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文学漫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色列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到以色列文学，人们往往会不禁想起以色列，这片犹太民族故土，在两千年前孕育出的犹太民族文学：《圣经》文学。这一“世界上最幽邃神奇而富于魅力”①、公认是人类古代文学巅峰的文学不仅是犹太民族的骄傲，也是该民族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历来受到各国人民的珍视。然而，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遭遇，犹太民族的文学（通称希伯来文学）在随后的近两千年时间内再也没有能在其故土上得到发展。尽管人们现在有理由说希伯来文学从来就没有彻底沉寂和消亡，而是随着犹太民族的迁徙在各散居地顽强地延续着、发展着，但是失去孕育之地的文学如同失去大地的植物一样必然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希伯来文学在犹太民族被暴力赶出故土后渐渐走向衰颓、走向苍白。
所幸的是，希伯来文学的这一不幸进程终于在20世纪得到了彻底纠正。随着犹太民族复兴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返回自己的故土－－以色列，犹太民族的这一返乡运动使得最初在以色列孕育、形成的犹太文化中心经过长达近两千年的流散后又重新回到故乡。希伯来文学作为犹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活动中心也自然回归故土，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迅速发展、繁荣起来。当1948年5月14日现代以色列国宣布诞生时，希伯来文学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色列文学阶段。
以色列文学从广义上讲是犹太人的民族文学，是迄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的希伯来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它又是新兴国家现代以色列国的国家文学。和众多新兴国家的文学一样，以色列文学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之初首先服务于国家，一大批直接反映以色列犹太人生活和精神风貌的作品迅速问世。犹太人继《圣经》文学之后再一次以主权民族身份出现在作品中。正如文学评论家斯派斯亨德勒所说，以色列文学“是以现实的面目出现的－－它不再只是一个从犹太人被逐散居世界各地开始的移民诗人的以色列梦想中的某种理想化的东西，它也不是一块被以一个有着植根于北方的童年记忆的画家绘就的双重情感看待的土地。失魂落魄与孤独消失了……”②
活跃在建国最初10年的以色列作家主要是被称为“独立战争一代”的青年作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穆谢·沙米尔、大卫·沙哈、汉诺克·巴托夫、阿哈龙·梅格德、本杰明·塔穆兹、S·伊扎尔等。用自己的作品表现他们用战斗迎来的新国家、新生活是这一代作家的共同心愿，用文学向世人证实犹太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包括文学在内的犹太文化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体系，是他们所要实现的目标。
就创作主题而言，这一时期的以色列文学无疑属于继承传统时期。建国前一代文学家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反映犹太人的集体经历、表现犹太民族的集体价值观、描述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展示犹太民族的集体精神风貌成为作家的追求。无论是描写一人、一事、一物的诗歌或短篇故事，还是洋洋数万言的长篇，读者都可从中感受到这一点。作品中人物的经历、伦理道理、命运和精神风貌实际上都是犹太民族的集体经历、伦理道德、命运和精神风貌的缩影。个人与集体在文学中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从中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以色列文学表露的民族自豪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称文学“服务”于国家。
在创作方法上，这一时期的作家大多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犹太人为独立斗争和努力建设一个基于社会公正之上犹太人国家的事业拒斥了笼罩在西方文学界的幻灭感和焦虑感。现代派手法遭到了冷落。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描写生活不仅是作家的愿望，也是读者所希望的。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并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有沙米尔的《血肉之王》，巴托夫的《帐单与灵魂》，塔穆兹的《锁着的花园》等。诗歌方面有古瑞的《火之花》、《献出我们的身体》，吉尔伯的《晨曲》、科夫纳的《与南方分离》等。
从50年代末起，以色列文学开始出现重大变化的迹象。国家独立之梦的实现带来的现实并没有使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面对周边阿拉伯国家不断发出的政治威胁和军事骚扰，以色列人实际上居无宁日。许多满怀希望回到故土过新生活的移民发现很难溶入这个新生的犹太人社会。经济困难、宗教之争，再加上政治腐败加剧了人们的忧戚、烦恼、不满。此外，建国时期受抑制的自我主义开始冒头，信仰危机开始出现。幻灭、焦虑、迷惘潜移侵入透着对以色列再生热情的作家作品之中。
在这一形势下，新一代作家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反叛倾向，以色列的文学创作也在寻找新的题材和新的表现手法。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足试图回答“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文学命题，而是去探讨“做人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创作命题。于是，传统的犹太人的集体经历遭到了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价值的寻求。在作品中，犹太人的个性问题开始被看成是整个人类的“存在的惶惑”的表现，作品试图通过于主体自身内部而非其外的“内省”来揭示人类的共同命运。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手法自然是意识流、印象派、表现主义、荒诞派、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惯用的现代表现手法。
以色列文坛将这一时期出现的新一代作家称之为“新浪潮一代”。他们出现于后意识形态的环境中，大多是在以色列土生土长，在以色列国建立后成长起来并登上文坛的。他们不仅在生活态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上都以新一代自居，而且决心不再走前人的老路，有意要创一条新路，并用自己的笔在以色列文坛上掀起一股新的浪潮。他们已不像前辈那样以拥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为满足，而是要走向世界。这样的一种观念必然使其在创作上更持久地与世界潮流，特别是与西方潮流相呼应。
“新浪潮一代”人数众多，手法各异。平哈斯·沙迪属于最早一批掀起“新浪潮”的作家。他在名为《寓言式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只追求个体价值的人物。在创作方法上采用的是带有狂喜入迷色彩的表现主义手法。在沙迪之后，艾莫斯·奥兹和尤拉姆·卡尼尤克也在创作运用表现主义技法，赋予作品以一种极其浓重的主观色彩。大卫·沙哈和亚阿可夫·沙伯泰则是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大师。特别是沙伯泰，在他的长篇《往事绵绵》和《完美的过去》中意识流手法得到了完美的运用。意识流手法加上他那多视角的叙事方法使他日后的小说成为颇受评论界和读者好评的作品。阿哈隆·阿佩费尔德则主要采用印象主义和存在主义手法。从《烟火》到《卡特瑞娜》，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非英雄式人物。为了能够生存，无论让他们干什么都成。伊茨哈克·奥巴斯则是位荒诞派和超现实主义的大师。他的成名作《丽姗达之死》完全可以和欧洲现代派作品媲美。著名诗人耶胡达·阿米海和T·卡尔米则在诗歌领域大开现代派之风。他们的“多元”隐喻及梦幻的碎片赋予了诗的游戏品性和超验性。在这些作家身上，人们似乎可以直接感受到以色列文学摆脱传统、希望走向世界的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文学在这一时期确实也走向了世界。1966年当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以色列著名作家撒母耳·阿格农时，以色列文学顿时受到全世界的注目。作为犹太人的民族文学，以色列文学继《圣经》文学之后又一次成为人们关心和谈论的焦点。在这以后，以色列文学再也不仅仅作为一个小国文学存在，而是不断受到世人的关注。
70年代后期，以色列文坛再次经历变化，开始步入“文学多元化”时期。这一变化的到来与以色列当时政治和社会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连。因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以色列政治危机极大地损坏了执政的工党联盟对政权的控制和以色列对自己命运的信念，并在1977年导致连续执政30年之久的工党在选举中败北，利库德集团执掌政府大权。以色列政治生活的这一变化标志着长期以来来自西方社会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占社会主导地位局面的结束和来自东方社会的塞法迪犹太人在以色列社会发挥作用时代的开始。而对于以色列文学而言，这一变化则预示由阿什肯纳兹文学独霸文坛局面被打破，文学多元化阶段的到来。
多元化阶段的第一个标志自然是塞法迪文学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作家阿尔伯特·斯维萨既是先锋也是造成一定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集《阿库德》着重揭示了一个生活在以色列的塞法迪犹太人不正常的心理感受，从而以文学为手段向人们提出了以色列长期存在的“塞法迪人问题”。这部有意识涉及塞法迪人问题的作品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塞法迪文学的发展。另一位推动塞法迪文学发展的是1994年8月率领访问中国的以色列作家代表团的著名作家A.B.耶胡什亚。在《马利先生》一书中，耶胡什亚凭借自己对塞法迪文化的深入了解，通过对马利先生一家五代人生活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一百多年来塞法迪犹太人的生活情景和精神状态。新近在塞法迪文学取得成绩的是萨米·米彻尔，他于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维克多利亚》塑造了一位塞法迪妇女形象。主人公在艰难生活中表现出的精神力量吸引着广大读者，使该书荣登畅销书金榜。
多元化阶段的第二个标志是女性文学的崛起。长期以来，依照犹太教的教义、传统和习俗，犹太女子地位完全不同于男子。在这一传统影响下，女性也就自然与文学创作无缘，在数千年历史上很少有女性作家在历史上涌现。然而在80年代的以色列，妇女的地位已得到了极大提高，国家的都市化为女性独立人格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活动。加上女性文学的视角在后意识形态时期为以色列读者所欢迎，女性文学的初潮终于在以色列文坛涌起。
70年代末开始的多元化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以色列文学中个体化倾向进一步加剧。很少有作家再把自己看成是民族的化身或代表，也不再以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自居，而是更多地从“自我”出发，从“主体”出发，进行创作。对他们来说，永恒的价值和经历已不再有意义，只有“此时此地的我”才值得一书。这种趋势无疑促使以色列文学进一步走出意识形态和民族的圈子，转而更加关注如何表达犹太人作为个人、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通人所面对的问题和所要实现的目标。
注释：
①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第1页。
②伊兹拉·斯派斯亨德勒：《希伯来语现代诗歌概观》，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