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词及其语义——兼谈汉语中的“我”和“自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义论文,索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一、什么是索引词
关于索引词，目前尚未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一般认为，索引词是其语义解释依赖于语境的一系列语词，如“我”、“你”、“这里”和“现在”等。在日常生活中，很明显，当你用“我”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你，而我用“我”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我。因此，一个包含索引词的句子由不同的说话人来表达通常能有不同的意义。可以说，索引词的存在体现了自然语言的经济性。
索引词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它与专名和限定描述语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索引词与专名的区别在于前者除了单纯的指称之外还有一个明确的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比如，“我”的语言意义是“当前话语中的说话人”；索引词与限定描述语亦有不同，考虑下面的两个句子：
(1)a.I am speaking.
我在讲话。
b.The current speaker is speaking.
当下的说话人在讲话。
不难看出，任何时候说出(1a)和(1b)，这两个句子均为真，但差别在于前者是偶然真，后者是必然真，也就是说后者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为真，而前者不然。基于此，一般认为索引词是有外延而无内涵的。鉴于上述差别，研究者们认为有必要对索引词给出一个专门的语义理论对其进行解释。
二、Kaplan(1989)的二维语义
一般认为，Kaplan[15]给出的二维语义是对含索引词句子的经典解释。对于Kaplan来说，一个句子有两种意义：一为其语义内容(semantic content)，即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数；二为其语言意义，也称为特征(character)，是一个由语境到语义内容的函数。Kaplan认为，判断一个句子的真值需要两个步骤：首先是基于特征和语境来确定其语义内容，其次是由语义内容和可能世界确定句子的真值。在Kaplan看来，二维语义可以正确地解释含索引词的句子。
Kaplan对索引词的看法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两点：一、索引词是有固定指称(rigid designator)的，其指称方式为直接指称(directly referential)；二、“怪兽(monster)”是不存在的。第一点是说一个索引词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且其指称对象a并不基于a符合某些描述性的条件，而是基于a是a。在二维语义的框架下，也就是说，索引词的语义内容就是其指称对象，它的指称是由其特征和语境来确定的，且一旦定下来便不会在语义内容和可能世界的层面上发生改变。第二点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用以确定索引词指称的语境不受任何算子(如态度动词，模态算子等)的影响，因为在Kaplan看来，这些算子只是作用于语义内容的层面。这一主张Kaplan称之为“杜绝怪兽(Prohibition against Monsters)”，这里的“怪兽”指的就是能够改变用以确定索引词指称的语境的算子，可见，Kaplan是否定这种算子存在的。
下面以(1a)为例来说明二维语义是如何解释含索引词的句子的。根据Kaplan对索引词的解释，“I(我)”在模型中的任何一个可能世界(w∈W)上的指称均为当前语境(c∈C)中的说话人(∈D)：
(2)[I]：C→(W→D)；[I](c)(w)=c中的说话人而谓词“are speaking(在讲话)”则是在任何一个语境下指称相同的语义内容(内涵)：
(3)[are speaking]：C→(W→
(D))；[am speaking](c)(w)=W中在讲话的个体的集合由(2)和(3)，我们便能得到(1a)的特征如下：
(4)[I am speaking]：C→(W→｛0，1｝)；
[I am speaking](c)(ω)=1，如果[I](c)(ω)∈[am speaking](c)(ω)；
[I am speaking](c)(ω)=0，如果[I](c)(ω)
[am speaking](c)(ω)。
假设(1a)是张三在语境c中说出的。根据(4)，(1a)所表达的命题在张三存在且张三在讲话的可能世界中为真，在张三存在且张三不在讲话的可能世界中为假，在不存在张三的可能世界中无定义。因此，(1a)表达的是个偶然命题。(1b)表达的则是个重言式，因为(1b)所表达的命题在任何一个有说话人存在且其中的说话人在讲话的可能世界上为真，在任何一个没有说话人存在的可能世界上无定义。可见，Kaplan的二元语义能够区分索引词、专名和限定描述语。
三、文献中对Kaplan理论的反驳
尽管Kaplan的理论刻画了人们对索引词的直观认识，文献中有以下四类反例对其提出了挑战：(a)“only”辖域中受宽松约束的“I”；(b)第一人称涉己信念报告(first-person de se belief report)；(c)转换索引词(shifted indexicals)；(d)延指现象(the phenomenon of deferred reference)。基本上，Kaplan之后关于索引词的理论都是围绕着这些反例而展开的。以下我们依次对这四类反例进行阐释。
对于(a)，Partee[24]给出下面的一个例子：
(5)I'm the only one around here who will admit that I could be wrong.
这里只有我承认我错了。
Partee指出(5)有两种理解：宽松解(sloppy reading)和严格解(strict reading)。根据前者，(5)的意思是“我是唯一一个认错的”，而根据后者，(5)的意思是“我是唯一一个承认当下的说话人犯错的”。很明显，由Kaplan对索引词的解释我们只能得到后一种理解，因为其中的两个“I”都是直接指称说话人的，但对于前一种理解，由于其中的第二个“I”的指称并非说话人，而是遍及了论域中的所有人，这种宽松解是不能由Kaplan的理论得到的，尽管这种理解更为合理。基于此，与Kaplan直接指称的观点相悖，Heim[9]宣称第一人称代词跟第三人称代词一样能被解释为约束变元。之后，Heim[9]，[12]，Heim & Krazter[10]，Krazter[16]，[17]，von Stechow[29]及Rullmann[25]，[26]均致力于对代词的指示性用法及回指性的用法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
要弄清楚反例(b)所导致的问题，我们需由下面的情景出发：Kaplan看到电视里一个人的裤子着火了，但这个人却没注意到。过了一会，Kaplan意识到他其实是在通过摄像系统看自己，是他自己的裤子着火了。于是他回忆道：
(6)I thought I was at a safe distance from the fire.
我以为我离火有一定距离。
其实，他当时所想的是“I am at a safe distance from the fire(我离火有一定距离)”，由于这一想法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的，(6)即为一个涉己(de se)信念报告。与之不同，下面的一个信念报告就不是涉己的了，而是涉实(de re)的：
(7)I thought that I was remarkably calm.
我以为我很镇静。
因为他当时所想的其实是“That guy is remarkably calm(那个人很镇静)”，而“that guy(那个人)”碰巧是Kaplan自己。可见，涉己和涉实两种信念报告其实是不同的，但根据Kaplan对索引词“我”的解释，显然我们无法对(6)和(7)做出区分。为了区分这两者，文献中一般是采用Chierchia[5]关于信念报告的细粒度语义。Chierchia认为，涉己信念报告表达的是信念主体跟属性之间的关系，即信念主体将某种属性进行自我归属。对于(6)而言，就是Kaplan相信其自身具有“being at a safe distance from the fire(离火有一定距离)”这一属性，因而其逻辑形式为：
(8)believe(i，λx(x is at a safe distance from the fire))
但涉实信念报告表达的是信念主体跟命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信念主体相信某个命题为真，因此，(7)的逻辑形式为：
(9)(λx(believe(x，x is remarkably calm)))(i)
可见，根据Chierchia的分析，尽管涉实信念报告(7)中的两个“I”均直接指称信念主体，涉己信念报告(6)中的第二个“I”被λ抽象为一个约束变元。基于此，Heim认为这一反例进一步支持了她将第一人称代词同第三人称代词做统一解释的做法。
转换索引词是指当嵌入态度报告(attitude report)中时有另一种不同解释的索引词。Schlenker[27]给出阿姆哈拉语(Amharic)中的例子如下：
可见，(10)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指的不是当下实际的说话人，而是指John(约翰)。除此之外，研究者们也找到了其他语言中转换索引词存在的例子，从而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文献中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大致有两种方案：一是将转换索引词处理为约束变元，如von Stechow[29]，[30]，Heim[11]，[12]及Ball[4]；二是将问题归结到Kaplan对“怪兽”的否定上，如Schlenker[27]，Anand & Nevins[1]及Anand[3]。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坚持Kaplan对于索引词的第一个论断——索引词是直接指称的。先看von Stechow的解释。他其实是将Chierchia-Heim的解释理论进一步推广到了阿姆哈拉语。在von Stechow看来，(10)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是：
(11)believe(John，λx(x is a hero))
类似于涉己信念报告(6)。但与(6)不同的是，由于(10)中的主句主语与从句主语在人称上是不一致的，von Stechow对阿姆哈拉语引入了一条特征消去规则(feature deletion rule)以保证由(10)到(11)的形式化。很明显，与Chierchia-Heim的做法一致，von Stechow是将阿姆哈拉语中的转换索引词“我”处理为约束变元，因此也就否定了索引词直接指称的论断。相反，Schlenker等人并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转换索引词的现象并非说明了索引词不是直接指称的，而是说明了Kaplan对于“怪兽”不存在的论断是错误的。具体来说，Schlenker[27]认为态度动词是语境量词(context quantifier)，它们能将当下的语境c转换到所报告的言语行为或者信念所处的那个语境c’。然后，位于态度动词辖域内的索引词可以相对于c或者c’进行解释。因此，(10)中的“我”之所以被解释为“John”而非当下实际的说话人是因为“我”的指称是相对于c’，而不是c来确定的。可见，Schlenker的观点是：存在算子能够使得判断索引词指称的语境发生改变，即“怪兽”存在；但是，索引词还是直接指称的。尽管Anand & Nevins[1]和Anand[3]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他们认为态度动词是模态算子(modal operator)，而非语境量词，因为他们以扎扎其语(Zazaki)为例说明该语言中的转换索引词满足“共同转换”(Shifted Together，见(12))和“无阻断约束者”(No Intervening Binder，见(13))这两条性质：
(13)无阻断约束者：*[…态度动词δ[…转换索引词态度动词…[…未转换索引词…]]]
其中，前者是说在态度动词的辖域内如果有一个索引词被转换，那么其它所有索引词也应被转换；后者是说一旦语境被改变，那么态度动词的辖域内不可能出现其它的语词使得语境再回到从前。然而，Schlenker[28]指出Schlenker[27]中提到的阿姆哈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并不满足“共同转换”这一性质，且其中的第二人称代词也不满足“无阻断约束”这一性质，此外，俄语中的现在时也同样不满足上述两个性质。目前，关于命题态度词是语境量词还是模态算子的讨论仍在进行。
索引词的延指现象最早是由Nunberg[21]提出的，这一现象似乎显然能对索引词直接指称的论断构成反例。例如：
(14)Condemned prisoner:I am traditionally allowed to order whatever I like for my last meal.
死刑犯：我在传统上是允许点我喜欢的任何东西作为我的最后一餐的。
如Nunberg所述，(14)中的第一个索引词“I”很自然地被解释为描述语“the condemned prisoner(死刑犯)”，因为如果“I”在这里指的是说这句话的那个特定的犯人的话，句中就不能用“traditionally(在传统上)”了。此外，这里对“I”的解释也不是从它的语言意义中来的。因此，Nunberg认为延指现象要求我们对Kaplan的理论进行修正。总的来说，Nunberg不赞成从语义上区分索引词、指示词和回指代词，他认为我们只能区分代词的指示性用法(deictic use)或回指性用法(anaphoric use)，且只有前者有延指功能，后者没有。为了解释延指现象，Nunberg为指示性用法的代词建构了一个三分语义(three part semantics)。简单来说，Nunberg认为指示性代词的解释由三部分构成：指示性部分(deictic component)，即从话语到话语所处语境中的成分(又称标志(index))的函数；类别部分(classificatory component)，即解释所要满足的要求，如单复数，性别，是否有生命等等；关系部分(relational component)，即标志与解释之间应满足的关系。对于指示性用法的“我”而言，Nunberg认为它的标志为说话人，其类别部分限制它的解释应为一个个体或者适用于有生命个体的一个属性，其关系部分要求对它的解释要能由说话人来例示。根据这一语义，将(14)中的“I”解释为“死刑犯”显然是没问题的。可以看出，Nunberg其实是对Kaplan二维语义中的特征做了进一步细化从而使得索引词的描述性解释得以实现。之后，Elbourne[8]接受了Nunberg的三分语义，并进一步在情景语义学的框架中刻画了这一思想。
可见，Kaplan[15]对索引词做出的两个论断——索引词直接指称其所指对象及“怪兽”不存在——均遭到了反驳，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些反驳是否有效，并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及方向。
四、对上述反驳的回应及进一步的问题
根据第三节中对反驳Kaplan理论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避免反例(a-c)，Chierchia-Heim是将反例中的索引词处理为约束变元，而Schlenker-Anand是暂时将反例(a-b)放在一边，把反例(c)归结为Kaplan信念报告语义的问题。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否定了索引词直接指称其所指对象，而后者不然。因此，索引词究竟是不是直接指称的这一问题是研究的关键。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考察反例(d)，因为似乎这类例子明显是对索引词直接指称论断的否定。然而，通过下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类例子并不足以否定上述论断。如Nunberg在文中所述，延指现象仅在索引词和模态算子或者量化算子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发生。比如，如果我们将(14)中的“traditionally”去掉，那么句中的“I”显然指的是当下的说话人，而不是“死刑犯”这样的描述语。再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15)Uttered on the Tuesday before Thanksgiving：Tomorrow is always the busiest day to travel.
感恩节前的那个星期二说：明天总是旅行最热的日子。
(16)Said by the current Speaker of the U.S.House:If more Republicans had won the last election,I might have been conservative.
当下的美国国会发言人说：如果更多共和党人赢得最后一次选举，我可能会是保守派的。
直观上，(15)和(16)中的索引词“tomorrow(明天)”和“I”应当被理解为“the day before Thanksgiving(感恩节的前一天)”和“the speaker of the House(国会发言人)”。然而，一旦去除(15)中的量化副词“always(总是)”和(16)中的反事实蕴含算子，句中的索引词还是应当得到正常的解释。那么，为什么这些算子的出现会使得索引词可能得到不同的解释呢？Nunberg认为，这些算子的出现允许我们在非现实的语境下解释索引词，因此，索引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被解释为某个属性，而不是个体。然而，Nunberg的例子确实能如他所说的那样否定索引词直接指称的论断吗？Hunter[14]并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对于这一现象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即索引词的确直接指称其所指对象，但它们跟算子的相互作用使得整个句子的逻辑形式发生了改变，从而为整个句子的意义增添了新内容。比如，对于(15)而言，它的逻辑形式原本为(17)：
对于含反事实蕴含算子的(16)，Hunter对它的解释在方法上与(15)类似，只是Hunter认为其逻辑形式的重新建构并非是由类型的冲突引起的，而是由话语语境中的冲突造成的。根据反事实条件句的语义，我们需要由现实世界转向使得反事实假设成立且与现实最相似的可能世界，并根据反事实条件句的后件在这些可能世界上的真值来确定整个句子的真值。对于(16)而言，如果我们对其后件中的“我”做Kaplan式的解释，即指当下的国会发言人，那么在使得“更多共和党人赢得最后一次选举”成立且与现实世界最相似的可能世界上，“当下的国会发言人可能为保守派”这一命题显然为假，因为国会的竞选结果对于当下的国会发言人的政治倾向是无影响的，他应当仍为自由派。要使得整个句子成为恰当的就需要重新建构其逻辑形式：
前者为原本的逻辑形式，后者为重新建构的逻辑形式。根据反事实条件句的语义，对于(21)而言，只要在考虑其后件真值的可能世界中存在一个可能世界使得所有与a有共同属性c的个体在其中都是保守党，整个句子即为真。同样，c由语境来确定，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描述语“国会发言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在可能世界上考虑某个属于共和党进而坚持保守主义的国会发言人，而不用执着于当下的这个属于民族党进而坚持自由主义的国会发言人。由此可见，Hunter的方案能够在保持索引词直接指称方式的同时对上述句子的恰当性做出解释。
此外，Hunter还用下面的例子进一步论证她的方案的合理性：
(22)Yesterday was always the busiest shopping day of the year.
昨天总是一年中购物最热的日子。
假设(22)是在圣诞节前夜说的。这句话显然是恰当的，其大致意思是说“圣诞节前夜的前一天总是一年中购物最热的日子”。那么这个意义是如何得到的呢？根据Nunberg的解释，由于量化副词“always(总是)”的出现，句中的索引词“yesterday(昨天)”延指“the day before Christmas Eve(圣诞节前夜的前一天)”这一描述语，而不是指当前话语发生的前一天，进而我们就得到了对(22)所期望的解释。但是，Hunter指出这种解释方案的问题在于：既然(22)中的索引词“yesterday”等同于描述语“the day before Christmas Eve”，句中的系动词为什么是“was”，而不是“is”呢？Nunberg的理论显然不能说明这一点。注意，“yesterday”与“was”并不是句法上的固定搭配，比如，“yesterday is always the last day of your past(昨天总是你的过去里的最后一天)”。然而，根据Hunter的解释方案，这一点能够被很好地解释：与之前谈到的(15)类似，由于类型冲突，“yesterday”与量化副词“always”相互作用使得(22)的逻辑形式发生改变，进而为整个句子的意义增添了新内容。可是，在重新建构的逻辑形式中“yesterday”的值仍然保持，即指说出当前话语的前一天，因此，句中的系动词是“was”，而不是“is”。
除此之外，Hunter指出她的方案的优越性还体现在对下面的一类句子的处理上：
(23)Tomorrow is the day my sister arrives and,unfortunately,always the busiest day to travel.
明天是我姐姐到达的日子，并且很不幸总是旅行最热的日子。
(24)I am liberal，but might have been conservative if the last election had gone differently.
我是自由派，但可能会是保守派，如果最后一次竞选发生了变化。
不难看出，(23)和(24)的共同点是句子的两个合取支共享一个主语。假如我们采纳Nunberg的索引词语义，显然只能保证其中的一个合取支为真。比如，对于(23)，如果我们把“tomorrow”解释为当前话语的后一天，虽然第一个合取支为真，但无法对第二个合取支的恰当性做出解释；然而，如果我们把“tomorrow”做描述语的解释，即解释为“感恩节的前一天”，虽然第二个合取支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但第一个合取支为假。同理，Nunberg的语义对于分析(24)也不适用。然而，Hunter的理论就能很好地处理这两个句子，因为她可以在保持对索引词做Kaplan式解释的同时通过之前在分析(15)和(16)时所采用的索引词与算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句中的第二个合取支的恰当性。可见，相比Nunberg的延指解释，Hunter直接指称的解释更占优势。
然而，正如Nunberg所述，索引词与量化副词的同时出现并不能保证整个句子总是有满意解释的。比如，下面的两个例子就不如(14)那样易被接受
(25)??Said by the Pope:I am usually Italian.
教皇说：我通常是意大利人。
(26)??Said by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I am usually of the same party as the President.
国会发言人说：我通常跟总统是同一个政党的。
因此，弄清楚究竟在什么情况下索引词与模态及量化算子的同时出现才是恰当的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下面我们依次考察反例(a-c)。之前第三节中提到的对(5)的宽松解及Chierchia给出的涉己信念报告语义似乎说明了索引词“我”能够被用作约束变元，鉴于此，Heim否定“我”与第三人称代词在用法上有实质性的差别。然而，Maier[20]指出，这两类例子与索引词是直接指称的论断其实是不矛盾的。
先看Maier对宽松约束“我”的分析。Maier的基本思路是先将(5)这样含“only”的句子先转化为省略句，然后采用Dalrymple，et al.[7]提出的高阶合一法(high-order unification，简称HOU)对其进行分析以消解“我”在句法上的模糊性。为了简便起见，下面以(27)为例对Maier的方案加以说明。
(27)Only I did my homework.
只有我做了我的作业。
很明显，(27)跟(5)一样有宽松解和严格解。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保证将其中的“I”和“my”作为直接指称语词的同时得到以上两种解释。Maier首先将(27)转化为下面的逻辑形式：
下面看涉己信念报告中的“我”。Maier指出，Heim之所以将这里的“我”处理为约束变元其实依赖于Chierchia对涉己和涉实在语义上的区分。鉴于此，Maier在文中采用了Cresswell & von Stechow[6]给出的熟识关系语义，从而使得涉己信念报告中的“我”仍能保持Kaplan式的解释。根据这一新的语义，信念报告“I believe that I am P(我相信我有属性P)”的逻辑形式如下：
可见，HOU和熟识关系语义能够处理反例(a)和(b)。虽然Maier在文中提到这一方案有过度概化问题(overgeneration)，即将其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换作专名时上述分析仍然成立，但是Maier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语用的手段很好地解决，这里我们就不详细阐述了。
最后考察反例(c)。在第三节我们已经看到转换索引词的存在说明Kaplan的理论是有问题的，但这一现象并不一定说明索引词不是直接指称的语词，问题也有可能出在Kaplan的信念报告语义上。相比而言，我们认为von Stechow专门为某种存在此现象的语言引入一条特征消去规则而后将其中的转换索引词解释为约束变元的做法是特设性的，Schlenker-Anand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后者能够解释为什么扎扎其语中的转换索引词满足“共同转换”和“无阻断约束者”这两条性质，但前者不能。原因是von Stechow的解决方案其实是以肯定Chierchia-Heim所宣称的代词在用法上有含混性这一论断为基础的，因此，根据Chierchia-Heim的论断，对于下面扎扎其语中的句子(31)，嵌入到态度报告中的两个“我”有可能分别被解读为指示性的“我”和作为约束变元的“我”。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中的一个为未被转换的索引词，另一个为转换索引词。
(31)张三说我打了我的表弟。
但是，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扎扎其语中的(31)只有两种解读：一是张三说他打了他的表弟，二是张三说说话人打了说话人的表弟。鉴于此，我们认为Schlenker-Anand所提出的某些语言中的态度动词能够引起语境改变的解释是合理的，进而我们赞成Schlenker-Anand的做法，即否定Kaplan的第二个论断——“怪兽”是不存在的，但坚持Kaplan的第一个论断——索引词是直接指称的。
综上所述，反例(a-d)均不足以否定索引词直接指称的论断。因此，我们仍坚持索引词是直接指称的。由此出发，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i)对Kaplan的信念报告语义做出修正：考察态度动词是语境量词还是模态算子，或是找到另一个更为合适的语义对Schlenker和Anand给出的关于转换索引词的例子做统一的解释；(ii)探究索引词与算子(模态算子或量化副词等)的相互作用：考察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如何相互作用才能使得整个句子得到合理的解释。
五、汉语中的“我”和“自己”
基于上面对索引词理论的探讨，本节我们想考察一下汉语中的索引词。汉语中的“我”显然同英语中的“I”一样应被看作是索引词。两者在用法上也是类似的：第三节提到的四类反例中，(a)，(b)和(d)这三类反例都同样适用于汉语中的“我”，反例(c)对其不适用。鉴于第四节对索引词是否是直接指称的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断定汉语中的“我”是直接指称的语词。
然而，汉语中除了“我”可以指当前话语中的说话人，“自己”也同样可以。比如：
(32)自己不好好复习，结果是这样的。
(32)中“自己”的指称对象显然可以是说话人。由此可见，汉语中的“自己”跟英语中的“himself/herself”在用法上是不同的。但是，“自己”是否跟“我”一样可以被称作索引词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自己”在句中的很多出现并不是指示性的。考察下面的两个句子：
(36)中的“自己”的先行词可以是“李四”，因此是长距离约束的。但它不一定被解释为涉己的，因为李四可以对张三来看他这个事件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句中之所以可以用“自己”是由于说话人移情(empathy)于李四，然后站在李四的角度来表达整个句子。因此，(ii)是有问题的。对于(iii)，(36)的恰当性显然说明了(iii)是不正确的：(36)中没有出现模态算子，但其中的“自己”不是指说话人，而是指李四。此外，当“自己”的先行词不在句中时，它既可以指说话人，还可以指听话人或第三方个体。比如，(32)中的“自己”就是如此。最后，根据第三节中对转换索引词的介绍，我们知道转换索引词是指像阿姆哈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那样当嵌入到态度报告中时才得到另外一种解释的索引词。然而，(36)中的“自己”并没有嵌入到态度报告中，但仍可以指李四，因此把长距离自己统称为转换索引词是不恰当的，进而Anand的论断也是不正确的。
总而言之，汉语中的“我”是索引词，其指称方式为直接指称；汉语中的“自己”与“我”不同，前者不仅有指示性用法，还有其它用法；长距离自己不能被看作是转换索引词。
六、结语
本文探讨了索引词的语义理论，并从索引词研究的角度考察了汉语中的“我”和“自己”。主要结论如下：(i)文献中对Kaplan关于索引词直接指称论断的反驳是不充分的，我们可以遵循Maier[20]所采用的HOU和熟识关系语义分别处理受宽松约束和涉己解释的“我”，依照Schlenker-Anand的方案将转换索引词的问题归结为“怪兽”的存在，然后按照Hunter[14]的提议用索引词和算子的相互作用来解释Nunberg[21]所谓的延指现象；(ii)汉语中的“我”与“自己”不同，前者是索引词，后者不是，另外，长距离自己不能被看作是转换索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