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化意念 知行合一
——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勾勒儒家伦理之特质
关 欣
摘要： 通过对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伦理德性维度之日益凸显以来中西伦理对话发展过程的简单梳理，本文认为以从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到温海明的“儒家实意伦理学”为典型，当前学界对儒家伦理的解读与重构在德性伦理学兴起的契机下，已逐渐摆脱“规则伦理学”或“德性伦理学”的既定框架而得到新的发展。本文以西方伦理道德规则的外在性困境为问题意识，遵循“儒家实意伦理学”的建构逻辑，对“儒家实意伦理”如何解决规则伦理学割裂行为主体与行为本身这一困境作出尝试性说明，以期明确“意”在儒家伦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家伦理关注道德行为之真实性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 德性；角色；实意；知行合一
一、引言
以康德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规则伦理学长期占据着西方伦理思想的主流，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阐释儒家伦理便始终难以绕开与义务论伦理学的比较甚至比附。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如牟宗三先生以康德义务论来解释儒家伦理，提出“道德的形上学”，搭建起比较康德义务论与儒家伦理之间的解释框架，“在（《心体与性体》）这部巨著中，他顺着康德‘自律伦理学’的基本义理，来诠释宋明儒学中的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胡五峰及朱子六家，并且分判其义理形态”。〔1〕“牟宗三先生认为，康德把自由当作消极意义上的概念，认为智的直觉不能被假设，因而无法回答且不去回答自由意志如何可能或纯粹理性何以有实践能力，正是表明康德的局限。（参见《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其实，这并非康德的局限，恰恰相反，却反衬了儒家的局限。”〔2〕此外，唐君毅、张君劢、贺麟等诸位先生，也多是在西方哲学中撷取思想资源来重建儒学。而自20世纪50年代德性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界兴起，被规则伦理学视作中心概念的“道德义务”被还原到对道德行为主体的考察上来，道德主体行为与品质的整体性被着重强调，而这正与儒家伦理关注人品质的整体性、看重人内在德性的路径相一致，因此，西方伦理德性维度之日益凸显在一定意义上为中西伦理之间的对话架构了畅通的桥梁。总的来说，中西伦理思想交融的现实样态表现为，对儒学形态的理解往往依附于规则伦理或德性伦理的解释框架，学界关于儒家伦理形态的争论集中于其究竟属于规则伦理还是德性伦理，德性伦理的兴起为中西对话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显然，中西伦理对话的目的不止于发现异或同。在西方哲学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今天，就儒家伦理发展而言，其首要任务是在对话中明确自身定位，明晰自身独特性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自身体系。
近年来，已有学者在为这一尝试作出努力，从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到温海明“儒家实意伦理学”，其所关注重点不再局限于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形态的对比，而把阐释主题转移到对儒家伦理自身特征之定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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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性伦理——中西对话之契机
英国女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库姆 （G.E.M.Anscombe）于1958年发表的 《现代道德哲学》〔3〕（“Modern Moral Philosophy”）一文被公认为当代德性伦理兴起的标志，文章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指出康德义务论的法治主义的道德概念出现在根本上是受到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影响：“在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数个世纪，‘被约束’、‘被允许’或者‘被原谅’这些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包含在西方人的思想和语言中。通过基督教传统，在古希腊语中本来意味着‘错误’或者‘出错’的那个词就具有了‘罪过’的含义，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法治主义的道德概念。”〔4〕但这些道德概念在现代社会已经丧失其扎根的土壤，从而揭示了以康德义务论为典型的规则伦理的困境，因此，她提出了品格以及培养品格在道德生活中应具有重要地位，并且道德主体通过品格而不是外在的规则去行事，也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可以达成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行为的统一。在这之后，麦金泰尔在其著作《追寻美德》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某人生活中的一种美德的统一性，只有作为一种单一的生活（一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设想和评价的生活）的一个特征才是可以理解的。”〔5〕强调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整体性是德性伦理成立的基础。
在德性伦理学中，道德主体的核心地位得以凸显，将道德的基础由外在的强制性的规则还原为内在的对道德主体的品质的要求，对道德主体品质的要求进一步关涉对于人的内在德性的探讨，包括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个人的德性修养等——这与儒家伦理的内在超越的路径不谋而合。
孟子提出了“尽心”、“知性”、“良知”、“良能”的观点，已有“知行合一”的意味，但不够明确：
目前学界，持德性伦理学立场的学者多认同以德性伦理学阐释儒家伦理学的理路。部分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就是德性伦理学，如柯雄文（A.S.Cua）认为，儒家伦理学强调人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因此，把儒家伦理学视为德性伦理似乎是恰当的。〔6〕余纪元通过将儒家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进行比较，认为儒学是地道的“中国德性伦理学”。〔7〕也有学者如刘余莉，将儒家伦理学视为规则与美德的统一，提出以“礼”与“仁”的关系来理解规则与美德在“道”上的统一。〔8〕总的来说，西方伦理学界德性转向的发生为儒家伦理的自我解读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学界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依据西方规则伦理或德性伦理的框架进行中西伦理的比较，尚未完成儒学自身独特性的明晰。
近年来，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Ames）将儒家伦理定位为“角色伦理学”，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儒家伦理中的核心位置，认为道德主体德性的完善须在“关系”中完成和实现。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跳出了西方伦理的解释框架，抓住了儒家伦理“关系性”的特点，使得其面貌重新鲜活起来。而温海明在其《儒家实意伦理学》一书中，接续此思考路径，不仅对“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还提出“意”这一对于儒家伦理而言更为根本的概念展开详尽描述，在兼重“德性”与“行为”的视野下将儒家伦理之“知行合一”即关注道德行为“真实性”这一根本特征清晰表达出来。
路基沉降问题是当前高速工程中非常常见的病害问题，出现该问题之后，就会导致工程结构的稳定性下降，如果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处理这一问题，就会导致工程无法正常进行，严重者会造成重大的滑塌事故，安全隐患比较大，建筑工程的施工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高速公路的施工阶段，需要全面提升工程施工技术，有效解决所存在的路基沉降问题，大大提升了公路工程的建设施工速度。有了技术的提升就能够使公路工程的建设施工更具效果，沉降发生率也能够有效的降低，避免出现交通事故的问题，还能够促进我国公路事业的快速发展，具备非常高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本文认为，就儒家伦理内部而言，以战国时期孟子“四端说”为始至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为昭彰，儒家伦理建构人之内在德性的典型理路贯穿始终。因此，本文以西方规则伦理面临的道德规则的外在性困境为问题意识，旨在阐明“儒家实意伦理”以“意”为核心的“实意”创生的儒家伦理建构逻辑，在进一步明确儒家伦理关注“实化意念”以求“知行合一”为根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儒家实意伦理”在何种意义上接续“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思路进行尝试性理解，并对“儒家实意伦理”如何解决规则伦理学割裂行为主体与行为的困境作出说明，以期明确“意”在儒家伦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家伦理的特殊性所在。
三、“角色”之“意”——道德情景之聚焦
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以“角色伦理学”来定位儒家伦理，强调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作为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依照其关系定位从而参与道德生活，在他描绘的全息道德图景中，在变动不居的情境环境下，按照“焦点—场域”模式，“角色”从关系性方面获得定位，换言之，其“角色伦理学”的“角色”即是关系中的角色。被安乐哲视为中国思维模式特色的“两极相关论”（a bipolar distinction），可以首先从与西方“二元对立论”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对其涵义做简单了解，以“阴”和“阳”这一对概念为例：单独的“阴”和单独的“阳”都是不成立的，只有将“阴”和“阳”联系起来看，彼此才能被赋予意义。也就是说，任何一“极”都不能被单独说明，都只能在关涉另一“极”的情况下获得意义和得到说明——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关系”的独特见解。
“关系性”作为贯穿其理论的基本观念，体现在其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典型的有如结合《易经》所阐述的中国古代的“互系性”宇宙观——“互系性”的讲法，是葛兰言首先提出中国互系思维方式，之后葛瑞汉在《论道者》一书中对“互系思维”进行了深入探讨。安乐哲认为中国的互系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唯一的思维方式是两种并行的人类思维路径，《易经》则直接奠定了中国的自然宇宙观，〔9〕而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以关系为界定的宇宙观之上的一套关注人在关系性的域境中与他人、社会以及自然协同创造的“焦点—场域”（focus and field）学说，认为人作为社会关系网中的角色，其“角色”身份由所处的社会关系而获得内涵。
具体地，关于关系中的人与其所处环境的协同创造关系，“角色伦理学”用到的相关说法有“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协同鼎新关系”〔10〕以及“人类的修养不是把世界与人类经验作为两件分立的事物而使它们结合在一起，而使让同属经验的；两个本身不可分的部分，由于生态连续性（也即‘我与我的世界’）而更深度、紧密地相合”，〔11〕强调了人与其所处域境地不可分割的关系性，在社会生活中则具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意义生成和价值创造。因此，“角色伦理学”在对“角色”进行具体定位时，对儒家传统中的“礼”与“义”结合在一起作了创新性的诠释和发挥：
每个“角色”都需要按照“礼”来对自己定位并作出符合“礼”要求这一“角色”所做的事情，相关说法为：“《论语》中反复宣称正是礼（ritual action）（也常常被翻译为rites，propriety，ceremony，decorum，manners）使个体得以决断、设想和展现他个人的‘立’。”〔12〕《论语》中有“不学礼，无以立”的说法，在“角色伦理学”的语境下意为——在“礼”的活动中，每个“角色”都有其“位”，不学礼自然也就不能对自己的“角色”正确定位，也就不知道自己应该立在什么位置以及怎样做人和行事。
在温海明看来，如果仅讲“角色”之定位是比较模糊的，儒家伦理中更为关键的概念在于“知”与“行”，也就是把“角色”具体化为“知”（德性）与“行”（行为）两个维度，并力求以“实化意念”实现此二重维度之合一。
安乐哲宣称：“对‘义’的这一分析的根本价值在于，‘语境中的人’将意义赋予世界。如果说孔子这一‘成人’概念基于语境论宇宙观（contextualist cosmology），那么自然就是：存在过程中人类行为的本质体现即为新境况：来往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其间，人将他的‘义’赋予恒动而常新的情境之流……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主题。它有力地强调了‘义’的创造和创新维度。”〔13〕也就是说，“义”所具有的反思意味，是人在“礼”的指导作用下保有生机和创造性的原因。因此，“义”是个人意义的展现，它与人“自我实现的过程”是并存的，作为道德主体的“角色”在积极地依据“礼”和“义”实现自我的过程中获得其“位”，并为传统注入充满活力的新因素。
总的来说，安乐哲称儒家伦理学为“角色伦理学”，是抓住了儒家伦理的“关系性”特质的理论建构的尝试，在反思西方哲学“二元论”思维传统的背景下，强调中国哲学独特的“互系性”思维方式，认为作为道德主体的“角色”能够在道德情境中实现个人的意义。
支撑应选用钢材焊接加工制作而成。支撑应连接牢靠、布置合理、方便施工，且不影响后面工序的正常施工。支盘成孔过程中所设置的钢支撑结构不予取出，以增加支盘的柔性。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19〕
“本书认为，无论是将儒家伦理学归结为德性伦理学还是角色伦理学都不够完善，如果要从根本性的哲学基础出发，儒家伦理学应当说是“实意伦理学”或“人缘创生伦理学”，也就是可以归结为对人与人关系缘发性的研究，它既重德性，又重行为。……儒家重视人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德性是培育良好的品德，也是在关系之中完成，而角色的扮演，也涉及人对与他人关系的定位、理解和把握，但单纯强调关系、角色和与之相关的义务，都失之偏颇。”〔14〕
然而，单单强调“礼”对人的指导作用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样一来，“礼”与“规则”似乎没什么两样了，所以我们还应注意到，“礼”从来都不是规则伦理学所讲的具有神圣性的绝对命令，而是从环境中产生出来并为历史所延续和积累的生活智慧，因此，作为道德主体的“角色”依据“礼”能找准自己定位的同时，能够在传统的发展中重新解释“礼”并为之增加创新性的因素。这里，就可以引出“义”的创新性内涵了。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建立其“心体”的同时，没有像程朱那样将心与感官、经验世界相分离，而是赋予了“心”感性的维度——心与身不可分离，既是物质维度的血肉感官之心，也是精神维度的具备德性的心。因而其“心体”既以理为本，有其先天性，又具有感性的维度，不能与经验世界相分离。这与孟子讲的“反身而诚”是一致的。
关于角色伦理学，“儒家实意伦理学”认为首先要承认其对“关系性”的把握是精准的，但需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是：将道德主体视为由关系定位（某种程度上说，基本地是以“礼”来定位）的“角色”，强调“角色”因其身份而具有义务，对“角色”的存在和行为均作“关系性”的理解，从整体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若具体到个体来看，则会发现这种宏观意义上的“关系性”理解对于个体而言缺乏意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伦理中个体性特点的忽视。
换言之，“儒家实意伦理学”将不仅仅对整个道德生活作关系性理解，其创新之处在于更具体地对个人层面与世界发生关联进行“关系性”理解作出具体而生动的表达：
“人通过不断将意念指向周围环境而达到一种关联整体性。……意向关联着心，连同流变的事物，人将其意向与变化的世界连通一体。……儒家实意伦理学是一种需要在每一个意向产生之初着实用力的伦理观。每一个意向运动都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其间意念与瞬间变化的情境融通为一。”〔15〕
2.3.3 推动有针对性的居家养老服务的开展 结合社区委员会提供的老年人电子信息档案，借助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协会的平台功能，依据农村老年人的特点，明确不同居家养老服务项目需求的强度，深入研究老年人养老需求现状。从满足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需求出发，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居家养老服务规划，丰富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与形式，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针对性。
“实化意念”所关注的不是为善的可能性，其所强调的也不是“善”是先验层面，如孟子“四端说”将仁义内化到人性的内在结构中，以“四端”为道德主体提供了为善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诸多论述，如“孟子将仁义内化到人性的内在结构之中，使人性的德性内容丰满起来……对人性的内在结构作了充分的论证说明”，〔16〕而是进一步思考，人如何通过培育善端进而作出善的行为，换言之，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与其所作出的行为本身之间的连续性如何实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便涉及对行为之始的“意”之发动的考察——在意念发动的瞬间赋予其善的价值——即“实化意念”而“知行合一”。
总的来说，“儒家实意伦理学”相比于其他伦理学而言，是更具体的对“关系性”的理解与建构，是对个人道德生活情景更加真实的还原。下面将联系孟子“四端说”及王阳明“知行合一”对“实化意念”作出更为详尽的说明。
彩色室壁运动—CK技术，可认为是在声学定量—AQ技术之上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在对心内膜边界的检测中主要是以从血流和心肌组织整体背向散射来识别，在一个心动周期内，以彩色编码在时间轴线上完成对心肌运动的过程性描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心室室壁运动进行分析。彩色室壁运动—CK技术，对心室舒张功能的评测是建立在图像基础之上，并通过编码的处理进而达成对心内膜一血液边界的鉴别。作为对左室局部和整体收缩功能定量评价的新兴技术，随着其临床技术应用经验的累加，该技术在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及准确性等层面将获得更进一步的提升。
四、实化意念——儒家德性之端源
也就是说，意念具有反思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在源头上就与“善”相关，而是在意念实化的同时，有反思的能力，成为人选择为善的保证。
多元社会思潮的影响。当前，社会上各种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蔓延至大学校园，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进行侵蚀，对主流教育思想构成了威胁，部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盘否定，一味追求“符号化”“快餐化”的文化价值观。这是导致大学生文化自信不足直接原因。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7〕
黄油的基本成分如表1，主要由脂肪、蛋白质和水组成，其中脂肪含量占80%以上，还含有超过10%的水分和少量蛋白质。
“命”即天命，《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天命在人身上体现为“性”，即“性命一致”，因而“知性”便可“知天”，修身养性即为“事天”、“立命”。其次，“尽心”是“知性”、“知命”的方法，而孟子又讲“反身而诚”，也就是说“尽心”就是明察内心的善端，通过道德实践将善端扩充而成为有德性的人。总的来说便是存心养性以修身，便能体察天命。因此，存心养性本身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不是纸上谈兵，必须在生活现实中通过行动来展开，在这个意义上，知与行是合一的。
因此，“知行合一”绝非王阳明的首创，而是本就内在于儒家思想传统的思想特质。但王阳明的说法更直接也更完备。“知行合一”将“知”、“行”看作整体，而使“心”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维度，从而在行动之始，“意”在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交点处发生和实现。杨国荣指出：“程朱要求化心为性、性其情，在心性关系上表现为以性说心，这一思路更多地将心的先验性与超验性联系起来，而对心的经验内容未予以应有的注意。与之不同，王阳明在强调心有其先天来源（得之于天）的同时，并未将关注之点引向其超验性。”〔18〕例如：
在继承该思路的基础上，在《儒家实意伦理学》一书中，温海明以力求还原道德生活情景为缘发，从“实意”的角度对“关系性”在作为“角色”的个人身上的体现和实现作出了更具体的理解：
具体来看，要讲明白“角色”之“实意”，对“善”的理解首要而关键，《儒家实意伦理学》首章讲“善与缘”就表明其讨论儒家伦理问题的切入点之所在，并与“规则伦理学”、“德性伦理学”的固定框架划清了界限——其一，将“善”视作形而上的存在是西方传统哲学的讲法，会将讨论导向与“规则”、“义务”相关的方向，如牟宗三先生虽讲的是内在超越，却又试图将中国儒家伦理与康德义务论比附，恐有以西释中、生搬硬套之嫌。其二，如果站在批驳“义务论”引起种种社会弊端的立场上，强调“善”作为内在于人心的德性，强调道德主体整体品格的重要性，视儒家伦理为德性伦理的一种，或试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某种关联性来作为儒家思想在伦理世界发声的立足点，则虽然凸显了儒家伦理在“德性”方面的特点，却又忽略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的根本特质，忽略儒家哲学传统中对现实实践的注重。
研究表明，草33薄层稠油油藏在水平井井网条件下具备蒸汽驱可行性。但为了稳妥起见，建议实施井组矿场试验，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大规模推广，同时在试验过程中需要加大监测资料的录取和分析，及时配套工艺技术解决现场的开发问题。
至此可以看出，“知行合一”的关键在于在意念发动的瞬间自觉地赋予其善的价值，强调心与身不相分离，这便是《儒家实意伦理学》一书中所明确指出的“我们肯定和接纳‘身’的实存性作为意识兴起的端点，也确认人只有在意识的发动与延续过程中才能够理解和把握意识……人所能更改的是从人之‘身’开始的意识境域（intentional context），以及赋予这种意识境域以主动创生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儒家的态度”。〔20〕也就是说，意念在道德主体作出道德选择的瞬间，才在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两个维度的交点上真正存在，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我们可以把握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在意念发动的瞬间赋予其善的价值而使之具有“儒”的意味。从某种程度上说，“善”只有在行为的过程中、在与世界发生互动关联的过程中才有意义，而不必执着于道德规则的完美演绎，由此便消解掉西方规则伦理道德规范的外在性难题，而这样的解决方式也反映出了儒学“知行合一”思维方式——强调人与世界之间的交互关联——的特殊性。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意”（意念）具体指什么呢？换言之，人所具有的这种在道德主体作出道德选择的瞬间所产生的这种心力究竟是什么？《儒家实意伦理学》中也作出了明确说明：
“人超越自身的努力，在儒家靠的是调控因‘感’而生的‘情’的心力，它的来源不是任何超越的力量，不是人的本能，而是人基于反思的、掌控调节自身情绪的力量。”〔21〕
也就是说，在道德选择的瞬间，作为道德主体的“角色”能够凭借其对自身“意”的掌控和调节来反思和定位自己的位置，从而作出相应的行为，这种调控“意念”的心力能够使“角色”在反思的过程中真正地实现“知行合一”。
当然，在儒家的语境中，这种掌控和调节明显与“礼”相关而绝不是绝对任性的，因此，“儒家实意伦理学”关于“礼”的说法也在与“角色伦理学”相区别的意义上对“知行合一”作出相关表达，具体为：
“情境性的‘礼’是儒家调节‘感- 情’的善恶尺度，而其核心是身体与社会情境之‘礼’之间的关系。……礼作为情感的延伸功能扮演了经验与世界之间的介质角色，‘礼’的成型可以说是不同情感之间交织而彼此妥协，人们把原初性的情感系统中纷然杂陈的情绪加以梳理，形成节文规则，最终形成礼仪系统。”〔22〕
视频资料在节目制作和查询查考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价值甄别更是一件复杂而系统的工作，要研究这一工作，需要先发了解视频资料价值甄别的意义、视频资料的价值取向、内容价值的判断标准等方面，最为关键的是编目员需要具备的审视角度和价值敏感性等综合素质才能做好视频资料的价值甄别。
也就是说，作为“尺度”的“礼”，其实本身也就是人们掌控调节自身情绪的积累和沉淀，其基础就在于情而非其他任何超越性的存在。因此，虽然“礼”具有作为尺度的价值，但因为“角色”能够依据道德情境调控“意念”并使之实化，实现“知行合一”，所以“礼”不是外在于人的、僵硬的“规则”，而是生动的、与人的意念息息相关的存在，换言之，更为根本的是“角色”本身的“意念”，“礼”只是“角色”与世界、他人之间关系的介质。因此，实化“意念”的可操作性使得行为之始的“意”实现在“现实”和“精神”双重维度上的联通，即“知行合一”的完满实现。
显然，这样的思路与安乐哲“角色伦理学”以“义”参与“礼”而消解“礼”作为规则的外在性并使之具有创新意义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将一个主动性的因素加入到“知”与“行”的交接点上，通过这种主动性因素使人作为道德主体能够成功地对其“角色”进行演绎。另一方面，“实意伦理学”将“角色伦理学”的“义”具体地以人的“意念”表达出来，这一转化有以下两种意义：其一，“义”作为儒家伦理中的既有德目之一，其本来已具备一定的意涵，“角色伦理学”以“义”来表达“角色”的创新性方面，虽然并不违背“义”本身的意思，却也易使人产生一种固定概念的理解，而在对“角色”所处的道德生活的情境之还原这一点上，没有调控“意念”这样的表达直观和生动。其二，以对“意念”之实化过程的详尽描述，使得“知行合一”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口号或目的之类的存在，且抓住这一个关键点，有助于厘清儒家伦理中的关于道德选择的诸种表达，从而有利于在不脱离其根本的基础上，实现儒家伦理在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定位与整体建构。
总的来说，通过追问儒家德性论中善的行为的实现过程，行为之始“意”兼具现实与精神双重维度这一特点被凸显出来，儒家伦理对事实之善的看重这一特点也被进一步明确，而成为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质。“儒家实意伦理学”对此的表达相较于“儒家角色伦理学”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更加明确和贴切的。而从“角色伦理学”到“实意伦理学”，都强调道德主体内在品质的整体性以及“角色”在道德生活情境中行为选择的真实性，这既是儒家伦理建构自身体系的努力尝试，也在一定的那个意义上为西方伦理所面临的规则外在性难题等提供了一种解决的进路和更为宽广的思考视角。
（一）积极建立科技馆辅导员行业的职称体系，实施奖罚制度和绩效管理。建议由中国科协、中国科技馆牵头，建立科技馆行业自有的科学、完善的职称评定体系，设置全国统一的职称体系，并得到国家的认可。现在，很多员工都非常重视职称评定，把职称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但是苦于职称的评定晋升没有一个较为通畅的渠道。如果可以建立科技馆自有职称体系，与本职工作紧密相连，科技馆从业者职称晋升机会增多，可以增强员工的职业归属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到科技馆事业中来，激发工作的积极性。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以德性伦理学运动为契机，儒家伦理在与西方伦理的比较中，从依据西方伦理的框架逻辑到“角色伦理学”、“实意伦理学”尝试进行自身的逻辑建构这一过程的梳理，认为儒家伦理在中西比较语境下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外在相似性之比附到儒家伦理自身特点之发掘的演变过程，而“实意伦理学”在继承和发展“角色伦理学”的基础上，抓住从孟子德性论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这一儒家伦理的纵贯线，强调以“意”打通现实与精神两个维度并视之为理论建构的核心，并且明确了儒家伦理思维方式“知行合一”的显著特点，关注道德行为的真实性，看重人与世界的相互关联，也在这一过程中对西方伦理发展遇到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进路，因此，本文认为传统儒家的伦理智慧确实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不断深入发展，并且能够为现代道德哲学提供一种更为广阔的思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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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izing intentions，Unifying Knowing and Doing——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Guan Xin
Abstract： Through the simple combing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thical dialogue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Western ethical virtue dimension in the 1950s，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ypically from the “Confucian role ethics” of Roger T.Ames to Wen Haiming’s“ Confucian Ethics on Concretizing Intentions”， the current 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cademia has gradually got rid of the established framework of “rule ethics” or “ virtue ethics” and has gained new development.This paper takes the external dilemma of Western ethical rules as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follows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Confucian Ethics on Concretizing Intentions”，and tries a tentative explanation on how it solves the dilemma of rule ethics separating the main body of behavior and the behavior itself.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 Intention” in Confucian ethics and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Confucian ethic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authenticity of moral behavior.
Key words： virtue，role，Concretizing Intentions，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10-0058-08
［作者简介］ 关欣，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严 瑾
标签：德性论文; 角色论文; 实意论文; 知行合一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