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货币政策效应初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货论文,效应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1994年主要金融指标实绩
1.现金。全年累计净投放1423亿元，比上年的1529亿元少投放106亿元。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为7189亿元，比上年增长24.3%，增幅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
2.货币供应量。M[,1]，年末为20556亿元，比上年增长26.8%。按原来口径计算，增幅为23.7%，与上年的21.6%大体相当，控制在年初确定的25.0%的目标之内。M[,2]，年末为4693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4.4%（按原来口径计算为32.2%）。年初计划M[,2]增幅为23.0%左右，实际执行结果大大超出计划控制目标。
3.贷款。国家银行各项贷款全年累计增加5846亿元，比上年多增加994亿元。扣除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因资金营运机制和价格变动而多增加的部分，并扣除上年结转的固定资产贷款82亿元。各项贷款实际增加5067亿元，控制在经调整的年度计划之内。年末各项贷款余额32270亿元，比上年增长22.1%。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40643亿元，比上年增长24.1%。
4.各项存款。企业存款，年末全国企业在金融机构存款13279亿元，比年初增加3499亿元，比上年多增加1920亿元。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21519亿元，比年初增加6316亿元，比上年多增加2907亿元，增幅达41.5%，比上年增幅高11个百分点。1994年储蓄存款增幅之高是历年比较少见的。
5.备付金。国家规定专业银行备付金水平为5～7%，6月份、9月份分别为11.0%和9.6%，年末达到10.7%。
6.国家外汇储备及汇价。1994年末国家现汇结存516.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04.2亿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稳中有升，年末为8.44元，比年初上升约3%。
（二）对1994年主要金融指标值的简要分析
现金上半年多回笼，三、四季度转为多投放，主要原因，一是消费资金猛增，7、8、9三个月仅通过银行支出的工资性现金就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38.2%、45.6%和60.3%，全年累计为40.5%。二是由于国家调整粮棉收购价格，农副产品收购投放增加，全年累计增长38.4%；三是7月份以后股市反弹，股民手持现金增加；四是由于三季度后消费物价猛涨，居民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现金量增加。在这四个原因中，消费基金猛增是主要的，它是引起本年现金投放多的主要原因。
M[,1]、M[,2]全年增幅较高，原因是企业、单位活期、定期存款及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快。全年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总需求增长也较快，经济总体循环状况良好。在这一背景下，企业销售收入增加较快；帐面存款增加较多。从融资环境看，虽然由于继续制止乱集资、乱拆借，企业从市场获得的资金大大减少，但另一方面由于实行银行强制结汇制，企业从结汇中获得了大量资金，加上银行贷款多增加部分，全年企业从整个金融体系共获约1万亿元的资金，比上年多3千多亿元。在中国金融统计的货币概览中，M[,2]主要由贷款和外汇占款两个因素所决定。1993年货币供应量特别是M[,2]的高增长，主要是由结汇因素形成的。结汇收入增加了企业存款，企业存款增加推动了M[,1]、M[,2]的增加。
居民储蓄存款高增长的背景是城市消费基金猛增。在全年6315亿元的储蓄存款增加额中，城镇储蓄5075亿元，农村储蓄1240亿元，分别占80%和20%，可见城镇储蓄是主要成份。虽然由于进城务工农民增加，城镇储蓄中农民储蓄也在增加，但是与上年同期比，一般不应该出现特别大的结构变化，因此，是可以作动态比较观察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高增长主要是城镇居民收入高增长所引起的这一结论不会有什么错误。
国家银行备付金率，全年一直较高。主要原因是1993年中央银行改变资金和规模控制方式后，各专业银行由于机构庞大，资金和规模调度不灵，客观上增加了对备付金存量的需求。
1994年国家外汇占款增加很快，虽然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现汇结存增加多。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从1月1日起实现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二是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其中企业收到外汇必须向银行结汇是带有强制性的。由于汇率并轨使人民币官方汇率贬值幅度较大（达50%），外贸单位获得了较大的出口利益，结果全年出口增长很快。据海关统计，一般贸易出口增长42.5%，而与此同时进口却由于成本上升受到了抑制，一般贸易进口比上年下降7.1%。全年一般贸易顺差达260亿美元。由于实行银行结汇制，出口收汇企业要按规定向银行及时结汇，而各结汇银行的结、售汇差额，中央银行要负责收购，结果在贸易收汇出现巨额顺差的背景下，国家外汇结存及中央银行外汇占款随之上升。
关于1994年国家外汇结存和中央银行外汇占款增加很快原因，境外有一种普遍的解释，认为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过多，外商带进现汇套取人民币资金形成的。这只是一种主观猜测，没有实际数据支持。这虽然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据指定外汇银行结售汇统计，全年资本项目外汇收入48亿美元。支出23亿美元，资本项目净收入外汇仅25亿美元，当然这里也会有漏统计的。例如部分现汇外资混入贸易项目结汇，以获得投资项目所需的人民币资金；再如部分城市的土地批租收入通过调剂市场卖出等。但从总体看，占比不大。
（三）1994年货币政策效应评价
从前述各项主要金融指标看，1994年货币政策松紧掌握是适度的。货币政策效应评价一方面要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控制水平，另一方面更要看其最终目标的实现程度。从全年的情况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8%；就业情况良好；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很快。这些指标实现的情况都是很好的。在货币政策的几项最终目标中，物价指数不理想。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比上年上涨24.1%，这一涨幅是改革以来最高的，超过了1988年18.5%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却一直稳中有降。据内贸易部中国物资信息中心统计，全年主要物资销售价格比上年下降3.8%，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价格反方向变动，这是改革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1988年生活资料价格猛涨，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也猛涨，年达20%。价格变动的这一新情况说明，以物价标准去评价1994年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遇到了困难：因为从消费物价情况看，通货膨胀异常严重；而从生产资料价格情况看，并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那么究竟如何解释去年出现的这一矛盾呢？
关于1994年消费物价上涨原因，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有很多解释，意见分歧很大。我们认为，分析问题首先还是从实际出发。1994年消费物价上涨分为三个阶段：1、2月份月环比超过3%，3-7月低于1%，8、9两月又超过3%，10月份才略有下降，但仍为1.7%。1、2月月环比指数高，有春节季节性因素在内；8、9月份上涨猛，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猛。以9月份为例，居民消费物价比上年同期上涨27.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39.2%，月环比达5.6%。食品类商品占物价统计的权数最大，为50%。由此推算，非食品价格（包括服务项目类）涨幅为15.4%。当然，这15.4%也是相当高的，但程度已是大不一样了。食品类价格中起带头作用的是粮价，9月份比上年同期涨幅为64.3；其次是肉禽蛋制品及鲜菜，分别为57.3%和57.5%。从以上这些数字中，我们应该体会到去年物价上涨有其特殊原因。当然，进一步分析粮价和食品价上涨它们本身也不是孤立的现象，需要联系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去深入分析。1994年消费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1.当年出台的调价项目比较多，特别是粮食价格调整的幅度比较大，直接对价格统计指数产生了影响。因为目前粮价统计采样还主要是国有粮店，约占70%。说调整粮价对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产生了影响，并不是说不应该调粮价。1994年调粮价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一调价措施出台是顺应客观规律而必须采取的。过去几年工业发展很快，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人数大大增加，乡镇企业发展也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人们收入增加，粮食消费（包括肉食转化）大大增加。而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农业收益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抑制，粮食产量增长不快。加上1994年部分地区受灾，粮食减产，粮食供求矛盾逐渐上升。这一情况在沿海省份表现更加突出。“文革”中我们曾一再提出扭转“南粮北运”的口号，现在东南沿海省份早已成为粮食净调入地区。沿海省份到内陆省份高价购粮、购肉，已成为推动粮价、肉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1993年12月份粮价上涨就是一例。鉴于粮食供应矛盾逐渐突出，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中央才决定调高粮价。由调整粮价而引起消费物价上涨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2.在食品特别是粮食供求矛盾上升的背后，是工、农业比例失调。农业，在世界各国都是属于政府给予保护的产业。近几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个问题。工业投资高增长吸引了大量资源，使农业投入相对不足。农民从城市工业生产的高增长中能获得较高的收入，种地的机会成本也上升了，这也是降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个因素。另外，由于工业投资、工业生产的高增长，也为城市职工收入高增长提供了条件。1994年全年累计通过银行支出的工资性现金比上年同期增长40.5%。当然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个人收入增长特别高，在其背后还有企业产权约束软弱等更深层的原因。3.一些地方放松了物价管理，市场流通秩序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蔬菜价格批零价差过大，存在欺行霸市现象，部分商业存在暴利等等。4.由于1993年末发生了粮食上涨，在1994年全年的物价指数中均存在翘尾因素。这是同期比物价指数的一个缺陷。现行的年度物价指数由于采取平均水平计算，同样存在这一缺陷。这也是需要注意到的一个物价涨幅过高的原因。
生产资料价格稳中有降，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解释。1994年重工业增长速度虽然低于轻工业增长速度，但是增幅仍然不低；部分生产资料进口增加过猛（例如钢材）也是供给增加的重要原因。需求方面，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13000亿元，实际达到15926亿元，比上年增长27.8%。联系前述生产资料价格比较平稳以及1993年投资率达38%，1994年投资率也达38%的实际情况，似乎也不能说1994年的投资需求不足。但另一方面1994年投资品市场相对疲软也是事实。据统计，到9月末预算内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比年初增长20.8%，到12月末增长24.2%，其中投资类及能源、原材料产品是大头。所以会出现这一矛盾现象，首先需要注意到1993、1994两年投资高增长中，外资流入是重要的因素。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更新的局面。外商直接投资，1991年为47亿美元，1992年上升到113亿美元，1993年猛增到260亿美元，1994年为33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是用于固定资产的。1993年按1美元兑换5.70元人民币（实际高得多）计算，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折合人民币约为1500亿元，剔除这一因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应为39.5%，而不是58.6%，固定资产投资率应为33%，而不是38.0%。1994年按1美元兑换8.60元人民币计算，外商直接投资折合人民币应为2893亿元，剔除这一因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只有4%，固定资产投资只有31.5%。当然外商投资并未全部统计在现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内，作因素剔除时应该少剔除一些，而实际上全社会投资规模比现行统计数还要大一些。并且外商投资也未全部进入固定资产项目的实际工作量内，这个因素也应该扣除。外商直接投资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这是事实；但是由外商直接投资而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及料、件”增加，也是事实。1994年海关统计为230亿美元（不包括走私的部分），这是增加供给的因素，换言之，即由这部分资金来源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有物资保证的。它是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稳中有降的因素。由于外资大量流入而推动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幅度增长，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在作经济运行分析时，许多人对此没有充分估计，因而对固定资产投资形势的看法产生了分歧。这是需要加以特别注意的。其次需要注意到投资品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投资品价格并不是所有的都下降或表现平稳，有的还是上升或者上升较快的。有色金属材料、食品材料、农副产品上升都是很快的；投资品库存上升幅度大的主要是机械工业产成品、煤炭、原油、成品油、钢铁材等；建筑材料受煤炭调价影响，价格是上涨的；机械工业受到设备投资规模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先进技术进口的影响；成品油、原油、钢材库存上升受基建规模压缩的影响，同时更主要是受进口因素影响，等等。
综合上述，1994年物价上涨较多地表现为结构性上涨的特性。首先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价格的逆向变动是结构性的；其次生活资料内部食品价格上涨是结构性的；再次生产资料价格内部也是结构性的。结构性价格上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常见的现象。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换过程的伴生物。看不到这一点，通货膨胀原因分析就是肤浅的，就可能停留在货币及需求现象的表面层次，而深入不到经济运行的深层次中。分析1994年通货膨胀成因，要注意防止两种思维定势，一是根据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货币现象的说法。认为1994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由于货币未控制住，板子完全打在中央银行身上；二是根据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说法。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投资规模大、消费基金膨胀，以及出口需求过大引起的，而在三者中投资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为据说投资的百分之四十都要转化为消费基金），因而固定资产投资是1994年通货膨胀的元凶，于是政策上主张进一步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否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上述这两种分析思路不能说不对，但是它只是一个开头。更为关键是需要由此开始进行深入分析。
1994年我们遇到的通货膨胀类型，很有些类似于六十年代以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通货膨胀。以拉丁美国家的长期高通货膨胀为背景，六十年代曾经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关于发展中国家通胀原因的大论战。论战分为两派；一派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和学者组成，称为货币学派；另一派由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学者组成，称为结构学派。货币学派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他们认为，要控制通货膨胀，唯一办法是控制货币供应。他们强调按“一个不变的、既定的货币数量增长率”去控制经济。而结构学派则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结构矛盾（刚性）导致了政府预算赤字的增加和中央银行的信贷扩张，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结构刚性，货币扩张只是其反应。他们解释结构刚性，首先表现为农产品尤其是粮粮供给不足。他们认为，在拉美许多国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源源流入城市，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粮食和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农业生产和供给越来越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粮食和农产品价格随之上涨。由于发展中国家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一般都比较大，农产品涨价对家庭实际生活水平影响较大，于是城市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结果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成本及经营资金也将相应增加。当然，这时如果政府严格信贷管理，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但是工业增长将下降，失业将增加，社会将出现不稳定。因此政府虽能控制住总需求和价格总水平，但代价是生产将下降，失业增加，政府不会这样做。从财政方面说，发展中国家税收征管工作一般比较落后，而财政支出因为种种原因又减不下来，结果预算赤字相应增大。货币、信贷、财政赤字增加，结果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物价上。结构刚性其次表现在对外贸易上。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农业和矿业产品，这些产品国际市场上价格波动较大，贸易条件常常处于不利地位；而另一方面，很多技术、设备、原材料国内不能生产，需要进口。结果形成外汇短缺。为了增加外汇收入被迫使本国货币对外贬值，于是导致进口品国内销价和出口品国内购价上升，推动通货膨胀。结构学派根据他们上述对通货膨胀原因的解释，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针对结构矛盾采取措施。他们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极力避免因治理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经济衰退，他们不否认控制货币供给可以制止通货膨胀，但是他们不主张用直接控制货币供给增长的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他们主张解决结构矛盾，打破供给瓶颈，增加产品供给，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条件下治理通货膨胀。
借鉴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成因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我国1994年出现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结构性的，但同时又有财政、金融体制缺陷所造成的财政、信用扩张因素；而在二者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制度因素。1993年粮价上涨带动其他相关食品并进而带动整个消费价格上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近几年工业发展快，农业跟不上，农产品价格结构性跟进的因素。1994年6月份粮食调价以后消费价指数随之猛涨，表面上看好象因果关系很清楚，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客观趋势，否则又如何解释1993年12月份粮价突然自发上涨呢？由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推动通货膨胀，其形成机理与前面讲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情况几乎是一致的。外贸方面实际也有同样的问题。1994年汇率并轨以人民币贬值为代价，它对国内物价的推动也是客观存在的。结构矛盾还表现在其他产品上。结构学派的分析方法对我们是有用的。
另一方面，货币学派的观点，我们也不可忽视。通货膨胀无论是由什么原因所引起，但它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货币供应这一环。商品的价格高了，但还是被人买走了；如果老是没有人买，价格还能那样高吗？可见人们还是有钱。何况1994年居民是消费、储蓄双高增长。人们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从企业来，从财政来，从各种渠道来……，而这些所有的渠道又通着银行。如果银行不给贷款（包括结汇，结汇是中央银行对政府贷款），则货币供应必然减少，物价就会下跌。可见货币学派观点对我们也有用。
再深入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种种结构性矛盾？为什么会出现银行不得不贷款？根子还在企业体制上，还在财政、金融体制上，还在政府职能的转变上。十六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迄今为止，改革没有越出放权让利的圈子。本来所有权是需要在分配权上实现的。集中计划体制下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直接控制了企业的分配（包括成本）；改革以来，首先在分配问题上突破，但由于又没有在企业相应建立国有产权的代表，结果企业内部失去制衡，分配一边倒，严重向个人倾斜。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实际是缺位的。于是国家所有权益无人监督实现，国有企业除向国家交税外，它自身很少留积累；非但如此，而且还通过种种手段搞虚假盈利，以扩大奖金发放。国有企业实际在自发地进行自我清算。对成本缺乏监督，对利润分配很少控制，这样的企业老板在全世界恐怕没有。企业掏空了，但生产还要增长，否则失业问题严重。于是被迫由银行增加贷款。大银行是国有的，指挥起来比较容易（这也是银行改革滞后的原因之一），结果贷款每年以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由于贷款进入企业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成为个人收入，结果居民消费后储蓄剩余很大，终于积累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财政方面由于税制落后（1994年有了一个大的进步）和税收征管工作更加落后，结果依然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所需费用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承担。西方经济学家根据他们的思维习惯，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个谜，原因是在他们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而在我们这里却成为普遍现象。
综上所述，分析我国通货膨胀，需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治理通货膨胀也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措施。当前，既要管住信贷、货币供应，控制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又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消除结构瓶颈，解决结构矛盾。而要真正做到这些，企业体制及相应的配套改革又是基础。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矛盾尖锐，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就必然比较尖锐。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普遍比发达国家高的原因。
（四）1995年货币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总是针对一定的宏观经济问题而采取措施的。从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看，1994年很有成绩；但是从物价目标看，1995年将面临比较严重的形势，控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出现了生活资料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逆向变动的现象。这一新局面的出现，使1995年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面对严重的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局面，货币政策理应实行严厉的紧缩，其紧缩程度甚至要比1988年9月以后的紧缩更厉害，并且与此同时还应配之以财政政策的紧缩，即实行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但另一方面，从生产资料市场情况看，似乎无需实行进一步的紧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增加需求，至少保持不紧不松的“中性政策”。这一两难选择向我们预示的是这样一个前景：即1995年货币政策不可能太松，那种等待中央银行放松银根的期望肯定是要落空的；但是1995年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太紧，太紧也缺乏依据。1995年货币政策大体会在总量控制继续保持一定力度（即适度从紧）的前提下，重点进行结构调整。
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是年年都讲的老题目。但是1995年有新内容。针对1994年出现的新情况，1995年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以下三方面需要加强：
第一，适度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时努力协调好外资大举进入与国内配套资金的关系。目前有一种不好的议论，认为外资流入过多，增加了国内配套资金压力，扩大了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因而需要进行规模管理。其实，外资大量流入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众多（无限供给）、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件大好事，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外资流入，或者直接带进了物资，或者直接带进了硬通货，这是直接增加供给的因素。由它扩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有物资和硬通货保证的。当然，结构矛盾问题同时也会产生，但这属于配套管理问题。只要做到适当扩大外资进入的领域，它自己也可以形成自身的资金配套。由于外资流入，人民币资金投向应该有进有退，主动与之配合。公布外资进入的产业政策，是搞好内外资协调配合的重要措施。过去外资流入小，我们可以忽视内外资的协调配合问题。这两年外资大量流入，内外资协调配套问题就突出出来了。内资中，银行资金是主要的，因此货币政策结构调整中增加与外资配套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增加农业投入。下决心增加农业投入，增加农副产品供应，是治理居民消费物价上涨过快的重要措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增加农业投入作为1995年经济工作的四项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全面分析了经济形势特点后作出的重要决策，现在“吃饭”靠财政，“建设”主要靠银行。增加农业投入，势必要求银行信贷资金结构进行调整。根据多年农村工业挤占农业资金的情况，1995年对农业信贷必须有专项指标加以保证。
第三，谨慎调整国际收支政策。1994年国家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主要是由于外汇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并轨的结果。保留较高的外汇储备政策客观上是需要的。特别是考虑到1994年外汇储备增加中较多地存在临时性因素，1995年随着换汇成本的上升，出口需求将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并且外债还款高峰即将到来，因此不可对明后年及更远期的外汇储备情况过份乐观，在外汇储备操作上需谨慎从事。根据我国进口规模及还债需求，特别是考虑到国际政治风险，我国保留约5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不能说算多。要注意把外汇用到最急需的用途上。例如，1995年可以适当考虑配合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集中一部分外汇使用。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目前已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要抓紧时间进行。对经过国家批准利用外资的项目可以由商业银行给予外汇贷款，或通过向居民发行外汇债券解决。在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较多的情况下，充分利用银行的外汇资金，以减少外债压力，是经济合理的。另外还可以考虑适当让人民币升值。1994年通货膨胀对汇率的压力明显增加，汇率并轨的好处已逐步抵消。从前景看，1995、1996年人民币有可能趋向贬值，目前利用有利条件腾出一定的空间是可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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