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策略*
——基于文化间性的视角
张学昌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城乡文化共生发展是在建立新型城乡关系的现实背景和政策框架下推进的。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新型城乡关系之下的城乡文化共生发展要兼顾城乡文化的共通性、差异性、互动性和同一性，让城乡文化求同存异、互动互鉴、互利共生，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性文化互动模式下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推进城乡文化共生发展应强化间性思维，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互鉴有效方法、促进结构优化、完善文化治理等，合理调适城乡文化关系，提档升级公共文化服务，增强文化发展的经济支撑，更好地满足城乡多元文化诉求。
关键词 ：城乡文化 共生发展 文化间性 内在逻辑
文化是城市与农村的灵魂，文化兴则城乡兴。城乡文化关系问题是城乡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实践问题，它关涉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党的十九大在继续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城乡融合发展置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格局中，为新时代处理好城乡文化关系指明了方向。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乡文化应是相互尊重、互利互补、全面融合、共荣共进、共同发展，即共生发展。近年来，理论界对城乡文化共生发展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有益成果，但由于缺乏应有的间性思维，一些研究局限于“以城统乡”或者“以乡化城”范式论证某一方的优先性，对城乡文化融合互动、差异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践策略关注不够。本文从文化间性视角思考这一问题，以期深入探讨城乡文化的共生发展。
一、文化间性：重塑城乡文化关系的一种分析视角
(一)文化间性体现的文化关系
“间性”原指“雌雄同体性”，是生物学术语。这一概念被纳入人文社科研究以后，主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或者联系”。哈贝马斯基于对胡塞尔“主体间性”理论、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理论”等的继承批判，并基于自己“交往行为”理论和“语言间性”理论而提出“文化间性”问题。[注] 赵丽涛：《文化间性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再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会议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将“文化间性”定义为“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7年第1期。 。文化间性体现为不同文化在相遇过程中，通过平等的互动对话构建某种文化共同体，它以不同文化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为前提条件。共通的文化特质使不同文化间因具备相似性和亲和性而可能互动；文化特质的差异则使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成为必要，因为在差异可调和的前提下“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唯有通过差异的接受或反响才得以实现”[注] 汤国荣、章锦河、曹晶晶、陈敏、朱顺顺：《文化间性理论要义及其在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18年第2期。 。
文化间性致力于增进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性。从特定文化来看，文化间性将“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纳入交互作用的实践体系。在不同文化相遇的过程中，“自我”文化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这一视域的制约。伽达默尔认为：“不管我们是想以革命的方式反对传统还是保留传统，传统仍被视为自由的自我规定的抽象对立面，因为它的有效性不需要任何合理的根据，而是理所当然地制约我们的。”[注] 〔德〕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98页。 他把这里的“传统”称作“前见”，即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固有观念。“前见”会为文化主体建构一种前提性的认识并提供一种“我”的视域，“通过同一系统理解世界”[注] 〔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页。 。因而，每一种文化的主体均倾向从“我”的视域、即附带“前见”去理解对方，“由此遭际生发出的理会就不可能与对方完全一致，它只能是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注] 王才勇：《文化间性问题论要》，《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也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视域融合”要面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自我”文化既通过过滤旧的文化特质和增加新的文化特质实现发展，又与“他者”文化互动。在这种互动中，“自我”文化主体首先要理解“他者”文化，即置于“他者”文化的问题体系中，结合自身需要重新构造问题并寻求“他者”文化对相应问题的答案。
文化间性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并非是文化普遍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寻求的文化同化，而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相互认同。首先，以文化主体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文化认同往往不是单一文化形式的连贯而一致的选择，而是多重利益话语的拼接物。”[注] 韩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形成的适用于各方的共同利益，成为文化主体互动的根本动力。其次，要求不同文化共在共存。文化主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性文化互动模式，保持文化间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为打破文化界限实现不同文化间的整合交融、融会贯通提供机会。最后，旨在构建一种不同文化共生发展的文化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共同利益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这种依存关系就是共同体的体现。[注] 王俊：《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任何一种文化主体均从属于某类文化共同体，每种文化共同体成员都有某种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是其成员维系、联系的纽带和行为实践的指针，也是维护文化共同体稳定性的工具。文化间性将不同文化主体置于同一特定文化共同体之中，这种文化共同体具备“化人”的功能，会引导其成员产生共同的文化记忆、文化形象、文化憧憬、价值取向等文化特质，使他们的“前见”实现新旧更迭和吸收“他者”文化特质并塑造文化主体间的某些价值共识，构建他们相互信任、超越差异、同向行动的价值基础和实践目标，引导他们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协力推动不同文化的共生发展。
图 1文化间性体现的文化关系
(二)文化间性与重塑城乡文化关系
我国城乡文化关系的变迁经历了古代乡村文化强势化阶段、近现代城市文化逐步强势化阶段，这是城乡关系变迁的体现，是城乡文化在不断碰撞中进行文化整合的过程。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现代城市文化强势冲击和解构传统乡村文化、乡村青年和文化人才大量流向城市、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重总量均衡，轻供需对接”、城乡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凸显了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乡村文化发展不充分，加剧了城乡文化的分离与对立。一方面，乡村文化“式微”，致使农村居民难以受到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滋养和引领，农村维系社会关系的传统规范、观念等也逐步淡化甚至消失，给农村陈规陋习、封建迷信活动、低俗文化局部猖獗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城市文化“迷失”致使城市居民忘却“乡愁”，城市文化因缺乏乡村文化蕴含的地域标识而特色不足，加剧了“千城一面”问题，并为各种外来文化、负面文化消解本土文化的特质提供了空间。究其原因，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以及“城市本位”利益取向主导下的“以城统乡”的实践致使城乡文化资源配置不均，乡村文化发展的优质资源被城市抽取，城市文化强势、单向地对冲乡村文化，破坏了城乡文化关系的平等性与和谐性。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重塑城乡关系作出了新部署，提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要求；2018年1月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这种关系在文化领域要求城乡文化相互尊重、互利互补、全面融合、共荣共进，实现共生发展；与此同时，针对城乡文化发展中的短板，乡村文化振兴得以大力推进。习近平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注]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第1版。 。重塑城乡文化关系在分别推进城乡文化内生发展的同时，还要推进它们在互动中共生发展，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重塑城乡文化关系需要解决“城乡文化有哪些共通之处使它们可能互动，它们有哪些差异之处可以互补”“如何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凝聚利益共识，为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确定目标和激发动力”“如何共享城乡文化资源禀赋以解决城乡文化共生发展难题”等问题，以构建新型城乡文化关系。共生发展的城乡文化作为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体现，将“互鉴尊重”“共建共享”“自觉自信”等价值观念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帮助人们在满足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以新的时代意义，形塑他们协力繁荣城乡社会的文化心态和行为模式，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和协同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首先，增强城乡在文化发展上的利益联结。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会使城乡社会都面临“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危险”[注]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51页。 。社会主义社会指向在“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4页。 ，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4页。 ，消灭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对立。城乡融合的基础是城乡利益的一致，寻求使城乡居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乡村文化发展不充分反映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条件的差异性，根本上体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城市本位”利益取向。这种利益取向在文化发展上衍生出“现代文化等同于城市文化”“乡村文化必然落后”，因而“城市文化优先”的偏向让“城乡文化统筹发展”变成“城市文化统筹乡村文化发展”，使得乡村文化处于从属、边缘地位，导致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在一体化过程中“重总量均衡”、忽视农村居民精神文化需要而向农村单向移植城市文化元素，使农村居民的文化获得感不足；城乡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过度开发乡村文化资源，仅将乡村文化元素作为吸引城市消费者和增加收益的点缀物，忽视对乡村文化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文化间性增强集体利益感”[注] Meer N.,Modood T.,How does Interculturalism Contrast with Multiculturalism?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2(2).pp.175-196.要求文化主线间破除利益壁垒和形成某种共同利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方法，即增强城乡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特色文化培育与传播等方面的利益联结，构建惠及所有城乡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和共同文化市场，形成和发展着眼于满足城乡居民基本文化诉求的共同利益。
二、文化间性视角下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内在逻辑
城乡文化共生发展寻求保持城乡文化间一定的张力，增强乡村文化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和城市文化对固有传统的兼容性，减缓直至消弥城乡文化的冲突，使它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融会贯通于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文化轨迹之中。
上午十一点，扬子晚报记者来到中山陵的接驳车站点，等待接驳小火车的队伍仍然很长，一位接驳车的司机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她估计中饭肯定是来不及吃了，因为游客太多天又热，只有赶紧多运送些客人。
(一)求同存异：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前提
事实上，在3阶方阵中，只是要求每行之和、每列之和(共6个)相等，不要求两对角线之和也同它们相等(于是不一定构成3阶幻方)，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式(6).我们现在来证明这点.
首先，“求同”使城乡文化能够互动。从历时性上看，中华文化的根基在农村。中国古代长期的农耕文明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华民族内敛的文化性格，“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涵养了特色鲜明的乡村文化，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规范、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生发于近现代的城市文化实质上是乡村文化特质经过不断的现代化改造的产物，虽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并未完全丧失传统的文化基因(如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从共时性上看，城乡文化拥有同样的“前见”，通过同一种语境表达内在的意义蕴含、承载共同的文化记忆；并且，近代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穿于城乡文化之中。如此，城乡文化的共通性不仅体现为它们在认知趣旨上有亲和性、在认知方式上有相通性，“更是能引发彼此反响而发生意义重组生成的内在关联”[注] 蔡熙：《关于文化间性的理论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确认城乡文化的共通性，用共通的优秀传统道德规范规约人、价值观念引领人、文化产品滋养人，城乡文化互动可以享有共同的价值基础、话语规范和实践准绳。
其次，“存异”使城乡文化能够互补。现代社会中的城乡二元对立构建于“现代(城市)与前现代(乡村)——城市生活的法理社会与乡村生活的礼俗社会——的隐性对比基础上”[注] ⑥ 〔澳〕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3-177、173-177页。 ，在此之下生发赓续的城乡文化保持着差异性。城市文化构建于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之中，“通过更高的社会表现所呈现出的是生活文化”[注] ⑤ 〔美〕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517、318-319页。 ，更能体现城市居民的个性化追求，足以使城市居民的生理和社会需求加以艺术化地综合，将它们注入“多元共处和多样化”的文化模式，⑤呈现城市文化的多变性。相较而言，乡村文化则继续表现农村社会生活状态，约束农村居民保持固有的观念和习惯。伴随城市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向农村渗透，农村居民的生活逐步发生变化，但传统血缘、乡缘关系影响下的乡村文化在表现形式发生变化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一些固有的意义蕴含，从而呈现乡村文化的相对稳定性。这种“变”与“稳”不仅反映两种异质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还昭示了城乡文化的互补性。一方面，城市居民要“消解城市的不确定性”，“弃绝城市文化的混乱不堪与不可预知”，寻求一种“经过浪漫化”的“乡土存在”，⑥追求宁静与紧密的人际关系并让城市文化更具地域特色，就要留住“乡愁”，保留特有的乡村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农村居民要融入现代社会、避免乡村文化因落后于时代而消亡，就要向城市“取经”，用城市文化蕴含的科学、理性、正义、法治等理念与现代文化元素促进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期，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种高速增长付出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产能落后过剩、贫富差距加大、债务风险高企等代价换来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面临各种高风险的新时代背景下，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还要完成从富到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必须有新的发展理念引领。
(二)互动互鉴：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关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关于“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人民日报》2017年2月3日第14版。 的要求，以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为抓手、以城乡互助解决文化发展突出问题为重点，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搭建城乡文化发展经验交流平台，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在互动互鉴中共同提档升级。
其次，合理“设问”，互鉴发展成果。城乡文化在互动中并非要生硬地互相移植或嫁接对方的文化特质，否则会遭际文化排斥，导致文化主体疏离、拒绝甚至攻击“他者”文化。[注] 吴莹、杨宜音、赵志裕：《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排斥反应》，《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4期。 比如，乡村民居的设计、装饰机械地模仿城市文化风格，使乡村在“小洋楼”群中变得“千村一面”；并且“小洋楼”对农村生产生活的“不适应性”，还催生出“不洋不土”的乡村文化景观，即砖石结构的“小洋楼”旁建起砖瓦或土木结构的厨房、家禽家畜圈舍等附属建筑，不但缺乏美感，还使民居整体上缺乏现代气息和传统韵味。其实，城乡文化互动本身就蕴含了问答逻辑，即城市居民或农村居民预先提出要理解“他者”文化中的什么文化特质以解决“自我”文化面临的问题，再进入“他者”文化的问题体系，重新构造问题并在“他者”文化之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及对解决“自我”文化问题的借鉴价值。“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 ，城乡文化互动中的问答逻辑实质上体现了它们采取互鉴发展成果的办法解决各自文化的问题，其中预先提出和重新构造的问题成为两种文化间互动的中介。这些文化问题的设置在现实性上应该立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城乡生产、生活、交往方式变迁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注] 这里的“针对性”聚焦“自我”文化的某一或某类文化问题，形成专门的问题(体系)，从而有侧重地借鉴“他者”文化的发展成果，而非将“他者”文化全盘吸纳。与此同时，这些专门的问题(体系)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且其发端于城乡文化之中，因而与它们均有关系。因此，不能孤立地设置这些问题(体系)，而应把它们置于城乡文化的相应关系中。 以期在保留各自文化特色基础上互鉴解决各自文化问题的智慧和方法。
利用改进的Jensen尾流模型计算位于下游的风机所捕获的风速。简化的尾流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在大多数研究中,图1所示的锥形区域为风通过每个单独的风机时所形成的尾流效应区域。本文将其简化为二维模型[14]。
首先，正视“前见”的作用，消除其中的偏见。城乡文化在互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自“前见”的制约。城乡居民在接触“他者”文化时，会基于“前见”判断“他者”文化的归属关系，理解“他者”文化的意义蕴含和表现形式；然后比较城乡文化间的差异，从“他者”文化中汲取“自我”文化中欠缺或不足的文化特质，使“他者”文化成为滋养“自我”文化更新的有益资源。在此过程中，“自我”文化“前见”内蕴的固有偏见可能成为理解“他者”文化的标准以及可能催生新的偏见，这些偏见的典型代表是绝对信服或绝对排斥“他者”文化。前者会消抹“自我”文化的特质，使“自我”文化主体倾向于被“他者”文化同化，但又因自身所处环境中不具备传承和发展“他者”文化的现实基础而难以成为“他者”文化的主体，进而出现文化上的焦虑、迷茫乃至信仰缺失；后者则会阻断城乡文化互动，使“自我”文化主体陷入文化上的自闭，“死守过时了的成见只会同这些成见一起被人所抛弃”[注] 杨谦：《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所以，应该消除旧偏见的影响、阻断新偏见的滋生，伴随理解的深化而不断检验和调整“前见”，剔除理解过程中出现的过时、极端成分，形成新的建设性的“前见”，从而更好地包容、理解“他者”文化。
(三)互利共生：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归宿
城乡文化应该基于共同利益，在同一文化共同体中实现共生发展。
患者入手术室后监测血压（BP）、心率（HR）、心电图（ECG）、脉搏氧饱和度（SPO2），C组以舒芬太尼0.4 μg/kg、丙泊酚1.5 mg/kg、维库溴铵0.15 mg/kg行麻醉诱导，K组静脉注射氯胺酮0.6 mg/kg，其余诱导药物同C组。两组患者均行术后静脉镇痛，镇痛泵配方为舒芬太尼3μg/kg +雷莫斯琼0.9 mg+生理盐水至200 ml，背景输注量为4 ml/h，PCA量为1ml/次，PCA锁定时间为15 min。
从实践上看，应该强化间性思维，以作为“城镇之尾”和“乡村之首”的小城镇为文化发展资源和经验交流的纽带，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发力，固基城乡文化共同体，推进城乡文化共生发展。
三、文化间性视角下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推进策略
其次，构建文化共生发展的城乡文化共同体。城乡文化共同体是以两种文化的共同特质为基本内容、以城乡居民为共同文化主体呈现城乡文化之间最广泛的共同利益，是城乡居民进行文化传承、文化传播、文化创新、文化消费等精神文化生活实践的公共文化空间，它是城乡文化的空间化、是承载和展现城乡居民基本文化诉求的实践区域，在形式上由各种融合城乡文化共同特质的物质性、规范性和观念性要素构成，在内容上表征城乡居民与城乡发展的文化轨迹，历史性、现实性地呈现城乡文化的共同意义表达。[注] 张学昌：《空间与权利：城市文化的双重变奏及现实选择》，《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它是由城乡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及其张力构成的：其一，城乡居民依托共同文化特质，开展文化交往、共享精神文化生活条件。其二，城乡居民为弥补各自文化特质上的缺陷或使各自文化更好地发展，而在城乡文化互动中互鉴、共享各自特有的文化特质，增强各自文化的多元性。其三，城乡文化在相互汲取某些文化特质的过程中，创造兼具城乡文化特质的新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构成城乡文化互动的新纽带和城乡文化共同体的新内容，它们虽然以城市文化或乡村文化中的某一文化元素的形式存在，但却内在地蕴含了城乡居民的共同文化诉求。这样，城乡文化共同体成为消解文化排斥、联结文化差异性、凝聚城乡居民的工具，承载新的文化记忆、文化形象、文化憧憬等共同文化特质并建构性地表达了城乡居民的价值共识，引导城乡居民增强共同文化认同和集体归属感，通过互动、互鉴、互助而非对抗的方法来对待共同面临的问题，使之成为城乡居民实现全面发展的共同精神家园。
城乡文化既同宗同源又各有特色，决定了它们的共生发展可能且必要。
(一)加强顶层设计，合理调适城乡文化关系
在新时代，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要求，旨在调适城乡关系，从而构建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际相符的新型城乡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城乡文化关系也应该得到相应调适。
第一，充分发挥城市文化的比较优势，用城市文化的现代元素充实乡村文化，使乡村文化既保留优秀传统特质又适应城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同时，促进乡村文化分享城市文化发展的资源和动力，在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城乡文化市场整合、城乡文化治理实施过程中优先照顾农村，引导城市文化产品及相关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向农村有序流动，不断增强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续航能力。第二，充分发挥乡村文化的价值优势，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尤其是文化振兴的政策框架，科学编制适合各地农村实际的乡村文化振兴规划，理清乡村文化中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积极价值的文化特质并向城市推介这些文化特质，着力解决城市文化发展面临的特色缺失问题。第三，动态把握城乡文化关系，认清当前城乡文化均与城乡居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存在差距，以及时满足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导向，完善城乡居民文化诉求表达的制度体系，探索制定《城乡居民文化诉求表达公约》及其实施细则，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拓宽城市居民文化诉求表达的渠道，不断优化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实践目标和具体举措，增强城乡文化服务城乡居民发展的能力。
(二)互鉴有效方法，提档升级公共文化服务
城乡文化共生发展是它们在共存基础上实现文化特质新旧交替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并非是要创造第三种异质文化、也不是让两种文化趋于同质，而是要让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借力。
第一，针对传统盈利观念制约下城市居民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完整认知、对公益性低收费文化服务项目接受不足以及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同质化、对农民工等外来人口可及性不足、忽视某些非正式的公共文化活动(如广场舞、街头展演等)问题，[注] 许昳婷、陈鸣：《建构混合型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借鉴农村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单位最广泛地吸纳居民参与集体文化活动和传播文化的方法，以企事业单位、社区等组织实体为单位，开展行业内和跨行业、社区内和跨社区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知识讲解及各类文化展演、竞赛等公共文化活动，增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性、覆盖面以及对城市居民各群体的可及性。第二，针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落后和利用率不足、供需错位等问题，[注] 闫小斌、段小虎、贾守军、荆皓：《超越结构性失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驱动与需求引导的结合》，《图书馆论坛》2018年第6期。 借鉴城市通过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网络新媒体平台表达文化诉求、生产多样公共文化产品传播文化等方法，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数据中心及相应的大数据平台，通过互联网、移动终端、农村文化礼堂活动等“线上+线下”平台，做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对接，为农村居民提供他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利用效率以及对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服务能力。
目前，中职院校与所衔接的高职院校办学场所大多有一些距离，有些甚至是跨市区的中高职衔接。以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为例，2018年对口10所中职院校，有6所职业院校分别位于东莞、中山、佛山、清远，4所中职院校位于广州市内，但与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尚有较远距离。大多数中职和高职院校的沟通渠道主要是通过网络、电话、邮件、洽谈会等方式，尚未构建起一种开放式的衔接平台，包括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
(三)促进结构优化，增强文化发展的经济支撑
产业是城乡文化发展的经济支撑。“城乡互动的起点是产业互动，城乡融合的基础是产业融合。”[注] 王伟光、魏后凯、张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受体制分割和制度障碍影响，城乡产业发展还存在互动不足、要素流动不充分等问题。对此，应该在增强城乡文化产业利益联结的基础上促进它们的融合互动，以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的文化诉求。
乌镇，一幅科技与智慧的“风景”正在被缓缓描绘，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政府代表、企业大咖、行业专家在一场场高峰论坛上坐而论道。这次互联网大会，5G无疑是焦点中的焦点！马化腾在演讲中提到，6日晚上他与中国电信董事长杨杰沟通获知，中国电信在乌镇的5G试验网已经达到了每秒1.7G的下载速率，比现在的光纤速度还更快速。
第一，建立城乡一体的文化产业链。完善城乡一体的文化市场体系，加强城乡文化类事业单位的改革，打破妨碍城乡文化企业公平竞争，如“城市保护主义”等障碍，稳步推进城乡文化产业的相关资本市场相互开放，完善城乡文化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和健全城乡文化企业的信用管理体系，加强对城市文化企业违法、失信行为的监管和惩戒力度，增强城乡文化企业适应城乡文化市场发展的能力；促进城市文化产业向农村延伸、农村文化产业向城市拓展，发展文化产业龙头企业和覆盖城乡的文化连锁企业，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文化产品生产渠道和销售渠道，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运行规范、城乡一体的文化产业链。第二，促进城乡文化产业分工协作。城乡文化产业所依托的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存在差异，其产业发展也存在相应差异。因此，城乡文化产业应基于城乡文化资源禀赋状况做到差异化发展，促进城乡文化产业要素的双向流动，使城乡文化产业既分工合理、资源共享、要素互补、过程互嵌，又各有特色，防止城乡文化产业低水平重复发展。
(四)完善文化治理，更好满足多元文化诉求
文化治理是文化功能在“交错着权力、认同和意义等的争夺场域(政治权力场域) 的具体体现”[注] 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是社会力量对文化发展主导权和发展资源的再分配及运用过程，有利于弥补公共文化服务难以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文化诉求以及市场难以满足城乡居民公益性文化诉求的不足。城乡文化治理旨在依托社会力量参与城乡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与执行、市场运行与监督、社会评价与反馈等，提升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在城乡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城乡居民的主体性，完善城乡文化治理体系。
第一，完善制度机制构建，制定政府宏观规划与精准支持、文化企业有效供给、社会组织积极服务、城乡能人自觉带头和城乡居民全面参与的城乡文化治理架构，依托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规范建构的德治体系、法律法规建构的文化法治体系、城乡居民文化诉求自发表达与自我满足机制构建的自治体系的有机结合。第二，通过文化教育与社区宣传等方式引导城乡居民在思想上成为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认同者和拥护者，提升他们依法、文明开展、参与城乡文化活动的素质和能力，尤其是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开展以“文明上网”为主题的社区文化活动、企业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发起建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城乡虚拟空间居民公约，增强城乡居民依法开展网上文化活动的意识。第三，丰富城乡居民的文化实践体验，依托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引导居民查找、分析城乡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借鉴“他者”文化的智慧参与文化资料保存与维护、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文化产品设计与传播等实践活动，组织其中的代表进入城乡文化发展规划、管理机构参与城乡文化发展决策和监督，让他们在实践中体悟城乡文化发展趋势和要求，增强其参与城乡文化共生发展实践的自觉性和获得感。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1-0088-08
作者简介 ：张学昌，法学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65)。
* 本文系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四川省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与机制研究”(SC18C015)、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农村文化振兴的促进机制研究”(skbsh20182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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