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论对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体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全球范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这种全球性不均衡 的最明显的体现之一，便是所谓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注：所谓核心国家，基本上是指工业革命以后，较早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经 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并且进行国际扩张的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核心国 家的具体所指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说，美国和西欧国家较长期地处在核心地位。所谓边缘 国家，一般是指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较弱，处在劣势地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附于核心 国家，接受核心国家的扩张的国家。核心和边缘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处于一种等级分层的相互 作 用的体系之中。(Ankie Hoogvelt Globalisation & the postcolonial world Macmillan P ress Ltd.(Eng.)1997，P.38.)边缘国家主要指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和非洲国家。 半边缘国家是指在世界经济动荡时期从以前的核心地位上衰退下来的国家（典型的如葡萄牙） 和抓住机会向上流动的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亚洲“四小龙”）。）的城市化性质的巨大差别。虽然发展 中国家各自的具体情况差异甚大，但都表现出经济停滞条件下的高度城市化、城市体系的不 平衡、劳动密集型部门和城市非正式经济部门的过度就业等等。而这些现象都可以概括为发 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的问题，许多研究只是从发展中国家自身来探讨。与此不同 ，世界体系论则从一种全球的宽广范围来认识，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主要是70年代中期由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创立的，其基本观点如下：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为了市场销售而进行生产，其目标是实现最大利润。从16 世纪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自然地”形成了职业的等级层次——由此而产生不同的劳 动报酬。不仅一国内部的劳动交换成了不平等的，并且随后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也维持 着一种不同工资水平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由于强国对弱国的政治干涉而得到了持续不断的 加强。这样，资本主义不仅涉及到了剩余价值的占有，而且也涉及到了“核心”地区对整个 经济的占有。于是，核心—边缘的等级层次划分和核心对边缘的剥削便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再 生产的必要前提。
但是，核心对边缘的剥削以及核心与边缘的等级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一开始，世界 经济便分成了三个层次：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世界体系的“动态”性质则是允许各国向上 或向下流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一种周期性功能，由于工资水平不平衡和各国工资水 平相对固定的事实存在，使这种各国上下流动的周期性成为可能。因而，世界体系在实质上 是不均衡的。
核心国家的资本家在边缘地区寻求产品市场以及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这些目的是 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的：市场、军事力量以及微妙的政治机制——诸如核心资本家与边缘内 部的某些上层分子的政治联盟之类。这种关系造成了边缘地区的“不发达”，而核心地区却 是受益的。世界体系论认为边缘国家承受着各种不利条件，而这些不利条件都是它们同核心 国家的关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二
在这样的理论构架之中，世界体系论对全球的城市化过程进行了考察。
虽然过去曾有过许多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来探讨城市化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受到世界体 系论影响的社会科学家却加强了根据世界体系范畴所进行的比较城市化研究。
世界体系论认为，世界各地城市化的规模与空间分布极不均衡，正好体现了世界体系内部 不均衡的基本特征。
从50年代开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存在着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现象。过度城 市化有几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的比重增长过快，明显超过 城市工业化的程度所需要的数量；二是就业不充分，城市人口中存在着大量过剩的劳动人口 ，已就业的劳动人口中，过多地集中在商业服务行业之中；三是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就业人 口，在一个城市以至一个国家都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非正式经济成分，未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 ；四是国家内部城市体系不均衡，特大城市过度膨胀，中小城市萎缩，首位城市规模庞大。
1900年，全世界大约有1/8的人口生活在城市。20世纪末全球有30亿人口（人类的一半）居住 在 城市，其中2/3是在“第三世界”的城市。因此，世界城市人口爆炸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第三 世界中的边缘国家的现象。（注：Michael Haralambos(edited)Sociology,New Directions.Causeway Press Ltd.(Eng.).1985.P.230.）
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虽然比较低，但其城市人口总量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却远远高 于核心国家。欧洲从1850～1880年，城市化的水平由15%增加到了22%。而在欠发达地区，从 1950～1985年，城市化的水平由17%增长到了32%。（注：United Nations(1984),`Urbanization,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 structur e',Population Division.Paper Contributed to Conference,The Urban Explosion:Chaos or Mastery,Geneva(November).）而且，即使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维持一 个稳定的比例，其过高的自然增长率也会使一些关键城市的人口急剧增长。自然增长加上农 村地区向城市的移民以及城市外围地区的并入，引起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大城市人口在20世纪 50 ～80年代的30多年间翻了一番甚至两番。例如，墨西哥城1940年的人口是180万，1970年增 至906万，2000年估计达到了1635万。与之相对照的是，纽约在其人口增长最快的1850～187 5年，也只是增加了120万。（注：Chase-Dunn(1985),`The System of world cities,A.D.800-1975',In M.Timberlake(ed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Economy,Orlando:Academic Press.P180～181.）
世界体系论根据全球核心—边缘分工的观点来解释上述第三世界国家的过度城市化问题。 其理论假定是：形成全球核心—边缘分工的各种机制加剧了总体上的过度城市化，因为这些 机制既限制了工业化的传播，又鼓励了城市人口增长。例如，外国投资常常集中在出口的享 受性消费品的生产上，不能刺激有活力的、能自立的产业发展。而有限的工业又使人产生了 城市就业充分的错觉，刺激了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涌入。
从人口本身来说，边缘国家由于外资的渗透而加剧了人口迅速增长，也间接地加强了过度 城市化。在依附发展的环境下，一系列的因素限制了控制生育的效果。首先是外资渗入导致 了妇女地位降低。例如妇女工作的传统产业被新产业替代，而妇女又难以在新产业中实现就 业。妇女的经济、政治地位降低和对家长制社会关系的依附导致了妇女对自己生育的控制能 力降低。其次，经济增长的成果常常高度集中于少数上层集团之手，贫穷的绝对水平依然很 高。贫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婴儿死亡率对降低人口出生率是极为不利的。
综合起来看，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通过一系列直接间接的机制， 构 成了过度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或者说，过度城市化是世界体系过程和结构的一种外部体现而 不是这一体系本身的一个或几个方面。
三
过度城市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其就业模式。实际上，边缘国家的城市就业模式反映了全球 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更为本质性的关系。关于边缘国家的城市就业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其中 的第三产业的就业情况，因为边缘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比率比核心国家的任何时期都要高。
在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城市，第三产业的工作简直是应有尽有，这里有最好的职业，如医生 、高级工程人员、公司经理等等。但更大部分是职业等级的另一端——如街头小贩、室内清 洁工、捡破烂者等等。这些工作中，一般都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许多是属于城市的“非正 式”成分，总是企图逃避政府的监管和纳税）。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通常都是在这样的工作 中实现最初的“就业”，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是他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职业。
世界经济的重构转移了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大部分，而在第三世界的城市则产生了一 种初始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边缘国家，集中于城市的产业后备军增长太迅速，城市充满了 过量的劳动人口，这即是前面提到的“过度城市化”的主要表现。但当这些劳动者处于资本 主义经济结构的“缝隙”中以图生存时，他们的就业就成为“非正式”的了。而且，在第三 世界的城市里，工人和无业者们住房条件恶劣甚至没有住房，主要是因为没有收入或收入微 薄，无力满足“标准”住房的消费，有些人只好非法地解决住房，建立棚户区，成了所谓的 “非法占地者”(squatter)。
非正式成分中的就业即是指从事那些不受保护的、没有正式登记和政府监管的工作，这是 所有国家的劳动市场的特征之一。但最受关注的仍然是第三世界城市中的这支不受保护的劳 动大军——他们从事各式各样的“非正式的”工作。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边缘国家的城市中，这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并非必然地是无效的或“ 错误的”就业。首先，这一类就业虽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却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扩 张 到边缘地区之后才出现的。其次，这些工作职位也并不是完全可有可无的。在第三世界城市 ，处于“边际”地位的这一类工人，甚至包括捡垃圾者，都是同现代生产体系密不可分的， 在体系中扮演着“极廉价的必要劳动”的角色。事实上，由于这种廉价劳动的介入，有可能 使地方精英与多国公司的联盟获得更大的利益。
非正式经济成分中的劳动者还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他们为正式经济中 的低工资工人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各种服务，使这部分工人的家庭生计得到“补贴”。正式部 分的低工资就业者中有一部分是在核心国家投资的外向型企业工作，这就变成了降低外资企 业的生产成本，使边缘国家的剩余价值流向核心国家的一种途径。
因此，核心和边缘的国际分工及再造这种分工的现代机制——特别是现代贸易和投资的构 成方式——与欠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正式经济”发展的偏离是有关系的。从全球观点来看， 第三产业和非正式成分的广泛膨胀，如果当作世界体系过程的结果，则可能恰好是“正常” 的，是世界体系过程的一个必然性的结局。
有人采取有限的定量研究方式，通过测验衡量核心国家投资对非核心国家劳动力结构的影 响来验证世界体系过程与非核心国家劳动力结构的相关关系。他们发现，高比例的外国直接 投资与边缘国家第三产业劳动力急剧增长有密切关系。这种投资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率方 面扩大了劳动力结构的“不均衡性”，也即是说，接受外国投资多的边缘国家大大提高了服 务业在劳动力结构中的比率。并且，如果比较一下这些国家的城市人口规模和工业化的水平 ，还会发现外资对过度都市化有正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对黑非洲国家的样本测量中更能说明 这些推论。（注：Smith,Michael P.& Feagin,Joe R.(ed.)The Capitalist CityGlobal restructuring & community politics Basil Blackwell Ltd.,Oxford,UK(1987),P.46.）
四
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问题还体现为所谓首位城市(urban primacy)问题。
所谓首位城市即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最大的城市。首位城市的概念所包含的一种思想是 ，在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地域内，存在着一个“城市体系”，其特征是在一种健康、成熟 的经济背景之下的统一的人口分布。一个健全的城市体系的人口分布不一定是“正态”的， 但有可能是一个“对数正态”的分布。
因而，首位概念的含义所指乃是区域（通常是国家）经济整合及均衡增长的缺乏。这样一种 观点来自人文生态学和城市地理学的主流理论，一些地理学家和人文生态的社会学家持这种 观点。他们认为城市人口的对数正态分布来自于一种特殊的规律或比率效应：如果各个城市 的规模是随机分布的（即正态分布的结果），这一比率效应将会导致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高 于小城镇。随着时间的积累，城市规模的分布就会形成一种对数正态的分布形式（即首位城 市 的规模可能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其他大城市，而中小城镇则更趋于小型化，整个城市体系体现 为一种等级排列的分布形式）。
在40年代，“主要城市”(primate city)仅仅是指一个体系中最大的城市。70年代以后， 主要城市已经转变成为在体系中大大超过了等级排列的预期规模的最大城市。1985年，美国 社会学家P.B.瓦尔特斯以对数正态分布为基础，设计了一套指标来测量城市的相对首位性。 （注：Walters,Pamela B.(1985)`Systems of cities & urban primacy:Problems of definit ion and measurement'.In M.Timberlake(ed.),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Orla n do:Academic Press.）
在许多欠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高度首位性的城市规模分布形态。例如，1975年菲律宾的 马尼拉是第二大城市宿务的12倍；危地马拉的首都危地马拉市是第二大城市克萨尔特南戈的 16倍。此外，泰国、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及非洲的许多国家的城市体系都呈现出这样的 首位性的分布特征。到1995年，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什么变化，首位城市的特征甚至还有所加 强，在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国家中更为明显。（注：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1994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Y.1995.P74～1 66.）
首位城市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某种“寄生性”的特征。曾有城市发展的规划专家建议采取 措施，降低首位城市的人口比重和首位层次，以便促进一种健全的城市和经济体系的形成。 这样的分析将首位城市同不发达的原因的研究联系起来了。
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立场来看，极端的依附性在边缘国家的持续存在很可能导致首 位城市与其腹地地区难以得到整体性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种政治上独立而经济上依附的 殖民地，使第三世界国家的首位城市成了新殖民主义在殖民地设立的前哨站或“吸附泵”， 边缘国家的资源由此被剥夺并“向上”流入发达核心国家的城市。于是，国际经济和政治的 依附关系便将边缘国家的城市纳入到了国际性的城市等级体系中。
边缘国家单独一个大城市增长成为首位城市，并成为核心国家进行剥夺的“吸附泵”，主 要是通过“出口依附”的过程来实现的。第一，一个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只需要一个主要的出 口口岸，将本地的生产与外部市场联系起来；第二，现代运输手段（特别是铁路）将出口货物 从腹地向主要的中心城市汇集，在腹地只需要较小的人口聚集中心即可，不能起到发展较大 的 中心城市的作用；第三，地方的工业和贸易常常受到这种依附关系的破坏，削弱了边缘国家 城市的不稳定的产业基础；第四，外向经济成分中的外国投资常常支持主要城市的基础设施 建设，更加强了其优势地位。（注：Smith,Carol A.(1985)`Class relation & urbanization in Guatemala:Toward an alt ernative theory of urban primacy'.Ankie Hoogvelt Globalisation & the postcolonia l world Macmillan Press Ltd.(Eng.).1997.）
那么，边缘国家的依附工业化是否可以缓和这种外国投资的首位诱导呢？既然多国公司的生 产是面向核心国家的外向型生产，那么它不可能在全国形成反向的联系，以便通过其他城市 的增长来降低城市体系的首位性。而且，不论出口初级产品还是制成品，都会有可能集中于 有限的几种产品。因为一方面，生产的集中应当看作是外资对边缘国家渗透的直接体现；另 一方面，产品的集中还应当同出口产品的运输设施及生产场地的地理集中联系起来。这样看 来，生产的集中本身作为依附的一种结果，似乎会加强持续的首位性。此外，外资投入由于 吸引农村和其他小城镇的移民进入首位城市，也同样会加强其首位性。
也有人提出，世界经济体系对边缘国家的城市体系的作用要与所在国的地方特征结合起来 。这些特征包括世界经济渗透之前边缘国家城市体系的分布情况，外向依附型经济与面向国 内 市场的经济的关系；核心—边缘国家双方的政治和政策特点等。（注：Smith,Michael P.& Feagin,Joe R.(ed.)The Capitalist CityGlobal restructuring & community politics Basil Blackwell Ltd.,Oxford,UK(1987),P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