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原因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距论文,区域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急剧扩大，围绕这一问题，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其原因提出了种种看法。本文试图系统地分析这种差距扩大的原因，以期为控制并进而缩小这种差距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区域间经济发展客观性要素的差异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要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是主观努力的结果，另一些则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前者如科学技术水平、劳动者素质等等，在这些要素的获得上，区域间的机会是平等的，这方面的差别，可以看作是区域间努力程度不同的结果。后者如地理位置及由此决定的交通便捷程度，信息丰缺程度，矿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和开采条件等，则是作为一种既定历史产物继承下来的，非因区域间的主观努力不同而变化，这些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是十分重要的。我国三大地区间在这一类客观性发展要素的拥有量上是有重大差别的。
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扩大交流的角度看，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远非中西部地区可以比拟。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正是凭借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引进外资中独领风骚。统计资料表明，1992年末，在我国的外资企业户数和金额中，东部地区分别占总数的78.4%和79.7%，中部地区占17%和16%，西部地区仅占4.6%和4.3%。在东部地区中，外资企业又集中分布在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和山东五省市，这五省市的外资企业户数占全国总户数的61.6%，外资金额占全国总金额的68.2%；在这五省市中，又以广东省成绩最为显著，外资企业户数和金额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1.2%和43.2%。同年，在我国引进外资的前11个省市区中，仅有第10名是西部地区之四川省，其余均为东部地区。有人估算，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主要是由于对外开放的差别造成的。
从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交通、信息要素看，我国三大地区中，以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差。东部地区拥有陆海空三大运输体系，并且我国市场容量主要在东部地区，因此在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交通运输的制约作用就较小，运输成本相应较低，产品竞争能力强。中部地区在这方面比东部地区略逊一筹，无有海运之便。西部地区最差，其地域辽阔，运输体系建设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产品要销往东部地区或出口，都要付出较高的运输成本，并且往往处于进不去，出不来的窘境，例如在兰新复线、宝中铁路建成之前，西北地区五省区之间及同其他地区之间的货物交流中，有1/3因交通制约而无法货畅其流，及时到位。
从旅游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要素来看，我国三大地区间各有特色和优势，但由于境外游客又多自东部口岸入境，国内游客又主要集中在东部，因此旅游成本自东向西依次提高，竞争力则相应自东向西依次递减，从而使得旅游业在东部地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大于西部地区。
但是，从矿产资源这一要素的分布看，我国中西部地区较之东部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从国家有关部门的勘探结果看，中西部地区在矿产种类、质量和数量上都远非东部地区可以企及，因而丰富的矿产资源本来可以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
综合这些客观发展要素的分布看，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优于西部地区，自东到西呈递减态势，东部地区由此可以获得丰厚的、为中西部地区所不具有的超额收入，我将其称之为宏观级差地租①。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构成宏观级差地租实体的这些地区超额收入分配上，国家缺乏统一公正的分配原则与标准。当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被打破之后，东部地区所产生的这些超额收入基本上被留在了地区内部，成为提高收入和增加积累的源泉，而与此同时，国家对矿产资源仍然沿用和保留过去的无偿开采政策，中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所产生的超额收入被中央政府拿走，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并没有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多大的好处。这就令东部地区锦上添花，而中西部地区则雪上加霜。这是80年代以来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国家宏观区域经济政策的差异
8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了非均衡发展目标的宏观区域经济政策。为了让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和富裕起来，国家给予了东部地区全方位的、为中西部地区所不具有的优惠政策。它们包括：
(1)对外开放政策。整个80年代，国家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部地区，为此，国家在广东，福建和海南三省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另外还在东部地区设立了13个保税区。在3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绝大部分在东部地区。1984年，国家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进而又辐射到珠江，长江和黄河三个三角洲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从引进外资，到进出口配额、外汇留成等各个方面，东部地区都享有大量优惠政策。1988年，出口创汇的留成比例，经济特区为100%，广东、福建为30%，少数民族为50%，其他地区仅为20%。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内陆省区，其进出口也需要经过东部一些沿海省市的“二传手”。这些优惠政策极大地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进而带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2)金融信贷政策。这一时期内，在东部地区高收益率的刺激和诱导下，中西部地区的大量资金纷纷流向东部地区，出现了资金在区域间的逆向流动，从深圳等五大经济特区的建设资金到目前上海浦东开发中的建设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内地中西部地区。更重要的是，国家在深圳、上海设立了两家证券交易所，再次吸引了内地大批资金流入。
(3)价格体系政策。长期以来，在中西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同东部地区的加工产品交换中，比价关系极不合理，前者价格太低，后者价格太高。根据计算，地处西部地区的甘肃省每年因低价调出11种主要矿产品和高价调入加工业产品，损失就达六、七十亿元。而地处中部地区的安徽省近十年中仅粮食平价调出即损失17亿元，粮食机会成本损失10亿元。
(4)投资政策。80年代以来，在国家建设资金的分配上，严重向东部地区倾斜。据统计，1979～1991年，东部地区12个省市所得到的国家基建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9.17%，而中西部地区的18个省区仅占42.75%。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国家的投资主体地位下降，地方预算外投资和外商投资比重上升，如果再加上中西部地区资金向东部地区的逆向流动，东部地区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供应，中西部地区则陷入一种既缺乏资金，又留不住资金的二难因境。
(5)改革政策。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几大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前沿地带，其改革的市场化进程要比中西部地区快得多。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东部区等开放地区计划调节特别是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市场调节比重大大提高，而中西部地区则仍然在按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这就导致东部地区的经济活力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在价格体制的改革上，东部地区产品放开由市场定价的进度大大快于中西部地区，80年代中期，海南产品的85%，广东的70%，经济特区的97%定价权即已放开，而内地产品价格放开的仅有50%，在税制改革上，东部地区因为有大量的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这些企业不同程度地享有减税、免税优惠，所以从整体看，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税负水平高于东部地区。据统计，1988年和1989年税负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沿海省份有广东、山东、福建和江苏，而西部地区除四川、陕西、新疆和西藏外，其他省区的税负水平均高于全国的平均税负水平，特别是财政包干的改革，更加有利于东部地区而不利于中西部地区。
三、经济结构的差异
这里所讲的经济结构差异，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所有制结构差异，二是指产业结构差异。
从所有制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改革力度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集体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等经济成份得到了空前发展，在整个所有制结构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而中西部内陆省区由于受“左”的思想及国家改革政策差异的影响，形成了东部与中西部所有制结构上的重大差异。目前，在全国工业产值中，非国有经济占10%以上，在山东，则占到50～70%，广东省的非国有经济成份已超过2/3，形成了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而在西部省区中，非国有工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5%，目前，甘肃省在个体和私营经济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人口的2.3%，在全国居第24位。
从产业结构看，在东部地区中，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二三产业都比较发达，其中工业又以加工业为主，农业所占比重一般较低。特别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胶东半岛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而在中西部地区，许多省区基本上仍是农业省区，中西部地区现有的工业结构也不尽合理，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为主，过分强调发挥本地区的资源优势，缺乏市场导向观念，致使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在甘肃省这样一个农业省份中，十多年来粮食连年丰收，但财政却陷入危机，全省80多个县中，竟有60多个县的财政出现赤字，连教师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不能保证发放。
四、工农城乡关系的差异
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差距有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的工农城乡关系不顺。在现代社会中，城市是科技等人类文明成果的生产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它聚集了大批人才，通过各种类型的创新活动和辐射作用，会带动整个区域、特别是周围广大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我国，城市对农村的这种辐射和推动作用受到了二元社会结构的阻碍。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乡两种户口的划分，二者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很少有真正合理的分工协作和经济交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这种二元社会结构首先受到了冲击，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受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工商业和科技活动的辐射和带动，工农城乡之间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城市工商业和科技成果开始向农村扩散，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所急需的生产要素随之流向农村，城市与乡村之间开始形成一种新型的分工协作关系，其结果就是乡镇企业的出现，城乡经济已经融为一体。在一些乡镇企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农民的收入和居住水平已经超过了城市居民，出现了城市人口向乡镇企业流动的新动向。
中西部地区则不然。建国以来，虽然经过国家的重点投资，中西部地区建立了一批现代化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主要是国防企业和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它们的形成基本上是嵌入式的，不是当地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人为形成的。作为国防企业，其产品性质决定了它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从原材料的供应、劳动力的招募到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都由国家决定，当地农村仅能向它们提供一些诸如蔬菜、副食品等生活资料，而很难在生产中实行分工协作，因而这些企业是一种孤岛式经济，无法对周围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辐射带动作用，难以发挥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作为能源和原材料企业，它们所开采的自然资源虽然在中西部地区，但却属于国家所有，开采权在国家手中，而且这些产品的销售也由国家统一调拨，很少就地加工，因此，这类企业同样与当地经济不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中西部地区的这种工农城乡关系，使得城市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造升级无法起到扩散和带动作用，大量技术人才在城市中无所事事，而广大的农村却因缺乏这种人才致使乡镇企业发展不起来。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评估，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和甘肃等省均为我国的科技大省，科技实力名列前茅，但是这种科技实力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不从根本上理顺这种工农城乡关系，就无法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五、人口素质的差别
在各种经济发展要素中，人无疑是最重要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素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导致其发展差距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人口素质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思想观念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上自领导、下到一般群众的思想解放程度非中西部地区可以比拟。在80年代，尽管国家在总体上仍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东部地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了市场化的进程，他们已经较早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换脑筋”，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则不然，人们的观念受到各种禁锢要比内地和沿海多得多，正是这种陈旧保守的思想观念，极大地制约着西北地区人们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一味抱怨中央政策不公，坐等靠要，而很少从自身去找原因。本文前面提到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观念差别造成的。
其次，劳动力结构的差别。在东部地区，劳动力结构呈现“枣核型”结构，这种结构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对各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能够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若干省区，劳动力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一方面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并不缺乏，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存在，中间层次的熟练技术人员却特别缺乏，致使高层次的科技人才研究的科技成果缺乏有力的实施者，高级人才干一般工作的情况比比皆是。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在6岁以上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全国为0.62%，东南沿海地区江苏为0.61%，浙江为0.49%，福建为0.6%，广东为0.54%，上海为3.51%，除了上海市属特殊情况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另外四省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西北地区，陕西为0.9%，甘肃为0.52%，青海为0.72%，宁夏为0.71%，新疆为0.76%，其中除甘肃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另外四省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6岁以上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看，全国为20.61%，东南五省区中，浙江、福建两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21.26%和20.99%，上海、江苏和广东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3.11%、20.27%和15%，在西北五省区中，除过新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为22.8%，甘肃为36.73%，青海为38.55%，宁夏为31.36%。目前，我国每年平均至少有100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他们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在中西部地区这种畸形的劳动力结构下，高级人才的比重超过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容纳能力，因而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西部地区缺乏市场经济型的管理人才和带头人。近年来，山东和陕北、江苏和关中、浙江和宁夏、北京和新疆等东西部省市区之间开展了人才交流，其意义将不可估量，它势必会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管理人才，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最后，劳动力管理制度的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用人观念大不一样，东部地区较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胆启用一批有作为的开拓型人才，用人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并且流动性强。这种人才管理制度可以充分甚至超水平地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人们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施展自己才能的岗位。中西部地区则相反，种种旧的人事管理制度仍然在顽强地存在和发挥作用，论资排辈，重“德”轻才，求全责备，用行政手段卡人等计划经济型的人才管理制度还广泛存在。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
六、市场经济发育水平的差异
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自然经济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这方面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目前，东部的一些省份已基本上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样，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就相当高，加上本地区人口多，市场容量大，又开拓了一部分国际市场和中西部市场。这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中西部地区在这方面也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由于思想认识落后，长期抱着计划经济体制不放，加上自然经济比重较大，人口密度小，市场容量有限，因此80年代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很慢，市场发育程度低，产品竞争能力差。这就不能不限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本文的分析在于说明，造成8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只有首先真正弄清这些原因，然后才能采取相应对策。至于如何能遏制和缩小这种差距，限于篇幅，本文暂不涉及，拟另撰文探讨。
注释：
①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请参阅拙文《试论宏观差地租》，《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