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政治学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5月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著名学者李景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倪世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经济研究》主编唐寿宁等来自全国十几所院校和研究机构共40多名学者专家（包括两名海外归国学者张勇进教授、郝雨凡教授），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的特色是一次跨学科交流的盛会，参与者来自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会议共收到论文及提纲十余篇，在研讨过程中围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及一般问题”、“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应用”和“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挑战”三个主题展开，与会学者分别就政治经济学在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发展及其应用做了评述，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和制度经济学，而在与会学者的探讨中也显示了当前中国学界在引入并应用新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所存在的矛盾与分歧。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和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从而融合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趋势，即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与会代表对该学科的兴起背景和理论渊源作了梳理。
关于IPE兴起的时代背景。与会代表们普遍认为，从国际政治学到国际政治经济学这种理论转型是与国际形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而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对在国际形势变化中陷于困境中的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突破。来自南开大学的王正毅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IPE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变动息息相关：美元浮动、美日贸易摩擦、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胜利和加拿大1974年设立“外国投资审查局”首开跨国公司管理先例。这些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现象引发国际关系学界重新审视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以往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的研究偏好受到了指摘。新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重视国家与市场的联系，意图研究经济增长的根源及其对于世界经济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影响、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的关系、以及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重要意义。
关于IPE研究的理论渊源。与会学者试图梳理IPE理论发展渊源。有学者指出，政治经济研究相结合本是现代西方学界的悠久传统，特别是古典重商主义时期。而将政治经济割裂开来是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传统；亚当？斯密的门徒则致力于使经济学独立，从而使得学问学科化。政治学和经济学这种分离状态使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在20世纪被忽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分割为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王正毅教授进一步归纳了IPE在70年代以来兴起的学理资源。王教授指出，19世纪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有三大传统，一种是自由主义传统，在此传统中发展出IPE的相互依存论和霸权稳定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说根源于此；IPE研究中的国家主义理论则继承了古典重商主义传统。
关于IPE研究的研究方法。与会对当前IPE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王正毅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IPE发展的初期是作为问题解决方式提出的，涉及国家金融与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诸领域问题，实际上是围绕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上述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分析。IPE并非特指一种特殊的方法或理论的应用，而是指某个特定领域、某些特殊问题。目前IPE研究中主要采取经济和社会历史方法、国际机制分析国际机制分析方法和理性选择方法。有些学者认为，理性选择方法的引入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到了一种可以在单一的理论模式下将政治与经济问题作同一性处理的方法。同时，这种方法还强调研究程序的形式化特征和研究结论的可计量化和可验证性，从而使得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规范、精要和抽象的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教授在其主题发言中探讨了IPE方法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运用。在剖析传统的政治经济分离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四个理论假设：1、一体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其中政治动因、政治家的推动和民族国家的作用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2、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自愿性、平等性和主权让渡性，其核心是国家主权的自愿让渡。3、国家主权的让渡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化和法律化是实现一体化的基本前提和保障。4、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一体化或政治一体化，而是政治经济一体化交织并进、相互作用的过程。与会学者认为这是对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系统探讨。
关于IPE的理论贡献。与会代表认为其贡献体现在IPE研究打破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几个重大界限：一是“高政治”与“低政治”的界限；二是国家与市场的界限；三是权力与财富的界限；四是国际与国内的界限。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上新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解释和论说，同时在学科领域完成了诸如课程开设、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计划一类的制度性建构，故而有代表判断IPE有成为“显学”的趋势。
二、新制度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
——政治学与经济学间的对话
新制度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又称新政治经济学，与会学者就这两大学科领域的渊源、发展及其利弊展开了讨论。与会学者着重讨论了新制度主义学派三大流派（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与公共选择学派）中的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学派。而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唐寿宁、周业安等则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当前中国研究现状。与会者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于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普适化的应用中究竟有多大的效用和可行性？与会的政治学研究者同与会的经济学专家们的讨论构成了国内政治学与经济学间的一次难得的对话。
1.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
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基本流派。人大毛寿龙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对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基本流派做了梳理。介绍了以布坎南和图洛克为核心的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社会选择学派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派，以及印第安纳大学的多中心学派的主要著作与观点。毛教授认为公共选择就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研究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官僚制度等。而制度分析则着眼于人类选择的制度基础，包括市场选择和非市场选择。这两种学术传统的价值、方法以及所探讨的问题具有极大的同一性，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其特色。
对公共选择学派的基本评价。北大袁瑞军博士认为，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成本一收益分析入手考察政治现象，开辟了与传统政治学不同的视角；同时与行为主义学派相比，公共选择学派的量化分析更趋复杂，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公式计算等得出确定性结论，这对于传统政治学迈向科学化有推动作用。袁博士总结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两大成就，一是运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论证政府失败理论；二是选举研究，所提出的一般可能性定理、中位投票者定理等都对现实政治现象具有较高的解释力。还有学者认为，公共选择分析的优势在于，这种分析基于一个明确和统一的人类行为理论，同时也基于一个能供进行理论解释和经验实证的技术工具，即理性选择方法。
关于公共选择学派的局限性。袁博士认为公共选择学派的美国研究本身自有其局限性，首先是经纪人假设的局限性，它难以收纳人类行为动因，对某些个人行为缺乏解释力；其次，理性选择学派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本身有局限性，社会现象纷繁复杂，通过数学公式来建立分析模型很难避免变量选择的随意性。目前中国学者就此所做的探讨尚且不足。
实际上，问题就转换成：在理性选择模型的方法论基础上，经济学与政治学融合的可能有多大以及程度有多深？在新政治经济学兴起的今天，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摆脱不掉的，需要直接面对的反思性主题。人大景跃进教授认为应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学是否具有可行性，主要是基于三个基本的判断之上：首先，政治活动也是一种交易，因此也可以用交易成本等工具来分析政治活动；其次，政治人本质上也是“经济人”，因此可以将“经济人”假设的应用范围拓展到政治领域；第三，政治与经济具有同构性，如委托—代理结构对二者都适用。还有代表指出，权力其实是交易的产物。这两个判断肯定了经济学与政治学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融合的可能，但对于融合的程度究竟能达到多深，亦即经济学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政治现象，与会的众多代表都表示了质疑，这些质疑围绕着批评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复杂的政治现象上的不足进行。此外倘若经济学囿于方法论的局限在解释非交易现象上力有未逮，需要政治学的理论解释，那么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边界是否还如以往不可超越？如果政治学与经济学有必要相互交融，那么怎样进行交流？
与会代表都表示了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浓厚兴趣，然而从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及其发言看来，目前中国学界对该理论，乃至整个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分存在众多空白，例如与会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的探讨明显不足，对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梳理也稍嫌薄弱；而对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相融合的边界是否存在诸如此类的方法论问题探讨也有欠缺。
2.理性选择模型与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人大周业安教授在发言中厘清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脉络。他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沿着两条思路展开，其一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传统，该传统先提出假设，而假设是否符合现实不重要，其次设置基本前提并构造模型进行推理，该学派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模型能否解释现象。其二是科斯传统，他们部门使用弗里德曼的方法，而区别在于其假设符合现实。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差异在于对制度本身的认识，凡勃伦等老制度经济学家假设制度是外生给定的，不影响经济绩效或者制度可以无成本的运行。而科斯理论却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因此，交易费用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联系在一起，广泛嵌入社会模型中。基于此，周教授对国内研究者将理性选择视为主流制度分析流派的方法论，简单二元对立地区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思维提出了批评。
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他指出，科斯等人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特征是可实证性。无论是新制度分析中主流的契约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历史制度分析，都在演绎和归纳层面上同时取得了巨大发展。虽然主流的新制度分析因引入理性选择模型新古典化，而非主流的新制度分析更多地采用小样本研究方法，两者在价值观、方法论和人性假设上存在差别；但是，针对现实制度的复杂性，越来越多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两者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制度研究的重心近二十年已经悄悄转移，新制度经济学家正寻求与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融合，并越来越依赖早期的奥地利传统。
而我们国内的研究者主观地认为国外不同流派在方法论上存在楚河汉界，忽视了国外新制度经济学家这种折中的努力。按照国内的理解，主流的制度分析就是依托理性选择模型的新制度分析，它的确定性特征是完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当事人理性预期和效用最大化、供求分析框架和局部均衡观等。由于非正式制度所治理的交易无法标准化、模型化，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因而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了简单的两分法。他指出，实际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一个整体，正式制度嵌入在非正式制度中。简单的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
周教授进一步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已走入困境。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
三、西方理论与本土化研究
毛寿龙教授的发言引发了与会学者对西方理论本土化的热烈探讨。毛寿龙教授认为，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西著东译”工作有几个特点：所选择的著作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这很可能忽视一些未得奖者的重要成果；这些西方著作虽然译成了中文，但国内学界对于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地位，不同著作不同学派间的关系尚未进行明确系统地梳理；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译介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美国公共选择政治学领域的多种中心学派和社会选择学派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的政治学部分也较少得到关注。他指出，这种情形造成的结果就是，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在做相关研究时引用的文献、运用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但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有本质不同，西方政治学者引入经济分析，也并非简单移植。在这些方面西方许多学者作了长期努力，并且很有成果。他认为，了解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传统，译介其重要成果，成了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了解、介绍西方理论是重要的，但如何将它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则更为重要。某与会代表质疑，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理论？是否因为“新”就要介绍？就此与会学者进行了讨论。对于学习西方理论的必要性，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本土化无法有意为之。也有学者提出西方理论本土化的前提在于对西方理论的全面把握。还有代表认为，这还关涉到环境土壤问题，例如公共选择理论是与西方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其中的选民投票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基本上是西方性质的，与中国的现实制度不同。在对本问题的探讨中，毛寿龙老师的IAPP（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框架研究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赞赏。IAPP框架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价值，以PCIA为逻辑，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政策问题。
四、总结
本次研讨会始终是在一种自由、严肃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的。会议的议程安排紧凑，各位代表发言积极，畅所欲言；同时代表们也恪守时间纪律，使得会议进行流畅，顺利达到预期的目标。代表们各抒已见，在交流中碰撞、共鸣，相互启发，完成了一次难得的多学科交流。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由于本次研讨会的议题非常新，国内尚未有展开的讨论；而新政治经济学在各学科中的进展水平层次不同，代表们在一些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上亦有不同认知，因此研讨会的兴奋点比较发散，而且代表们就某些问题的交流尚不深入，许多有挑战性的问题也缺乏很好地回应。
但是，综观整个会议，虽然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用社会学的话语来说，这次“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学术研讨会召开，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商新政治经济学的话题，这本身就是一次有意义的“事件”。所以，不管取得成就多或寡，都无须怀疑它的意义。主办者表示，这种研讨会将一年一次地长期设立下去，形成制度性建制，以促进国内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追赶国际的学术前沿。
（唐海华 于晓虹 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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