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银行存款发展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行存款论文,农业论文,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银行商业化转轨成功与否，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必须建立一个与资产运用相适应的既包括总量增长，又包括结构改善的存款负债体系，但是，从农业银行现行存款战略看，战略实施中的力点定位、实务操作及实施力度的准确把握上均存在问题，这使农行存款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后续增长乏力，成本居高难下的困境。因此，本文拟从经济与金融的相关角度，试图切入上述问题的较深层次进行剖析，并从城区和农村两大区域上，对农行存款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再定位，从而使存款在总量与结构发展目标上均与农行商业化经营的总体要求相吻合。
一、城区存款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所研究的城区是指县城（含经济重镇）以上的经济区域。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大幅度向个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倾斜，使城区存款一直在高位上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这诱使各家银行在储蓄机构发展上不断向城市集中，尽管这种集中与经济决定金融的机理是相吻合的，但问题是几乎没有一家银行对城市经济中影响存款的各经济因素进行过深入透彻的分析，对城市存款发展的种种障碍漠然无知，结果，城市金融业不仅在存款机构摆布上是混乱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也是不明晰的，盲目的随意性操作，使城市金融业陷入了严重的相互内耗而难以自拔。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城市金融业新生力量的农业银行，研究并相对超前地拟定出切合城市经济特点的存款发展战略，对减少农行的无益消耗，加快城区存款业务的发展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城区存款业务隐忧分析
在城市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强力支撑下，城市存款业加速成长的前景依然看好，这是许多文献中都深入分析过的，为此，本文将侧重研究潜藏在这种繁荣背后的隐忧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它与存款业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总体上看，其主要的方面包括：
1、城市居民收入增势趋减，环比增速回落。目前，城区居民中的收入主体干部和工人工资套改已基本到位，在工资收入的刚性制约下，城区居民的人均货币收入增势已趋向回落，1988年—1992年，我国城市居民年人均货币收入的环比增速分别为18.3%、16.5%、15.8%、10.1%，由于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环比增速呈总体下降趋势，在收入节余量决定储蓄增量的前提下，城市储蓄将增势趋缓，环比增速将趋回落。如果考虑城区储蓄机构发展的猛烈增势与居民收入增势的不平衡，城市储蓄增势回落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2、城市储源的分流渠道增多，分流量加大。储蓄是居民货币收入的节余，一般而言，在股票、债券市场不充分发达的情况下，居民的货币收入节余主要由银行吸纳，但随着城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手段增多，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不断发育成熟，将极大地拓宽个人投资选择空间，1992年，我国个人证券持有增加额已达800亿元（国债、企业债、股票及各种直接融资），是当年个人储蓄增加额的三分之一，已对银行储蓄产生强烈冲击。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这种冲击力度会越来越大。此外，随着城市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重组，城市储蓄在被巨额分流的同时，将变得更加不稳定，如1993年3月起，随着股市热的兴起及各种内部股、企业债的大范围展开，个人储蓄行为急剧变异，当月，全国储蓄负增长，4至5月极少增长，而其增量的下滑部分90%以上在城市。城市居民投资多元化，加上居民收入增势趋减因素的制约，从长远的发展看，城市银行存款业将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压力。
3、城市网点点均占有储源总量已相对不足，且将不断下降。由于城区储蓄机构发展的超前甚至膨胀，已使城区储蓄机构的点均储源量明显不足，据统计，现在城市约5000人一个网点，农村约18000人一个网点，如果按点均储源占有量＝人均货币收入×收入储蓄率×点平服务人数这一公式计算，城市网点密度大大高于农村的直接后果，是使城市的点均储源占有量已略低于农村，1994年城区和农村点均储源占有量分别为947.34万元和959.61万元，而这一计算还没有考虑城市储蓄的分流因素，且不容忽视的因素还有：(1)由于城市设点往往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结果城区网点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农村，城乡储蓄机构总量摆布的不断失衡，将使城乡点均储源占有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目前城区网点储蓄增量高于农村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区大量公营资金向储蓄转化，据测算，在城区储蓄总额中，非居民储蓄（主要包括公款私存和私营业主存款）占比一般在40%左右，如果这块储蓄恢复其本来的对公性质，城区储蓄网点的揽储空间将变得更加狭窄，点均占有储源不足的问题将更加明显。
4、城市存款成本将不断攀升。在上述背景下，城区存款竞争的日趋激烈已不可避免，由此将拉动城区储蓄成本不断攀升。目前，城区网点吸储效果优于农村的原因，不仅在于其人口密度和经济的相对发达，事实上，储蓄增量中的相当份额都属于存款搬家，实际上是在无序竞争中相互抬高利率和出台优惠措施而拉动的存款在行与行之间的转移，这不仅使城区各行的储蓄余额不稳定，更严重的是它已使农行在与它行竞争的胶着中，存款利率水涨船高而难以自拔，现在，不少城区农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已高达20%，高出正常利率的82.15%，据对今年前七个月的数据测算，湖北省农行城区机构定期存款付息率比基准利率已高出近2个百分点，这还没有计算名目繁多的好处费、手续费、赠送的纪念品花费等。另外，不容忽视的因素还有：城区机构的网点构建费、设施完善费、宣传费及储蓄活动组织费等也数倍于农村。据典型调查：1994年麻城市农行城区网点装璜费、储蓄宣传费分别是1990年的14.3倍和5.1倍。即使剔除一些不可比因素，目前农行城区网点的综合筹资成本也比农村高2-4个百分点，这是农行现有综合财力所难以长期承受的。
（二）农行城区存款战略实施的反省与再定位
综合上述分析，考察农行城区存款发展战略实施的全过程，则不难发现尽管其战略的总体思路和大方向是正确的，并由此带动了城区存款增量和增速的超常规增长，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存在观念和认识上的误导，目前农行对城区存款的关注，总体上仍停留在对人、财、物投入数量的增加上，事实上出现了一种“唯城是上”、“唯量是上”的偏向，认为只要是在城区投入，则规模越大越好，数量越多越好，忽视了对这些投入所能产生的存款效益的研究，特别是从量、本、利的角度分析这些投入的增加对农行长远筹资格局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会带来怎样的财务后果。在这种观念的误导下，其负面效应是明显的：(1)网点投资效益低下。1994年，湖北省农行城区新建网点132个，当年万元投资增储额仅5.8万元，即使剔除在建、待建的38个网点，这一投资效益也是十分低下的；(2)存量网点的低质高耗。对城区现有网点从所有权的角度分析，湖北农行916个网点中租借的就有436个，占比达50.55%，由于租借网点产权他有、地处偏僻，低质高耗的问题相当严重，1994年湖北省农行城区网点的点平吸储额仅368.48万元，其中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就是因为租借网点占比过大。而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租借网点租金涨势迅猛，加上因点址不断变更所花费的巨额迁移费、装璜费已使农行财务难堪重负。据典型调查，长阳县农行城区现有的10个租赁网点中，先后动迁的就有7个，动迁率达70%，累计花费迁移费、装璜费近百万元。(3)存款人、财、物投入的配比失衡。1994年，湖北省农行存款网点构建、装璜共投资7282.5万元（其中城区占80%以上），新点构建费和老点装璜费在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59%和41%，而在投资效果上，网点新建和老点装璜的万元投资增储额分别为7.3万元（剔除了在建部分）和21.15万元，后者接近为前者的3倍。据此，可以认为农行城区网点发展从总体上看走的仍是外延型、粗放经营的路子。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一方面，相对城区网点增量而言，城区储蓄人员增量严重不足。1994年，湖北农行县城以上储蓄机构增加197个，人员增加590人（仅占当年储蓄人员总增量的37.99%），城区新增网点的点平人数仅2.99人，如果考虑老网点随业务拓展的增人因素，则新设网点的点均人数实际还不足3人。由于人员配备不能足额到位，城区储蓄人员工作超负荷的现象已相当严重，目前农行城区储蓄人员人均业务量已是农村的3倍左右，这无疑使城区网点综合功能的发挥和吸储潜能的挖掘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在城区网点技术设备不断更新的同时，储蓄人员的素质结构却在不断恶化。据统计，在农行现有储蓄人员总量中，高中以下人员占比仍达70%左右，结果，由于人员素质低下的强力制肘，网点现代化的步伐不得不放慢，1994年，湖北农行应上微机所1036个，已上微机的只有548个，占52.97%，同年购置柜员机42台，实际应用的只有24台，投入运行率仅57.14%。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农行城区存款战略的实施不仅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具体操作不当和力点定位不准的问题。依据城区储蓄发展走势的现实要求，需要调整的层面是多维的，我们认为，其主要的方面在于：
1、城区的储蓄总投入应有一个“度”的界线。理由是：城区储源总量是一定的，因而城区的网点数量及相关投入也应有一个量的极限，超过了这个极限，投入的增存比就会下降，就会造成财力的闲置和浪费，此其一；其二，就存款的质与量而言，城区的优势在于量的快速扩张，因而为弥补农行存款的增量不足，在城区投入的适当加大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城区存款利率攀升的因素，考虑农行对高成本资金的承受能力，投入的总量应以不损及农行扭亏目标为前提；其三，从存款竞争的角度看，农行最大的优势是兼有城区和农村两块阵地，农村阵地的巩固，是城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实际上，巩固农村与开拓城区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唯有实现了城乡间的优劣互补、协调共进，才能构筑起农行所独有的，他行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因而，在存款的总体投入上，必须保证城乡间有一个恰当的分配比例，以使城区存款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确保农村存款阵地得到有效的巩固。
2、必须处理好网点发展质与量的关系。农行城区网点的总量扩张，对解决农行城区存量网点不足是有益的，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网点布局的不合理、内涵质量太低已使农行网点储源吸纳能力远远低于他行甚至仅及他行的十几分之一，这种状况的继续延续无疑将使农行不断丧失城区储源市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强调数量发展的同时，质量显然是更重要的，不讲质量的盲目发展，不仅会降低吸储效果，还会造成巨大的财力浪费。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以为农行城区网点发展在战略上至少应把握以下几点：(1)在网点总量与农行发展要求基本匹配以后，应不再刻意追求数量的再增加，投资的重点应定位于集中办一批高、精、尖，能树立农行形象的，有长远效益的基础性骨干网点；(2)在新建网点上，对闹市区实施集约化的财力投入，力争抢占存款制高点仍然是必要的，但闹市区的网点发展不仅受到人行审批难的强力牵制，还有来自农行财力单薄的制约。因而，从发展的角度看，集中力量在新兴工业区、新建居民区、开发区及其它有发展前景的城市新区布点意义更大，因为在这些区域，用较少的投入就能营造起农行的网点优势，从而为农行在城市新兴储源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奠定基础，同时在资金的趋利性流动中，使整个储源市场最终向农行倾斜。(3)网点作为构成存款竞争力大小的基础性硬件，是在竞争双方的相互比较中优胜劣汰的，因而农行必须下决心通过租改建、迁址改造等，解决城区租赁网点占比过大、布局失衡而导致的存款低增量、高耗费和后劲不足的问题。
3、必须优化存款人、财、物投入配比。人员、网点及设施是构成存款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三者之间的最佳配比才能形成现实的、高效的存款生产能力。从农行的现状看，主要的问题在于人员膨胀与人均吸储水平低下的不平衡，城区机构发展速度与人员增量在城乡间摆布的不平衡，以及设施更新与高素质人员短缺之间的不平衡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起科学的人、财、物配比使用的制衡机制，如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匡算，拟定出网点新建与改造之间的投资比例、城区与农村之间的网点投资比例、技术更新与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投资比例等。特别是人员素质问题，是各种比例关系失衡的“瓶颈”，因而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实施“储蓄人才工程”是必要的，之所以提到这样的高度，是因为人的问题不解决，其它代表储蓄“生产力”的要素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在这里，公关人才、管理决策人才、微机操作人才的招揽和培养，是“储蓄人才工程”的突破点。
4、必须设立一个权威的存款投入管理专班。在存款的各项投入中，其中相当一部分如网点构建、装璜、设施等费用投入都具有不可逆转的刚性，这就要求我们对存款投入必须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作出慎重抉择，任何单凭经验甚至想当然的作法都会造成浪费。因此，必须设立一个存款投入的管理协调专班，这种专班可以由存款部门的专门人员承担，其关键是应配备长于市场调查、项目评估、信息搜集处理的人才，专班的主要职能可界定为：统一管理存款大项投入、研究投资的市场取向、拟定投资的长短期规划、负责各项投入的调查及效果审查、监督投入费用的运行等，以解决存款投入中的盲目性、随意性和效益低下问题。
5、必须准确把握城区存款结构优化的工作力点。目前，农行城区存款成本居高难下，除了利率攀升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存款结构的板结难调，因此把结构优化作为存款总体战略的重要有机构成是必要的。实施这一战略，关键的力点在于：(1)必须全面拓展公营存款开户量。目前，农行在城区公营存款客户总量中的占比严重不足（一般仅在20%左右）。扭转这一局面，可选择的途径包括：一是应实施高层公关，主抓公营存款大户、富户和系统帐户；二是通过信贷力的渗透，逐渐分割，并最终占有部分他行公营客户；三是延伸服务范围和领域，全面吸纳散户、临时客户等。(2)加大对开户企业资金的监管力度。其着力点包括：一是加强对开户企业收入分配的监督，保证在符合国家分配政策的前提下，企业分配量在总收入中应占适当比例，以遏制收入分配向个人的过度倾斜，从而奠定公营存款回升的基础；二是加强对企业富余、间歇资金的管理，以有效遏制公营资金进一步向储蓄转化，促使和引导储蓄中的公营资金向对公存款回归。
二、农村存款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所研究的农村主要指一般乡镇以下的经济区域。由于农村经济是我国比较效益相对低下的经济部门，结果导致社会利益在城乡间分配的不平衡，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这种表象往往将我们导入一种轻视农村存款的观念误区，实际上，如果我们对农民收入的发展大势、构成特点、分布特征及农民消费的行为特性作进一步的分析，则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所有这些因素，又正是我们研究农村存款发展战略所依据的经济前提，下面我们作具体分析。
（一）农民收入走势及农村储蓄潜力分析
随着农业基础地位的提高，国家农业政策的实施到位和农村市场机制的不断发育，农村产品的商品率是不断提高的，据统计，农业的综合商品率正以每年5-6个百分点递增。在农业商品率快速提高的同时，整个市场对农产品的容纳和需求量也急剧上升，农产品的总体供求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即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而卖方市场的强力拉动，必然使农产品在越来越高的价位上运行，1994年，除粮、棉、油有政策涨价的因素外，湖北省猪肉、禽蛋、水果等的综合平均价比1993年分别上升43.7%、22.7%和25.6%。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已使农民的种养业收入明显回升，1994年全省农民从种养业得到的纯收入人平达929.6元，比上年增长337.4元，增长幅度达57.5%。
在农民种养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农民的现金收入渠道也逐渐增多，非农业收入的占比明显加大。表现在：一是劳务收入迅猛增加，1994年，湖北省农民人均输出劳务所得现金收入147.5元，比上年增加41.99元，增长39.79%；二是二、三产业收入快速增长。1994年，全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所得现金收入较上年增长18.96%，其中建筑业、运输业、个体工商业和服务业收入分别增长32.91%、28.29%、27.76%和21.48%。
农民收入总体水平的上升，特别是现金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的加大，已使农民的结余货币数量不断增加，1994年，全省农民人均拥有结余货币（年末手持现金和存款）为419.81元，比上年增加149.47元，增长55.29%，这一增长速率是引人注目的。事实上，1994年，湖北省农民的收支节余中，即使剔除存款和实物，人均手存现金仍达284.6元，比上年增长48.34%，在总量上也是相当可观的。而正是这块游移、散置在外的闲置现金，使农村储金会、合作基金会等有了滋生的土壤和迅猛膨胀的空间，结果给农行在农村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现实威胁，这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农村存款发展战略实施的反省与再定位
由于旧体制的原因和传统金融分工的制约，农行农村机构基本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这种布局的突出弊端是费用上的高耗和业务上的低效。因而作为决策层，从存款的整体发展角度确定部分撤并农村网点并向城区转移，这在大方向上与农行转制的时势是相吻合的，但一项战略要真正实现战略预期，除了战略本身的正确性以外，还需要一系列具体操作的准确、合理和适度，需要操作层真正把握战略的实质内涵。然而，正是由于战略具体实施中的某些失误，使我们虽然撤掉了一批该撤的网点，但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农村机构撤并在相当程度上衡量的标准是不明晰的，操作是盲目的，有的行甚至认为：如果不撤并几个网点，就是改革的力度不够，对决策的贯彻不力，将不该撤的也撤了，有的行则迟疑缓慢，甚至按兵不动，该撤的却没有撤，这就使战略实施的实际结果与战略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表现在：
1、撤并机构在标准的把握上失衡。尽管上级行已有明文对撤并机构的对象、标准作出了明确界定，即机构辐射面窄、业务增幅不大、长期经营亏损的，但从基层行的具体操作过程考察，决策的随意性，非经济性行为相当普遍，在此仅以某县农行的机构撤并为例作解剖说明。1994年，该县农行撤并的5个营业所中，如果站在纯经济区划的角度，撤并所的行政区划都相对较小，业务基本上可以被其它乡镇所（处）的业务幅射所覆盖或部分覆盖，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决策是成立的。但如果切入经济发展的深层则不然，在经济规模上，撤并所的辖内经济规模虽相对较小，但其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却是相对较高的，其人口的总数占全县人口总数的比例达29.5%，高出其平均应占水平的5.4个百分点，由于机构取消将这些人的金融服务让位给信用社，该县农行直接服务的农村人口绝对下降2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让位出去的人口平均收入水平也大多是相对较高的，有的镇1994年人均收入水平已高达1600元，当年人均储蓄额比全县平均水平295.6元高出161.2元。因而，放在经济的大视角中考察，这5所的撤并从发展的意义上又是不成立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使从经济区划的角度分析，机构的撤并是以其它所的辖射能力增强，能够基本覆盖撤并区域为前提的。但农村农行机构现存的落后的服务手段和陈旧的服务方式，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即使服务状况得到改善，由于农民储蓄行为中的方便、就近原则，也决定了其不可能选择远距离的农行机构。由此可见，靠留存机构来填补被撤并机构的业务空白带是不现实的，被撤并机构原来的辖内业务（尤其是存款）实际上将全部或大部让位给信用社，这给农行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严重的，如1994年，该县农行存款净增额较信用社少1194万元，今年前五个月，农行存款下降514万元，信用社净增1525万元，反差额达2041万元。
2、机构撤并的具体操作错位。从湖北省农行的情况看，到1995年6月末，全行撤并营业所491个，其中完全撤消的249个，应该认为按经济流向区域摆布机构的战略已基本到位，但问题是这次撤并对完全撤消的营业所其存款全部划转给当地信用社经营，这就产生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对完全撤消的249个营业所，划转给信用社的存款除了返存的准备金部分外，农行资金头寸将相应地净减少，这对本已超负荷经营的农行冲击是强烈的；其二，农村阵地的大范围割让，使农行的存款增量依赖城区的态势越来越强，1995年上半年，全省农行县城关以上储蓄增量已占总增量的55%，这给农行带来了至少有两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是筹资成本涨势强劲。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城区筹资成本是不断攀升的，事实上，由于农行存款增量过份依赖城区，农行的存款成本增势已十分明显，今年一季度，全省农行的定期存款付息率比基准利率高出1.67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1个百分点。二是存款总体增势并不乐观。由于农行存款在城区与农村增量上的严重失衡，结果，尽管农行城区储蓄成倍增长，但在存款总增量上并没有拉开与信用社的差距，1992年，全省信用社储蓄增量仅占农行增量的54.5%，1995年7月，这一比例已上升为84.1%。如果剔除农行的城区增量部分，农行储蓄的农村增量部分实际只占到信用社的50%左右，这表明农行农村存款阵地已大范围丢失，如果这一态势继续演进，其后果不能说不严重。而这一问题恰恰是被我们忽视的。
3、机构撤并中的增盈效果并不明显。这次机构撤并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节支增盈，诚然，一些“三费”（业务费、机构网点费、人头费）不能自理的所，给农行的增盈与发展带来了明显阻力，但这些机构的完全撤消，人员并没有减少，故人头费是不能少的，主要节约的是单设机构的公杂费、固定资产占有费。但从现实情况看，撤并机构大多是偏远处（所），固定资产的处理缺乏有效的买方市场，处理变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实际上，湖北省农行撤并所的固定资产主要买主是信用社，成交金额达1450万元，这样，行社费用开支的总盘子并没有减少，加上人员转移的重新安置费，农行的得益并不大。因此，考虑机构完全撤消造成存款阵地丢失的长远影响和存款净划转的现实冲击，绝大多数机构的撤并应以至少保存原机构的存款功能更为有宜，因为一旦机构完全撤消，等到农村经济发展到我们必须重新回头布点时，必须投入的财力将成倍增加。
上述分析表明，农业银行农村机构大范围撤并的同时，留存机构的业务功能和服务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强化，结果使农行农村存款阵地大范围丢失，农行留存机构本已在手的存款份额也被不断蚕食而缩小。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以为其关键在于必须修正农村存款发展战略并对其力点作出准确的界定和再定位，具体包括：
1、必须正确处理农村网点的撤并问题。从农行商业化经营的角度出发，撤并一个机构，涉及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和严密的论证，但由于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盲目操作和主观臆断，结果不仅撤消了一些颇有发展前景的所（如长阳县鸭溪口所撤消后，建行随后插入设点，当年即新增存款400多万元），也撤消了一些表面看行政区域不大，但实则业务潜力极大的所。鉴于以上种种情况，我们的观点是：(1)农村机构的撤并必须坚持求实原则，有必要成立一个分行级的权威性的专门班子，对全省已撤并机构作一次全面的考察论证，对已撤消但业务发展确有潜力或有一定潜力的网点，应视具体情况恢复或保留机构的存款职能，机构降格或职能精减后的宽裕人员，除向城镇部分分流外，应主要就地补充存款力量，强化对农村重点储户的攻关力度，以最大限度地增强机构向农村腹地的辐射能力。同时，对撤并动作不大的行，凡经专门机构论证确属应当撤消的机构，应限期监督撤并。(2)必须处理好农村机构“撤并”与“强化”的关系。从理论的角度讲，撤消部分效益低下的网点，与经济对金融起支配性作用的机理在逻辑上是吻合的，但撤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强化的一种手段，只有在撤并的同时，留存网点得到相应强化，才能使农村存款阵地得到巩固而不致大范围丢失，使城区的存款开拓得到更强力的支撑。在具体思路上，可考虑参照信贷集约经营的路子，由省分行或二级分行集中一定量的网点发展资金，在一定的区域内严格按经济发达程度和农民收入水平进行梯级配比投入，以保证发达地区的网点能得到优先发展。在这里，我们以为郊区是尤为重要的，因为郊区网点的充分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服务手段的延伸，导入和吸纳大量城区资金；另一方面可以构筑起一道阻挡农村资金倒流城区的屏障，并在相对平和的竞争环境中吸收大量低成本资金。因而，优先巩固城郊，可使农行取得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其战略意义不可低估。
2、必须调整农村网点发展的思路。调整这一思路，首先必须对农村货币结余总量的区域分布特性进行分析，以及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居民收入结余变化特点而引起的储蓄差异程度进行分析等，因为这些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农村网点的发展思路作出比较全面准确判断。1980年以来，农民的货币收入分布经历了由相对平均向不平均分布的发展，其特点主要有：一是货币收入水平和结余量在地区之间、县（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而且由于高收入地区能够组织的再投资规模更大，因而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上，发达和落后地区的差距将不是缩小，而将呈加速度的趋势进一步拉大。二是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参储能力差异明显，并随收入递增而加速拉大。据农总行对十二省农户抽样调查，农户实际拥有的储蓄量在不同的收入层次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其中，人均收入1000元以上的地区同人均收入400元以下的地区比人均储蓄量相差482.77元，前者是后者的6.7倍，这表明当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时，全部收入几乎必须都用来维持基本生活开支，能够用来参储的货币很少甚至为负值（即借债），只有在人均收入超过了600元以上时，储蓄的倾向才变得明显。同时，由于人们用于维持基本生活的货币量是相对一定的，因而在收入超过维持基本生活的净增量中，储蓄的占比是不断上升的。上述分析，对农行农村存款网点发展战略定位的意义在于：一是为农村机构的撤并提供了比较准确的定量标准，一般而言，人均收入在450元以下的地区，农民收入基本用于即期消费，能够参储的人数和能力很小，所在地区的县支行应降格，营业机构应全部或大部撤消。人均收入在800元以上的，农行机构应相对稳定，已经撤消的，应重新分析机构撤消的原因。因为这一区域内的机构，即使是长期亏损的，其原因大多也是人为的或政策性的，必须经过认真的分析后，才能确定机构的发展取向。二是为存款投入方向的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在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数量时，边际储蓄率（储蓄增量占收入增量的比例）呈加速增长的趋势，因此，对高收入的农村地区，农行的存款投入不仅应是增加的，而且应保持加速递增的趋势，这样才能保持农行机构的储源吸纳能力与储源增量相匹配，以避免储源的不必要流失。
3、必须准确把握农村存款工作的力点。所谓存款力点，即能对整个存款体系起支撑作用的存款主体和区域。前面分析已经表明，农村货币收入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和群体差，这实质是资金更多地向市场主体聚结的结果。据统计，目前我国人均占有货币结余1000元以上的农户尽管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7.3%，但其储蓄却占全部农村储蓄的58.1%，事实上已构成支撑农村存款上升的主体力量，也是农行农村存款工作必须把握的着力点。
对农村存款工作力点作出准确的界定，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能使农行的农村存款工作有一个明了的重点对象，更深层的意义是根据上述对象的货币结余流动特征，能够确定更有针对性的金融对策思路，具体包括：(1)农村资金分布向少数农户倾斜，已使其成为农村储源市场的最重要主体，农行农村存款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就是研究最大限度占有资金富裕农户的战略；(2)农村资金富裕户在地域分布上是散状的，节余货币存在状态既有相对稳定性，也有被合作基金会、民间借贷等分流的多种可能性，因而农行存款服务的触角也应是散性的、呈放射状的，必须能伸入农村的腹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机构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硬件投资（如门面装璜、设备更新等），而是服务的纵向延伸，是存款下乡策略的全面推行。推行这一策略，必须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完整的富户档案，充实壮大农村储蓄外勤攻关人员，广泛地聘请协储员和设立代办点等。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农村机构服务广泛延伸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是农村结余货币散性分布的特征所决定的，也是农业银行抵挡储金会、民间借贷等分流农村资金的最有力措施，是农业银行最终能否巩固农村存款阵地的关键。(3)农村各种基金会、民间借贷对农行的冲击是强烈的，但研究农行的应对策略，不能流于表象，而必须切入农村经济的深层，必须看到农村资金的供求失衡才是各种基金会滋生的根源，因而，农业银行有策略地选择支持一批农村私营业主、个体商户等，则既能对农村各种非法筹资、融资行为起到有效的扼制作用，又能培育出丰厚的储源基地并占领周边储源市场。
（执笔：沈柏元）
标签：银行存款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农业银行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信用社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