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国家审计：一个社会文化维度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社会文化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带来的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越来越多研究审计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实际状态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被引入审计研究领域。其背景是20世纪科学哲学发生的解释学转向①，将文本视为文本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和社会场景的作用场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趋势，这使得基于社会文化维度的人文研究思维和方法引入审计研究领域成为可能，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家审计的制度安排，丰富国家审计研究的工具。
对国家审计的解释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研究国家审计“应该是什么”，还要从现实出发阐述“为什么是这样”和“将来是怎样”，而社会文化维度是理解国家审计的一个重要途径。检索现有国家审计与文化的文献，以往研究集中于论述作为社会文化亚文化之一的国家审计文化本身的特征、结构和价值观等，但对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产生、发展和运作所依赖的社会文化环境研究存在不足，对国家审计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够。随着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关系命题的提出和发展，需要跳出单纯研究国家审计文化这一行业文化本身，系统地研究文化、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关系，本文尝试从社会文化维度认识国家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根基，探索国家审计的文化治理功能。
一、文献回顾
国家审计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问题通常被泛化为国家审计环境研究的一部分，即论述审计外部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国内学者较早就注意到了审计环境对于构建审计理论体系和认识国家审计作用的重要意义（刘兵，1995），但相关及后续研究通常将“科技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并列（张以宽，1996），或者与“系统环境”等并列（林俊家等，1999），对影响审计制度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入分析不足；甚至没有单独论述社会文化环境的因素。江苏省审计学会《政府审计环境与未来发展研究》的课题报告在PEST宏观环境分析框架下，从“公众对责任政府的关注对行政问责寄予更高的期望”和“公众对知情权的重视要求政府对行为透明化有新的举措”两方面概括了当下社会文化环境的特点。当前审计研究领域，尚缺少对国家审计文化环境的专门研究，仅有少量研究论及我国社会长期沿袭的文化要素带来的对审计实践的影响，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基因的动态变化及其带来的对审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论述不足。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加强会计文化环境的研究近年来渐成趋势。劳秦汉（2001）在比较中西方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借用霍夫斯特德和葛雷两教授的文化价值与会计亚文化价值模型分别论述了文化环境对会计实务处理和理论研究的影响。张云、石晓磊（2007）从中国文化背景视角，论述了会计文化通过对社会的二次投射功能，对会计活动、会计人员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会计行为差异进行调节，进而体现对社会的责任。这提醒我们，国家审计制度安排和实践活动对社会文化环境能动作用的研究也必须同样受到重视。
事实上，对文化的国家治理功能的研究已非少见。付春（2009）通过比较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和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关于国家是“社会体”的观点，阐述了国家的产生和维系依赖文化的黏合，提出将国家治理融于文化塑造是民主时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这一观点与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理念形成互文，为此需要在文化与治理的关系认知中，紧密结合中国崛起的经验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实现对国家审计的再认识，而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
二、基于社会文化维度对国家审计定位的再认识
有必要先对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概念作一个界定。广义的文化泛指一切“人化”的产物，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文化和思想文化，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行为方式、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及法律制度等。本文运用的是狭义范畴。进一步引用荷兰学者皮尔森对文化的“动态性解释”：“文化的一个方面是传统，即所有物和规则的传递，然而这种传统是包含在人的活动的变化之中的”②本文认为文化不应等同于具体的文化产品或观念，而应突出文化在一定人群中的动态传承和延续发展。
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社会文化互动关系，必须确立的是中国特色国家审计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直接决定了研究路线的选择，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文化的本质定位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对象化”。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异化的劳动导致了人的异化和文化的异化；在私有制条件下，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文化已经成为对人的自由的束缚，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异化劳动理论奠定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基本立场，蕴含着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成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各种文化批判理论的源头。相关理论对现代社会各种核心的文化力量进行了普遍的文化层面批判，包括意识形态、官僚体制、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日常生活、艺术等等，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日常生活批判、南斯拉夫实践派等不同的文化批判理论流派③。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回归生活世界，将从根源制约和左右人的活动和社会运动的文化层面纳入理性视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题，对从文化维度研究包括国家审计在内的所有政治经济体制有着重要意义。
从文化维度回望国家审计的制度安排，以往的国家审计是公共财政“守夜人”的角色定位（“经济卫士”、“看门狗”等是相同的提法），其实源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守夜人政府”理念，即政府职能限于国防、司法以及部分公共设施领域，政府对市场所作的任何干预都被视为不合理的。“守夜人”概念的文化意蕴在于，在“正义的法律框架”下，人们“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并谋求经济利益，这里的法律框架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已经被包含在社会共同的行为模式中得以固化。同样的前提在国家审计之于公共财政中依旧存在，即公共财政（直至泛指全部纳入国家审计范围的政府经济体制和行为）已经形成了为社会所共同认同的法律体系和行为规范，国家审计的职能定位在于保障这个规范场的正常运转。但问题在于，公共财政这个规范场的产生和变化难道是自我封闭的吗？并且可以借由“不在场”的国家审计来实现对自我的约束？借用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他者”概念，“守夜人”的文化内涵其实正是被抽离的、以保护对方为存在依托的非同类的“他者”。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人的主体性这一价值维度，不是要消解人的主体力量，而是要消除妨碍人之主体性的异化力量，真正确立人的自由和主体性。这指出了现代社会必须应对现代工业文明飞速发展所同时带来的日益膨胀的异己力量，应对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而这必须是在共同“在场”状态下的各方共同应对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并拿出解决方法。因此，独立履行经济监督职能制度安排下的国家审计必须在守护的同时参与体制的变革，在履行监督职责的同时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由各种不同的途径，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追求各自的幸福，于是不同的民众便创立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政治制度”④。制度其实是文化的产物，国家审计的制度安排也不例外。这同样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孕育不同的审计制度，讨论中国的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必须从维系中国社会的文化特性和文化环境出发。国家审计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而国家治理最终依赖于社会公民的文化认同。在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法律——政治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安东尼.D.史密斯）中，一方面包括政府在内的国家机器需要借助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文化来维系，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运用社会文化资源来整合和治理社会。具体到中国国家审计，其必然要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嵌入经济社会网络，其成立方式、制度设计、运作模式、组织流程、作用发挥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影响，其审计理念和发展方向必然受到文化变迁的冲击。同时，国家审计也在履行自身使命、介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通过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与建构推动公民对国家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维护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目标。这就需要在当代文化变迁和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实现对国家审计的文化支撑与文化治理的双向再认识。
三、当代中国国家审计的文化根基：文化自觉与文化变迁
（一）基于文化自觉的国家审计文化根基的静态分析
社会深度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现代市场经济带来的异化和物化的文化冲突，也面临着自身文化传统的消解和崩塌⑤。对国家审计体制选择的研究一度是中国审计学界的热门题目，相关研究指出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对中国政府行政审计体制选择的深刻影响，比较有典型性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使得我国的审计机关无法脱离政府的影响（马曙光，2006），因此1982年恢复设立国家审计并延续至今的国家审计隶属于政府的机制设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行政权至上观念的体现，由此导致的有限独立性阻碍了国家审计机关更好地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监督和保障作用（段英文，2002）。但实际上，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从西方逻辑体系下引入科层制官僚体制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造成深刻影响的集权主义思想不能混为一谈。集权主义意指集中权力于一个政党，在统治方式上要求权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主要用于描述地方和中央在行政权力上的分配问题，而这才是决定当前中国国家审计体制配置和监督权力分配的关键所在。正如王岳川等（2010）指出的，“回顾古代历史，中国很少有真正的集权主义，更没有集权主义造成的灾难”，这其实是西方话语模式下的文化观念的误用，需要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真正影响加以区分。因此，在研究中国审计的文化根基时应当注意区分中西方文化思想的源流与变化，同时也提醒我们关注费孝通先生提倡的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⑥。
探究影响中国国家审计制度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可以发现执政者关注民意和保持统治张力平衡的监督设置思想由来已久。最早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后有唐朝张蕴古在《大宝箴》中提出的“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人治”至高境界，都表明需要建立对专制皇权的权力约束，其中也包括上计、比部、三司勾稽、科道等不同的国家审计机构。当然，中国古代国家审计机构始终是帝王行使财经监督权力的代理人，而不是独立的第三者，不能将历史上为“统治”服务的国家审计简单类同于现代“治理”语境下的国家审计。
表1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背景下，进一步归纳了当前比较主流的中国文化要素观点及其对国家审计组织体系和审计行为的影响。
（二）基于文化变迁的国家审计文化根基的动态分析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相比静态分析我国社会文化要素的构成及其影响，更需要动态考察近30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而分析其对国家审计的目标、重点等产生的实质作用。
一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社会交换体系的扩大和人员流动的加剧，传统中国的家庭文化面临崩解，其中潜藏的经济交易功能被互利化的社会协作网络和市场交换体系所替代，突出表现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变革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变迁。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建立健全覆盖广泛、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国家审计不断加大社保审计的力度，从政策制度层面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治理环境。而民生问题已经占据“生活政治”的制高点，成为主流的社会文化热点。国家审计就需要把维护人民群众受法律保障的基本利益不被侵蚀，促进社会公平作为审计公德，扩大民生审计的覆盖面。
二是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相适应，文化的多元化也日益凸显，既有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理性文化的交锋，也有世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不同的利益主体纷纷抢夺话语权。而在城乡断裂的巨变和由此导致的基层分化中，占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缺少自己的发言人，他们被世俗文化的洪流裹挟，无处安身。作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与守护者，中国审计的价值取向应当坚持做人民的眼睛，面向底层民众特别是剧烈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
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文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甚嚣尘上，引起的文化泡沫和文化混乱导致了多重危机，突出表现在权钱交易的公开化和权力寻租的市场化。国家审计制度虽然在建国后中断了30多年，但在查错纠弊的同时协助查处大案要案线索的传统一直没有丢，打击违法犯罪和反腐倡廉的精神得以延续。探索推行党政机关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的中国特色审计模式，更是应对市场经济下文化危机，完善干部培养体系的重要制度创新。
四是当代中国尚未完全走入现代化，却已经面临环境压力的后现代难题。环保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化范畴之一，它与每个人休戚相关进而成为全球性议题，也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敏感问题。近年来，各级审计机关不断探索资源环境审计的体系和方法，促进政府将节能减排作为关键考核指标，切实履行政府环保职责。
四、当代中国国家审计的文化治理功能：批判与建构
自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启动以来，国家审计不仅通过对文化建设资金、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单位等的审计直接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也在抵御世俗文化、调和社会关系、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诚信文化等方面一直发挥着自身的治理职能。具体可以从批判和建构两方面考察当代中国国家审计独特的文化治理功能。
（一）国家审计对新犬儒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
现代社会消费文化催生了当代中国的新犬儒主义，它丧失了批判的向度，在思想上反对之，而又在行动上笃行之；新犬儒主义者接受了理想信仰的现代启蒙，却在行动上反启蒙，以至于彻底怀疑一切。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市场和资本对传统意识形态解构下导致的整个公众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机的冰山一角。国家审计对建立市场机制过程中的漏洞及其风险进行了揭示和抵御，通过抗震救灾审计、资源环境审计、民生审计等工作，展现了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的悲悯，对生态环境和自然家园的呵护，对公众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关切，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同呼吸共命运，从而直面信仰危机，重建社会信任。
虚无主义是全球化条件下现代西方怀疑主义、颓废主义等思潮涌入后产生的现代文明病，在当代中国集中表现为歪曲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金钱至上的道德虚无主义、娱乐至死的文化虚无主义、否定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民族虚无主义等等，其最终后果是造成中国的文化断裂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毁损。审计署不仅通过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违法乱纪、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直接作斗争，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责任、忠诚、清廉、依法、独立、奉献”的审计人核心价值观，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
（二）国家审计对真相文化和透明文化的建构
完善国家治理必须直面转型带来的危机和挑战，“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回应能力成为目前中国转型治理的首要任务”（徐湘林，2010）。国家审计通过理性地收集和评价证据践行“求真务实”的工作方针和文化理念，通过审计整改和审计公告等途径建构透明文化，在提高政府回应能力方面取得了切实进展。
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的责任政府，需要及时回应公众对问责的要求，基础是作为监督的第三方能够掌握真相。为了履行公共受托责任，国家审计人员深入一线调查审计，离事实最近，从而也离真相最近。他们崇尚理性和证据，并自觉规范自由裁量权，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运用严谨细致的程序和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并及时推动问责和整改，从而提高审计机关自身和政府的公信力。
建立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需要充分落实公众的知情权，实现政府与公众、社会组织的信息互动。国家审计在构建透明政府中走在了前列。从“审计风暴”及其后续影响可见，国家审计的重要文化意义在于通过信息查证、信息公开和信息反馈，增进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互信；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发布政府绩效报告等信息公开手段，鼓励公民对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促进“信任、尊重法治和民权等人文精神”渗透到社会文化中（廖义刚、陈汉文，2012）。
五、研究展望
理解国家审计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国家审计，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有待开拓的研究视域。透过研究社会文化与国家审计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可以进一步探究影响社会文化中社会信仰、组织伦理、行为模式等内核的社会分工协作方式，促进国家审计更好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趋势，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后续的研究还需要实证分析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不同流向及其影响，分析国家审计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最终达到增强国家审计软实力的目标。
注释：
①关于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转向，国内学者有不同的分类和论述，但对实践解释学的重视已成为共识，强调由论证理性向理解理性的过渡。可参考洪晓楠《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②【荷】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对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持的一种观点》，刘利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③代表人物包括早期的卢卡奇、葛兰西等，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主要观点本文不再赘述，可参考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137页。
④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4页。
⑤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应作区分，传统文化是以往创造的静态的历史存在，文化传统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动态的精神意识。相关研究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朱维铮、庞朴等学者开启。
⑥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即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展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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