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典籍翻译70年论文

民族典籍翻译70年 *

⊙ 李正栓 王 心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在过去的70年间,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民族典籍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成就巨大。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阶段作为划分依据,从社会文化语境、翻译实践、翻译研究等角度,以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南、西南、东南和港澳台为考察区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典籍在国内外的翻译历程,以期总结当前成果并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民族典籍;翻译

一、引言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结盟、战争、迁徙等原因,中国各民族不断分合聚散,交融渗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从1953年开始民族识别的实地调查。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直到1979年完成基诺族的识别,我们今天所熟知的56个民族才最终得以确定。

古往今来,民族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文化,文化是根本。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无根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语言起到重要作用,承载了文化的内涵和表达,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不足20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加上使用汉文的回族和畲族,也不及总数的一半。其他民族的文化则主要依靠世代口耳相传来继承发展。自1956年起,政府组织了历时三年大规模的语言调查。在此期间,7个工作队奔赴16个省区,在对少数民族进行语言调查的基础上,和少数民族人民一起创制和改革了部分民族的文字。

按照有无文字记载来划分少数民族的典籍,可以将其分为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无文字类的民族典籍主要指口碑文献,而有文字类的典籍则不尽相同。吴肃民指出,“有文字类的古籍中包括:1.各种民族文字(包括民族古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2.汉文记载的有关民族史料;3.用汉字作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各种资料。”[1]可见,民族典籍的存留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典籍是展现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需要典籍翻译,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沟通也离不开典籍翻译。但是,由于其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中国民族典籍的翻译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整体来看,主要有民译、汉译和外译三种情况。民译主要指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互译和古民族语今译;汉译主要指少数民族语言译成汉语、国际音标转写和外语译本回译;外译主要指少数民族语言直接译成外语、少数民族语言经由汉语译成外语和外语译本之间的互译。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70年间,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民族典籍的整理和翻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从社会文化语境、翻译实践、翻译研究等角度回顾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典籍翻译历程,以期总结当前成果并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二、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民族典籍翻译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工作。各地的党政文化部门积极开展民族文化工作,一面收集各民族的传统文学,一面培养各民族的歌手、故事员及民族文化工作者。[2]第一届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58年胜利召开,号召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提出“全面收集,重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方针,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具体采录工作要求。同年,全国范围内的采风运动成果显著,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工作会议顺利召开,这无不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各少数民族文学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重视。这一阶段的一系列活动为之后的民族典籍翻译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形式来看,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主要为译作的出版或发表、工作会的成立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从内容来看,主要为汉译,也有一些民译和外译。研究活动主要局限在对作品本身的介绍、研读和分析,对翻译过程和成果的研究很少。

(一)翻译实践成果

壮族民间文学很早受到关注。“关于壮族的口头文学,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壮族文学史编辑室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铅印过多集《壮族民间歌谣资料》《壮族民间故事资料》《广西壮族文学资料》等”。[5]

1.东北地区民族典籍

从图4、图5可以看出,各空心墩试件滞回曲线与骨架曲线的计算值与试验值较为吻合,说明混凝土采用Kent-Park本构模型,纵筋采用Mander-Chang本构模型,同时模型中考虑钢筋的强度退化,纤维模型可对钢筋混凝土空心墩滞回性能进行较为准确模拟分析,验证了纤维模型的正确合理性。

居住和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达斡尔族、赫哲族、满族等。

达斡尔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是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叙事作品。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相关单位在对达斡尔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时,发现了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并将其收入《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搜集整理《阿波卡提莫日根》《洪都尔迪莫日根》等6个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收入《达斡尔族文学资料汇编》(第一辑·民间故事卷一)。

赫哲族人民主要生活在东北地区,他们讲的莫日根故事称为伊玛堪。我国赫哲族伊玛堪的采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3]20世纪50年代末为采录的第二阶段,刘忠波等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赫哲族聚居地,采录吴进才说唱的伊玛堪《安徒莫日根》和葛德胜说唱的伊玛堪《满格木莫日根》,收入《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赫哲人》两本书中,“伊玛堪”这一名称首次正式使用,特指赫哲族的说唱故事。

满族人民也主要生活在东北地区。1961年,苏联满学家M.沃尔科娃根据A.B.戈列宾尼西科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搜集到的手抄本进行转写和俄译,完成《尼山萨满的传说》(нишань саманибитхз)一书,在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满学界的震动。从此,《尼山萨满》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2.华北地区民族典籍

居住和生活在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为蒙古族。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国东北地区、其他省份和蒙古国,也有大量的蒙古族同胞。

《蒙古秘史》以编年体记述蒙古族的神话传说起源、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关于蒙古族的三大历史著作之一。1951年,谢再善根据清观古堂所刻《元朝秘史》汉文音译本译写成蒙古文,再译成汉语,是明代以来第一个重译本。1956年,谢再善将策·达木丁苏隆(1908—1986)1947年编译、内蒙古日报社1948年翻印的《蒙古秘史》译成汉语。1957年,策·达木丁苏隆在乌兰巴托出版《蒙古秘史》斯拉夫蒙古文译本。20世纪60年代,姚从吾与札奇斯钦合著《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于1960—1962年分三期刊载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上。

《蒙古秘史》的外译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较为丰富。1949年,波·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对《蒙古秘史》的拉丁文转写和前六章的法译本出版。同年,希林(Shirin Bayani)根据伯希和法语译注本,译出《蒙古秘史》波斯语译本。1955年,波·普华(P.Poucha)译出《蒙古秘史》捷克语译本。1957年,印度学者孙维贵(Wei Kwei Sun)根据汉语译本节译《蒙古秘史》,刊载于《中世纪印度季刊》(Medieval Indian Quarterly ),是《蒙古秘史》的第一个英译本。1961年,日本学者山口修(やまぐちおさむ,1924—1998)完成《蒙古秘史》日语译注本《成吉思汗实录》(ジンギスカン実録),由筑摩书房(筑摩書房)出版。1962年,匈牙利学者拉约什·李盖提(L.Ligeti,1902—1987)完成《蒙古秘史》匈牙利语译本。1963年,岩村忍(いわむらしのぶ,1905—1988)的日语简译本《元朝秘史——成吉思汗实录》(元朝秘史―チンギス·ハン実録),由中央公论社(ちゅうおうこうろんしゃ)出版。同年,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根据汉语译本英译《蒙古秘史》部分内容,收入《蒙古秘史及其他》(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由乔治·艾伦与昂温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出版。1965年,蒙古族华裔美国学者包国义(Ünensechen,乌嫩斯钦)在《〈蒙古秘史〉研究》一文中对第九卷进行了拉丁转写和英译,刊载于《乌拉尔-阿尔泰丛书》(Ural Altaic Series )第58卷。

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产生于新疆蒙古族聚集区的传统民间文学,讲述了以蒙古英雄江格尔率众反抗敌人、保卫家乡、建立美好草原的故事。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边垣编译的《洪古尔》,这是第一个《江格尔》部分内容的汉文改写本。1958年,内蒙古铁木耳杜希等人将《江格尔》部分内容由托忒蒙古文转写为回鹘式蒙古文《江格尔传》,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斯·依·里布金的俄文诗体《江格尔》在莫斯科出版。1963年,特·杜格尔苏伦把巴特尔·巴桑高夫改写的诗体《江格尔》由卡尔梅克文改写成新蒙古文,在乌兰巴托出版。1964年,哈·哈斯克巴等人参照新疆手抄本将《江格尔传》转写成托忒蒙古文并做修正补充,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蒙古族另一长篇英雄史诗《格斯尔可汗传》描写了格斯尔为民消灾除害的业绩。1953年,在北京发现的该书汉译本木刻版《格斯尔的故事》(上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5年,在北京隆福寺发现的汉译本《格斯尔的故事》(下册)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英雄格斯尔可汗》经琶杰说唱,其木德道尔吉整理,安柯钦夫汉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0年,桑杰扎布汉译《格斯尔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巴尔达诺(Namzhil Baldano)在乌兰乌德出版《阿拜格斯尔——布里亚特的英雄史诗》(Gesar Buriat version )),并由李福清(Ли Фуцин,1932—2012)译为俄文。

17世纪萨冈彻辰著作《蒙古源流》是蒙古族一部重要的史学作品。约翰·R·克鲁格(John Richard Krueger,1927—2018)于1964年英译《蒙古源流》第1-4章,于1967年修订前4章,并增补第5章及第6章的一部分,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作为蒙古学会的非定期会刊出版。17世纪罗桑丹津的著作《罗·黄金史》是蒙古史学界的又一代表作品(《黄金史》是《概述古代诸汗所建立政道之著作黄金史》的简称,由于是罗藏丹津所著,故称作《罗·黄金史》)。1952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影印出版1937年库伦(乌兰巴托旧称)版《罗·黄金史》,名为《蒙古古文典之一:阿勒坦脱卜赤》,后被称为哈佛版《罗·黄金史》。1957年,沙格德尔(Shagdaryn Bira,1927—)翻译的斯拉夫蒙古文《罗·黄金史》在乌兰巴托出版。

3.西北地区民族典籍

上述几种一致性主要是针对不要人为制造歧义,如果立法技术要求原文保持一定的模糊性,那么译者也不要擅自将其具体化,而是与原文在思维方式上保持一致,保留原文的歧义,这有利于解释和适用的统一。

西北地区民族典籍主要有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典籍。

音乐课需要大量的、千变万化的素材,我们要利用好互联网这个世界,收集需要的信息,让学生听一些自然界的声音,拓宽音乐课的天地。如上《春天来了》时让学生听春雨打窗声,沙沙沙沙,均匀不断的雨声;上《小溪流水响叮咚》时播放山中小溪叮叮咚咚、明亮的音色错落有致的水流声……这些对学生理解作品都非常有帮助。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人民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第一部经典长诗,作者素甫·巴拉萨衮借助国王“日出”、大臣“月圆”、月圆之子“贤明”和修道士“觉醒”这四个人物的对话,表达其政治理想、社会思想和人生哲学。1959年,R.R.阿拉特(Reid Rahmeti Arat,1900—1964)将《福乐智慧》译成土耳其文,由安卡拉民族教育出版社(Türk Tarih Kurumu)出版。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著作《突厥语大词典》的一些词条中辑录200余首诗歌,还有谚语、格言、典故和传说,涉及内容广泛,全面展现了维吾尔族和使用突厥语的其他各民族的社会生活。20世纪50年代,喀什的两位学者穆罕默德·拍依孜和艾合迈德·孜雅依首次把《突厥语大词典》三卷本译成现代维吾尔语,但未能出版。1957年,D·蒂尔钦完成《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词检词索引》(Arap Alfabesi ke Divanu Lugat -it -Turk Dizini ),在安卡拉出版。自1960年起,萨里赫·穆塔里波夫历时三年多,将《突厥语大词典》三卷本译成乌兹别克文,在塔什干出版。1963—1966年间,历史学家乌依古尔·沙依然和阿拉伯语专家穆罕默德·萨里赫·大毛拉阿吉在乌鲁木齐共同翻译出《突厥语大词典》第二稿。

实现公立医院管理会计体系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层面加快完善医院管理会计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公立医院必须组织具有高素质的管理会计人才队伍。首先,要引进专业的管理会计人才,引进一批具有较高学历,基础和较强学习能力的管理人才。 二是要提高现有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的水平,培养一批会计核算管理人才,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提高在职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水平。最后,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管理会计体系建设。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波斯文著作《拉失德史》是维吾尔族历史著作。该书第一编记述从秃黑鲁帖木儿汗统治时期至阿不都·拉失德汗为止,第二编叙述作者生平年代所发生的事情。1965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开展《拉失德史》的汉译工作,根据1895年罗斯(Sir Edward Denison Ross,1871—1940)和伊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的英译本汉译《拉失德史》。直到1983年,才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一书。

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阿凡提机智幽默,且勇敢反抗反动统治和腐朽势力。“阿凡提故事”于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赵世杰汉译《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阿凡提的故事》。195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的《阿凡提的故事(维吾尔族民间故事)》。1963年,穆罕默德伊名等人翻译的《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赵世杰编译的《阿凡提的故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赞颂了柯尔克孜族人民反对异族统治者的顽强精神和斗争意志。1958—1960年,苏联出版的吉尔吉斯文《玛纳斯》四卷本被译成哈萨克文、乌兹别克文和塔吉克文。1960年,新疆文联工作人员在中央民族学院师生的协助下,采录《玛纳斯》部分篇章,译成汉文,并于1961年发表在《天山》第1期和第2期上。1961年起,中央和新疆有关部门组成《玛纳斯》工作组,历时3个月采录居素甫·玛玛依演唱本近12万行,并于1961年12月将该版本第一部的片段汉语译文刊载于《新疆日报》,于1962年将第四部的片段汉语译文刊载于《民间文学》第5期,还先后用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发表史诗的某些片段。此外,还有一些翻译实践未能在此期间出版或发表,如:1964年,郎樱和玉赛因阿吉把第一部译成汉语;1965—1966年,居素甫·玛玛依的补录唱本20万行被全部译成汉语,但这两个译本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部分或全部出版发行。

4.西南地区民族典籍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青藏高原以藏族为主。云南省是中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份。此外,贵州、四川和重庆也有些许少数民族分布。其中,藏族典籍数量较多,翻译活动开始较早。

此外,藏族史传文学也是藏民族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王统记》是一部宗教源流史著作,作者为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1949年,王沂暖的《西藏王统记》汉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西藏王统记》还有1961年出版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B.I.Kuznetsov,1931—1985)的俄语译本和1966年荷兰刊载的该译本的英文引言和转写本。《西藏王臣记》记述了元明时期西藏的政治历史更迭,作者为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962年,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藏学家郭和卿将该书译成汉语,但直至十年动乱之后才得以出版。《米拉日巴传》记载了噶举派上师米拉日巴的行止。1949年,王沂暖汉译《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1年,卡西·达瓦桑珠喇嘛(Kazi Dawa Samdup,1868—1922)与他的弟子埃文思·温兹(W.Y.Evans-Wentz,1878—1965)博士合作译注《米拉日巴传》英文本,在1928年版本的基础上再版(The Life of Milarepa )。1957年,拉隆巴·洛桑彭措在杜盾出版社(E.P.Dutton)出版《米拉日巴传》又一英译本。1962年,张澄基英译米拉日巴传记和米拉日巴道歌,由纽约大学图书公司(University Books)出版。1965年,张澄基汉译《密勒日巴尊者传》,由香港九龙佛教大乘经典编译所出版。

藏族格言诗是我国一种特殊文类,主要观察评论社会现象、展现人生处世哲学、宣扬治国理政方略,是藏族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中以《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和《国王修身论》最为著名。另有用各种物质做比喻写成的格言诗。1956年10月和1957年6月,《人民日报》连载王尧《萨迦格言》译文共200余首。195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收集《人民日报》译文,刊印单行本《西藏萨迦格言译注》。

道歌体诗是藏族诗歌的另一种流派,内容以宣传佛教教义为主,倡导者为米拉日巴,他的作品经弟子整理约400首,收入《米拉日巴道歌集》。1958年,由汉弗莱·奥姆克拉克爵士(Sir Humphrey Orme Clarke,1906—1973)英译的《米拉日巴道歌选集》(The Message of Milarepa :New Light upon the Tibetan Way :a selection of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Tibetan )在约翰·默里公司(John Murray Limited)出版。1962年,张澄基(Garma C.C.Chang,1920—1988)译注的《密勒日巴十万道歌》(The Hundred Thousand Songs of Milarepa :The Life -Story and Teaching of the Greatest Poet -Saint Ever to Appear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在纽约大学图书公司(University Books)出版。1965年,张澄基汉译《密勒日巴大师全集》,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经典诗作有众多汉译本,名称各异,所收数量也有所不同。1956年,苏郎甲措、周良沛汉译仓央嘉措情歌,载于《藏族情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56年10月号《人民文学》杂志选载《仓央嘉措情歌选》。1958年,王沂暖汉译《西藏短诗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9年,中共西藏工委宣传部编《西藏歌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十二辑收录傅师仲、王沂暖、何良俊等人汉译的仓央嘉措诗歌。1961年,马里恩·邓肯(Marion Herbert Duncan,1896—1977)英译《西藏情歌谚语》(Love Songs and Proverbs of Tibet ),由伦敦The Mitre Press出版。

《格萨尔》讲述了青藏高原各个部落由分散到统一的过程。《格萨尔》的口译活动很早就开始了。“我国古代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何时被口译成蒙古语、土族语、裕固语、撒拉语等别的民族语言的,已无从查考。”[4]上述少数民族民间艺人在《格萨尔》的传承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格萨尔》的笔译实践活动主要有蒙译和汉译。1948至1949年,刘立千把三部王光璧珍藏的林葱土司家藏木刻本译成汉语,它们是《天界会商》《英雄诞生》和《赛马登位》。1956年,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将一部三章《格萨尔》藏文木刻本逐字逐句译成法语《岭地喇嘛教版藏族〈格萨尔王传〉译本》(L ’Épop ée tib étain de Gesar dans sa version lama ïque de Ling ),在巴黎出版。1959年,《格萨尔》的蒙古文节译编译本《岭·格斯尔》(俗称蒙古文稀世珍本)由蒙古国科学院铅印刊行。1962年,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翻译整理的《格萨尔·霍岭大战上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云南省少数民族数量多,部分少数民族的典籍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得到搜集、整理和翻译。

彝族分支撒尼人(居住于云南)口耳相传的叙事长诗《阿诗玛》赞颂了阿诗玛反对恶霸掠夺婚姻的英勇品质。1950—1962年间,《阿诗玛》共有4个汉语版本诞生,分别为1950年《新华月报》刊载的杨放片段整理本《圭山撒尼人的叙事诗阿斯玛》、1953年《西南文艺》刊载的朱德普翻译整理本《美丽的阿斯玛——云南圭山彝族传说叙事诗》、1954年《云南日报》“文艺生活”栏目刊载的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翻译整理本《阿诗玛——撒尼人叙事诗》(该版本于1954年和1955年分别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翻译整理的《阿诗玛——彝族民间叙事诗》。

1957年,戴乃迭(Gladys Tayler/Gladys Yang,1919—1999)根据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汉文版完成《阿诗玛》英译本(Ashima ),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同年,宇田礼·小野田耕三郎(宇田禮小野田耕三郎)根据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汉文版完成《阿诗玛》日译本(アシマ),由日本未来出版社(未來社)出版;1960年,松枝茂夫(まつえだしげお,1905—1995)根据统一汉语版本以散文体形式日译《应山歌姑娘阿诗玛》(Yamabikohime),收录在《世界童话文学大系》第14卷《中国童话集》,由东京讲谈社(講談社)出版;同年,千田九一根据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汉文版日译《阿诗玛》(アシマ),并于1962年载入东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集》第19卷《诗·民谣集》。20世纪50年代,外文出版社出版《阿诗玛》俄语译本(《АСМА》)和法语译本(Ashma );1964年,国际世界语研究院院士李士俊将《阿诗玛》译成世界语(A ma ),由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

此外,1958年,云南民间文学调查队翻译整理《普曲贺格》《好彝诗》《儿日》等彝文文学作品;20世纪60年代,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西南彝志》《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等25部31卷彝文典籍。

纳西族为云南特有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丽江市,其余分布在云南其他县市和四川盐源、盐边、木里等县,也有少数分布在西藏芒康县,有本民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纳西族用象形文字书写东巴经,其中,《创世纪》《鲁般鲁饶》和《黑白之战》是东巴经的经典之作。1956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的《创世纪》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63年,由和芳讲述、周耀华翻译的石印本东巴经《创世纪》由丽江县文化馆出版。1957年,赵银棠翻译整理《鲁般鲁饶——久命姑娘的盼望》,刊载于《边境文艺》1957年第10期;1962年,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间文学工作部编写《云南民族文学资料》(第六集),收录和志武、赵净修、牛相奎等人的7个《鲁般鲁饶》汉文版本。

傣族分布在中国、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主要居住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耿马和孟连两个自治县。傣族叙事长诗《召树屯》讲述了召树屯和喃诺娜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故事。该诗有诸多版本,其中《孔雀》由白桦翻译改编,于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召树屯》由岩叠、陈贵培、刘绮等人整理翻译,于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另一首傣族叙事长诗《朗鲸布》则通过嘎梅西和国王喜德加的爱情故事反映阶级矛盾,该诗经云南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整理,于1962年出版。同年,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英译《朗鲸布》(Not a Dog :An Ancient Tai Ballad ),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傈僳族是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藏与缅甸克钦交界地区,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傈僳族源于古老的氐羌族系,与彝族有着渊源关系。其余散居于云南其他地区、印度东北地区、泰国与缅甸交界地区。傈僳族古代民歌《生产调》采用双关的叙事长诗讲述了傈僳族人民的恋爱过程和艰苦的生活、生产过程,是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傈僳族作品之一。1956年,《生产调》经祝发清、蔡鸿英收集,祝发清、徐嘉瑞汉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拉祜族也是跨境民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主要分布在澜沧江西岸,散布于中国境内、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拉祜族长篇叙事诗《扎努扎别》讲述了英雄扎努扎别与厄莎抗争,最后惨死于厄莎手下的故事,歌颂了人类的伟大力量和敢于同自然斗争的精神。1959年,这篇神话由李晓村和王松搜集整理,刊登在《民间文学》第10期上(当时译名为《札弩札别》)。

党和国家极为重视少数民族出身民间文学人才的培养,使他们较快成长,成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骨干力量。1956年,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工作曾组织700多人的调查队。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地区皆把培养本民族语文干部列为工作计划的重点。调查结束后,这批青年力量几乎遍及各民族地区相关研究机构和院校,引领民族语文发展工作。

苗族主要聚居于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约有八成的苗族人口聚居于中国南方一些省份,而也有相当规模的苗族居住在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苗族古歌》(亦称《苗族史诗》)共有《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洪水滔天》《溯河西迁》5个部分,1956年,《金银歌》和《蝴蝶歌》经马学良、邰昌厚和金旦搜集整理选载于《民间文学》杂志。

取干燥的香水莲花花托粉碎,按液料比35∶1加入蒸馏水,于80 ℃水浴加热3 h,使用纱布过滤去除残渣,将滤液置于圆底烧瓶中,经旋转蒸发仪浓缩至原来体积的1/3,按浓缩液∶乙醇为3.5∶1(V/V)加入体积分数为90%的乙醇,于4 ℃冰箱中沉淀6 h,4 000 r/min离心15 min,沉淀依次用无水乙醇、丙酮、无水乙醚洗涤后真空冷冻干燥即得香水莲花多糖粗品。

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田二娃、田茂中口述,罗辑整理的土家族民间叙事诗《锦鸡》。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中文系土家族文艺调查队和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中文系土家族文艺调查队搜集整理的土家族抒情长诗《哭嫁歌》。

5.华中和华南地区民族典籍

华中地区在这里指河南、湖北和湖南。华南地区指广东、广西和海南。

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民族典籍翻译实践涉及民族众多,按照地理位置分布,可大致分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华中和华南地区、华东和港澳台地区。以被研究的民族而论,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彝族和壮族较为突出。

壮族麽教经籍《布洛陀》展示了壮族古代的历史文化和信仰观念。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术界开始了这一典籍的搜集整理工作。《壮族文学史》编写组于1958年搜集到民间故事“陆陀公公”。

壮族嘹歌的搜集整理工作于1955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田东县开始。在黄耀光的带领下,他们用7年时间搜集嘹歌一万六千余行并进行翻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区政府的支持下,1963年,《唱离乱》刊载于《广西文艺》上,是嘹歌汉译的最早成果。

刘三姐(亦称刘三妹)是壮族传说和文献记载中的经典人物。新中国初期,《刘三姐》经搜集整理和翻译,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呈现。1953年,邓昌伶根据民间故事创作五场彩调剧《刘三姐》。1955年,覃桂清和肖甘牛二人接力搜集整理民间故事《刘三姐》,刊载于上海《新观察》杂志。1956年,罗茂坤等人整理叙事诗《歌仙刘三姐》,发表于《宜山农民报》。1957年,宜山人民桂剧团根据民间故事《刘三姐》排演桂剧,共八场。1959年,邓凡平等人改编《刘三姐》剧本,刊载于《剧本》和《广西日报》。1960年,壮族诗人侬易天创作《刘三妹》这一长篇叙事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年,歌舞剧《刘三姐》剧本刊载于《剧本》,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1961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外,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60年将《刘三姐》拍成电影。1962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根据歌舞剧英译《刘三姐》(Third Sister Liu :An Opera in Eight Scenes ),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瑶族广泛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澳洲,但主体分布在中国的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五省,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和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瑶族创世史诗《密洛陀》讲述了瑶族创世始祖密洛陀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故事。《密洛陀》最早的汉文本由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搜集,由壮族诗人莎红整理,载于1965年第1期《民间文学》杂志。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6.0做统计分析,连续变量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用绝对数(%)表示。两独立样本之间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肥胖孕妇未控制体质量与妊娠结局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所有的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白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此外四川省、重庆市等地也有分布。白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汉文自古以来一直为白族群众所通用。白族创世纪神话《打歌·开天辟地》经杨亮才、陶阳整理,收入《白族民歌集》,于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近彝语支,没有文字,用汉文。

6.华东和港澳台地区民族典籍

在我国华东和港澳台地区也有少数民族分布。部分畲族和高山族的民族典籍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得到了搜集和整理。

畲族语言是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用汉文,聚居于福建、浙江广大山区。1961年,福建少数民族调查组、浙江少数民族初级师范学校搜集整理畲族山歌《畲家翻身唱新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62年,陈玮君搜集整理畲族民间传说《神郎和彩姑》,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电视新闻节目形式也要进行创新,在我国涌现出大量新媒体的形势下,电视新闻节目形式可以引入新技术,从而顺应时代发展,提高新闻节目的黏性。如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舆论场》,则引入了新型技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呈现“在线观众席”,观众可以利用手机实现与新闻节目的互连,在抢占虚拟观众座位的同时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头像。新闻节目主持人、在场嘉宾、大量网民、电视机观众实现了即时交流,结合各种新媒体的应用,观众可以及时表达自己的建议,倾听嘉宾的讲解。这种节目形式与传统形式明显不同,其强调新闻节目与观众的互动,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一经播出就得到了大量观众的认同。

高山族主要居住在中国台湾省,少数散居于福建、浙江,以沿海地区为主。高山族有语言,无文字,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1959年,洪永固整理《台湾高山族民歌》和《台湾岛上的青年石像——高山族民间故事》,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刊讯]2010年 1月 12日,上海市护理学会在北京西路 1623号召开了上海市红十字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队第一次工作会议。42个分队的分队长及骨干队员共 9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 2009年 9月服务队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作以及新一年的工作思路展开了讨论和交流。代表们在陆冰队长的带领下进行了宣誓并领取了分队活动用装备箱及专用披肩。上海市红十字会领导和上海市护理学会领导出席了会议并讲话。各级领导对服务队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鼓励志愿者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弘扬南丁格尔和红十字精神,拓展志愿服务的内涵,从医院走向社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服务。

(二)人才培养

翻译少数民族典籍的前提是掌握少数民族语言,读懂少数民族原著,了解少数民族作者,因为“作者对作品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6]所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高度重视民族教育,首先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此后全国成立了许多民族学院,为民族典籍翻译工作的开展培养了大量人才。

老年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的最大不同点是不以讲授知识、考察能力为主,而注重精神世界的丰富,拓宽知识面,提高人文修养和实现社会价值。老年教育也属于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具有教育工作的共同特点外,我国老年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具有了一些显著的特性。

布依族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语言为布依语,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与壮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通用汉文。布依族古歌《安王和祖王》(亦译《罕温与索温》)由兄弟夺权和射日洪水两部分故事组成,是布依族宗教经典“摩经”之《殡亡经》的一部分。1963年,《安王和祖王》的3种汉译本(译者分别为黄义仁、韦永奎和杨路塔)均刊载于《民间文学资料》第四十一集,由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出版。

同时,党和国家还注重民族语文专业人才的培养。马学良在1962年曾写道,“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少数民族语文得到空前的发展,各地民族学院和有关学校已培养出一部分的民族语文专业人才,就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来说,已先后开设了22种民族语文专业,毕业学生近千人。不但专业的人才都能掌握一种或两种民族语文,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因此,有很多干部通过种种方法勤学苦练也能掌握民族语言或汉语。”[7]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少数民族语文专业人才培养和储备工作发展迅速,这也为少数民族典籍的汉译工作做了充分准备。

综上所述,西周燕国丰富的矿资源为其青铜铸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铸造工艺以浑铸法为主,并且采用较少量范块的原则,简化了工艺;铜器表面富锡涂层的外镀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榫卯、焊接技术的辅助运用,无不突显出西周燕国高超的铸造水平,与西周王室水平相当。

(三)学术研讨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0年成立。此后,各省、市、自治区成立相应组织,逐步开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以云南省为例,1951年,云南省建立“民族文学工作会”。1956年作协昆明分会成立时,便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1957年初,作协昆明分会在大量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总结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学的经验,发表《努力发掘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和帮助各民族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一文。

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在国家的指导下,大量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搜集、整理和翻译,成果丰硕,推动了少数民族典籍汉译工作的开展。

三、“文革”期间的民族典籍翻译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国内环境的特殊,绝大部分民族典籍翻译工作被迫中断,一些研究成果甚至被销毁。这无疑严重影响了国内学界对民族典籍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但国外翻译实践和研究并未停步,一些重要成果在这一阶段诞生。

东北地区尼山萨满的故事在这一阶段外译成果颇多。1974年,韩国明知大学教授成百仁(Seong Baek-in,1933—)以《满洲萨满神歌》(《滿洲神歌》)为题,在汉城明知大学出版部出版《尼山萨满》韩文版。1975年,德国学者索伊伯尔里希把《尼山萨满传》译为德文,发表在沃尔夫·海尼什纪念文集上,在马尔堡出版。1977年,意大利满学家乔瓦尼·斯达里(Giovanni Stary)以《满族女萨满的故事》(Viaggio nell ’Oltretomba di una sciamana mancese )为题,用意大利文在佛罗伦萨翻译出版。同年,美国马格莱特·诺瓦克(Margaret Nowak)和司梯芬·杜兰特(Stephen Durrant)的《尼山萨满的故事——满洲民间史诗》(Tale of the Nisan Shamaness :A Manchu Folk Epic )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出版。

注重终端信息地图和终端客户档案的建立。经销商要求业务员将所在区域终端信息汇总制成终端信息地图,以便直观地对终端形势进行判断。所有终端信息按照扫街式进行搜集,并在终端信息地图上予以标注,做到一店不漏。

蒙古族典籍在这一阶段也有外译成果诞生,其中《蒙古秘史》译著最多。1970年,斯·卡鲁任斯基ński)出版《蒙古秘史》波兰文译本。1970—1976年,村上正二(むらかみまさつぐ,1913—1999)集前人日译成果汇注《蒙古秘史》(全三卷),由平凡社出版。1971—1985年,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1929—2016)在澳大利亚学术期刊《远东历史论文》(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陆续发表《蒙古秘史》英译文。1973年,奥尔修弗耶娃(M.Olsùfieva)根据柯津俄译本译出意大利语《蒙古秘史》。1976年,策·达木丁苏隆出版《蒙古秘史》斯拉夫蒙古语译本。此外,《罗·黄金史》在这一阶段也有一个外译本诞生。1973年,H·II·沙斯季娜将该书译成俄文,辅之以长篇绪论,并加以注释。

藏族典籍在这段时间也有不少域外译著。1966年,由张澄基翻译、汉堤帕罗比库(Bhikkhu Khantipalo,1932—)选择并介绍的《密勒日巴道歌六十首》(Sixty Songs of Milarepa )在斯里兰卡佛教出版协会(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出版。同年,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俄译《西藏王统记》,在荷兰莱顿出版。1969年,美国学者詹姆斯·艾佛特·薄森(James E.Bosson)完成《萨迦格言》英译本。同年,彼得·惠格姆(Peter Whigham)译仓央嘉措诗歌30首,收于《蓝翼之蜂:六世达赖喇嘛情诗》(The Blue Winged Bee :Love Poems of the VIth Dalai Lama ),由伦敦Anvil Press Poetry出版。1973年,苏联藏学家戴利科娃(Дылыкова В.С.)发表论文《萨迦·班智达箴言录》(Назидательные речения Сакья Пандиты),含37首《萨迦格言》俄译本,收入《苏联中国文学研究:苏联科学院院士N.T.Fedorenko诞辰60周年纪念文集》(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СР: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К 60-летию чл.-кор АН СССР Н.Т.федоренко),在莫斯科出版。同年,李盖提著作《名句宝藏:索纳木·嘎啦所译萨迦格言》(Tr ésor des sentences :Subh āsitaratnanidhi )由布达佩斯的科学院出版社(Akadémiai Kiadó)出版。1977年,塔尚·塔尔库(Tarthang Tulku,1934—2018)英译《萨迦格言》,定名为《雅言》(Elegant Sayings )。同年,格奥尔·卡拉(György Kara,1935—)德译9首《萨迦格言》。

此外,维吾尔族典籍《福乐智慧》(阿拉特校勘本)于1971年经柯尤姆·凯里莫夫以诗歌体形式译成乌兹别克文,在塔什干出版。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典籍翻译

在介绍这一阶段民族典籍翻译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改革开放后一个术语的诞生。它的诞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推进了各国的文化建设,提醒人们思考文化在一个国家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促使各国挖掘并推广自己的优秀文化。这个术语就是“软实力”(soft power)。

一般大多在节假日、换季时节等,或者主动打折以低于商品正常价格的售价出售商品,使顾客觉得并获得实惠。比如特价区、节假日优惠等。

这个术语于1990年问世,是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术语给人类许多启示。但中国对“软实力”的理解远远超过约瑟夫·奈教对软实力的局限理解。舒俊认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非常丰富”[8]。我们的“软实力”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文学艺术、中国民族政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家形象等内容。

本项目对卡钻问题主要采取了钢丝绳套取的方法。即先探明钻头位置,用钢丝绳套将其套牢,利用冲击钻机滑轮组或油压千斤拔拉出钻头。对卡钻无法取出且已伸入基岩不影响防渗效果的,不予采取后期措施。卡钻未伸入基岩时,对其受影响的部位采取帷幕灌浆等方法处理。

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但当时仅着眼于经济方面。2002年,国家开始大力实施“中国图书走出去工程”。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观念开始形成。2009年3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召开第五次工作会议,决定从2009年起全面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这些都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推广少数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呈现在世界舞台尤为重要。2009年6月,国家民委主持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2012年10月,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全国首届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翻译和对外传播少数民族典籍更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国家整体形象的树立。

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明确要求。9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概念,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经济模式的重要发展。10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在国会发表演讲中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至此,“一带一路”倡议彻底形成。后来,又提出“冰上丝绸之路”概念并与俄罗斯等国家一起开始建设。发展经济,必然离不开文化交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若想搞好经济、贸易、道路等领域的合作,必须先得到民心支持。这是开展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地处“一带一路”沿线,还有许多民族是跨境民族,因此,讲好少数民族的故事不仅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更具有文化外交的价值。此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信息需求也空前高涨。”[9]近些年来,学界也逐渐意识到翻译少数民族典籍的重大意义,开展了翻译实践、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一系列工作。

(一)翻译实践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典籍翻译事业逐渐进入鼎盛时期,语种多样,成果丰富。

1.东北地区民族典籍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和鄂伦春族的民族典籍得到进一步挖掘和翻译。

尼山萨满的故事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间广为流传,且由于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极大地吸引了各国学者。1981年,金启孮在齐齐哈尔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出版《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收录《女丹萨满的故事》汉语本,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齐车山以《尼山萨满》为题,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其汉译文。1987年,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在《满族古神话》一书中收录翻译《尼山萨满》传说,用汉文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日本学者河内良弘(Kawachi Yoshihiro,1928)以《尼山萨满传译注》为题,用日文在东京出版。1988年,赵展以《尼山萨满传》为题,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日本学者寺村政男以《满文〈尼山萨满〉的研究》为题,在《大东文化大学纪要》(『大東文化大学紀要』)上以满和对译形式出版。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家凌纯声到松花江下游对赫哲族进行实地考察,所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于1934年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该版本再次出版,其中收有《一新萨满》汉语本,与尼山萨满故事情节相同。1994年以来,季永海、赵志忠以《三部〈尼山萨满〉手稿译注》为题,翻译意大利学者乔瓦尼·斯达里(Giovanni Stary)1985年转写、影印的三部手抄本,在《满语研究》杂志连载。2014年,赵志忠译注的《〈尼山萨满〉全译》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对《尼山萨满》的6种手抄本加以整理译注,主要形式是原文影印、拉丁转写、满汉对译和汉译4种形式,至此首部《尼山萨满》全译本完成。

《少郎和岱夫》是达斡尔民族第一部长篇民间叙事诗,用乌钦体写成,是反映达斡尔人民反抗阶级压迫、抗暴斗争的英雄史诗,于2006年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20世纪80年代起,齐齐哈尔市委组建抢救小组,编成《少郎和岱夫:中国达斡尔民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经典》,于2002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张志刚、常芳等人以该书的汉语本为蓝本进行英译,于2012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少郎和岱夫》(Shaolang and Daifu )。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伊玛堪抢救小组成员先后多次深入赫哲族渔村,采录葛德胜等人说唱的伊玛堪。1992年,尤志贤编译《赫哲族伊玛堪选》,由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出版。1997—199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伊玛堪》(上、下卷),收录11部长篇伊玛堪和一些片段,以及一篇伊玛堪调查报告。2011年,黄任远、王士媛采录整理4位伊玛堪歌手的5部代表作,其中4部长篇伊玛堪,1部伊玛堪片段,收于《黑龙江伊玛堪》,再次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王维波等人英译《中国赫哲族史诗伊玛堪》(The Yimakan Epics of Hezhe Ethnic Minority in China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伊玛堪集成》,汇集现存伊玛堪文本资料结集成书,包括文学本伊玛堪凌纯声赫哲故事、伊玛堪注音、伊玛堪音乐等7个篇章,全面反映了赫哲族伊玛堪的全貌。

“摩苏昆”是鄂伦春族古老史诗形体。1986年,《英雄格帕欠》、《娃都堪与雅都堪——姊妹山的传说》等“摩苏昆”由孟淑珍搜集整理,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编,收于《黑龙江民间文学第17集》。

2.华北地区民族典籍

这一部分主要包括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典籍民译、汉译和外译实践。

1978年,道润梯步著《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札奇斯钦译注《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80年,巴雅尔出版《蒙古秘史》三卷本蒙译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泰亦·满昌蒙古文译注本。1987年,亦邻真用畏兀体蒙古文复原《蒙古秘史》,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蒙古秘史:现代汉语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2007年,仁青扎西藏译《蒙古秘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1年、1985年,瓦尔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两次修订海涅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20世纪40年代的《蒙古秘史》德译本。1982年,柯立甫(Francis Woodman Cleaves)《蒙古秘史》英译本(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在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1984年,保罗·卡恩(Paul Kahn)摘译改写柯立甫英文全译本,出版长篇叙事诗体《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起源》(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Origin of Chingis Khan )。1984—1986年,小泽重男(Ozawa Shigeo,1926—)完成《元朝秘史全释》(上、中、下三卷)日语译注(『元朝秘史蒙古語文法講義』),由东京风间书房(風間書房)出版。1990年,乌尔贡格·奥侬(Urgunge Onon)编译《成吉思汗的历史和生活(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nggis Khan ),由博睿学术出版社(E.J.Brill)出版。1991年,费道托夫(Aleksandr Vasilyevich Fedotov)完成《蒙古秘史》比利时语译本。1994年,米·迪·伊万(M.D.Even)和鲍普(R.Pop)用现代法语翻译《蒙古秘史》(Histoire Secr ète des Mongols .Chronique Mongole du XIIIe si ècle )。同年,柳元秀(Yu Won-su)完成《蒙古秘史》韩译本。1997年,朴元吉(Park Won-kil)完成《蒙古秘史》韩译本。2000年,拉米雷·贝莱林(L.Ramirez Bellerin)根据汉语总译译成西班牙语《蒙古秘史》。2004年,罗依果修订其《蒙古秘史》英译文,在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蒙古秘史:13世纪的蒙古史诗编年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2006年,蒙古国立大学组建由道尔基(N.Dorjgotov)和额仁道(Z.Erendo)负责的翻译队伍,完成《蒙古秘史》英译本(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在乌兰巴托由蒙古国立大学出版。

198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宝音贺希格从托忒蒙古文《江格尔》转译成的回鹘蒙古文《江格尔》。次年,色道尔吉汉译的《江格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世纪80年代,学界整理三卷70章文学读本《江格尔》,其中第1、2卷(托忒蒙古文)于1985和198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转写为胡都木蒙古文后,于1988和1989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卷(胡都木蒙古文)于1996年由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转写为托忒蒙古文后,于2000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霍尔查汉译《江格尔》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2004年,黑勒、丁师浩等人汉译《江格尔汉文全译本》(共6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8年,阿·科契克夫(A.Kichkov)在苏联科学出版社(Советская наука)出版用卡尔梅克文翻译的《〈江格尔〉——卡尔梅克史诗》25章本。1983年和1988年,乔伦夫和朱曼二人将《雄狮洪格尔镇压三魔王》等两章三千诗行译成哈萨克文,刊载于《遗产》杂志。2005年,贾木查主编《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在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包含托忒蒙文、拉丁文转写、汉译文和英文介绍。2010年,贾木查编著托忒蒙古文、汉、英对照本《江格尔》,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何修德著小说体《江格尔传奇》,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2012年,吴松林主编韵文体《江格尔汉英对照》(上下册)(《中华民族文库蒙古族系列》),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4年,布和巴雅尔汉译《巴林格斯尔》和毕力贡汉译《卫拉特格斯尔》,由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青海蒙古族〈格斯尔传奇〉》。同年,策·达木丁苏隆在乌兰巴托出版斯拉夫新蒙古文《格斯尔传》。1989年,纳日苏汉译《格斯尔的故事》,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华莱斯·扎拉(Wallace Zara)英译《格斯尔》在伯克利的达摩出版社(Dharma Publishing)出版。1993年,若松宽(Wakamatsu Hiroshi,1937—)《格斯尔汗传奇——蒙古英雄史诗》(ゲセル·ハーン物語モンゴル英雄叙事詩)日译本在平凡出版社出版。2012年,吴松林主编的《英雄格斯尔可汗汉英对照》(《中华民族文库蒙古族系列》)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蒙古族史学典籍《蒙古源流》和《罗·黄金史》在这一阶段也有许多译著产生。1980年,道润梯步根据蒙古文原文译出《新译校注〈蒙古源流〉》,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崔鹤根译出第一部韩语译本《蒙古诸汗源流之宝纲蒙古源流》(《》),在韩国出版社出版。2000年,乌兰《〈蒙古源流〉研究》含汉语译文、注释和拉丁文转写,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1979年,札奇斯钦汉译本《蒙古黄金史译注》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93年,色道尔吉汉译本《蒙古黄金史》由蒙古学出版社出版。

3.西北地区民族典籍

此处不谈在新疆诞生的《江格尔》,只涉及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回族。

1979年,耿世民、魏萃一根据阿拉特校勘本翻译的汉文节译本《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苏联学者C.H.伊万诺夫根据阿拉特校勘本以诗歌体将《福乐智慧》译成俄文,在苏联科学出版社(Советская наука)出版。同年,罗伯特·丹柯夫(Robert Dankoff,1943—)英译《福乐智慧》,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198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集体完成的《福乐智慧》的拉丁字母标音转写和现代维吾尔语诗体今译本。1986年,郝关中等的《福乐智慧》汉文全译本在民族出版社出版。同年,阿·叶戈乌巴耶夫将《福乐智慧》译成哈萨克文,在阿拉木图作家出版社出版。1988年,T.库兹乌别科夫(T.Kozubekov)将《福乐智慧》译成吉尔吉斯文,在比什凯克出版。1989年,艾斯卡尔依盖·巴玉甫将《福乐智慧》译成现代哈萨克文,在民族出版社出版。1991年,阿不都秀库尔·吐尔逊,卡德尔·艾克伯尔的《福乐智慧》现代维吾尔文译本在民族出版社出版。1992年,图日哈尼巴依·克力齐别克,努肉孜·玉山阿里的《福乐智慧》散文体柯尔克孜文译本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瓦尔特·梅依(Walter May)《福乐智慧》诗歌体英译本在莫斯科出版。

1981年、1983年和1984年,《突厥语大词典》现代维吾尔文译本(三卷本)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1985年,罗伯特·丹柯夫(Robert Dankoff)等整理英译《突厥语大词典》三卷(Compendium of the Turkish Dialects ),由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2002年,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汉译本(三卷本),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展示了古代维吾尔族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古代维吾尔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习俗信仰、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1978年,秀库尔、郝关中汉译《乌古斯传》刊载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后收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第二分册》中。1980年,耿世民汉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维吾尔族古代史诗)》,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王治来根据罗斯和伊利亚斯英译本《拉失德史》的1972年重印本,进行校对、部分改译、补译和文字润色等工作,完成《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汉译本,分为两编,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在1985和1986年出版。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学者乌龙巴耶夫(Урунбаев)等人完成《拉失德史》俄译本,在塔什干出版。2007年,买买提吐尔地·米尔孜艾合买提现代维吾尔文译本《拉失德史(上、下)》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王治来译注《赖世德史》汉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综合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形式表现维吾尔族人民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等内容,于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李东明、孟星主编《十二木卡姆歌词选》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为汉文节译本。同年,艾克拜尔·吾拉木节译《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歌词节选》,刊载于《民族文学》杂志。

1981年,戈宝权主编《阿凡提的故事》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故事近400则。1982年,张世荣译《新译阿凡提故事》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86年,唐国信根据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赵世杰等的汉文译本《阿凡提的故事》,译成藏语,在民族出版社出版。1991年,海努拉将《胡加纳斯尔(阿凡提)笑话集》编译成哈萨克文,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艾克拜尔·吾拉木翻译整理《世界阿凡提笑话大全》,收录流传在中国新疆以及其他国家的阿凡提笑话,由知识出版社出版。《阿凡提的故事》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在世界范围内都流传甚广,早在1981年,戈宝权就写道,“阿凡提的故事现在已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英、美、法、苏联和日本等国都有了译本,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10]

1990年,英国学者亚瑟·哈图(Arthur Thomas Hatto)以散文体英译拉德洛夫(Васлий Васльевич Рдлов,1837—1918)搜集的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以《威廉姆·拉德洛夫的〈玛纳斯〉》(The Manas of Wilhelm Radloff )为题在德国威斯巴登出版。1995年,瓦尔特·梅依(Walter May)以韵体诗形式将萨恩拜·奥诺孜巴克夫(1867—1930)四卷本从俄文转译成英文。同年,土耳其学者米纳·古尔萨伊·纳斯卡利将《玛纳斯》译成土耳其文,在安卡拉出版。2004年,美国学者丹尼尔·普热依尔(Daniel G.Prior)编辑并英译萨恩拜·奥诺孜巴克夫100多幅插图,在比什凯尔出版。2005年,玉素甫·玛玛依演唱、努肉孜·玉山阿力编译的维吾尔文《民族英魂玛纳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吉尔吉斯斯坦学者艾尔米拉·阔楚姆库里克孜英译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唱本。2006年,丹尼尔·普热依尔出版《肯尼叶·卡拉的〈赛麦台依〉——留声机录下的柯尔克孜史诗表演》,含240行史诗英译本。2009年,《玛纳斯》第一部汉译本(四卷)由居素普·玛玛依演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贺继宏、纯懿编撰、张天心英译的《玛纳斯故事》(Legend of Manas ),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同年,基斯·霍华德(Keith Howard)和萨帕尔别克·卡斯马姆别托夫(Saparbek Kasmambetov)合作英译《歌唱柯尔克孜〈玛纳斯〉》(Singing the Kyrgyz Manas :Saparbek Kasmambetov ’s Recitations of Epic Poetry )。2012年,《玛纳斯》汉译工作委员会编译《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依》汉译本(三卷),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3年,回族典籍关里爷著作《热什哈尔》经杨万宝、马学凯和张承志汉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回族典籍,一部由中国穆斯林学者撰写的历史学著述,是研究中国伊斯兰历史极为重要的文献。该书原文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1993年出版后,反响强烈。该书还有网络版,被广泛转载和传播。

4.西南地区民族典籍

改革开放以来,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典籍得到了进一步搜集、整理和翻译。

藏族典籍译著颇丰。

藏族史诗《格萨尔》在改革开放以来产生多部汉译本。1980年,王沂暖译《格萨尔王传降伏妖魔之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王沂暖、华甲译《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王沂暖译《格萨尔王传世界公桑之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王沂暖、上官剑璧译《格萨尔王传卡切玉宗之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编的《霍岭大战》(上、下册)。198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沂暖、何天慧译的《格萨尔王传花岭诞生之部》。同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沂暧、上官剑壁著的《格萨尔王本事》。1985—1986年,王歌行、左可国、刘宏亮整理《岭·格萨尔王·霍岭战争》(上、中、下三册)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罗润苍译《格萨尔王传打开阿里金窟》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同年,王沂暖等译《格萨尔王传》(含门岭大战之部、分大食牛之部、安定三界之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降边嘉措、吴伟编写《格萨尔王全传》(上、中、下三册)由宝文堂书店出版。198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沂暖、何天慧译《格萨尔王传木古骡宗之部》。同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沂暖、唐景福译《格萨尔王传赛马七宝之部》。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意西泽珠、许珍妮译的《格萨尔王传取雪山水晶国》。同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沂暖、何天慧译的《格萨尔王传香香药物宗之部》。1991年,徐国琼、王晓松翻译整理《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上、下册)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96—2001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格萨尔文库》藏族卷、蒙古族卷、土族卷的汉译本。2000年,刘立千译《格萨尔王传天界篇》由民族出版社出版。2008年,降边嘉措、吴伟编撰《格萨尔王》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和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2009年,阿来著《格萨尔王》由重庆出版社出版。201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套装共8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以汉译本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的《格萨尔王传》,填补了我国没有《格萨尔》史诗汉译本系列丛书的空白。2013年,王国明整理翻译《土族〈格萨尔〉说唱系列丛书·翻译系列》(虚空部、创世部),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丛书计划出版25部,并准备译成英、法、日、俄等国文字出版。

1980年,德国学者多米尼克·施罗德(Dominique.Schröder)翻译出版土族《格萨尔》的德文版《格萨尔史诗》。1985年,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伦在乌兰巴托出版斯拉夫新蒙古文《格斯尔传》。1987年,君岛久子在东京出版日文《格萨尔王传》。1991年,华莱斯·扎拉英译本《格萨尔!格萨尔王的奇遇》(Gesar !The Epic Tale of Tibet ’s Great Warrior -King )在伯克利佛法出版社(Dharma Publishing)出版。1996年,道格拉斯·潘尼克(Douglas Penick)英译本《格萨尔王的战歌》(The Warrior Song of King Gesar )在波士顿的智慧出版社(Wisdom Publications)出版。2009年,王国振、朱咏梅、汉佳英译《格萨尔王(英文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藏族格言诗在这一时期翻译成果颇多。198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次旦多吉等人汉译的《萨迦格言》第一版。1981年,王尧译《萨迦格言(汉藏合璧)》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1984年,坦多瑞·德兹(Tandori Dezsó,1938—2019)将李盖提的蒙藏双语译本转译成匈牙利版本,由布达佩斯的欧洲出版社(Európa Könyvkiadó)出版。同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李午阳、王世镇、郑肇中翻译的《藏族物喻格言选》(藏汉文对照本)。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耿予方汉译的《格丹格言》和《水树格言》完整汉译本。1987年,耿予方汉译《国王修身论》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20世纪80年代,《火喻格言》《铁喻格言》和《宝喻格言》各出现一本汉语选译本。1997年,正木晃日译《智慧的语言——萨迦班智达的教诲》在日本出版。2000年,约翰·T·达文波特(John T.Davenport)等人英译《普通智慧:萨迦·班智达劝善宝库》由智慧出版社出版。同年,台湾学者萧金松出版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藏族格言诗水木火风四论译著》。2001年,俄罗斯学者图马诺瓦(Туманова О.Т)出版专著《西藏宗教及其教育意义》(Тибетская йога и тайные учения),由莫斯科公平新闻出版社(М.:ФАИР-ПРЕСС)出版。2002年,日本东京株式会社岩波书店(いわなみしょてん,Iwanami Shoten)出版日裔法籍学者今枝由郎(Yoshiro Imacda,1947—)翻译的日语版《萨迦格言》。2004年,俄罗斯作家、翻译家瓦西里耶娃(А.К.Васильева)在其论文《箴言宝库》之《佛法篇》(“Глава о Дхарме”из“Драгоценной сокровищницы превосходных речений”)的第四章中将《萨迦格言》的第九章《佛法思辨》译成俄文,发表在《印度与西藏:文本与译文(翻译)》((и перевод)из сборника“Индия-Тибет:текст и вокруг текста”)的论文集上。200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萨迦格言藏汉英对照本》,选取仁增才让和才公太汉译和约翰·T·达文波特英译。2010年,班典顿玉、杨曙光汉译本《萨迦格言》(藏汉双语)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王尧汉译新版本《萨迦格言:西藏贵族世代诵读的智慧珍宝》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同年,叶什·科德拉普(Yeshe Khedrup)和威尔逊·赫里(Wilson Hurley)英译《水木圣典》(The Water and Wood Shastras ),在美国Karuna Publications出版。2013年,李正栓等英译《萨迦格言》《格丹格言》和《水树格言》,由长春出版社出版《藏族格言诗英译》(Tibetan Gnomic Vers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2017年,李正栓和刘姣英译《国王修身论》(Moral Cultivation of Kings ),由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公司出版。同年,李正栓和李圣轩英译《水树格言》(英汉藏)三语本(Gnomic Verses about Water and Tree )由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公司出版。2018年,李正栓等人所译《图说萨迦格言》(英汉藏)三语本(A Pictorial Version of Sakya Knomic Verses )由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公司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同时出版。2019年,李正栓和邵华翻译《格丹格言》(英汉藏)三语本(Dgeldan Gnomic Verses )由Everest Publishing House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同时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米拉日巴道歌》也产生了许多英译本。1978年,《西藏受人爱戴的圣人米拉日巴道歌》在纽约出版。2003年,《米拉日巴道歌》在法云出版社(Fa Yun Publishing House)出版。2006年,《瑜伽的喜悦:米拉日巴道歌》(The yogi ’s joy :songs of Milarepa )在伯明翰风马出版社(Windhorse Publications)出版。

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与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1979年,毛继祖《试谈仓央嘉措情歌》一文刊载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收录译诗52首。1980年,王沂暖新译本《仓央嘉措情歌》收录译诗74首,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1981年,庄晶译《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收录译诗124首。1999年,于贞志的66首绝句七言本译诗和高泽言12首创译诗收录于《只为途中与你相见》,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2003年,格桑仁珍、格桑慈成汉译本《情僧绝唱》译诗124首,在佛哲书舍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伊沙《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收录译诗74首,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苗欣宇、马辉的《仓央嘉措诗传》(70首)。2011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伊沙的《仓央嘉措诗传》(74首)。同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庆英、张子凌的124首《仓央嘉措情歌新译》和龙冬的57首《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歌》,收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意三百年》。同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龙冬的124首《仓央嘉措圣歌集》。同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林的汉译本《最好不相见》。同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龙仁青译的《仓央嘉措诗歌地理》。同年,三峡出版社出版了霍洪声译的《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1981年,马克·塔兹(M.Tatz)译66首《六世达赖喇嘛诗歌》(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收录于《西藏杂志》(The Tibet Journal ),由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 & Archives)发行。同年,格桑顿珠(K.Dhondup)59首《六世达赖喇嘛诗歌》(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由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在达兰萨拉出版。1982年,加里·休斯顿(Gary W.Houston)53首《白鹤之翼:仓央嘉措诗歌》(Wings of the White Crane ,Poems of Tshangs dbyangs rgya mtsho )由德里Motilal Banarsidass出版。1990年,索伦森(Per K.Sorensen)66首《神性世俗化:对六世达赖喇嘛诗歌性质和形式的探讨》(Divinity Secularize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Form of the Songs Ascribed to the Sixth Dalai Lama )由维也纳大学Arbeitskreis fu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出版。1993年,科尔曼·巴克斯(Coleman Barks)60首《冰湖上的牡马:六世达赖喇嘛情歌》(Stallion on a Frozen Lake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由美国Maypop Books出版。1994年,里克·菲尔兹(Rick Fields)和布赖恩·卡迪罗(Brian Cutillo)67首《松石蜂:六世达赖喇嘛情歌》(The Turquoise Bee —The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由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 Collins)出版。2003年,W·泰霖74首《仓央嘉措诗歌》(Love -songs of Tsangyang Gyatso )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66首《爱情之歌,悲伤之诗:六世达赖喇嘛情诗》(Songs of Love ,Poems of Sadness :The Erotic Verse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由I.B.Tauris出版。2007年,杰弗里·沃特斯(Geoffrey R.Waters)120首《白鹤:六世达赖喇嘛情歌》(White Crane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 a)由白松出版社(White Pine Press)出版。2008年,内森·希尔(Nathan Hill)和托比·费(Toby Fee)12首《六世达赖喇嘛情诗》(Love Poem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由《哈佛呼声》(The Harvard Advocate )刊行。2009年,洛桑次仁(Lhasang Tsering)《旋律海洋:六世达赖喇嘛诗歌》(Ocean of Melody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由Rupa Co.出版。2015年,李正栓、王密卿英译《汉英对照仓央嘉措诗集》(Tsangyang Gyatso ’s Poem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李正栓、王密卿英译《仓央嘉措抒情诗》由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公司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同时出版。

1979年,Lobzang jivaka改编出版《西藏大瑜伽士:米拉日巴的一生》(The Life of Milarepa .Tibet ’s great Yogi .Condensed and adapted from the original translation of W .Y .Evans -Wentz )。1983年,郭和卿汉译《西藏王臣记》由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年,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吐蕃王朝世系明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刘立千译《米拉日巴传》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同年,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王统世系明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意大利文《米拉日巴传》在罗马Newton Compton出版社出版。1992年,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索伦森(Per K.Sorensen)对《西藏王统记》进行英译和校注考证,在德国威斯巴登的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Verlan Otto Harrassowitz)出版,名为The mirror illuminating the royal genealogies :Tibetan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XIVth century Tibetan chronicle :rgyal -rabs gsal -ba ’i me -long 。同年,中沢新一(なかざわしんいち,1950—)由Eva Van Dam的英文版转译《西藏圣者:米拉日巴》日译本(チベットの聖者ミラレパ),由京都法藏馆(法蔵館)出版。1996年,麦克马斯·泰勒(Mccomas Taylor)和却达·语陀喇嘛(Lama Choedak Yuthok)合作英译《西藏王统记》,题为《明镜:西藏黄金时代的传统记述》(The Clear Mirror :A Traditional Account of Tibet ’s Golden Age ),在纽约的雪狮出版社(Snow Lion)出版。2004年,日文版《西藏圣者的教诲》(チベット聖者の教え)在东京PHP研究所出版。2007年,Marie-José Lamothe由藏译法《米拉日巴全集》(Les uvres compl ètes de Milar épa l ’ermite -po ète tib étain (1040—1123)),在巴黎的法亚尔出版社(Fayard)出版。2010年,安德鲁·昆特曼(Andrew Quintman)英译《米拉日巴的一生》(The Life of Milarepa ),由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出版。

此外的藏族典籍浩如烟海,兹列举部分代表性著作和汉译本。历史文学典籍中,1980年,黄颢摘译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刊载于1980年《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1984年,黄颢译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陈庆英翻译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郭和卿译色多·罗桑崔臣嘉措《塔尔寺志》,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陈庆英、周润年译蔡巴·贡噶多吉《红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陈庆英等译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医学方面,1983年,李永年用韵文体汉译宇妥·元丹贡布等著《四部医典》,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86年,蔡景峰摘译《四部医典》部分章节,定名为《西藏医学》,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马世林等用白话文体汉译注《四部医典》,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宗教著作方面,1995年,徐进夫汉译莲华生《西藏度亡经》,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1999年,郑振煌汉译索甲仁波切英文著作《西藏生死之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少数民族典籍译著成果颇丰。

苗族史诗,又称苗族古歌或苗族古史歌,包含神话诗、祭祀诗、俗典诗、论理诗等。197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省民间文学组整理、田兵编选的《苗族古歌》。该书曾获1979—1982年全国民间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1983年,《苗族史诗》由马学良、今旦译注,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石宗仁收集翻译整理的《中国苗族古歌》。1993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撰、燕宝整理译注的《苗族古歌》。2008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安江著《王安江版苗族古歌》,在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英译《蝴蝶妈妈——来自中国贵州的苗族创世史诗》(Butterfly Mother :Miao (Hmong )Creation Epics from Guizhou ,China ),由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2012年,《苗族史诗》苗文、汉文、英文对照版由吴一文、今旦汉译,马克·本德尔、吴一方、葛融英译注,在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亚鲁王》是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2011年,“亚鲁王”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亚鲁王》(汉苗对照),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由杨正江·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亚鲁王》工作室搜集整理翻译,在中华书局出版。

德昂族先民的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汉语意为“最早的祖先传说”)讲述了先民对天地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叙述了德昂族远古时代的历史发展,该诗由赵腊林唱译、陈志鹏记录整理,载于《山茶》杂志1981年第2期。

侗族史诗是讲述侗族祖先故事的古歌,被称为《起源之歌》《创世歌》《远祖歌》等。1981年,《侗族祖先哪里来(侗族古歌)》由杨国仁、吴定国等整理,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由杨保愿翻译整理,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年,《侗族史诗:起源之歌》由杨权、郑国乔整理、译注,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布依族古歌篇幅宏大,叙述布依族先民对天地万物起源的看法和社会生活状况。1982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艺研究室编的《布依族古歌叙事歌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含《十二层天、十二层海》《造万物歌》《十二个太阳》等古歌汉语译文。

1984年,昂自明汉译《阿诗玛——撒尼民间叙事诗》(古彝文翻译本)收录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牵心的歌绳》中。1985年,马学良、罗希吾戈、金国库、范慧娟译《阿诗玛》(彝文、国际音标、直译、音译四行对照)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黄建明、普卫华汉译、曾国品英译、西协隆夫日译的彝、汉、英、日对照本《阿诗玛》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崔来沃发表《中国彝族〈阿诗玛〉神话和韩国〈春香传〉的比较》一文,将《阿诗玛》介绍到韩国。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彝族典籍得以翻译出版,如《西南彝志选》(1982)、《彝药志》(1983)、《宇宙人文论》(1984)、《尼苏夺节》(1985)、《爨文丛刻》(上中下三册)(1986、1988)、《彝族创世史——阿赫希尼摩》(1990)等。

1981年,纳西族长诗《朱古羽勒排与康美久命姬》经和东光讲述、杨世光整理翻译,收入《纳西族民间故事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3年,纳西族东巴经《鲁般鲁饶》经和芳、和牛恒读经,和志武编译,载于《纳西东巴经选译》,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出版。1984年,《鲁般鲁饶》经牛相奎、赵净修整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鲁般鲁铙》经杨树兴、和云彩诵经,由和发源翻译,以东巴文、国际音标、汉文对照形式载于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写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一)》。

1978年,傣族民间叙事长诗《一百零一朵花》由罕华清、沈应明等翻译,冯寿轩、和鸿春整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傣族神话叙事长诗《相勐》由岩峰、王松根据勐混和打洛手抄本翻译整理成汉文,发表于《山茶》当年第2期。1981年,傣族神话叙事长诗《兰嘎西贺》经刀兴平、岩温扁等翻译整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叙事长诗《帕罕》、《召西纳》和《婻侻罕》由麦哏赛唱述、岩林翻译,载于《金湖之神》,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分社出版。1989年,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神创造万物)由岩温扁翻译,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由焦辰龙改编、徐朴英译的《召树屯》(Zhao Shutun )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08年,由袁海旺翻译的《孔雀公主》收录于《孔雀公主及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Princess Peacock :Tales of Other Peoples of China ),由Libraries Unlimited出版。2015年,苏珊娜·雷(Suzanna Leigh)在“创作空间”独立出版平台(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出版她绘图和编写的《孔雀公主——自救的公主》(Peacock Princess :A Self -Rescueing Princess )。

哈尼族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汉语意为“哈尼族先祖的迁徙”)叙述了本族祖先漫长曲折的迁徙史。1986年,《哈尼阿培聪坡坡》由朱小和演唱,经史军超、芦朝贵、段贶乐和杨叔孔翻译,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司岗里的故事》是佤族人的一部创世史诗,也是佤族历史文化之根和百科全书。1990年,李正新编、陈学明翻译的佤汉对照《司岗里的故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傈僳族民间长篇叙事诗《逃婚调·重逢调·生产调》反映了傈僳人的生产生活,该书于198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拉祜族民间史诗《牡帕密帕》是拉祜族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最为精彩的文化典籍,有拉祜族“百科全书”之誉。1979年,经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1957级部分学生搜集的《牡帕密帕》由刘辉豪整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阿昌族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反映了阿昌族祖先对天地万物和人类起源的看法和对个别自然现象的朴素解释。1983年,《遮帕麻和遮米麻》由赵安贤唱,杨叶生译,兰克、杨智辉整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白族创世纪神话《开天辟地》讲述了盘古、盘生兄弟创造世界和人类的事迹,《氏族来源的传说》描述了白族先民的图腾和民族部落的形成,二者均收录于《白族神话传说集成》,由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1986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不难看出,云南少数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古籍蕴藏量达10万余册(卷),口传古籍4万余种。将这些古籍中的珍品翻译介绍给世界,不仅能够弘扬云南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且有助于增进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理解与交流,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做出贡献。

云南师范大学李昌银教授带领一些教授和中青年学者对17部民族典籍进行了英译,全部为史诗或神话,涉及11个少数民族,其中除苗族和彝族之外,其余均为云南特有民族。于2018年出版10本,包括景颇族和白族典籍或经典作品、彝族和纳西族典籍或经典作品、苗族和哈尼族典籍或经典作品、傣族和傈僳族典籍或经典作品、壮族和德昂族典籍或经典作品。这些典籍都是各民族的英雄史诗或神话传说,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

云南师范大学这支翻译队伍实力强大,主要由一些多年从事翻译教学、研究和实践的教授和副教授组成。李昌银、黄瑛、彭庆华、何昌邑、孙兴文、吴相如、刘德周、杨慧芳、郜菊、陈萍、包琼(Joan Boulerice)等专家学者“对云南各少数民族丰富的文献典籍进行整理、翻译和阐释工作,让世界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文化、艺术的源流、风俗人情等各方面都有更好地认知。”[11]

5.华中和华南地区民族典籍

华中和华南地区的民族典籍翻译实践主要包括壮族典籍、瑶族典籍、土家族典籍和黎族典籍等。

1991年,张声震主编壮族巫教经诗《布洛陀经诗译注》(含原文注释、标音、汉语直译、汉语意译)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贺大卫(David Holm)研究并英译《布洛陀》英译选本《杀牛祭祖》(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 :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 ),由北伊利诺伊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NIU’s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出版。2004年,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八卷本共527万字)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广西古籍收集整理专家历时多年调查,从广西百色市、河池市等地收集的大量壮族民间麽教经书抄本中遴选出有代表性的29种汇编而成,且采用原文影印的方式呈现。同年,贺大卫英译《回招亡魂》(Recalling Lost Souls ),由泰国白莲出版社(White Lotus Co.,Ltd)出版。2012年,韩家权等译著《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2015年获得第十一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作品奖。201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上中下三卷),本书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田阳县文化和体育局、田阳县布洛陀文化研究会编纂。2018年,“壮族典籍译丛”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将广西人民社已出版的《布洛陀史诗》,用印尼语、老挝语、缅甸语、泰国语、越南语与壮语、汉语对照翻译出版,共5册,面向东南亚国家译介传播,是国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重点出版物。该书采用“五行”的编排体例:第一行为原文古壮字,第二行为拼音壮文,第三行为壮语国际音标,第四行为现代汉语译文,第五行为外语译文。

1993年,由张声震主编、黄耀光组织成立的《嘹歌》整理组搜集整理的古壮字、拼音壮文及汉文对照版《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嘹歌》载4000首歌,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2005年,农敏坚、谭志表主编壮汉对照版《平果嘹歌》(含5部),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2009年,罗汉田根据民间歌手《嘹歌》抄本进行壮文转写和汉文翻译并编撰的《平果壮族嘹歌》,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共五卷,分别为《房歌》《三月歌》《贼歌》《日歌》和《路歌》。2011年,《平果壮族嘹歌》(英文版)由百色学院外语系周艳鲜、陆莲枝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英文版的蓝本是罗汉田的《平果壮族嘹歌》,由现代壮文拼音进行英译,并按原书结构分成《三月歌篇》《日歌篇》《路歌篇》《房歌篇》《贼歌篇》5册。2012年,该书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

197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根据1978年修改的演出本排印歌舞剧《刘三姐》。1986年,李光文编章回小说《刘三妹传奇》在阳春市文联出版。2005年,广西彩调团重新编排新版大型歌舞剧《刘三姐》,剧本于2006年刊载在《剧本》第7期。

1986年,瑶族创世史诗《密洛陀》第二个汉译本由潘泉脉、蒙冠雄、蓝克宽搜集整理翻译,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7册。1988年,由学桑布朗、仙布瑶、蒙东元等唱述,蓝怀昌、蓝京书、蒙通顺搜集翻译整理的《密洛陀:布努瑶创世史诗》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由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搜集翻译整理的《密洛陀:瑶族创世史诗》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2002年,由蓝永红、蓝正录搜集译注,蒙冠雄、蓝永红、蓝正录等整理的《密洛陀古歌》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2011年,马克·本德尔英译《密洛陀》,收录在《哥伦比亚中国民间与通俗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 ),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

瑶族传统文化瑰宝《盘王大歌》在民间长期流传,历史悠久。它叙述了瑶族的由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瑶族先民对自然的认识,各种生活、农业知识等。1987年,郑德宏整理译释瑶族典籍《盘王大歌》汉语本由岳麓书社出版。2015年,彭清英译《盘王大歌》(The Complete Panwang Ballads ),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土家族典籍《摆手歌》是土家族巫师“梯玛”和摆手掌坛师在舍巴节摆手活动中所唱的古歌总称。土家族另一典籍《摆手歌》则展现土家族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反映土家先民对社会、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和理解。1989年,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摆手歌》和《梯玛歌》汉语本,由岳麓书社出版。2018年,中南民族大学张立玉团队历时4年译制完成民歌集《梯玛歌》(汉英对照本)与《摆手歌》(土家语、汉语、英语对照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黎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198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五指山传说海南岛黎族民间故事选》,包含黎族先民创世开元的创世史诗《五指山传》等内容。

6.华东和港澳台地区民族典籍

改革开放以来,华东和港澳台地区的民族典籍翻译实践主要包括畲族和高山族。

1979年,陈玮君整理《畲族民间故事》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编委会主编《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民间故事》由海峡书局出版。2016年,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编委会编《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民间歌谣》由民族出版社出版。2018年,喻锋平在其著作《畲族史诗〈高皇歌〉英译研究》一书中将畲族史诗《高皇歌》翻译成英语,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0年,陈国强编《高山族神话传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蔡铁民编《高山族民间故事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7.中华外译项目中的民族典籍

有许多民族典籍已被列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项目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国家级翻译实践项目。2010—2018年间实施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民族典籍逐渐增多。

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甄艳申请将《藏医学通史》译成英文。

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徐鲁亚申请将《中国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研究》译成英文。贵州大学崔海洋申请将《中国侗族传统稻作文化研究》译成韩文。

2014年,大连民族学院梁艳君申请将《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研究》译成英文。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申请将《中国民族志》译成英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将《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译成英文。

2015年,民族团结杂志社金向德申请将赤烈曲扎《西藏风土志》译成韩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申请将尕藏加《清代藏传佛教研究》译成英文。

2016年,《中国藏学》编辑部申请将黄维忠《中国藏学》译成英文。

2017年,西安外国语大学梁真惠申请将阿地力·朱玛吐尔地等《当代荷马〈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译成英文。

2018年,江苏师范大学朱伦申请将杨圣敏《中国民族志》译成西班牙文。

8.民族典籍外译丛书的出版

丛书的出版是典籍翻译重要的对外传播媒介,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图书的对外译介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创刊的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80年代的‘熊猫丛书’、90年代开始的‘大中华文库’、2004年发起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启动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经典中国出版工程’、2009年启动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2010年启动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到2011年《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Path light)的创刊等。”[12]这一系列的项目或工程无疑推动了中华典籍的外译工作。

然而,各类“文库”“丛书”“系列图书”主要还是集中在汉族典籍的外译,少数民族典籍外译丛书呈现起步晚、数量少的特点。根据所得资料,目前已有3个大型少数民族典籍外译项目正式启动。2016年3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华大国学》文库及多媒体在线教育平台”一期出版项目《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少数民族卷》,内容涵盖蒙古族《蒙古源流》、维吾尔族《福乐智慧》、藏族《格萨尔王传》等55个少数民族的共42部作品,涉及文史哲等广泛领域。2018年,由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云南人民出版社支持出版的《云南少数民族经典作品英译文库》正式出版发行,由李昌银教授主编。该系列图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包括阿昌族、白族、傣族等11个少数民族,共含《召树屯》《支撒·甲布》《古歌》等10册图书。

(二)翻译研究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动向和趋势。我们以“FT=(‘民族典籍’+‘民族文化典籍’)and FT=(‘翻译’+‘英译’+‘外译’)”作为专业检索表达式,取样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9年10月3日,经过人工筛选,获得有效期刊文献凡689篇。

从总体趋势来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发展速度快、增速快。2005年,年发文量突破10篇,2014年突破50篇,2017年突破100篇。从研究视角看,涉及综述类研究,少数民族典籍搜集、整理和翻译实践研究,少数民族典籍译本评析和传播研究,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理论、策略和原则探讨,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影响和意义探究,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人才培养和译者研究等内容。从所涉及的民族看,藏族最多,共68篇;壮族其次,32篇;彝族再次,20篇。出现频次较高的还有蒙古族、满族、赫哲族、土家族等民族。从论文作者看,王宏印发文19篇,李正栓发文16篇,黄中习发文11篇,王治国发文8篇,赵长江发文6篇。他们是发表民族典籍翻译相关论文最多的作者。从发表期刊来看,《民族翻译》发表文章47篇,《贵州民族研究》44篇,《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4篇,《百色学院学报》16篇,《广西民族研究》13篇,《大连民族学院学报》12篇。这些期刊是发表民族典籍翻译相关文章最多的期刊。

此间,各类研究课题越来越多。本文统计了关于民族典籍翻译的各类项目,以期为回顾和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视野,包括1991—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重大、后期资助、重点、一般、青年、西部和“绝学”及国别史等研究)、2005—2019年教育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含重大、后期、一般、西部、规划、青年、自筹)、2011—2019年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和2010—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1—2019)

1997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佘万治“翻译藏传佛教噶举派著名密宗典籍《那若六成就法》”立项。

2001年,西南民族学院藏学系万果“藏传佛教因明学名著翻译系列”立项。

2006年,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扎西东珠“《格萨尔》文学翻译论”立项。

2007年,西北民族大学才让“法藏敦煌古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整理研究”立项。

2008年,百色学院韩家权“壮族典籍英译研究——以布洛陀史诗为例”立项。

2009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邢力“《蒙古秘史》的多维翻译研究——民族典籍的复原、转译与异域传播”立项。

2010年,四川大学段峰“‘文化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英译研究:基于民族志和翻译学的视角”立项;新疆师范大学帕提古丽·吾买尔“维吾尔翻译文学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夏吾李加“《塞氏·摄类学》翻译与研究”立项;北京大学朱丽双“西域藏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

2011年,四川大学张崇富“《道藏通考》的翻译与研究”立项;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项智多杰“《拉喇嘛益希沃传》翻译与研究”立项;中国民族图书馆先巴“首部藏文全集类《目录加持速降》翻译校勘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唐吉思“蒙古族翻译史研究”立项;曲靖师范学院黄琼英“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跨民族翻译与传播研究”立项。

2012年,昌吉学院梁真惠“史诗《玛纳斯》的翻译传播与“玛纳斯学”的发展”立项;西藏大学图书馆阿贵“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流》翻译与研究”立项;西藏大学理学院地球科学与资源学系其美多吉“《世界广论》翻译与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山夫旦“藏族翻译史研究”立项。

2013年,广西大学李静峰“壮族麽教典籍整理与德译研究”立项;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普布多吉“藏文史籍《雅桑宗派源流》翻译与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索南“敦煌藏文写本《入菩萨行论》的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内蒙古大学那仁朝格图“蒙古文传统法律典籍研究”立项;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佛学院)才华多旦“土观史学名著《郭隆寺志》翻译与研究”立项;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伍文义“乌蒙山地区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翻译、整理与研究”立项。

2014年,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米玛次仁“钦·囊喀扎所著《阿底峡尊者传》翻译与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蔡富莲“凉山彝族毕摩经典文献搜集整理与翻译”立项;玉溪师范学院杨文学“傣族《雅摩经》的记录翻译及研究”立项;西安理工大学张焱“敦煌古籍医经医理类文献英译及研究”立项;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金雷“《甘丹彭措林寺院志》翻译与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才让“敦煌古藏文密教文献的翻译与研究”立项;中南民族大学张立玉“土家族主要典籍英译及研究”立项;毕节市彝文文献研究中心王继超“中国古代彝文谱牒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

2015年,贺州学院范振辉“南岭走廊瑶族民间手抄文献英译研究”立项;中南民族大学李敏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英译及研究”立项。

2016年,西南民族大学还格吉“藏族《世俗论典·邬波罗树》翻译与研究”立项;西藏大学索朗旺杰“藏文史籍《桑浦寺法嗣传承明镜》翻译与注解”立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关笑晶“清代北京满文碑刻史料翻译整理与北京多民族共同体研究”立项;宁夏师范学院马俊杰“宁夏回族“花儿”的认知体验及英译研究”立项;新疆师范大学李英军“《福乐智慧》诗体英译本研究”立项;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立项;天津工业大学王治国“‘一带一路’战略下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与翻译转换研究”立项;广东金融学院黄中习“民族志翻译视角下的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英译”立项;中南民族大学李明“纳西族东巴经主要典籍英译及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李元光“藏族哲学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

2017年,西藏大学阿贵“新发现藏文史籍《王统日月宝串》翻译与研究”立项。

2018年,湖北民族学院杨年芬“西南土司遗址文献的英译研究”立项;西藏民族大学扎西龙主“邬坚巴传记:翻译与研究”立项;兰州大学贡保吉“清AI写作本《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杰传之喜脱雷鸣》翻译与研究”立项;中南民族大学沈晓华“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英译及研究”立项;山西师范大学何正兵“藏族诗歌《米拉日巴道歌》英译研究”立项;上海师范大学牛宏“藏传佛教名著《宗义广论》的翻译与研究”立项;中央民族大学朱崇先“彝族古籍善本史诗文献翻译与研究”立项;中央民族大学胡素华“彝文文献《玛牧特依》译注及语言学与哲学研究”立项。

2019年,西藏大学南拉才让“新发现藏文古籍写本《佛教源流·明鉴眼匙注疏》译注与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泽仁吉美“《贤者喜宴》补译及考释”立项;大连民族大学郑丹“《玛纳斯》艾什玛特唱本的英译及口传史诗翻译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杨公卫“美国藏学家金·史密斯收集的海外藏文历史宗教文献目录的翻译整理”立项;敦煌研究院勘措吉“海内外藏敦煌西域古藏文书信文献整理与翻译”立项;哈尔滨师范大学隋东旭“中俄跨界民族赫哲-那乃口述史料辑译、整理与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文英“中国《江格尔》精选本汉译与研究”立项;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何明智“金龙古壮字古籍文献译注”立项;吉林师范大学姜小莉“清代以来满语萨满文献翻译与研究”立项。

2.教育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05—2019)

2006年,青海民族学院角巴东主“《格萨尔王传》8部翻译整理著作”成为后期资助项目。

2010年,大连民族学院张志刚“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英译与研究——以达斡尔族乌钦体史诗《少郎和岱夫》为例”立项;大理学院卜绍先“《蛮书》英语翻译及其研究”立项。

2011年,四川大学任文“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外语之间的口译问题研究”立项;宁夏大学潘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农业卷译考”立项。

2012年,新疆财经大学于风军“珍贵新疆古籍纳瓦依《四卷诗》三语语料库的构建及基于语料库的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研究”立项;大连民族学院苏畅“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英译与研究:以锡伯族史诗《西迁之歌》为例”立项;天津工业大学王治国“活形态民族史诗《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立项;昌吉学院梁真惠“史诗《玛纳斯》的翻译与传播研究”立项。

2013年,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立项;西北民族大学牛宏“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

2014年,天津师范大学荣立宇“仓央嘉措诗歌研究:译介、传播与比较”立项。

2015年,广西师范大学彭劲松“壮族古籍中古壮字词汇的外宣文化翻译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李野“彝族舞蹈对外译介研究”立项;新疆工程学院徐江“新疆民汉双语翻译的历史与现状及数据库建设(1949—2014)”立项;新疆艺术学院肖俊一“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文献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立项。

2016年,河南师范大学申欣欣“汉译弱小民族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性影响”立项;西南民族大学赵蕤“彝族民间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影响研究”立项;中国人民大学赵志强“《满文原档》翻译与研究”立项。

2017年,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吴丹“蒙古族大学生民族文化翻译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联路径研究”立项;西南民族大学木艳娟“法国馆藏纳西族典籍整理、翻译与研究”立项;河西学院李亚棋“河西宝卷对外译介模式研究”立项;西藏大学夏吾卡先“西喜马拉雅地区8至11世纪藏文题刻的整理与翻译研究”立项;西安工程大学巴微“仓央嘉措诗歌的国际化阐释与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立项。

2018年,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康磊“多元文化视域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日本的研究及其价值”立项。

2019年,复旦大学陆辰叶“藏传佛教大手印法文献《入真实论》校勘翻译与研究”立项;广西中医药大学邹德芳“广西壮瑶医药文化的整理与英译研究”立项;西华大学李新新“云贵川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译介研究”立项;江南大学张春梅“‘一带一路’上的跨境民族哈萨克族文学交流研究”立项;大连民族大学梁艳君“《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与神话》英译与研究”立项。

3.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2011—2019)

2011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李建辉“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立项。

201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吴瑛“中国民族问题国际话语权战略研究”立项。

2013年,青海大学端智“藏医药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立项;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李建辉“国家级民族语文翻译基地建设研究”立项;湖北民族学院易红“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立项。

2014年,云南民族大学王琳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立项;新疆教育学院史春燕“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立项。

2015年,中南民族大学李锦云“南方跨界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路径、效果及策略”立项;北京外国语大学冯刚“‘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研究”立项;中国传媒大学赵淑萍“文化援疆的传播战略与创新路径研究”立项。

2016年,山东政法学院颜海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与反思”立项;民族文化宫卢晓华“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民族文化开发与对外传播路径研究”立项;武汉大学刘娜“民族地区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研究”立项。

2017年,丽水学院杜丽娉“民族志诗学视野下畲族山歌的跨文化研究”立项;景德镇陶瓷大学凌宇“古代瓷器铭文所见‘一带一路’地区中外民族交流研究”立项;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余叶子“世界旅游目的地背景下民族传统文化的译传研究”立项;湖南女子学院白蓝“少数民族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立项。

2018年,中南民族大学李锦云“‘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路径创新研究”立项;山东政法学院苏晓轶“基于文化自信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立项。

2019年,河西学院安惠娟“西北民族走廊的文化传播与族际互动——以格萨尔在河西走廊各民族中的传播为视点”立项;西安外国语大学孙逊“国际传播视域下的《玛纳斯》史诗翻译研究”立项。

(三)人才培养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硕博论文为研究对象,以“FT=(‘民族典籍’+‘民族文化典籍’)and FT=(‘翻译’+‘英译’+‘外译’)”作为专业检索表达式,取样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9年10月3日,经过人工筛选,获得硕博士毕业论文凡221篇。

从总体趋势来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新生力量逐渐增多,后继有人。2010年,以该主题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人数突破10人,2015年突破20人,2018年突破30人。从研究类型看,主要有翻译实践报告、译本评析、对比研究等方向。从所涉及的民族看,蒙古族最多,15篇;藏族其次,13篇;彝族再次,7篇。出现频次较高的还有壮族、苗族、维吾尔族、傣族、纳西族、侗族等民族。从作者所在院校来看,中央民族大学10人,河北师范大学9人,南开大学8人,云南师范大学7人,其次为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院校。这些院校产生民族典籍翻译相关的毕业论文数量最多。

此外,荣立宇曾于2015年按照发表论文作者的学缘关系“将从事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学者粗略地分为苏州、南开、河北、广西等四个学派。”[13]这四个学派分别以汪榕培、王宏印、李正栓、韩家权为代表人物,虽研究各有侧重,但彼此紧密合作,并不断发展壮大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队伍。

(四)学术研讨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会议不少。例如,1982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格尔》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1983年8月,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在西宁召开。1985年8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1988年8月,新疆《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2013年8月,赤峰还举办了《格斯(萨)尔》与口传史诗国际研讨会。民族文学的研究和发展为翻译工作做了良好准备。

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全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也定期召开。自2012年在广西民族大学首次召开以来,2014年在大连民族学院举办第二届,2016年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第三届,2018年西藏民族大学召开第四届。

学术研讨有利于增进彼此交流,推动研究开展,助力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实践。

五、结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也随之提升。王岳川曾在21世纪初指出,“‘发现东方’将成为新世纪人类的新意识”。[14]他认为当今世界,盲目排外和完全照搬均不可取。中国学者应采取全球性视角,思考中国文化的地位和人类文化的走向,在输出中保持自己的视角观点和学术品格,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要会说话,还得让人家听得懂。这一观点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民族典籍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涉及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翻译学和传播学等诸多领域。想要做好民族典籍翻译,离不开上述任一环节中工作者的正确观念和辛勤付出。

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民族典籍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建立在民族文学作品研究基础上的民译和汉译,是外译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而外译质量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到译本传播的成功与否,这最终又会影响到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话语权。“翻译是应文化之需而产生。”[15]少数民族典籍的民译和汉译工作有利于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增进民族间的文化往来,帮助汉民族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而优质的民族典籍外译则可以展示东方文化的独特风韵,使中国作品走进世界读者心中,实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树立更高更好的中国形象。

对这么多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实践进行梳理,难免挂一漏万,不周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肃民.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 [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15.

[2]朱宜初,李子贤.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310-311.

[3]黄任远,马秀娟.关于伊玛堪采录、翻译、整理、编辑出版的思考 [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1):120.

[4]扎西东珠.谈谈《格萨尔》的翻译问题 [J].中国翻译,2004(2):87.

[5]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 [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213.

[6]黄勤,谢攀.解放被缚的译者——翻译身体学带来的启示 [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9(3):78.

[7]马学良.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翻译问题 [C]//马学良文集 下 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72.

[8]舒俊.2017年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发展报告 [C]//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报告20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15.

[9]郭彧斌,彭萍.从传播效果看西藏时政外宣翻译 [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44.

[10]戈宝权.阿凡提的故事 [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7.

[11]任佳佳,郝会肖.现当代云南籍翻译家与文化建构的翻译精神研究述评 [J].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48.

[12]鲍晓英.“中学西传”之译介模式研究——以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例 [J].外国语,2014(1):65.

[13]荣立宇.中国民族典籍英译研究三十五年(1979—201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 [J].民族翻译,2015(3):31.

[14]王岳川.新世纪中国身份与文化输出 [J].广东社会科学,2004(3):5.

[15]杨仕章.文化翻译策略:概念析出与分类探究 [J].外语教学,2019(5):67.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19)03-0005-33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项目编号:16BYY018,主持人:李正栓)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李正栓,男,汉族,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典籍英译、英美诗歌研究。

王心,女,汉族,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翻译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责任编辑:吴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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