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党组织政治权威的原因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组织论文,原因论文,政治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准低下，权力行使失范，致使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导致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功能弱化。对这些问题的发现必须解剖其原因，对症施治，才能使我们的党组织树立起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从而带领人民早日实现四化。
一、人们价值追求的“唯物”导向影响了党组织的政治权威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人们的价值追求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由对精神的追求转向对发展经济、争取物质利益的追求，即产生了人们在价值取舍上的“唯物”倾向。人们这种价值倾向的产生，主要发生在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它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文化根源和思想根源。
社会根源——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上的发展经济的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取向是在相当长时期内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本身既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把社会成员导向这个方向。但是，在我国社会资源不发达尤其是物质财富长期不充足的情况下，人们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才能迅速扩大资源、增加自己的物质财富，已成为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而又一时无法得到解决的难题。于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党员干部在利益面前便开始不择手段，铤而走险。
文化根源——外来西方物质文化的冲击。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国门的洞开，固步自封、傲视一切的闭关守旧文化、“精神胜利”文化与西方“金钱”文化发生了剧烈撞击，使人们在面对现实、反省过去的同时，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产生了难以言状的价值对比。于是，一些党员干部抱着自认为是“醒悟”的心态，开始盲目地不顾一切地去追求西方的“物质文明”。
思想根源——舆论宣传上的“物质”刺激。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过程稍作回顾，便不难看清这一事实。改革开放之初，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然后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间就是金钱”的大胆实践，再后就是对“万元户”、“亿元村”的表彰鼓励，也有对西方式豪华物质生活的渲染介绍，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商品广告也在全方位的推波助澜。这些对“解放思想”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必须看到，身处这种氛围之中的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党员干部无疑太容易放弃接受“思想革命化”的精神熏陶，而转向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和途径来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于是，一些党员干部就拜倒在“金钱拜物教”之下，不愿再做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以上分析说明，对人们在价值追求上的“唯物”导向，我们要辩证把握。这种导向对党组织政治权威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就积极的一面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广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取得了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巨大成就。使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到了党的伟大和正确，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得到了广泛接受和认同。但不可忽视的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的方针，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落实得并不好，因此，在选择“唯物”导向时，人们产生的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也对党组织的政治权威构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首先，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导致了政治权威关系失衡和权力行使失范，使党组织的政治权威被严重弱化。政治权威从本质上讲，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有效分配的一种力量。人们之所以要服从权力、威望，进而服从政治权威，就是因为要从政治权威那里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社会价值。改革开放前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权威之所以很大，就是因为人们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与党组织政治权威的强化是同步进行的。而改革开放后，由于人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唯物”倾向，使得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显然不可能从党组织那里得到满足。党组织不能满足的“追求”，人们便千方百计寻找可以得到满足的来源。这样，可提供资源和利益满足的组织或团体，也就拥有了分配社会价值的政治权威。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是其他组织或团体权威的增加和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受损，从而导致了党组织政治权威的相对弱化。同时，在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团体或个人的利益关系中，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或团体通过各种手段主要是经济的手段来控制、影响权力的运行，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行为。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也开始利用自己能控制一部分资源的权力，去换取自己不能控制而又想获得的资源和利益。这就使得权力运作失范，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官倒”、“金倒”等权力腐败现象如瘟疫一般地蔓延开来，极大地损害了共产党人的形象和党组织的政治权威。
其次，价值取向上的片面“唯物”追求，影响了权力行使主体的政治道德水平，进而使党组织难以树立政治权威。政治道德问题，是人们对待政治生活及其行为准则和规范的价值判断问题，它通过一定的舆论途径对社会政治生活起约束作用。当前，权力行使主体政治道德水平的低下是与受价值取向上的片面“唯物”追求的影响分不开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权力行使主体钻政治道德体系制约的空子。由于我国健康的政治道德体系曾受到“文革”极左思潮的冲击，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的完整有效的政治道德体系又还远未形成，更谈不上被接受。于是，权力行使主体片面追求“物质”满足，便有了政治道德严格约束机制不健全的空子可钻，这样，权力行使主体失去道德制约的结果，就是政治道德水平越发低下。二是失去了继承发扬良好政治道德的制度保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忽视政治道德的教育培养，良好的政治道德不可能得到继承发扬。政治道德虽然有其存在的独立领域和特殊领域，但在忽视教育制度保证的情况下，必定要受到社会上其他道德因素的影响，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导致政治道德水平低下，权力腐败的思想道德原因。因此，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如果只注意追求一手，而不注意抓精神文明建设，不抓政治道德的培育，最终就会影响物质文明建设，葬送党抓经济建设的成果，损害党组织的政治权威。
二、社会分配机制的市场化导向对党组织政治权威的影响
社会价值的分配，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在机制，而不同的分配机制必然会影响政治权威及其结构。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分配机制是以行政性分配为主要特征的。那时，社会上的所有产品，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党和国家的。人们所需的一切东西，包括吃、穿、用、住，甚至学习工作等等，都只能在集中性的行政分配机制中得到实现。这种分配机制使得越是上级，手中掌握的社会产品越多，其分配权威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各级党政组织尤其是对上级党政组织产生的依赖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转向了分散性的市场化分配，“看不见的手”在起着重要作用。一些新的经济成份应运而生，个体户、专业户、乡镇企业、“三资”企业遍及生产、流通、社会服务、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从各个层面程度不同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这样，人们原来对党政各级组织的依赖，有很大一部分被转移到了新的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那里。于是，人们越来越看重新产生的组织所拥有的对各类产品以及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的分配权威。
社会分配机制市场化导向选择的本身，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这一导向在政治上的反映，有利于发扬民主，调动下级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符合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但问题是，现在人们对各级党政组织的依赖越来越小，自然，人们对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的重视程度也就下降了。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必然受到挑战。因此，我们绝不可低估社会分配机制市场化导向的负面影响对党组织政治权威带来的严重损害。
首先，从纵向看，“政治权威倒授”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组织的总体调控协调能力。改革开放前，我国党政组织的权威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的主从关系。但由于实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分散性市场分配机制的改革取向，使得原来的权威关系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威倒授”现象。表现之一，是省一级政治权威有所扩大，如省人大有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法律的地方立法权威；不少省、市对中央采取的财政包干办法，由此对自留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威也大量增加了。表现之二，是一批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的划定，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对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的管理中，有更大的自主性，在社会价值分配中有更大的自主权威。表现之三，是乡镇企业和小集体性质的企业大批涌现和迅速发展，使原来处于党政组织结构最低层的乡、镇，相对于上级党政组织，有了更大的自立性。这些现象导致的结果是，一级党组织尽管有它的党员（和上级）的信任和授权，但这并不能保证它们对全局工作的领导权威。因为它们要受制于众多利益团体，满足下级的不同愿望和各种要求。由此可见，下级组织权威的不适当增加，显然要导致上级党组织政治权威的相对减少，从而使得总体调控协调能量下降。这种能量下降到一定限度的后果，必然是社会的失控和混乱。
其次，从横向看，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难以正常发挥。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础。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最终都必须通过基层党组织而得到发挥。但是，在社会分配机制市场化导向的作用下，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从基层党组织看，一是相当一部分党员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流动不居，党组织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十分困难，党员自身先锋模范作用十分有限。二是党组织自身运转吃力，相当一部分在职党务干部不热心甚至不愿意从事党务工作，组织活动很难开展更难坚持，自身问题难以解决，缺乏战斗力和凝聚力。从基层政权组织看，一是上层权力关系结构的调整正在探索中，没有形成一种定型的模式，因而基层的政治权力关系结构，也就难以找到发展变化的依据，且基层政权组织又缺乏自身完善和巩固的条件。二是在政治权力结构分散化取向的调整过程中，基层政权组织因其他权力行使主体的产生，失去了原有的资源基础，而新的合理的资源基础形成条件又难以具备。这些说明，基层政权组织有效运转遇到了较大困难的结果，使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作用的正常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坚强的支撑和依托。综合上述分析，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在社会分配机制市场化导向的负面影响下，基层政权组织有效的管理调控功能正在丧失，基层党组织无法找到正常发挥政治领导核心作用的有力依托，人们对党组织的归属感正在消减，影响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导致了其政治权威的严重削弱。
三、新生社会势力的利益本位导向对党组织政治权威的影响
中国当前的新生社会势力，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既不等于阶级，也不同于社会组织，它有自己生存的条件和特征。从条件看，它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及其自我满足机制，有独特的且为社会所需的功能及其稳定的结构形式。从特征看，它具有投机性、排他性和封闭性。根据这种分析来判断，中国的新生社会势力当以个体劳动者、地方势力、外商势力这三者最为典型。个体劳动者：从私人利益出发，采取自主生产、自主经营、多劳多得的利益自我满足机制，实现调动个人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社会劳动产品的功能。这一部分人以工商个体户、专业户、私人企业主、农民这样的结构形式存在着。地方势力：本着特殊的地方利益，采取利用地方日益扩大的财政权、决策权、管理权，使社会产品的分配向着本地区倾斜的利益自我满足机制，实现调动地方积极性，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增加对中央贡献的社会功能。从而形成了不可代替的地方集体性企业、地方性利益团体的结构形式。外商势力：为了私人利益和其他域外集团利益，采取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或其他资源性、政策性优惠牟利的自我满足机制，实现增加社会产品，提供中国急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的功能。其结构形式是“三资”企业和跨国公司。
目前，这些新的社会势力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地位，并且已形成了稳定的结构形式和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社会既然容忍这些社会势力的存在，社会政治系统就必然要将社会资源、社会价值的一定的分配权力转移给它们，这种“转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所左右的。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总是导致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改革经济构成成份，调动劳动者个人、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引进外资和技术，这是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正如列宁看到自己憧憬的“国家托拉斯”把经济拖到崩溃边缘，就改弦易辙，实行新经济政策一样，必须分散计划权力，给地方、企业和个人以广泛自主权，并敢于给资本主义交学费。但是，一些新生社会势力为了自己片面的本位利益，必然要加紧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争夺。事实证明，本位利益导致的片面民主意识越浓厚，争夺资源的不规则竞争行为就越突出，从而用经济利益影响政治权威的意图就越大，由此带来的消极后果也越严重。
首先，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权威丧失了继承和发扬的良好环境。由于新生社会势力围绕片面的本位利益需要而进行的不规则竞争所产生的投机性、排他性和封闭性，决定了这些势力圈内的成员和组织机构也必然具备这些特性，否则新生社会势力就难以具备生存的基础。根据这种分析，便不难看出为什么在个体户、专业户、私人企业、“三资”企业、跨国公司和一些集体性企业、地方性利益团体中难以建立党组织，即使建立了也形同虚设的原因。因为党的纲领、宗旨、任务与片面的本位利益是不相融的。因此，这些新生社会势力中的党组织要么不能发挥作用，要么其功能也只好被新生社会势力的片面本位利益机制所逐步同化，成为狭隘小团体利益的守护者。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继承发扬失去良好的客观环境，党组织政治权威的树立遇到较大困难。
其次，党的政策受到不规则竞争的严重伤害。竞争，必然有胜负之分。公平竞争，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搞市场经济，在以利益本位为导向的激烈竞争中，优胜劣汰本是竞争的应有之义，实属正常。殊不知，制造了不规则竞争并深受其害的失败者，是绝不甘心在胜利者面前认输的，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总结自身生产经营的经验教训，而是责怪党的政策，骂共产党的娘，甚至找当地党政机关闹事。而有的竞争得利者，则是庆幸自己有“拉关系”、“以钱换权”的门道和本事。于是，就有一部分党员及党的干部成了“以钱换权”、“以权谋私”的特殊“使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钻竞争不规则的空子，钻政策的空子，以获取片面本位利益。显然，新生社会势力为了片面本位利益而进行不规则竞争的结果，使党的政策受到了无情地伤害，进而损害了党组织的政治权威。
总而言之，党组织政治权威受到损害、号召力不够这一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的，导致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全党上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各级党组织应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前提下，积极开拓思路，抓紧探索研究树立党组织政治权威的对策，以保证我国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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