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变论文,国外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至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上最不平凡的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塌了，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但它并没有带来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和西方的最终消失。社会主义思想仍是今天西方主要国家思想界最关心和最热门的话题。
1990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阿丰索·盖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奥斯卡·拉封丹倡议创办了名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国际论坛。论坛成立后，发表了《纲领性声明》，并于1990年夏和1991年夏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的名义出版了两期《未来的社会主义》特刊。1990年4月，西方传统左派在纽约举行社会主义者会议，并出版了《从左派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同年，西方《新左派评论》杂志也编辑出版了《倒塌之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1993年，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第14期刊登了以“社会主义新模式”为主题的专论文章。随后，《当代马克思》杂志以纪念恩格斯为契机，率先发起召开“国际马克思大会”，并得到多家杂志的附议。1995年9月27日至30日，“国际马克思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举办了“社会主义选择”和“社会主义新模式”的专门讨论会。
这些国际论坛和国际大会都直接推动了西方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在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这种理论是在分析前苏联东欧国家“计划型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认为，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制有两大根本缺陷：一是缺乏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二是忽视劳动者的自主。由于对这两个缺陷的影响的认识差异，形成两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一种是重在强调市场的狭义市场社会主义，另一种是重在强调劳动者民主的广义市场社会主义。我们下面主要分析介绍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在美国的发展是沿着两条线路发展的。一条是劳尔·泰森—约翰·罗默—帕拉比·巴德汉为主线的狭义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另一条是阿兰·布兰德—戴维·施韦卡特—弗莱德·布洛克为辅线的广义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
劳尔·泰森，70年代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毕业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负责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的工作。泰森把经济学和政治学结合在一起，集中研究国际国内政策问题。克林顿任美国总统后，泰森出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1年，他在美国召开的大型市场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向大会提交了一篇题为《人力资本的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文。泰森从动态比较优势原理出发，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所谓动态比较优势，就是科技和产业的选择，不是由市场选择决定的，而是由国家的选择决定的。泰森认为，高科技领域是竞争相对不激烈的经济领域，没有众多的企业参与竞争，受市场机制影响不大。但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高科技领域是不得不发展的领域，政府和社会应集中投资，促进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扩大产品生产规模，并带动其他产业部门发展，从而推动国家整个经济发展。泰森还认为，教育是独特的人力资本领域，是投资效益不高的领域，其迅速发展是不能通过市场来解决的，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和国家的财政补贴，有效地促进人才和员工培训。因此，泰森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采取社会主义的某些经济手段，促进教育和高科技为主的人力资本领域的发展。
约翰·罗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院的经济学教授，也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罗默于1993年在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之后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著名文章。1994年，他又出版《社会主义未来》一书。罗默认为，苏联东欧剧变是“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而不是公有制的失败。“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没有在计划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建立有效监督和激励机制，从而违背社会主义的本意。罗默认为，社会主义的标志是平等主义，但它同市场体系并不矛盾。据此，罗默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市场体系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业的新模式”。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①建立独特的“证券”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即将全国所有的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的成年居民。这种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互相交换和流通，但不能同货币交换；②平等地分配企业利润。劳动者凭证券可获得自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而红利的多少取决于企业经营的效益；③计划体制通过差别利率对投资进行社会管理；④同时以政治民主作保证。
帕拉比·巴德汉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的经济学教授。他于1993年编辑出版了《市场社会主义》一书，提出了同罗默相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巴德汉的“公司相互控股促使贯彻利润最大化原则方案”，比罗默的“证券”经济更注重企业利润分配和分散监督机制。他假设同某银行在固定联系的某企业集团有若干个公司，每个公司和银行都拥有集团内其他公司的部分股份。每个公司的董事会都包括集团内其他公司和银行的代表。公司的部分利润交给国家，作为“集中红利”，由全体公民分享，部分利润按集团内其他公司所占有该公司的股份分给其他公司，形成“分散红利”，由集团内其他公司的劳动者享有。这样，每个劳动者就获得全社会所有公司上缴给政府利润的“集中红利”和分享本公司集团内其他公司利润的“分散红利”。利润“分散”的功能是建立企业集团内部相互监督，形成利益机制，保证利润的最大化。如果企业集团内某公司不能保证利润最大化，拥有该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就会把股票卖给银行。银行会给该公司施加压力，迫使该公司改善经营。因此，巴德汉方案是要创建一种企业集团分散监督公司机制，把公司管理者的责任分散到集团内所有公司和银行，以便各公司和银行能够互相监督各自的经营管理。
我们现在来看美国广义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发展。阿兰·布兰德，60年代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克林顿任总统后，他出任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布兰德提出了“股份制模式”理论。他认为，电子计算机结束了福特时代。在福特时代，劳动者和机器是分割的，工人只是执行命令的操作者，仅仅是机器的附属品。电子计算机时代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福特时代的人机系统，这种系统不仅要求劳动者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要求劳动者不断适应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而作出的调整变化。各个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关键是减少存货，最大限度地扩大销售，满足消费者千变万化的需要。劳动者最终成为企业经济活动的中心。为此，布兰德主张工人参与管理并持有股票。劳动者集资入股，实行按股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
戴维·施韦卡特是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教授。他于1993年在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上发表《经济民主——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章，提出了“经济民主模式”理论。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①企业自治。企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但是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企业的生产资料是社会的集体财产；②市场经济。施韦卡特认为，市场是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自治企业追求利润，但不是资本主义的利润，而是追求非劳动成本之间差额的最大化，即产品的价值和扣除工资后的生产费用的差额。在这里，劳动不是一般的生产要素，不参与利润的分配。劳动也就不是商品。企业自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扬弃劳动的商品化和异化。③全社会计划投资。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为资本税，投资决策由一定的代表机构民主地作出，确保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经济民主模式”在民主领域里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既实现了经济民主，也确保了政治民主。施韦卡特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要政治民主化，而且要在经济效率上超过资本主义。企业自治和全社会的计划投资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开辟了广阔前景，而经济民主又为更高的生产效率提供了保证。
弗莱德·布洛克是加利福尼大学社会学教授，《政治与社会》杂志编委。他于1993年在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上发表了《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的文章，提出了“剥夺金融资本权力模式”理论。布洛克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是阻止经济向民主和集体方向转变的主要障碍，社会主义必须粉碎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布洛克建议，对资本主义金融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各国制定专门法律和国际协定监督资本的运动，削弱金融资本的剥削权力。而企业则实行由国家权力来协调的股东、企业人员和用户三方的共同管理。银行实行国有化或准国有化，以便保证企业有效地长期地稳定发展。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在欧洲的英国和法国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保尔·博卡拉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出路》杂志的主编。博卡拉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体系调节理论”。这种理论既不同于传统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又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只从市场范式去研究经济问题，强调用市场手段调节经济，而体系调节理论是从计划与市场两个范式去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注重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调节机制结合调节经济关系。新自由主义偏重于纯经济学的市场分析，而体系调节理论是把经济学同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的、跨学科的和综合的社会经济分析。体系调节理论特别强调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方法。这样，体系调节理论就确立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在体系调节理论看来，现代社会经济关系是以市场形式和计划形式相结合而形成的“混合”经济制度。
博卡拉根据体系调节理论，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构想。他认为，信息革命作为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也是科技、教育和文化的革命。信息革命的影响是延续几个世纪的革命，这是先前的工业革命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信息革命的广泛影响决定了信息革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信息的特点是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在市场的平等交换中，实物一经交换，所有者就不再拥有使用它的权利，而信息在交换过渡后，所有者仍能分享。因此，信息的费用是可分担的。信息的“分担与合作”方式已经超过了市场规则，是对市场的一种矫正。这说明：信息革命带来的“分担与合作”必然会最终导致社会主义。
博卡拉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会象现今的资本主义一样，是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相互结合的“混合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会有“六种结合”。它们是：社会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私有所有制的结合；市场方式和信息的“分担与合作”方式的结合；资本效益标准同社会效益标准的结合；国内生产同国际生产的结合；公民直接民主同代议制民主、多元民主的结合；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结合。其中最核心的是资本效益标准同社会效益标准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的资本效益标准不能放弃，要继续利用，但同时也要社会效益标准来补充。资本效益标准的基本规则是利润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社会效益标准的准则是将信息带来的附加价值用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社会效益标准应该越来越成为新的企业管理标准。只有这样，资本利润标准和社会效益标准才会结合起来，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二者兼顾。
托尼·安德列阿克是巴黎第十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同马克·费雷于1993年在《当代马克思》杂志上合写了一篇题为《从自治到联合的社会主义》的论文，提出了“企业自治模式”理论。在这种模式中，劳动者拥有管理企业的权利，并严格限制，甚至取消资本市场。自治企业的投资是外在的、间接的投资方式，投资资本主要来源于自治银行的公共投资基金，而企业必须为所借的基金支付利息。银行和企业相互制约的金融机制，既防止了无效益的投资，也避免了投资不足。在这种模式中，虽保留了产品市场，但仅局限于合作关系的范围。计划是间接计划，以确保商品生产和非商品生产协调发展。
迪安·艾尔逊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新左派评论》杂志编辑部成员。1993年，艾尔逊在《当代马克思》杂志上发表了《市场的社会化》的论文，提出了“市场社会化模式”理论。艾尔逊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是无法实现供给和需求的一般均衡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市场的社会化。而市场社会化又必须以一切经济信息的社会化和公开化为基础。艾尔逊建议，利用税收提供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所有企业都能够自由地获得有关技术、价格、工资、产品等经济信息，从而打破资本的垄断，削弱资本的剥削能力，最终导致取消资本市场，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创造条件。
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三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各个思想家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有多种不同的模式理论，但这些模式理论都强调市场和民主，注重效率和平等。这些模式理论的构想虽不能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比，但它们仍给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供参考的视角和某些有用的思想材料，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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