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化进程论文,中国国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唐末就发明了火药，使人类由体能战争开始进入了化学能战争。中国自身的军事进步，在明清时期却十分缓慢。究其根源，还在于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这种经济形态造成的绝对君权专制，压抑各方面的创新。中国大陆上又没有欧洲那种民族国家林立、商业竞争激烈的环境，武器不能作为商品（欧洲中世纪时武器就作为商品）。包括武器在内的任何产品如果不成为商品，就永远无法进入良性循环并得以充分发展。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与西方在军事方面已经形成代差——火器相差半代，即停留在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军事思想则相差整整一代。
中国在沉睡中被惨败惊醒，然而此后实现军事近代化却举步维艰。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时，只是直观地感到中国武器不如西方，实际上战争机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结构。中国当时在军事上的落后是全方位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需要从武器装备、战术技术、军事思想、军队编制体制等多方面并进。同时，军事力量都建筑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不进行社会改革，军事改革就如同在枯树上嫁接新枝。直至解放时，全国工业产值不及一个瑞士，军工水平连迫击炮都造不好。按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中国还有90%的经济形态停留在古代，这就是新中国国防事业起步的基础。
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就是吸收世界现代军事科学的成果，又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地抗击外来侵略并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古国走上强大之路。不过由于沉重的历史积淀，新中国在国防现代化的道路上也走过了曲折之路。
一、“一边倒”背景下的国防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建国之初的国防建设，是在“一边倒”的形势下进行的，这既是受两大阵营对峙的影响，也是历史的惯性所致。
建国之初，毛泽东马上提出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强大的国防，一是建立重工业。这既是当时的急需，也参考了苏联模式，有历史的合理性。当时发展军事工业，一是靠购买应急，二是自己研制，并建立军工生产的经济基础——重工业。抗美援朝时我国从苏联买了106 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装备，当时是世界次先进水平。中国军队就此首次实现了武器标准化，改变了自清末以后长期使用“万国牌”武器的杂乱状态。不过这种军事装备体系在国内尚缺乏支撑的基础，甚至坏一个零件都要找苏联。周恩来当时就讲，没有独立的国防工业的国家是软骨动物。中共中央决定不学东欧各国那样走从苏联订货之路，要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我国向苏联提出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1／3是军工企业， 从飞机、坦克、火炮到步兵武器都全部配套。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破裂时，差不多全部常规装备我国都能自产。这些援助虽然不是无偿的，也不是贷款，而是通过贸易形式，不过苏联只收设备费，没有要过技术转让和专利费，并由专家手把手教会中国人员。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许多老一代人都讲过这种援助方式世界上是没有的。中国整整一代人有那么强的苏联情绪，确实有其历史原因。当然，苏联援华有其战略需要，何况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在第一线掩护了它。
中国在50年代实行国防工业建设的跨越式追赶，还属于对旧阶段补课，此时别人又在向新时代进军。40年代以后，国际上开始武器发展的又一个新时期，由热能武器的高级阶段（自动化火器加机械化装备）进入核能武器，而中国却只是刚刚进入热能武器的初级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显示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1954年，在我国连一辆汽车、一辆坦克、一架飞机还不能制造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在国庆节向访华的赫鲁晓夫询问，能否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赫鲁晓夫一听感到大为吃惊，说搞核武器很费电，把中国现在全部的电力都集中去搞核工业可能还不够，并认为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毛泽东见赫鲁晓夫不愿帮忙，下决心自己搞，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些东西”。1955 年中央确定搞核武器， 1957年正式上马，同年苏联出于政治需要同意给予帮助。1959年苏联停止核技术援助后，中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于1964年试验成功原子弹，1966年试验成功中程导弹核武器，1967年试验成功氢弹，1970年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其实两年就具备发射能力，因“文革”干扰而拖延）。“两弹一星”事业发展速度之快世界无双， 我国白手起家， 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跨入了有核国家的行列。
建国初期，毛泽东就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提出了宝贵的思想，许多原则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当时周边形势紧张，他就一再提出压缩军队员额，挤出钱来搞建设，并提出真想要原子弹就必须减少国防开支。50年代军事斗争几乎连续不断，我军的员额却压缩得最多，而质量建设反而搞得很好。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起步时学习了苏联，又开始了冲击苏联模式的探索。苏联模式的弊病在军事上的体现，也可以概括为蒙古化。东斯拉夫人立国的历史，恰恰是西同日耳曼人、东同蒙古人战斗的历史，其中战斗的重点又在东面。14世纪前，俄罗斯人差不多在两个世纪中受到蒙古人统治，经过对金帐汗国的一系列战斗，才建立起莫斯科大公国。不过在这一阶段，新建的俄罗斯国家也全面学习了蒙古人的传统和作风。此后，彼得大帝把蒙古式的野蛮和西方的科技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有两重特点的俄罗斯帝国，其特点是社会生活军事化，政治集权化，科技只讲实用性，并忽视人民生活和金融流通。列宁在评述俄国资本主义时，给它加了几个前置词，如“封建的、军事的”，恰恰表现出它蒙古化的特色。十月革命后出现的苏联，也继承了沙俄的许多不良传统，斯大林模式正是典型反映。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期内建成强大的重工业体系，社会发展却是畸形的，在战争时期尚可管用于一时，和平时期长此以往必然招致严重后果。
中国的国防建设学习苏联从一开始就不是盲从，这是由于中国革命战争本来就是冲破苏联模式才获得胜利的。建国初期有人提出对苏联要“不走样的学”，毛泽东对此很不赞成。在军事上毛泽东从来坚持独立自主，别的东西可以合营，军事上绝不能办合作社。1955年彭德怀参加了一次华沙条约会议，以后毛泽东坚决反对华约东扩到中国，战略方针也不再告诉苏联。1958年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争执，恰恰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开端。毛泽东曾质问赫鲁晓夫，如果建立联合舰队，到底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与抗美援朝建立的中朝联合司令部（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同，当时中国海军弱小，与苏联联合只能受制于人。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毛泽东在八大接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形容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打了一场“思想上的解放战争”。可惜的是刚刚开始新探索，很快又走向歧途。1958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是对的，可是反对洋教条又祭起了土教条。
尽管冲出苏联模式付出了巨大代价，探索中走了弯路。不过摆脱出来比陷在里面好。正是由于有探索中的教训，后来才走出有中国特色之路。
二、冲破苏联模式后经历的曲折
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之路，其探索从50年代后期开始。此后的20年间，我国虽然在尖端武器方面大有进步，却日益走入了封闭之路。直到70年代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影响我国国防现代化发展的除国内动乱外，主要有两大因素：
第一是对他国革命的态度。这是每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曾长期面对的“两难”问题，也是共产国际思维方式的遗留问题。由此一方面也讲国家利益，一方面又讲为支援世界革命要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一方面要讲不干涉他国内政，一方面又要支援他国革命。
50年代中期，我国一度强调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8年以后，随着“左”的思想滋长，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援外（其中大部分又是军事项目）不断增加，不仅耗资巨大，援助许多国家的“马列”组织及反政府游击队还使我国的国际处境十分不利。毛泽东在党的九大后正视现实，也认为支持的一些小组织“不死不活”，70年代中期同东南亚一些国家建交时同意不再支持其内部的反政府武装。事实证明，革命是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从外部移植必败无疑。现在讲“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是经过惨痛教训后得出的正确结论。
第二是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1956年党的八大对此曾经有过正确的探索，认为世界有持久和平的可能。在后来“反修”斗争中，又把本来是正确的探索当成“修正主义”观点，理论上又回到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论断上。60年代中期还一度认为帝修反会联合反华，世界大战危险迫在眉睫，国内实行“山、散、洞”的工业布局，三线建设仅因计划不周即浪费数百亿元。我国的工业发展在世界性的产业转换时又错过了国际列车。70年代初为避免两线作战而采取应急措施，对美实行缓和是明智的，对苏联的战略估计却长期存在严重错误。
60年代开始的“反修大战”，其理论命题就说明双方都想把自己的观点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对苏军事斗争的决策，又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做出。虽然应承认它有保卫国家利益的正义性，但由于是个人专断，加上极“左”思想影响，许多判断走极端。历史事实和现在公开的俄罗斯档案都证明，当时的苏联战略主导是“拉我之心不死”，虽然有时施加政治、军事压力，目的还是想把中国拉回其阵营，苏联的战略重点也始终在欧洲。由于这时信息扭曲，缺乏民主机制，战略判断出现严重失误，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路线决定军事方针，六七十年代是我国政治上出现严重偏差的时期，军事决策自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错误。
中苏关系恶化带来一个有益的副产品，就是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恰恰是改革开放的前奏曲。尽管当时思想上没有这种认识，然而对外交往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不能封闭。
由于从60年代起总是应急战备，不可能有长远规划。军队和武器装备发展也往往混乱无序。1965年准备对美作战，就侧重于丛林行动搞骡马化。1969年紧急对苏备战，又动员全国挖洞，大搞反坦克武器。以突击性“大会战”研制某种装备的方式，违反了综合有序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武器装备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小农经济的最大弊病恰恰是封闭单向思维的观念，缺乏系统性。例如限期把某种战斗机搞出来，配套的雷达没有，火控系统不过关，还是形成不了战斗力。
这种长期的紧张备战，形成恶性循环。 因军队数额长期保持在600万人以上，人头费占了军费半数，军费又占国家开支1／4（民防还不算），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经济停滞又造成军费不足，难以定购较多的先进装备，又想用人多来弥补，人头费用多又影响了科研费，武器装备水平的发展更受影响。
在毛泽东晚年思想中，还有一项对国防事业影响重大的错误，即没摆正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把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挂上钩，政治运动频繁。文革前那批国防科技事业的骨干大批挨整后，很快出现了后劲不足。害怕打开国门进来“封资修”，又陷入自我封闭。毛泽东晚年陷入了这样一种矛盾之中：担心搞科学就会走白专道路，同时又尊重事实，认为科技不行国家又不强，然而强调的科技又多限于应急而缺少远景规划。
经过50年代的奋起直追，我国国防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总体差距到60年代前期曾缩短为相差10年左右，到了70年代末差距扩大为20年左右，而且其后遗症还影响了很久。
客观地讲，这一时期的失误毕竟是探索中的失误。在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这近30年间，我国国防事业的成绩还是第一位的，所取得的成就，毕竟使我国由贫弱落后的国度跃居为世界前几位的军事强国。
三、在社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中建设国防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国防建设的伟大历史转折。通过重新认识国际形势，摆正了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判断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是时代主旋律，改变了列宁在本世纪初和毛泽东在十大上的认识——“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从历史进程来看，这种正确认识的形成，恰恰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步伐。事实证明，只有面向世界，才能很好地认识世界。
邓小平于80年代在国防问题上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措施，改变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全方位地处理同各国的关系，从而在国际上的新冷战尚未结束时就争得一个进行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
国防的目的是保障和平建设，至于社会主义能否取代资本主义，不是靠武力，而在于能否向世界显示自身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有关时代主题等新认识，是解决我国国防建设和建立正常对外关系的关键一环。基于这种判断，对他国才能有长期真正的和平共处，也有条件消除紧张局势。
从这些新认识出发，80年代我国领导采取了另一项重大措施，即实现战略转移，军队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为和平时期的建设，战争准备以应付局部战争为主。在此前提下，邓小平提出了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我国的国防开支在1979年占国家开支的1／5，至1985年即降至为1／12。如果按国民收入计算，则从8%降为2%。在世界各大国中，除日本以外这是最低的。历史证明， 这个战略性转变是及时的，如此才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并避免了重蹈苏联覆辙。
邓小平对国防建设另一项重要的思想，是以现代化为中心，科技强军为本。这样，就能把国防现代化问题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综合体系之中。
过去我国理论界曾长期把唯物主义特别是其阶级分析的方法抽象化、概念化、绝对化，导致了人们对许多事物的单项理解。讲军队建设，往往只强调革命化，实际上革命的目的是促进社会进步，特别是生产力的进步，军队建设的革命也包括技术变革、人们观念的更新。随着社会的进步，革命化与现代化越来越紧密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现代化抽象地讲革命化，必然导致落后，所谓的革命也就将产生异化。
在当今世界，社会发达的标志，主要是看其系统功能，而不是看某一单项指标。国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没有其他现代化，它本身难以实现现代化。即使短期在某些项目上搞上去也不能长久维持。为适应世界大势，必须建设精干、高效、有高科技水平的军队，变规模数量型为质量效益型。
按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决策不仅追求可行性，更要追求最优性。例如武器装备应追求更优配置，战略决策则要最优选择。以往苏联模式在决策上的一个最大弊病，就是只讲可行不讲最优。如政治上只讲达到斗争目标，不顾手段；在经济上只重完成指标，不讲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比；军事斗争中只讲胜利，不顾伤亡损失。我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国防建设的决策上有一个口号：“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恰恰与苏联模式同出一辙。例如三线建设投入与产出比对照，效益低得惊人。一时求生存的革命斗争，可以暂时不计代价和损失。在和平时期长远的国防建设，决策只讲可行而不讲优化，必然造成浪费巨大并严重影响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注重效益的本身，就是最大程度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讲优化和最优选择，其标准过去在理论上有时不好界定，是因为存在一个“世界革命”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邓小平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最高标准，应该说这是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从十三大党章开始，也删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改变了过去过于理想主义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观念，从而更有利于我国国防建设事业的发展。
目前世界形势的总趋势仍是和平与发展，并未因巴尔干等某些国际热点冲突而改变。但是国际斗争仍然尖锐，高科技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敢于在世界上横行，就是靠经济实力的军事科技领先。中国要保持一个与大国称号相称的地位，也不能没有相当的国防力量。
今后国防力量的竞争，关键在提高科技水平和军事人才的素质，这两方面也正是我国的薄弱点。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我国国防事业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从兵器发展史来看，目前已经到了高技术武器为代表的第四代，如果我们还停留在第二、第三代，出现代差，那就可能重蹈鸦片战争覆辙。抓住时机，才可能实行超越式追赶，以较快的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事业更艰巨，原因在于比别人落后得太多，追赶的进程肯定要相当漫长。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受挫后，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也讲，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是不成的。这与邓小平所设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估计恰恰是一致的。中国国防现代化，要伴随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实现，这需要一个相当艰巨的过程。
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向世界，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是必须的，“拿来”是对的，可不能搞“拿来主义”。光靠买，是不可能买来一个国防现代化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最先进的技术给别人，尤其是国防技术方面更是如此。吸收了外国的先进东西，自己发展创新，才是最可靠的。
总之，要使中国在下个世纪能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而实现国防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还需要现代化的观念。面向世界才能自立于世界。这样，才能避免毛泽东在50年代就警告过的因落后会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焕发出新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