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视角的组织复杂性界定及测量研究评介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视角论文,测量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正如Holand(2000)所言，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组织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系统各个元素的相互作用促使组织不断地适应复杂无序的外部环境，组织的这种适应性导致组织形成了自己的复杂特征。当前，学术界和企业界都已认识到组织复杂性是组织在决策和管理方面无法回避的一个本质性问题，组织必须有效识别和评价自己的复杂性(McKelvey，1999)。然而，识别和评价组织复杂性，首先应该对组织复杂性这个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这也是沟通经验世界与符号世界的第一步(Dyke，1960)。因此，本文试图对基于不同视角的组织复杂性界定及测量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介。
复杂性无处不在，不同学者对组织复杂性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1]，对组织复杂性的测量也采用了不同的方法(Dooley，2002)。通过回顾组织复杂性研究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组织复杂性界定和测量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从组织客体复杂性研究向组织主体复杂性研究的转变，即从基于机械论视角仅关注组织结构和层级复杂特征发展到基于行为论视角关注组织成员复杂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导致的整体复杂特征，这两种视角都是从复杂性产生的客观根源来分析客观的组织复杂性，都属于组织复杂性研究的本体论视角；而第二次转变则是从本体论视角向认识论视角的转变，即从研究组织复杂性产生根源的客观视角转向研究组织决策者所认知的组织复杂性的主观视角。从组织复杂性研究所经历的这两次重大转变出发，我们可以把组织复杂性界定与测量研究分为三个流派或三种视角：结构、行为和认知。虽然基于不同视角的组织复杂性研究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因而对组织复杂性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得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结论，为推动组织复杂性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此，本文按组织复杂性研究不断深入的顺序来回顾和评价基于上述三种视角的组织复杂性界定与测量研究文献，以期对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组织复杂性，基于更完整的视角研究组织复杂性问题有所裨益。
二、结构视角下的组织复杂性内涵界定与测量
(一)结构视角下的组织复杂性内涵界定
根据结构视角，组织复杂性是指结构的错综复杂，是一种组织层面的复杂性，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复杂性。组织复杂性研究的结构视角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该研究视角的特点就是，结构论者基于传统的机械论把组织描述为由被大量规则正式化的控制机制所导致的等级森严的权力层级结构(Daft，2001)。在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们看来，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分割成不同结构单元(Aiken等，1980)，分析结构单元的复杂性就能够形成关于组织复杂性的总体观点。[2]因此，如果组织内部的结构单元复杂程度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复杂性问题(Dooley，2002)。结构视角从两种不同的结构单元复杂程度(即结构单元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来研究组织复杂性问题。
首先，组织内部结构单元过多，会导致组织复杂性。持结构观的学者，如早期的Simon(1962)及Thompson(1967)，在他们的组织动力学研究文献中都强调了这类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并且指出组织规模是组织复杂性的重要预测因素(Blau等，1971)。Beyer和Trice(1979)研究发现，虽然组织规模是组织复杂性的重要预测因素，但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组织复杂性预测因素：组织内部专业化分工越细，组织则越复杂。Lawrence等(1967)也研究发现，如果组织规模庞大，内部包括许多子系统，而且各子系统有自己正式的组织结构，其成员又有特定的目标、具体的约束以及一定的相互关系，那么，这种组织就存在根植于结构单元的复杂性(Jablin，1987)。这种组织结构复杂性可以用组织内部的活动数量和子系统数量来描述(Daft，2001)，因此，它至少包括四个维度：组织内部垂直分布的职位层级数量(纵向复杂性)、组织内部水平分布的职位数量以及与组织成员职位相关的技术深度和广度(即部门和工种的数量，也称横向复杂性)(Dooley，2002)。
事实上，水平变异(horizontal differentiation)和垂直变异(vertical differentiation)都给组织提出了沟通、控制和协调方面的问题。水平变异不同于垂直变异，两者的差异越大，控制、协调与沟通方面潜在的问题就越多，结构单元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复杂。因此，持结构观的学者通常认为，结构单元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都能反映组织的复杂性，因而可以把组织复杂性定义为组织内部结构单元的数量、它们之间的多样化差异以及相互作用关系(Jablin，1987)。后来，不断有研究支持并丰富了这种观点，如Daft(2001)借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分形和分维概念，把组织分维为结构性维度和关联性维度，并从组织系统结构的角度探讨了组织复杂性问题；而Rybakov则认为组织复杂性是组织内部结构单元之间联系的数量和管理水平以及全体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沟通及岗位间关系的数量[2]。因此，我们可以把结构观概括为：复杂的组织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结构，它们具有很多组成成分，存在多重的相互联系。[3]由于这些复杂性往往发生在组织内部的不同层级之间，因而是一种组织层次的复杂性。
结构学派所界定的组织复杂性概念，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对组织复杂性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Lorenz发现了简单、动态的系统中还存在混沌的复杂行为以后，Bar-Yam(2000)又发现在看似简单的结构中存在混沌的复杂系统，同样在看似复杂的系统中还存在简单的行为。如果我们还按照Simon(1962)所界定的组织复杂性概念，那么，混沌行为就会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行为，因此就很难预测组织进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很多复杂现象。虽然基于结构视角的后续研究把组织系统表现出来的混沌形态和自相似性纳入了组织多维度复杂性的范畴(吴彤，2000)，但是，由于组织是一种由其成员、行为、规则、战略、认知、情感、文化、习俗等构成的网络，一些个性化的组织现象有可能因为成员个体的行为作用而出现、发展或消失[3]。
结构学派虽然开创性地对组织复杂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由于是基于传统机械论的视角、从组织结构单元这个被动的客体出发来解释组织复杂性现象，因而在解释组织成员这一主体的复杂行为时就显得力不从心。[3]
(二)结构视角下的组织复杂性测量
结构学派对组织复杂性测量的探索，也经历了从结构单元数量测量到结构单元间关系测量的过程。最初，结构学派按组织结构进行水平、垂直等空间上划分的数量多少来测量组织复杂性。例如，Mileti(1977)总结的组织复杂性测量指标是完成某项工作所需的地点数量、组织需完成的工作或服务数量以及完成不同任务的层级数量。Blau(1979)认为，组织复杂性包括空间、职位、层级和职能四个核心维度。Jablin(1987)对组织复杂性的结构单元进行了细化，并把组织单元分为垂直复杂(垂直变异的结果，指组织中不同层级的数量、不同专家或子系统的数量)和水平复杂(指组织内同一层级不同部门的具体分类数量)两个维度。Damanpour(1996)[4]在研究组织结构复杂性时采用了水平(组织中的不同部门或职能)和被普遍认可的垂直(工作中不同的职业角色)两个维度来测量结构复杂性。Daft(2001)认为，结构复杂性可用垂直、水平和空间三个维度来度量。其中，垂直复杂性维度是指组织层级的数量，水平维度是指组织必须同时处理的项目数量或完成任务需同时横跨的部门数量，而空间维度则是指组织在地理上的分布。总结上述各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最为学者们推崇的三个维度是水平变异、垂直(或层级)变异和地域分布。首先，这里的水平变异是指把组织要执行的任务进行横向细分，即把任务分割得很细，以便非专业人员也能够完成。其次，垂直变异(或称层级变异)是指纵向把组织分为若干个层级，如“计算从首席执行官到一线生产员工的职级，就能测量组织的垂直维度”(Pugh等，1968)。最后，组织的地域分布实质上也是一种水平变异或垂直变异形式。
结构学派的一些学者利用组织内部各结构单元之间的关系来测量组织复杂性(Kauffman，1993)，主要根据单元间的交互关系数量和变化规律来测量组织复杂性，因此，按照这种方法测量的组织复杂性又称为关系复杂性。[5]Ashmos等把交互复杂性(即参与方数量、种类和关系复杂性)称为关系复杂性。[6]而我国学者罗珉(2006)则把度量复杂组织系统的维度归纳为关联性维度(指组织及其管理的外生性变量，表现为组织及其管理的外在表现数量)和结构性维度(指组织系统管理的内生性变量，反映组织的内在特征、要素、关系及层级数量)，并且认为组织系统的复杂性随参量变化的阶数(指组织处理问题的难度)及演化中相互关系的数量而变化。此外，考察组织的关联性维度还包括组织战略、组织规模、技术、环境和文化等因素，它们都是影响和改变组织内部结构性维度的情境因素(吴彤，2000)。
由于结构单元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组织的权力分配和规范化水平等方面，一些学者就从这些方面来测量组织复杂性。例如，Hage等(1967)用专业化工作、专业培训及专业活动的数量来测量结构复杂性，他们在调查了16个组织的314个成员后认为，组织集权化程度越低，复杂性程度就越高。Ashmos等[6]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组织集权化和规范化程度越低，其组织结构就越复杂的假设，并采用了Hage等(1967)测量集权化、规范化和结构复杂性三者间关系所使用的指标，即集权化用权力层级和员工参与决策的程度来测量，规范化用各项工作的编码化程度、需遵守的规章制度的易操作性来测量。此后，罗珉(2006)运用Daft(2001)提供的组织理论构架总结了衡量组织结构维度的八个变量，即形式化、专业化、标准化、权力层级、集权化、复杂化、职业化和人员比率，并用它们描述了组织的内部复杂特征。他指出，在这八个维度中，复杂化、形式化和集权化三者最为重要，常被研究者用来分析不同组织在结构上的差异。
就测量结构复杂性的工具而言，NK模型最具代表性。[3]在该模型中，N表示组织单元数，而K则表示组织单元之间相互关系的数量。该模型常被用来研究和解释产品开发模块化，企业和团队水平的战略决策过程以及企业、产品、技术和许多其他方面的动态演化。NK模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组织复杂性，特别是结构复杂性。[5]但是，无论是简单系统还是复杂系统都存在由主体间交互作用引发的混沌行为(Bar-Yam，2000)，而NK模型只是一个适用于解释简单因果链事件或简明、规则的组织活动的模型，因此无法测量组织内部存在的混沌行为(Kauffman，1993)。可见，基于简单模块、简单规则交互作用形成的网络是无法建模计算组织复杂性的。[3]
三、行为视角下的组织复杂性内涵界定与测量
(一)行为视角下的组织复杂性内涵界定
行为学派认为，组织复杂性是组织内部各行为主体受环境影响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的复杂特征，是一种由个体上升到组织整体的复杂性。研究组织复杂性的行为学派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行为学派早期构建模型是为了研究组织成员的相互作用及其表现出来的复杂行为特征。90年代，行为学派开始关注自组织等复杂行为模式赋予组织系统的整体复杂特征[7]，并将其定义为组织成员层次的细微变化会聚集产生具有错综复杂的组织系统特征的复杂模式，这是组织系统新生成的复杂特征[8]。因此，行为学派的发展经历了关注主体行为的复杂特征和关注由复杂行为引发的组织系统整体复杂性两个阶段。
起初，行为学派从主体的复杂行为出发来研究组织的复杂性。他们用描述组织系统中主体行为的难易程度来表示主体的复杂程度，并指出这里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基于此，他们通过衡量组织内部生产计划任务的复杂程度来理解这类复杂行为。例如，Moldoveanu等在分析了解决制造、后勤等复杂问题的方法以后，把组织的生产行为分为容易、困难和很难处理三类不同的组织现象[9]。此外，行为主体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具有一定的智能，即具有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预测其变化并按预定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因此，由行为主体引发的组织复杂性体现为多样性、自发性、融合性、适应性、超越性、变化性等多个方面(Monks，1997)。还有学者(如Becker，2003)基于组织是一个程序链或一系列有价值的活动的观点来研究组织的复杂特征，并且认为企业主体活动不同，其复杂性体现的侧重点也不同。
后来，随着复杂系统理论的兴起，关于主体复杂行为影响组织整体复杂性的研究得以向纵深发展。美国桑塔费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组织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由大量相互作用的主体构成，并不断地通过自组织来实现与环境的共同进化(Lissack，1999)。Kauffman(1995)运用由进化生物学引申而来的“适应度景观”(fitness landscape)概念，认为组织在三种不同的“景观”(组织环境)中运行或演化：当组织处于崎岖景观中(即不稳定的组织环境中)时，组织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当组织运行在平坦的景观中(即稳定)时，组织的短期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当组织运行在混沌景观的边缘(即处于稳定与不稳定之间)时，组织的行为虽然是不可预期的，但这种状态只局限在有限的边界之内。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混沌边缘，是一种处于稳定与不稳定或有序与无序之间的有界不稳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组织系统具有很高的创造性。这种混沌边缘是组织复杂性的重要特性之一，它能反映复杂系统如何在一定的规则下产生有组织的复杂行为以及在进化过程中突然涌现复杂行为。有关系统复杂行为自组织临界概念(即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一种临界稳定的状态)的研究也证实了混沌边缘的存在。计算机模拟表明，自组织临界状态正是一种处于混沌边缘的状态，两者描述的是同一种现象，甚至属于同一个理论(Bak，1996)。此后，Stancy(1996)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组织的复杂特征。他指出，任何人类组织都是由组织行为的合法网络和影子网络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合法网络在理想状态下呈线性状态，但在现实中或多或少会出现非线性状态，而影子网络始终处于非线性状态。两者在正、负反馈环的作用下会引发适应性行为，使组织系统突然涌现非线性的复杂特征。正、负反馈环都会影响复杂系统行为，正反馈环是造成复杂组织系统不稳定的根源，而负反馈环则是系统稳定的主要来源，两者相互作用使组织变得十分复杂。
另外，在行为学派看来，初始敏感性也是组织的重要复杂特征之一，组织系统初始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可能引发其行为在以后的演化过程中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引发所谓的突现行为。突现行为是一种复杂系统的行为主体根据各自的行为规则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没有事先计划但实际却发生了的复杂行为模式(Stacey，1995)。随着对突现行为认识的不断加深，行为学派的学者逐渐认识到复杂组织系统行为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对组织复杂性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不能只根据个体的行为规则来预测复杂的整体行为模式；同时，复杂的整体行为模式也不能还原为个体行为的总和。这一点与早期行为学派的组织复杂性观点是不同的。因此，美国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把复杂系统界定为不能只根据组成单元的行为来推断整体行为的系统，并把组织复杂性归纳为组织的混沌性(即非线性和初始条件敏感性)、组织变量的离散性、组织演进的动态性和自组织性等(Theodore，1994)。
行为学派对组织复杂性的理解主要基于行为主义和复杂系统理论，关注行为主体相互作用所引发的复杂现象。从这一视角看，组织中的行为主体为适应多变的环境而表现出来的自组织、自适应、突现等的复杂行为特征共同作用于复杂的组织特征[2]。因此，一些学者基于“分形”或“结构及功能自相似性”的观点指出，可以通过在公司内部设计分散的子机构，而每个子机构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与作为整体的系统存在一定的自相似性，通过这种子机构的自相似性能够在组织中涌现出应对环境不断变化的复杂性(梅可玉，2004)。这是一种源于客观主体的复杂性观点，强调组织主体行为的重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客观地研究组织复杂性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组织现象在某些观察者看来是复杂的，而在另一些观察者看来又是简单的，因此，复杂性问题客观论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二)行为视角下的组织复杂性测量
行为学派主要是从以下方面来测量组织复杂性的：一是组织能被客观观察的外显行为的复杂性；二是通过考察多种主体行为来测量组织整体行为的复杂性；三是探索与复杂环境相匹配的组织复杂性。
第一类组织复杂性测量研究主要通过测量组织外显行为的复杂性来测量组织复杂性。例如，Moldoveanu等(2004)通过测度企业执行生产计划的计算复杂性来间接反映组织复杂性，并由此提出了基于生产行为算法理论的复杂性分类方法。根据这种分类方法，P类是简单的生产行为，如库存计划、资源分配、批量生产过程、技术信息分类等；NP类是困难生产行为，包括生产过程中能用NP困难问题代表的所有行为，解决这类问题的时间往往随输入变量的增加而呈幂指数增长，如诊断推论问题、战略决策问题等；U类包括一些明显不可判定且模棱两可的行为，如组织中的道德或心理行为。他们还基于这三类行为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复杂性测量算法函数。[9]还有学者(如Levinthal等，1999)在总结这三类问题后指出，复杂性是一个函数，它随四个变量(即问题、决策、战略或控制等行为变量及这些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数量以及与组织价值相关的行为数量和这些行为之间作用关系数量)的变化而变化。[10]
第二类研究基于组织多行为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来测量组织复杂性，这样测得的组织复杂性是一种源于组织成员个体和组织内部群体的组织整体复杂性，因此通常采用主体行为描述的难易程度来表示组织复杂性程度。一般而言，主体行为的独立性越强，其行为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主体行为也就越复杂；反之，主体行为就越简单(Lissack，1999)。但是，当组织从事大型集体活动时，组织成员之间以及组织内部各群体之间必然会发生很多关系，从而会降低行为主体的独立性，但行为主体之间关联性的显著增加也会使组织整体行为复杂化。因此，组织行为主体的独立性及主体之间的关联性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组织的整体复杂性，对这一复杂性的测量必然涉及对全体主体行为的测量和描述(Bar-Yam，1997)。此外，多主体仿真法被广泛用来测量这种组织复杂性和研究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在组织内部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突现、自组织等复杂行为(Berry，2002)。
第三类研究重视环境复杂性对组织复杂性的影响，强调复杂环境通过影响组织内部不同主体的行为来促成组织复杂性，因此注重通过测量复杂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来度量组织复杂性。Bar-Yam(1997)认为，对复杂性的测度应该关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从微观细节看，应该测量组织外显独立行为的数量；而从宏观角度看，则应该测量环境影响组织所有行为的程度。据此，他通过计算潜在信息流来测量组织复杂性和环境复杂性，并且认为这两种复杂性能够分别反映从组织内、外部分配和使用信息流的数量。Rybakov(1997)运用计算数学模型评价了建立在“能力系数”基础上的环境复杂性。此后，他又通过实证对组织复杂性和环境复杂性进行了比较，并运用他所创建的计算模型把组织稳定性的测量指标表达为一个指数函数，并证实低组织稳定性会导致组织复杂性不足或过剩。而且，当环境复杂性等于组织复杂性时，组织复杂性达到峰值。这时，环境变化会导致组织做出反应，组织通过正确的结构和合作活动来吸收环境变化的影响，以更好地适应环境，重新恢复均衡状态。[2]实际上，这就是组织复杂性的混沌状态，可通过多主体模拟来寻找混沌状态的边缘以实现组织与环境的匹配。[8]但由于环境复杂性概念是相对的，组织复杂性评价又是与环境复杂性进行比较而获得的，因此，采用这种方法来测量组织复杂性就显得比较困难。迄今为止，行为学派只开发出了根据环境复杂性来测量组织复杂性的近似指标。[2]
由上可知，当前使用较多的方法是借助计算机构建多主体仿真模型。这种方法将宏观系统的变化看作是微观主体变化导致的结果，它既重视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行为特性，又关注个体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强调每个“主体”都是主动的实体，具有环境适应性或学习能力[10]，主体会根据其自身的准则为适应环境而生成近似随机的自适应行为，进而驱动组织产生突现的复杂现象，这反映出组织具有“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特征。因此，多主体仿真是一种具有更强描述和表达能力，更接近客观现实世界的方法。[11]目前，一些基于这一思想的建模方法(如元胞自动机等)被广泛运用于这类复杂性的测量。[11]
四、认知视角下的组织复杂性内涵界定与测量
(一)认知视角下的组织复杂性内涵界定
认知学派认为，组织复杂性表明认知的困难性、不可预见性、不确定性和变化性。[8]这是一种主观认知组织复杂性的观点，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3]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不应根据产生复杂性的客观起因(即组织结构或行为)，而应根据人类对组织现象的主观认知来定义或测量组织复杂性。这意味着组织复杂性不应被看作是组织的一种客观特征，而应该看作决策者在面对不同问题时的表现。[12]例如，Hall就曾经指出，组织复杂性是组织成员对组织的第一感受，而专业分工、职位名称、多部门、不同层级等通常是组织负载的外在表现。[13]具体而言，组织复杂性首先表示认知的困难性，它难以界定，是一个严肃的认知问题。任何时候都有人认为一个现象比另一个现象更加复杂(Daft，2001)。其次，组织复杂性也表示难以预见性，可以把它描述为对某种特殊组织现象或组织任务做出有效或精确预测的困难程度。[3]此外，组织复杂性不仅反映预见和描述组织行为规律的困难程度，还包括不确定性或动态性，如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的不确定性、企业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动态变化性、由企业多元文化所导致的员工认知多样性等等。[14]因此，认知学派强调在组织复杂性的形成过程中，结构复杂性只是一个因素，而人的复杂性才是更具挑战性的因素(McKelvey，1999)。
基于以上观点，认知学派认为：组织是复杂的，这就意味着组织设计者或外部观察者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才能认识组织决策的问题；而认知水平必须通过改善认知复杂程度来提高。因为，如果一个人是认知复杂的，或者说具有认知复杂事物的能力，那么就能从多个不同的视角去审视人和事；而如果一个人是认知简单的，或者说缺乏认知复杂事物的能力，那么只能从简单的单一视角去看待人和事。[12]因此，与认知简单的领导相比，认知复杂的领导处理问题更加全面(Mitchell，1971)；同时，认知复杂性也会影响执行者的感知能力，而且认知复杂的个人具有比较强的交流能力(Kline等，1991)。认知复杂的个人比认知简单的个人更容易提高自己的工作满足感，因为工作复杂性能调节认知复杂和认知简单之间的关系；认知复杂的个人通过从事复杂的工作来得到满足，而认知简单的个人则往往通过从事简单的工作来得到满足。工作越复杂，认知复杂性和工作相关程度就越大。[15]可见，人的认知会对复杂性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受认知学派的影响，早期的结构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99)开始反思，并指出组织复杂性应该是一种主观描述而不是一种客观特征。Warfield(1991)提出了“复杂性在人脑中”的观点，总结了管理复杂性的LTI(Laws of complexity，Taxonomy and Indexes)集，并且认为LTI集由20条定律、分类及五个指标组成，类似于人工智能领域所总结出来的定性结构定律。因此，我们不应把应对复杂性看作是寻求解决特殊问题的手段，而应该采用一些理解具体问题的新的认知视角。而且，认知复杂性应该更多地通过制定战略目标来应对，而不是立刻采用某种方法来解决。[8]
认知学派对组织复杂性的理解和应对更多地受主观认识论的影响。但是，在企业管理中仍存在这样一些复杂事物，即使被我们认识了，也找到了解决办法，但仍然应当被看作是复杂的。已经解决的复杂问题与未找到解决办法的简单问题是不同的。可见，简单性与复杂性之间虽然存在某种性质上的区别，但复杂性又有其自身具体的客观规定性。而且，由于复杂性是客观世界固有的，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的属性，因此简单与复杂的区分既应该有认识论的意义，也应该有客观本体论的意义(苗东升，2000)。仅仅基于认识论的认知学派难以对组织复杂性给出一个可操作的定义，也难以对不同的组织复杂性进行客观评价，这就亟需认知学派吸收更多基于客观视角的本体论观点，并对组织复杂性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认知视角下的组织复杂性测量
关于组织复杂性测量的问题，认知学派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从纯粹主观视角出发，认为具有普适性的组织复杂性测量指标是不可能找到的，只能借助观察或预测分析具体的复杂组织现象来测量具体的组织复杂性。这是由于持认知观的学者用主观困难性界定组织复杂性，将复杂性看作是一种纯粹的主观现象，它关系到预测问题并代表困难程度(Li等，1993)，因此使组织复杂性看似脆弱并难以具体评价和测量[12]。基于此，他们对复杂性的测量主要通过评估组织活动是否难以预测或难以描述来进行。具体而言，他们在研究组织复杂现象时往往会通过分析某些具有不确定特征的案例(Falk等，1997)，或者借助于认知分析及启发式探索等方法[16]。因此，案例研究及启发探索式研究是他们常用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已成为从认知视角对组织复杂性进行测量的一个分支，通过观察并预测具体组织的决策者及参与者如何对付组织中出现的困难来分析组织复杂性。[12]
第二种观点主张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通过模拟组织信息活动的复杂程度和计算困难程度来测量组织复杂性，具体又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从组织信息活动的广度(数量)和深度两个方面来测量，即通过测量组织活动中能被重现或仿真的最小信息量来评价组织的认知复杂性；另一是通过测量组织活动执行程序的计算复杂性(即计算工作量，或者说为进行任务仿真而输入的变量数及运算工作量)来评价组织的认知复杂性。[17]前者借助模拟程序或算法来测量人们认知某些组织活动的信息量或工作量，以评价组织复杂性。有学者[3]认为影响组织成员认知信息量的因素也会严重影响认知复杂性的测量。而且，如果认知过程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取信息，测量认知复杂性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12]Goodwin和Ziegler就从认知视角分析了组织成员为完成任务获取认知信息的过程。[18]具体而言，认知是个人在执行任务时能够有效存储、组织和加工信息的能力，即个人利用存储的信息量来有效认识和评价所处环境中的人和事。组织成员在认识和评估组织时利用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进行多视角认知，就会形成他们所认知的组织复杂性。因此，组织成员为认识和评估组织复杂性而存储、组织和处理的信息数量和难度越大，组织中流动的信息就越复杂，组织的认知复杂性就越高。后者通过分析从事某项组织活动需经历程序的复杂程度来度量组织的认知复杂性。例如，Chaitin等(1974)把算法理论应用于组织复杂性研究，发明了一种测量组织复杂性的AIC算法。这种组织复杂性算法通过测量组织执行一项任务或出现某种现象所经历程序的复杂程度来测量组织的认知复杂性。但是，由于AIC算法往往只能测量与相关现象有关的最短程序，而无法测量执行任务或现象出现的规律性特征，因此，采用这种算法测得的复杂性几乎等同于随机性。所以，Gell-man(1995)建议改用更有效的方法来测量组织复杂性，以便测量有关执行某项任务或某种现象出现并具有一定规律性的最短程序的复杂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把认知复杂性问题更多地看作是决策者在面对不同组织问题时的表现或做出的选择，从组织目标、战略等方面来测量组织复杂性(Schelling，1960)。例如，Ashmos等[6]通过测量组织的目标复杂性和战略复杂性来测量组织的认知复杂性。他们通过直接访谈组织CEO获得了有关12个组织目标的信息，具体包括长期收益、销售额、市场份额、利润、现金流、投资回报率、公司声誉、客户需求、科技创新、商业流程创新、满足员工需求、融资能力等目标，每个目标的最高分值为10分，根据总得分来测量相关组织的目标复杂性，得分高表明组织的目标复杂性高；在测量战略复杂性时，他们采用了Dess和Davis(1984)测量战略的20个指标。
测量认知复杂性的工具或方法颇为丰富，常用的有案例研究法、计算机仿真技术[19]、认知地图法[12]、信息空间法[5]以及目标和战略测量指标[6]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五、不同视角组织复杂性内涵界定与测量比较
上文详细介绍了结构、行为和认知学派从不同视角界定和测量组织复杂性的方法，下面对它们进行比较(参见表1)，并分析总结三种视角在内涵界定方面所涉及的不同学科和测量方法上的区别。
(一)研究视角不同，界定和测量方法不同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由于研究视角和基础理论不同，三个学派的组织复杂性观点在产生年代、内涵界定、测量及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别。首先，结构学派从本体论的视角对组织中的客体(组织结构)的错综复杂性进行了界定和测量。此后，随着对组织主体行为的日益关注，行为学派又从本体论视角对组织主体行为的复杂特征及由此产生的组织整体复杂性展开了研究。近年来，研究者们又受认识论的影响，从认知视角来界定与测量基于认知困难性、不可预见性、不确定性等特点的组织复杂性。可见，不同学派由于研究视角和基础理论不同，因而对组织复杂性的界定与测量也各不相同。
(二)不同学派在界定组织复杂性的过程中借鉴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
分析三个学派从不同视角对组织复杂性的诠释可以发现，结构学派在解释组织复杂性时借鉴了生态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行为学派在探讨组织复杂性时又融合了行为主义和复杂科学的观点；而认知学派在界定组织复杂性时运用了哲学、心理学等有关复杂性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各学派都越来越注重运用复杂科学研究成果来考察组织复杂性问题。复杂科学确实为研究复杂的组织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距离基于复杂科学理论创建组织复杂性理论还相去甚远。
(三)不同学派测量组织复杂性的方法不同
按照Kaplan(1964)的观点，测量方法可根据被测量事物是否可直接观察而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直接测量可直接观察事物的方法；第二种是间接测量不能直接观察事物的方法；第三种是测量无法在社会现实中直接或间接观察到，但又源于观察通过理论推演而产生的构念的方法。以上三个学派基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测量了组织复杂性。首先，结构学派从组织构成单元的错综复杂性出发，把组织结构构成单元的数量和各单元之间的关系作为组织复杂性来测量。[4]可见，它采用了上述第二种方法。行为学派采用了以上第二和第三种方法来测量无法直接观察的组织行为，用一些间接观察指标来测量组织外显行为的复杂性，又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等方法来测量组织的整体复杂性。而认知学派则采用了以上第三种方法来测量组织的主观感知复杂性。事实上，组织复杂性的测量方法由于标准不同，存在不同的分类。此外，许多组织复杂特征(如混沌边缘、自组织等)至今仍未找到合适的测量手段。因此，虽然当前组织复杂性这样一种无法直接观测事物的间接测量方法或工具已十分丰富，但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如何采用不同的方法更加有效地测量组织复杂性，仍是一个相关后续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六、未来研究展望
(一)组织复杂性内涵界定与测量的发展：思维方式变革
如果把以上不同视角的组织复杂性观点串联起来，就不难发现，组织复杂性内涵界定与测量的发展进程，实际上是一场思维方式变革运动。以上三个学派对组织复杂性的认识是与组织管理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即从早期只关注客体的机械论到关注人的行为的本体论，再到关注人的认知的认知观，对组织复杂性的内涵界定也经历了从关注组织结构到关注组织主体行为再到关注组织认知的过程。与此相对应，组织复杂性测量及其工具也在不断更新与变化。这一变化的本质就是对组织的认识从机械论到本体论再到认识论、从组织客体到组织主体的变化。在这场思维方式变革运动中，本文所介绍的三个学派的不同研究视角实际上是研究组织复杂性的三种思路，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彼此相互排斥，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与研究组织复杂性问题。这也说明组织复杂性研究应该从多视角展开，因此，今后的组织复杂性研究也应该根据具体的问题选择或整合不同的视角来进行。
(二)组织复杂性内涵界定与测量研究的趋势：交叉与融合
随着环境和组织复杂性的不断加剧，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组织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开始关注不同研究视角之间的关系。例如，Rybakov研究发现组织行为的复杂性经常与组织结构的复杂性有关。组织认知复杂性也经常导致组织行为复杂性、描述复杂性和文化复杂性。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不同视角对组织复杂性有着不同的界定[1]，而且都对组织复杂性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既采用关注组织复杂性产生原因的结构和行为视角又要运用注重决策者主观感受的认知视角，既考虑客体因素又考虑主体因素。融合不同视角的组织复杂性研究必将成为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