擦系数降低、生产集聚与扩散效应。交通作为物质、人口和信息的流通载体，其发展实现城市群广泛、快捷的联系，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驱动形成高集聚高密度的城市群经济体，并推动城市群进一步发育（图10）。在1980～2009年的20年里，全国铁路里程从5.33万公里增加到8.60万km，年均增长1123km；公路里程从88.83万km增加到382.92万km，年均增长9.8万km；高速公路里程从1988年的0.01万km增加到2009年的6.50万km，年均增长2163km；民用航空航线里程从1980年的0.87万km增加到2008年的5.83万km，年均增长1653km（图11）。在交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八大铁路枢纽（即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兰州、成都、重庆），四大公路枢纽（即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八大航空枢纽（即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沈阳、武汉、广州、郑州），这三类交通枢纽城市均为所在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这些城市群体现较高的发育程度（图12）。
图10 交通快速化对中国城市群发育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Fig.10 Mechanism of rapid transportation for China's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图11 中国铁路、公路、民航年末里程图（1980～2009年）
Fig.11 Mileage of railway,highway and civil aviation every year end(1980—2009)
城市群名称
图12 中国城市群客货运总量比较分析示意图（2007年）
Fig.12 Comparison analysis of passenger and freight i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2007)
2.4.2 中国铁路大发展为城市群形成发育奠定基础 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为城市群的形成与发育奠定了坚实的交通联系基础。我国铁路正在迈入快速发展阶段，自1997年至2007年，我国铁路先后经历了六次大提速，目标达到全国范围内“朝发夕至”的快捷出行模式。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使总计212对城际间时速200km以上的动车组快速列车，密集穿梭往来于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济南—青岛、西安—宝鸡之间。第6次大提速标志着中国铁路既有线提速已经跻身世界先进铁路行列，也标志着中国部分城市群内部交通联系水平达到新高度。随之而来的便是建设高速铁路的热潮。2008年新的铁路网规划中，城际客运系统由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扩展到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关中城镇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等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33]，大大缩短了城市群间和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加强了城市群内城市间的联系，增强了城市群紧凑程度。据《中国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2012年时，我国将形成“四纵四横”的里程达到1.3万km的高速铁路网（图13）。由图13看出，未来中国的高速铁路网将全国23个城市群有机联系在一起，北京、天津、沈阳、郑州、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成都、兰州、济南、长沙等作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均成为高速铁路枢纽中心城市，交通的快速化必将促成城市群内部节点城市的紧密联系以及城市群间的联系，届时，将推动城市群的发育，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形成新的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
图13 中国高速铁路路线网（根据铁道部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Fig.13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map
2.5 新政策：中国城市群发育的助推器
2.5.1 新政策对中国城市群发育的驱动作用分析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他们具有一系列复杂的、对城市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方针和立法的指导路线[34]，并注重发挥政府的协作作用[22]，但几乎没有国家的城市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行政机构来管理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具体框架[34]，相反，中国城市群发育普遍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17,35]。近几年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城市群发育，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城市群发育新政策相继出台。首先，国家级战略的城市群政策是推动城市群发育的主动力，国家提出全国性城市群发展战略以及个体城市群发展方向，分阶段、分步骤的指导不同城市群发展，并将纳入国家战略的城市群作为发展重点。其次，所制定的地方政策具有增强区域服务功能、平衡地方发展权、减弱地方发展行政界线的约束力的作用，从而促进城市个体发展与城市间联系。在国家战略和地方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城市规划或区域规划，实现城市群结构与功能形成，最终推动城市群形成发育（图14）。
图14 新政策对中国城市群发育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Fig.14 Mechanism of new policies for China's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2.5.2 新政策有力推动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国家支持围绕我国城市群开展的实证分析为我国城市群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方向指导[36]。我国“十一五”规划指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形态，逐步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线为横轴，若干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城市群成为中国发展规划中的重要内容，目前22个城市群均有政策作用下的城市群相关规划项目，例如“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国家级，2010年）”、“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国家级，201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省级，2005年）”、“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省级，2007年）”等，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同时也是城市群发展新政策实施最多最早、力度最大城市群，新政策有效推动城市群科学、合理、快速发育，成为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助推器。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从2008年8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10年5月《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以及2005年的“交通规划纲要”等均有力推动着长江二三角洲城市群的发育。
3 结论
（1）新时期，中国城市群发育需要新型驱动力。中国城市群的发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演进的动力因素随着发展背景改变其作用力发生改变，具有阶段变化的特点。传统驱动力在城市群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延续其在城市群发育中的基础力量作用。目前，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与全球地域大联合的背景下，在科技、信息快速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交通快速化、新政策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群发育的新型驱动力。
（2）五个新型驱动力强有力的推动着中国城市群发育。经济全球化驱动中国城市群与国际接轨，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越多的城市群发育程度越高；新型工业化驱动中国城市群成为制造业基地，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发育程度越高；信息化整合城市群信息资源并驱动其快速流动，信息化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发育程度越高；交通快速化驱动中国城市群高密度集聚，为城市群形成发育奠定坚实基础；新政策是中国城市群发育的助推器，为城市群指明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向。
本文仅对中国城市群发育的驱动力做了定性的初步研究，定量分析有待深入开展。由于处在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存在阶段性差异，不同发育阶段驱动力作用程度不同，有待建立面板数据集，对驱动力进行动态变化的差异性分析；新型驱动力解释中国城市群发育的积极影响因素，应进一步研究中国城市群发育的消极因素，即中国城市群发育的制动力，是推动中国城市群发育的另一个关键。
收稿日期：2010-01-21；修订日期：2010-08-12
注释：
① 资料来源：新华网2008年4月6日电。
标签：新型工业化论文; 中国城市群论文;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论文;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