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市民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中，也许再也没有比城市文化传承问题更引人关注且众说纷纭的了。早在1949年3月，当毛泽东向全党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时，他一方面强调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要预防这种情况。”①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城市不仅仅意味着高楼大厦、机器轰鸣，也意味着霓虹闪烁、物欲诱惑。城市不仅是实现“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而且也是资产阶级腐朽文化根深蒂固的最后堡垒。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城市文化都被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化的刻板形象和反面教材而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从《我们夫妇之间》中男主人公李克对自己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深刻检讨到《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对战斗英雄陈喜不自觉地向“腐朽”的城市生活靠拢的批判，从《上海的早晨》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千万不要记忆》中对青年工人丁少纯在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姚母的影响下走向腐朽堕落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城市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原罪意识及其当代命运，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反城市文化”②。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基于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仍然无比强大，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人文学术，谨慎地区分城市的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并将由人口的集聚而带来的交往困境、因产品的丰盛而带来的物欲膨胀、因社会的开放而带来的人心孤独作为变革中城市文化的表征。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叶之蓁的《我们的建国巷》中，新买的一台电视机会使原来关系融洽的邻里关系变得生疏甚至刻薄；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作为农民的陈奂生一方面会因五块钱的高额房费而蓄意报复，而另一方面则将这一经历转化成自我炫耀的资本；即使是颇具现代主义气息的《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城市青年的困惑与不安仍是其叙述的基本动力。在这种“反城市文化”的倾向中，“乡下人”往往成为城市批判的首选视角，“我是农民”往往是许多作家文化身份的认同。
90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基于文化工业和媒介技术的大众文化日益在城市文化语境中突显。伴随着新写实小说、新市民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这种“反城市文化”的倾向才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改观。尽管仍然有着消费主义的担忧，但是消费的合理性和欲望的合法化已获得了其正面价值；尽管仍然有着宏大叙事消解的危险，但是对日常生活的密集书写已经使个人化写作成为一大批作家认可的姿态。即使在人文学术中也是一样，从席卷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到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关注，从“个人化写作”的讨论到“底层”问题的争鸣，都将自己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城市、城市文化、城市文学之上。尽管其中仍然不乏批判和质疑，但是其中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在于，基于乡村文化的“乡下人”眼光和视角明显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本雅明式的城市“漫游者”姿态。尽管这种“漫游者”姿态对城市始终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但他观看城市的眼光已经完全内化为城市之中，成为城市文化的自省。也就是说，“漫游者”本身就是城市的产物，是“城市中的人群”，③而不是城市的他者。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即便是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主要创作主体和反映对象的“打工文学”中，农民工问题也是作为城市问题来确立其反思的立场的——作为底层的农民工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返乡”，而是如何真正的“进城”。
与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对城市文化的持久而密切的关注不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文化传承问题才真正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在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中，城市文化建设作为“软实力”日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并被确立为城市建设的核心。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对城市精神的提炼、对城市文化性格的理解成为各个城市文化建设中重要的方面。正是在这种差异化的追求中，城市自身的历史、地域文化的因素才得以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功能布局调整过程中，城市老建筑、街道、里弄的消失、城市历史记忆的淡化和城市民俗工艺的消亡又成为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直到现在，吴良镛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警告的“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的“建设性破坏”现象仍然普遍存在④；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四大怪现状⑤；尽管这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高度重视，但这只是转化为各级“申遗”冲动，少数文化遗产申报的成功并不能挽回更多文化遗产的破败和消亡。正如冯骥才所说的，“进入90年代后，我特别关注在急速现代化与市场化中文化的命运。……如今，现代化的负面造成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的问题，正在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文化——比如正在被大规模的‘城改’所涤荡的城市的历史文化性格问题，至今依然被漠视着。”⑥其实，无论是对城市文化的重视还是损毁，文化传承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内化到城市发展本身来考虑，而是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美其名曰“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实则将文化视为可有可无的旧抹布，想擦就擦，想扔就扔。
那么，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相敌对吗？很显然，作为对象性的文化形态，那些古建筑、老城厢肯定是破旧不堪了；那些精美的手艺也太费时费力，远远不能满足批量生产和廉价销售的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移民涌入，使得城市的土著沦为“少数城民”，城市的历史记忆和作为城市民俗的生活方式在青年一代的脑海里无可挽回地被淡忘。同样，作为城市发展的推动者，机构性的城市规划也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任何一条街道的铺设、一个小区的建造、一个商圈的设计都必然带来大量的拆迁，随着旧屋被夷为平地、原住民被迁往别地，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文化都被彻底格式化了。但是，如果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城市文化传承问题，那么，它就将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其实，在城市文化传承的问题上，芒福德视城市为“文化的容器”的观点虽然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但是其间的深意却并未得到真正的认识。芒福德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指出，无论城市类型有多么大的差异，“但它们的体制内容、功能作用却毫无二致。二者都具有凝聚、贮存、更新和传递并进一步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社会功能，都能以通过不同社会功能和活动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在时间与空间上扩大人类联系的范围。”⑦在此，芒福德的这一思想为我们讨论城市文化传承问题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应当把城市视为文化传承的积极力量来加以思考。如此，才有可能找到破解城市文化传承问题的钥匙。
首先，芒福德是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的。他认为，无论是古代城市发展还是现代城市建设，文化传承的功能从未受到削弱，相反一直是其基本功能。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如果说，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某些著名的首都城市，如巴比伦、罗马、雅典、巴格达、北京、巴黎和伦敦成功地支配了各自国家的历史的话，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他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把其大部分留传给后代。”⑧而作为最新的城市发展的普遍形式——特大城市——而言，这种文化传承的功能依然强大。在他看来，“如果说博物馆的产生和推广主要是由于大城市的缘故，那也意味着，大城市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博物馆：历史性城市，凭这本身的条件，由于它历史悠久，巨大而丰富，比任何别的地方保留着更多更大的文化标本珍品。……那种巨大浩瀚，那种对历史和珍品的保持力，也是大城市的最大价值之一。”大城市非但不是文化的健忘者和终结者，相反，“大城市是人类至今创造的最好的记忆器官，在它变得太杂乱和瓦解之前，大城市也是进行辨别、比较和评价的最好的机构。”因此，他不无乐观地宣称，“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⑨
也许我们会觉得芒福德的这种城市文化观过于乐观主义，但是，只要认真想想，尽管有许多人会怀念乡村文化的闲适与从容，但是很少有人愿意真正舍弃城市里的现代生活而回归原始；尽管我们痛惜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损毁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是文化保护的制度设计和实际的行动都必须依赖城市这一高度组织化、机构化的形式；也许我们会觉得那些被博物馆化了的民间文化和城市民俗已经成为没有生气的标本，但是另一个显见的事实在于，如果没有这些博物馆和民间的收藏，这些文化形态也许早已尸骨不存。
其次，芒福德另一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在于，他是视城市为人类文化的容器，而非仅仅是城市文化的容器。在芒福德看来，“人类社会的文化成就、文化积累愈是广博、丰厚，就愈显出城市在组合、开发这些文化成果中的重要作用。……城市在吸引各种人群的过程中，把许多民族和不同时代的音乐、舞蹈、礼仪、传说，尤其是各种行业技艺等，移植、提高、保全下来。这些东西否则会得不到发展，甚至失传。”⑩因此，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问题被内在地作为城市的基本功能，而非附加功能；城市文化传承也绝非城市文化的传承问题，而是城市的文化传承问题。
如果具体到当代中国来说，所谓城市文化传承问题，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城市文化建设中，过分关注了城市性的文化，而对非城市性的文化予以了排斥。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就城市文化而言，它包含着狭义的“城市性的文化”和广义的“城市中的文化”。城市性的文化意指那些伴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以人口的集聚而产生的文化共享需要、以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便捷传播可能和以商品交换为目标的文化产品生产而出现的大众文化。对于这种文化现象的关注，一直是西方文化研究的基本命题。商品消费、媒介技术、大众趣味由此成为城市性文化的三大标签。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热的兴起，与这种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理论的引入不无关系。但是，除了大众文化之外，城市文化中还有更多的“城市中的文化”，它因无法商业化而失去了市场、因无法工业化而使手艺失传，因无法适应青年一代的欣赏趣味而日益萎缩。因此，如果我们要认真研究好城市文化传承问题，仅仅依靠文化研究的批判理论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应该把视野从狭义的“城市性的文化”中解放出来，而放宽到广义的“城市中的文化”，恢复城市文化的本土性、历史性和层积性。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将“城市中的文化”区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当地文化传统，它包括古代城市文化的遗存和近现代的历史记忆以及更重要的是市民生活方式的变迁。第二类是在城市在向农村扩张的过程中城市化了的乡村文化，尽管这种文化逐渐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但是它仍然通过转变成城市民俗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存，如许多民间工艺、戏曲、节庆习俗等；第三类是由城市移民所带来的异地文化传统，其中最主要的是由农民工所带来的乡村文化传统，尤其是在中国，农民工的流向往往是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城镇集结；第四类是以市民意识为基础的市民文化，它不仅包括批判理论所密切关注的在文化工业影响下的大众文化，而且包括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由、平等、独立的价值观念和在文化现代性的确立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批判与反思的精神品质。其中第四类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城市性的文化”。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类，尽管芒福德讨论的是城市与文化传承问题，但他更强调的是城市中“人的活动”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城市环境中的每一种活动，都是开放的乡村环境所早已熟知，并且卓见成效地进行了许多世代的；但是，唯独有一种功能，却只有城市才能完成，这就是综合与协调这许许多多的人类活动，具体方式就是人群的长期聚居及直接的、频繁的面对面的往来。这只有在城市环境中才有可能实现。由此可见，城市特有的功能只在于它能增强人类活动和往来的内容、种类、速度、程度以及持续性。”(11)而且，在“人的活动”问题上，芒福德最为看重的是作为城市的主体——“市民”——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所谓“市民”并非“城市中的人民”这种字面意义那样简单。在西方文化传统之中，市民最为重要的标准是指作为社会中的个人自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主体，并且拥有自己不受他者影响的价值理想和不受国家和他人非法干涉的观念体系。基于这种市民意识而形成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当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被确立为“市民社会”。作为这个社会的基本单元，市民社会具有经济和权利的多元、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以契约确立人际关系和高度自治等基本特点。在《城市发展史》中，芒福德也是从这种特定的市民含义出发展开其论述的。在他看来，“希腊人产生出了自由市民。……市民认为，城市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市民之间，正像朋友之间那样，绝不存在什么秘密的事情，不存在职业上的隔阂，也不存在不平等的可能性。”(12)而作为对未来城市发展的构想，芒福德仍然将其发展的动力确立在市民意识之上。他认为，“现在城市必须体现的，不是一个神化了的统治者的意志，而是它市民的个人和全体的意志，目的在于能自知自觉，自治自制，自我实现。他们活动的中心将不是工业，而是教育；每一种作用和功能将按照它促进人类发展的程度来加以评价和批准，而城市本身将为日常生活中自发的冲突，挑战和拥抱提供一个生动的舞台。”(13)
如前所述，在城市文化传承问题上，我们过于关注了对象性的文化形态和机构性的城市规划，从而遮蔽了对作为城市文化主体的市民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比如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困惑：尽管政府和学界千方百计创造各种条件，但是大量的绝技仍然都面临着“断后”的危险，而一旦没了传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性”便会消失，而只能成为“化石”。再比如在城市建设中，“空城”现象日益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因为过快的“城市郊区化”而使市中心陷入“白天拥挤、晚上冷清”的尴尬，或因为城市间发展差异的扩大，使得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出现了中小城市发展停滞，或因为市中心房价和生活成本过高，促使大量市民转移到市郊等等，而“城”之所以“空”，正在于“人”之无。再比如，当我们痛斥城市规划“千城一面”时，也许只是注意到了建筑的雷同和风格的单一，其实，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大量而快速的流动已经成为常态，而城市则是各种“移民”和“流民”的汇聚之所，仅仅从市民结构的角度来说，愈是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其地方性因素将愈淡化，其城市文化也将愈趋于一致，也许这种市民的“千城一面”比建筑的“千城一面”更值得关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芒福德对“人的活动”因素的强调，在讨论城市文化传承问题时，不仅仅要把目光锁定城市规划和政府行为，而且更应该重视城市市民及其文化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前述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在城市文化传承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姿态具有了极为重要的人文价值。虽然“乡下人”的视角显得保守，“漫游者”的姿态缺乏行动性，但是他们对“城市与人”的思考却是城市文化传承中最为重要的价值维度。因此，有了对“城市与人”的人文关怀，有了关注“人的活动”的社会学视角，城市文化传承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可能。
正是在芒福德所说的“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意义上，城市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即城市化进程)不再水火不容，而是同构合拍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只要我们回到“城市化”最为基本的定义便不难发现，城市化最为重要的其实是市民化问题。在《辞海》中，城市化被定义为两个层次：一是“城市数量增加或城市规模扩大的过程。……表现为城市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逐渐上升”；二是“将城市的某些特征向周围的郊区传播扩展，使当地原有的文化模式逐渐改变的过程”。前者是从人口的数量对城市化水平做出的量化指标，而后者则是从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的变迁对城市化水平进行质性评估，两者合二为一即是“市民化”问题。相似的定义我们还可以举出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50280-98》来，其中“城市化水平”的定义即是“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一般用一定地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14)同样是“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不断指出：“城市化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15)，一直困扰城市文化传承的“传承与发展”的矛盾则可以内化到市民化进程中，通过对市民化进程的复杂性分析而找到解决之道。
首先，城市文化传承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它贯穿于城市化的所有阶段。所谓“市民化”问题按照城市社会学的共识性理解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身份的市民化问题，即城市在向农村扩张过程中，将当地农民或外来的移民(在此特指农民工)改造成城市市民，给予他们城市人的身份、职业及各项市民权利等；二是意识的市民化问题，即在身份的市民化基础上，进一步使他们形成市民意识，产生市民文化，形成市民社会。从身份的获得到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市民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各种文化矛盾和冲突。从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在城镇化阶段，城市的发展还更多依赖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工来获得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依赖“工农剪刀差”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来增强其企业竞争力。由于“农民不失去土地是中国城镇化基本特点”(16)，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文化现实是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保留着浓厚的乡村文化特点，加之这一阶段具有城市性的文化发展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使得城镇化的农民市民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解决城市文化问题则是当务之急(17)。不过，在文化传承问题上，正因为城乡文化的这种彼此消长和市民化程度不高的特点，使得具有乡土气息的文化形态得以在城市中保存，并在一定范围内转化成城市民俗。在中小城市化阶段，市民化进程无论是量还是质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城市的发展开始更多信赖城市市民自身的创造，城市性的文化在文化机构(包括各种文化事业机构和文化产业机构)的日趋发达、城市规划的日渐有序中得到飞速发展，市民交往也更加开放和理性。这个阶段，农民工开始处于城市文化发展中的弱势地位，基于农民工而移入的乡村文化也慢慢式微。因此，中小城市化阶段的城市文化就转变成如何一方面继续发展市民文化，构建市民社会，另一方面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并加快其市民化进程的问题。而到了都市化阶段，市民化程度进一步得到提升，伴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建立在“物”的丰裕基础上的消费文化开始突显；而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中产阶级逐渐成为城市市民的主流，这也使得中产阶级文化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因此，在这个阶段，由于对农民工依赖程度的降低，加之城市性文化的日益强大，乡村文化因素进一步被剥离，与此同时，在城镇化、中小城市化阶段形成的城市民俗也因市民生活方式的变迁而逐渐消失。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各种城市文化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
其次，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市民化进程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城市文化传承的复杂性。如果说我们以一个城市为单位可以将城镇化、中小城市化和都市化分别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话，那么，如果将中国所有的城市放在一起，则会发现不同城市城市化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果只是进行粗略的划分，我们可以将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划分为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一类是以北京、西安等古都为代表的“古都型城市化”，其自身负载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同时又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一类是以上海、广州等为代表的“开埠型城市化”，其城市化发展在近现代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影响中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市民文化都呈现出明显的“外向性”(或曰“国际化”)的特点；一类是以广东、江浙部分乡镇城市为代表的“乡镇型城市化”，它们兴起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其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民营、私营经济的强大推动，更得益于大量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为之带来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但是其单一的经济发展取向，并未使城市化水平获得同步的提升。因此，这三类城市所面临的文化传承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说古都型城市的市民化进程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继承，文化的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开埠型城市的市民化进程由于更多受到近代市民传统的浸染，中西文化的碰撞则是其必须处理好的问题；而乡镇型城市的市民化进程则更多受制于乡村文化的束缚，如何在城乡文化对峙中寻求解决之道则是其比较棘手的问题。
第三，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市民化也并非铁板一块的，不同的人群其所面临的市民化问题也不一样，从而使都市文化传承问题更为复杂。比如说，同是“农民市民化”问题，因知识文化水平的差异，其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有天壤之别。无论是中小城市还是国际性大都市，都对农民进城设置了一定高度的门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知识文化水平。对于没有知识文化和专业技能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没有更多就业机会，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最脏最累最廉价也最没保障的工作，而且大多数农民工也缺乏基本的权益保障意识，因此农民工普遍被排斥在市民化进程之外，因此，其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特点就是与城市性文化的隔膜和对乡村文化的认同。但是对于那些通过高考“跳龙门”或者有一技之长的农民而言，他们通过“先知识化”而使自己拥有了“引进人才”的待遇，无论是在户籍管理、就业渠道还是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受到青睐和优待，他们与另外一批从城镇或中小城市市民一样，以“城市移民”的方式向大城市集聚。由于其经过了“先知识化”的过程，而且被城市接纳的难度相对较低，因此其市民化程度最快，市民意识的形成也最容易。由于其自身所承载文化的双重性(即既认同乡村文化或中小城市文化，也认同都市文化)，虽然不免有文化差异的紧张(如在上海文化讨论中一直纠缠不清的“新上海人”与“老上海人”之间的文化冲突，其实远远没有他们所感受得那么严重(18)，但更多的其实是彼此的并存与兼容。除此之外，对于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城市原住民而言，尽管他们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城市市民的身份，但是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其自身也面临着“再市民化”的过程。一方面，这类市民拥有对这个城市历史与文化的记忆，也是城市民俗这些活态文化的保存者，但是另一方面，因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大量城市移民对其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甚至其社会地位都带来诸多影响，比如说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因产业布局调整而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使他们从城市的主人翁一度沦为城市的边缘人，甚至成为城市贫民这样的弱势群体，这样，他们必然面临着重新调整自己与城市的关系、重新找到自己在城市中的位置的问题。
注释：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7页。
②孟繁华：《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东疆学刊》2002年2期。
③参见[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④吴良镛：《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
⑤周之江：《中国城市发展四大怪现状》，新华网贵州频道2003年12月11日电。http://www.gz.xinhuanet.com/xwpd/2003-12/11/content_1327368.htm
⑥冯骥才：《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⑦[美]L.芒福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⑧[美]L.芒福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5页。
⑨[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573-574、574、582页。
⑩[美]L.芒福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11)[美]L.芒福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5页。
(12)[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1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584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主编：《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5)《城市化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3期。该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城市化并不简单地等于城市的摊子扩张，也不简单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城市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际关系及新的精神生态。”
(16)《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答本报记者问》，《学习时报》2006年5月10日。
(17)“城乡统筹”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按照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的说法，东南亚的城市化道路与欧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欧美的城市化主要是由中心城市支持起来的，而东南亚的城市化则是在城乡混合的工业化与城市扩张过程中发起的。参见Edited by Norton Ginsburg,Bruce Koppel and T.G.McGee,The Extended Metropolis,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因此，城乡问题一直是中国城市化、市民化进程中始终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在新中国城市文学史上会出现如此长时间的“反城市文化”现象，为什么许多作家会选择“我是农民”作为批判城市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18)如2006年4月至5月间，《新民晚报》就组织了一次“上海是不是我的家？”的讨论。此事缘起于一位来沪工作多年却总无“温暖亲切”感的同济大学女教师柳珊给晚报的来信。信中列举了自己作为新上海人的一些困惑，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一方面，自己作为“新上海人”长期得不到“上海人”的认同，同时另一方面，自己又长期未能真正认同“上海”。而且这只是二十多年来，上海围绕“上海人与上海”、“上海人与外地人”、“上海城市精神”、“做可爱的上海人”、“世博与城市大发展”等各类相关主题讨论中极小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