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供给制度对企业制度的探索与启示_西柏坡论文

西柏坡时期供给制度对企业制度的探索与启示_西柏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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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02)06-0104-02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时期,即中外反动势力由进攻开始转向失败,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期。在这些重大转变发生的同时,解放区生产领域的另一个转变也在悄然发生,这就是解放区生产管理由机关化、供给制开始向企业制的转变。

一、问题的提出

在长时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政机关、部队、兵工厂和其他一些公营企业,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基本一直实行军事供给制,即公家人小范围的军事共产主义。这种制度就是不论官兵,不论级别,也不论工作表现如何、成绩大小,在物质利益分配上一律实行平等的待遇。这种军事共产主义不仅存在于企业内容管理人员和生产者的利益关系中,也普遍地存在于解放区的交通运输、邮政、战勤供给等公营企业的利益关系上。如上下级和兄弟单位之间的物资、设备、人力的强借、强用,工资政策上的平均主义、救济等等。与此同时,形式主义的、不重视经济效益的、习惯于行政命令的机关化的管理方式也在许多公营企业中存在。

战争年代实行军事供给制有其特殊的原因:客观上讲,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二十多年时间战争持续不断,加上敌人的封锁,使解放区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环境十分恶劣。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没有衣穿,没有被盖,没有油吃,伤病员没有药品。军事供给制适应了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和环境。从主观上讲,由于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具有高尚的信仰和政治觉悟,实行官兵一致。加上首长以身作则和榜样力量的感染作用,使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和管理制度能够长期实行。

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针对供给制和机关化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企业要严格经济核算,每个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要克服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采取成本会计制,要使工厂由机关化转为企业化,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毛泽东还提出工厂实行自负盈亏的原则: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人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赢利解决,而不去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考察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有利,必须是在建立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企业应该以经营的好坏来决定其是发展或者关闭,对那些无利可图的企业实行合并或关闭。[1]

1948年1月,《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结论》(以下简称《结论》)中提出推行企业制,并这样解释企业制:“就是经济核算制,它应有非常的精确计算。其内容是生产的有计划性,全面工资制,完善的工务制,精确的器材制,及订贷投资等方式来合理的管理企业。”[2]从上述对企业制的解释可以看出,它虽然还不同于今天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毕竟已涉及到了利益独立性、企业化的科学管理方式,包括经济核算、分配方式、生产管理和流通机制等主要内容,与机关化、供给制的管理、分配制度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由供给制向企业制转变对于鼓励一切生产人员的工作热忱,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发展企业都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因而,《结论》认为,“可以肯定的说企业制是进步的,它对发展生产有帮助;国家与工人都有好处。故企业制将成为我们今天与今后工厂发展的必然方向”[3]。《结论》虽然是就兵工厂的生产管理情况而提出的实行企业制,但对其他工厂企业也有普遍意义,无疑它也适用于其他工矿企业。同年9月,陈毅在《关于中原地区综合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在“供给和战勤方面,主要斗争是废除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和无偿支差制,转到用资本主义的有偿支差制。例如雇商用汽车运伤兵,又快又节省。我们财政供给干部的观念老转不过来,不敢掌握资本主义的办法,需要大力说服与教育”[4]。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政权、财经、教育等方针政策向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要纠正公营企业中,在工资政策上的救济观点、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和工厂经营管理上的供给制、机关化等不符合企业化要求的倾向。

西柏坡时期,一些解放区的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等也在有意识地推进企业制的实施。例如,董必武在华北交通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曾提到,晋冀鲁豫区有一个运输公司办得很有成绩,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一开始就实行企业化管理,利用公家很少一点资金,靠自力更生,靠企业化制度使公司很快发展起来。董老在会上建议各地都能创办运输公司,并希望以后机关部队需要车辆、运货的时候,应照付运费,不强借运输公司的车辆,实行科学化管理。

三、历史留下的启示

回顾西柏坡时期解放区为推进机关化、供给制向企业制转变所做的探索与尝试,分析对比今天经济改革的实践,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第一,与经济建设相联系的思想认识、方针政策、经济体制等,都要随着时间、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要与时俱进而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西柏坡时期的实践已经说明,战争环境中曾行之有效的军事供给制,不能适应和平建设环境中生产发展的需要。随着条件、环境的变化,应该及时调整经济政策,改革经济体制,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企业改革重在建立有活力的经营机制。西柏坡时期在推进解放区生产管理由机关化、供给制向企业制的转变中十分强调企业内部的成本会计制、经济核算制、自负盈亏原则;强调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使工厂由机关化转为企业化;强调用工资制、工务制及订贷投资等方式来合理管理企业,还涉及到了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相对独立的利益关系问题以及提倡建立公司等。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在探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的变革,虽然变革的范围深度力度都还不够大,但方向是正确的。

第三,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的要求,对企业进行科学化管理。在战争年代,为了保证经济政治的高度统一性,为了使经济活动有效地支持战争,用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和平建设时期,经济发展开始在正常条件下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性来展开,这时,就不能再对经济活动施加超经济的强制力,否则,只能是揠苗助长的结果。西柏坡时期的探索之所以在实践中有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顺应了经济规律的要求,是朝着企业管理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的。

〔收稿日期〕200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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