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到身体：论“五四”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话语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时期论文,身体论文,年代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是人类精神最原初的冲动，海德格尔曾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有赖于语言而得以可能。语言代表一种权力，存在于历史的、特定的叙述中。解构主义者福柯的话语理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话语不仅仅是思考和产生意义的方式，而且决定它所力求控制的主体的身份的本质、意识与无意识思想及情感生活，身体和思想感情都不能外在于它们的话语的描述而拥有意义。
精神书写与宗教话语
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注：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小说月报》1921年1月，12卷1号。）
基督教在唐代就已进入中国，却没有进入文学世界。直到20世纪，中国社会、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才有了真正全面的交流与互动，属于中国思想边缘话语的基督教成为了新文学表现和关注的思想资源。“在20世纪中国作家那里，基督教文化被分成了两个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意义阵营，基督教会、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神学属于一个意义群，它们是社会化、权力化和逻辑化的基督教，它们常遭到中国作家的质疑，或被忽视其存在；《圣经》、耶稣、神圣和神秘的宗教情感是另一个意义部落，它们是文学化、形象化和情感化的基督教，也是被中国作家和文学所喜爱、表现和拥有的基督教意义。”（注：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269页。）
《圣经》的汉译始于唐代的“景教”时期。《圣经》除了有绚丽的语言、生动的故事、非凡的想像以外，还有深刻的典故、多样的艺术手法。《圣经》的精神与形式，对中国新文学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形式还处在幼稚与成熟、博杂与精深之间，在因袭里有创造，在规范里有突破与整合。它拥有多种形式资源，《圣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资源，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形式的创造与演变”（注：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269页。）。
“五四”时期的第一代女作家们是在反封建、追求民主、呼吁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平等的精神启迪下开始写作的。她们着重抒写女性走出封闭的家庭，初步进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时的心路历程，表现觉醒女性渴望把握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和追寻人生理想过程中的种种精神困惑。现代女性在写作中对于话语的找寻，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当时女性写作的情形正如伍尔夫所描述的：现有的语句是男人编造的，它们太松散，太沉重，太庄重其事，不适合女性使用。因此女作家必须自己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压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
“五四”时期，活跃于文坛的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石评梅等女作家大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容易把赞美诗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年以后，即使他们始终没有洗礼。”（注：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教会学校留下的思想、情感和思维经验的积淀，在这些女性作家身上转化为文学话语，上帝、耶稣、圣母、基督、天国、炼狱、忏悔、祈祷、天使、福音、十字架、伊甸园、羔羊等极具宗教色彩的词语，构成了女作家笔下的精神追求的意象。因为有了基督教的指涉，女性文学创作有了文学意义和语言形式的变化。《圣经》给现代语言变革和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多启示，“五四”女性文学大量移植《圣经》语言和意象，丰富了文学的表现能力和意义空间，也形成了女性创作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意识。
“五四”女作家的创作与男性相比较，明显带有同构异质的话语特征，女性叙事多源于女性自身在历史与现实的重负中觉醒后的生命苦痛。在追求中寻找精神的皈依、企盼温暖和爱，是女性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五四”时代所要求的独立与自由的新女性精神，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女作家催人奋进的创作话语。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相比，“五四”女作家看似与时代精神矛盾的话语方式，却真切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女性的现实困境与精神困境。作为历史的过渡者，当“五四”女作家作为女性主体进入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史时，此时女作家的话语资源几近空缺。在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中，其主体身份不断受到男性话语和父系主体意识的干扰，女性最初的书写背后隐藏着女作家在书写中所表现的性别与身份上的焦虑与转换。因而，“五四”女作家的女性话语追寻有着非同一般的革命意义。
基督教为这一时期女作家的语言表达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资源，在对于基督教话语的择选中，“五四”女作家的言说方式更多来源于个性的对于基督教的直觉与感悟，并没有向着更深一层的理性思考迈进。语言的选择，也是价值与情感的选择，基督教思想与创作的传播、启迪与移植，显示出来自于觉醒的女性的渴望，同时也是一种弱者身份的精神盼望。“五四”女作家们在引用《圣经》语言的同时，也在创造性地吸收、转化它的话语方式，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她们较少地使用“五四”时期所认同的话语范式，如民主、科学、启蒙、救亡等，而注重追求内在超越的爱心释放、童真感化，因此在“五四”女性文本中，少有启蒙主义的激越和革命激进主义的极端。
宗教可以为信仰者提供精神的避难所，基督教思想成为了安放觉醒女性躁动不安的灵魂的最佳选择。庐隐是“五四”女作家当中最具有现代意识的浪漫抒情小说家，她的小说真实地记录了“五四”时代女性觉醒者的人生悲剧和心灵深处的旧痂新痕，反映了“五四”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庐隐在童年的时候，因为空虚和孤寂而皈依了基督教，获得了情感的救助与精神的抚慰。尽管成年以后的庐隐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在无望与无助的时候，她依然借助基督信仰寻找皈依。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多的现代作家在接近基督教时，表现出的情感皈依与庐隐是大致相同的。庐隐的小说《一封信》、《地上的乐园》的构思明显受到了《圣经》的影响。
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不同的语言方式。《圣经》的象征手法、隐喻结构，“说教”和“布道”的语言气势给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一套非写实的话语方式。在“五四”女作家群中，冰心有着虔诚的宗教情感和信念，她因有信仰而移植《圣经》的语言，她在创作中大量运用宗教词语、典故，甚至直接引用书中的原话。她从“耶稣讲天国，也是把天国比作具体的事物”的语言技巧里，领会到了以具体的事物形容抽象的道理更能打动人心。冰心的诗歌和散文，大量使用比喻和象征，语言具有隽永而澄明的美。冰心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关于女人》，显现在小说中14位身份各异的女性身上的是无条件的爱与牺牲，“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注：卢今：《冰心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其间明显隐含着基督教的精神。
法国结构主义学者、心理分析学家拉康提出过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他认为个体通过语言结构，找到了把自我的意识乃至无意识社会化和文化的途径。“五四”女作家们正是运用从《圣经》文学中接受的文化话语，来检视和体验她们作为女性的内心经历和对人类理想境界的深切构思，在文学创作中塑造自我。她们接受了《圣经》的言说方式，但又是在非神学的目标上言说上帝，追求着言说的审美化和个性化。
在基督教的教义里，欲望与理性，肉体与精神相对立，人类承载着原罪意识的肉体罪恶感。在冯沅君的《旅行》、《隔绝》、《隔绝之后》三个短篇中，表现出大胆的情感追求和更为激烈的情感与欲望的冲突：
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到只剩下最里面的一层了，他低低的叫着我的名字，说：“这一层我可不能解了。”他好像受了神圣尊严的监督似的，同个教徒祷告上帝降福给他一样，极度敬的离开我，远远的站着。我不用说，也是受着同样的感动——我相信我们这种感动是最高的灵魂的表现，同时也是纯洁的爱情的表现，这是有心房的颤动和滴在襟上的热泪可以作证据的。（注：冯沅君：《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这里写出了人的灵魂对于性欲本能的制约和对于恋爱双方的尊重，这种追求“灵的交融”的恋爱，具有宗教一样的圣洁色彩，神性感悟的表达，是女作家借助宗教话语来抒写女性情感的冲动和掩饰内心欲望需求的最好面纱，从观念的解放到身体的解放，还有一段遥远的精神距离。
基督教的进入，带来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变化，这种变化之中也包含着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精神情感与语言形式的转换。“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的耦合，为女作家的创作带来了精神和语言的资源，以文化特殊性思维实现了基督教的本土化。《圣经》所提供的具有象征、隐喻的语言符号，丰富的抒情和简练的叙事方式，为“五四”女性文学提供了浓厚的抒情氛围和格调，形成了幽深和神圣的美。同时，也隐含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不同层次的反抗父权话语，这些于无声处进发出的微弱的文化回音，为现代文学增添了最初的女性声音。
女性介入历史性书写，建构自身话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由于国力的衰竭和时局的混乱，20世纪初中国大部分作家以鞭挞社会的病态和民族的劣根性为己任。现代女作家与男性作家经历了同样的历史遭遇，作为一个以性别划分的创作群体，第一批现代女作家除了承载着自身话语的建构，同时也表现出了较为深广的社会责任感，显示出属于时代的新的精神素质和人生姿态，由于这一种姿态主要依赖于民族论述的强势话语，因而，在对于妇女命运、性别差异等问题的认识上，“五四”女作家基本上还停留在从外部世界寻找原因和出路，女性问题只是被看成人的整体解放的一部分，她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精神存在的特殊性，在女性自身实现自我完善所必需的自我认识与批判性内省这一层面上，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正是由于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缺乏，此时的女性写作更多的只是“五四”启蒙话语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建构的重新调整，性别原则也必然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女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物，必然会让自身的差异性形态充分显现出来。20世纪的女性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视点，成为文化、话语构造相当有力的参与者，以新的叙事策略对历史重新语义化，显示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转型。
沉重的身躯与轻飘的灵魂
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带来文化转型，中国文学界、读书界、出版界和批评界出现的“女性文学”热几乎成为一种共识。此时的“女性写作”承续着西方女权意识和女性批评话语内涵，“女性写作”、“身体写作”这两个概念被批评界广泛采用，并在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占据了显要的位置，“私人化写作”、“个人化写作”等概念应运而生。由于这些概念的使用与其理论来源之间有一些误读，因而也引起了诸多的质疑。
“女性写作”的概念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提出的。她在《美杜莎的笑声》里大声呼吁：“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双性和谐的社会文化模式。”“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对于女性写作，她强调女性话语意味着尝试一种从文学媒介——语言自身，去发现并颠覆男权文化的可能与途径：“女性快感的生理节奏使她们运用了不同于男性的语言特点和节奏。”（注：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88、161、161页。）
根据“女性写作”的理论，写作不仅仅是思想活动，女性身体的节奏是与意识的流动或写作的节奏息息相关的，女性话语是和女性真实的生理和心理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以身体语言来打破叙述中的不平等模式成了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一个著名的口号。安妮·莱克勒克形象地阐述了女性身体快乐和女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感觉的快乐。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
在西苏的理论中，她直接强调女性以“身体写作”：“是生活用我的身体造就文本。我即文本。历史、爱情、暴力、时间、工作、欲望，把文本记入了我的身体。女性写作就是要消解语言中的男性成分，让女性的身体发言。”（注：吉庆莲：《法国当代女性小说创作扫描》，《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她只有自己的身体可资依凭。出于这种原因，西苏力图寻觅一种表现女性躯体的“自然语言”。“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她深情地赞美女性身体经验所蕴藏的丰富创作资源，“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糕的是，这身体曾经……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因而，这种写作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形成的异于男性的特殊“逻辑”的“飞翔的姿态”发言，妇女“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注：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88、161、161页。）。西苏的言论，几乎成为了90年代女性身体写作的纲领。
在美国，“身体写作”的呼声很快得到了积极回应。苏姗·格巴的《“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探讨了女性的自主创造问题，“因为女性艺术家体验死（自我、身体）而后生（艺术品）的时刻也正是她们以血作墨的时刻”，她认为女性身体隐喻的“‘空白之处’，女性的内部世界，代表了对灵感和创造的准备状态，自我对潜在于自我之中的神的奉献和接受”（注：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88、161、161页。）。
与西方女性主义者对“身体写作”进行充分的理论探讨不同，对于“个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中国学界和女性作家并没有太多的理论阐述，其中比较正面的表述主要有陈染和林白在网上的发言：“只有我的身体是我的语言”，“最个人的才是最为人类的”，“我只愿意一个人站在角落里，在一个很小的位置上去体会和把握只属于人类个体化的世界”。
通过女性自己的眼光认识自己的身体，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寻找被历史湮灭的自我，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身体写作的叙事动机和写作意图。用女性身体表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书写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它显示着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话语欲求集体与自发的觉醒，以及渴望争得话语权的焦灼与躁动。女性写作不断在生成着、重构着女性所需要的新话语，努力让自己的身体由被动的欲望对象转化为主动的书写主体。因此，女性话语的创造与自身的生命方式融为一体，书写自我独特的身体经验和秘密感受成为了一种新锐的女性叙事。
肉身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身体的关注，也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种关注。身体的自由和解放是20世纪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重大目标，也是包括美学在内的全部现代性理论和叙事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从尼采、狄尔泰到萨特、梅洛-庞蒂、福科、巴赫金再到吉尔·德勒兹、利奥塔、弗·詹姆逊、鲍德里亚和伊格尔顿，他们的一系列理论话语清晰地说明了书写身体的意义：我们的经验……靠我们的肉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靠我们的整个自我存在于真理之中。特里·伊格尔顿甚至说：“对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进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注：转引自王杰《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然而，当身体进入到公共视域，身体的社会形象便依赖于语言符码来建构和指认。由于男权文化的统治地位，长久以来，女性身体文化的思想观念是由男性设计的，女性身体形象也是由男性的历史之手制造的。在女性的身体被设计的同时，她的声音和言说也被压制了，属于女性自己的身体经验和感受一直处于“代言”的历史状态。当代女性对女性躯体的描写超越了以往文本的局限，袒露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从女性之躯提取语言源泉成了女作家最为得心应手的话语重建方式。她们往往通过诗化的语言，从女性对身体的认知中创造出新话语，如林白笔下的“多米”和陈染笔下的“肖蒙”就是通过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了女性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并且用身体语言诉说着灵魂。女性本质的自觉使身体突破了被书写而指向了创造，女性之躯构建的话语场拆除了语言上的屏蔽，从而展现了更为生动的、丰富的创造力和生命意蕴。
然而，在90年代女性的个人化写作中，一个令人担忧的危险在于，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大胆的自传写作，同时被强有力的商业运作所包装、改写，这种商业包装中隐含着某些男性为满足自己的性心理、文化心理所做出的对女性写作的规范与界定。如果女作家在不自觉中将这种需求内在化，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又可能成为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注：骆晓戈：《沉默的含义》，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90年代后期，比陈染、林白更加年轻的新一代女作家，参与到女性文学身体叙事的实践中来，由于这些作家成长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转型时期，她们挣脱了社会的重负和历史的阴影，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日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因而，她们对欧美生活方式有着天然的亲和感。她们的创作大多以自己及周边人的生活为原型，大胆而越轨地叙述在全球化语境下，处于都市灯红酒绿背景下的少数边缘人的情感历险和精神放浪。在这些散乱的、时尚的、叛逆的叙述中，活跃着欲望的尖叫和原始躁动。她们捕捉到了情欲在快速现代化的都市迅速膨胀的生动景象，却没有认真地对这一份情欲进行相应的文化转换和语言过滤。在她们的写作中，身体是生命表现的唯一方式，她们充分地利用和享受着自己的身体资源，通过身体的快感或者疼痛、欢乐或者悲苦来演绎人生故事。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棉棉被认为是一个唯身体主义者，棉棉笔下的主人公总是不厌其烦地通过身体极限的体验与感觉去检阅生命本质：我最相信自己的身体，无限真理隐藏在我的身体里。……我们的善良是身体的善良，我们的速度是身体的速度。这就是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也许，在棉棉对身体资源的开拓中，力求为寻欢作乐的身体在现实世界中寻求一种哲学上的合理性，在无形中建构着一种身体伦理学。
中国文化中一直有重视思想、蔑视身体的传统。欲望化时代的现实背景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启示，影响了中国当下的审美文化取向，在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大众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中，由于身体的被重视，身体叙事的探索向着文学全面开放，身体似乎成为了新的文学动力，再加上传媒和商业的精心谋划，女性文学写作中的身体叙事逐渐衍生出一种商业化的“身体写作”。尤其在部分“70年代生”的女性写作者那里，描摹极端自我的感受、展示对身体欲望的追求和放纵，似乎成为了共同的审美趣味与审美表达。身体叙事被简单地改写成身体欲望的放纵与暴露，身体写作在有意无意中变成了关于女性下半身的隐私故事。身体似乎是唯一可资的财富，只有不断地挥霍身体，才能使孤独的精神得到安息。然而，当身体脱离了主体意志的控制而自由地寻找快乐时，它便不可避免地会在吸毒的迷津和滥交的深渊中发出腐臭的气味。尽管身体是感觉最丰厚的土壤，但身体带来的感觉是需要灵魂的智慧来看护的。
在女性主义理论中，有关身体的见解繁杂，但主要不外旨在建构女性主体性，以及颠覆父权对于女性的定义。女性主义理论强调身体的多元性，以身体作为认同的对象，在多元的差异中瓦解父权二元对立思想和“菲勒斯中心论”。身体作为一种感性的生命存在，它一方面体现着反理性主义的快感、力比多、欲望和无意识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无法割裂地与阶级、种族、性别以及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关联。女性主义所强调的身体写作真实的内涵绝非是一种纯粹生理上的躯体感受，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以及被男权文化遮蔽的那些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不可分的关系，身体的运用和塑型，恰好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着的资本，集聚着社会权利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注：王岳川：《论审美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开始于身体的写作并不是囿于身体之内的写作，身体的解放如果中止于欲望的解放，那些滞留在细枝末节上的纯粹感官刺激的传达，就无法满足追求文学超越价值与灵性光辉的向往。一个消解了灵魂而只有欲望的身体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身体，无论在哪个时代里，身体依然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是一种文化意识的载体。只有充满了象征和历史意义的身体，才能给文学中的身体写作注入生机与活力，使文学对于我们身体的想像充满诗意的启示。
结语
女性意识由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到对女性灵魂的拷问，再到女性之躯的重构，女性小说通过对自我的精神放逐完成了生命程式的解构和对诗性自我的超越，它标志着中国女性写作从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范式的阴影中突围出来，从边缘走向中心。“私人化”、“欲望化”的写作，构成了对男权文化解构和颠覆的力量，使女性和男性一样获得了书写自我生命隐私的审美主体的权力。但是，如果一味地将它们奉为女性创作的唯一准则，将女性的隐私、身体、欲望作为商业目的出卖的话，女性小说在生命召唤的意义上便会黯淡无光。
写作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因而，女性写作在以经验语言颠覆了父系权威和男权话语之后，仍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人类的救赎使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是一项无边无际的工作……（注：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88、161、161页。）小说应该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关系，去探讨有关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更为广泛的问题，走向未来的中国女性小说在感同身受的写作方式中，理应加强对人的生命感觉的全方位提取，从而在人的生存现实方面努力创造出新的群际关系，提升出澄明自由的生命感受和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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