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公平追求及其对自身的戕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其对论文,公平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举制度是我国自隋朝出现的设立科目、考试士子、用以选拔官员的制度。在此后1300年的演化过程中，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的发展趋势：各种规程日渐完备，可操作性逐步增强，也越来越客观公正。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所举中原与边域之人益均。……盖吾国政制中之最可称颂者也。”[1]
一、科举制度对公平的追求
在科举制度发展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服务于追求公平的取向。
从“兼采时望”到“糊名考校”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强盛开放的时代，大唐的敢作敢为和英武豪迈在科举制度上也表现得十分典型。唐朝人当然注意到了行政官员的选拔要公平和公正，因而有举子之间的相互结保，如果有作弊不实之处，一经查出，所有同保人三年不得赴举；也有较为严密地防止内外串通作弊的措施：“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诃出入，以防假滥焉。”[2] 但他们更懂得，设立科举并不是为了标榜公平和公正，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充任各级行政官员，一切都应该从属于这个目的。为了避免一试定终身的机械，避免因为考试环节中的各种偶然因素而遗漏贤能，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允许有超出考场之外的行卷和公荐。
所谓的行卷，是应试举子将自己创作的诗文选择其佳者，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投献给当时的名公贵卿和文坛巨子，以获得他们的赏识，在同僚间制造声誉或向主持考试的官员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行卷的送呈开始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是否送呈由举子自行决定。天宝元年(742年)以后，政府则明文规定，应试考生要将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呈交给主考官，以供评阅试卷时核实，作为最终确定中第与否的依据之一。投献行卷不只一次，很可能是为了表明自己短时间内即可以再作几篇的才情，也可能是为了进一步提示名公巨子不要遗忘了举荐自己，在第一次投献之后的不几天，应试举子往往再一次投献，这被称之为“温卷”。
在官僚权贵中间，唐代盛行公荐和通榜，也就是一些达官贵人和文坛名宿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主考官推荐那些有很高文化水平和社会知名度的考生。很多材料表明，公荐与通榜在录取考生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由《唐摭言》卷六《公荐》第一篇故事可知：在正式考试之前，只有判卷之后才能确定的名次早已确定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写得虽好，但因为在太学博士吴武陵之前更有他人请托，他只能屈居第五名；杜牧的操行虽差，也因主考官崔郾答应了自己的同僚，录取也是不容更改的铁定事实。可见，唐代科考至少一部分决定性的因素在场外而不在场内，考试本身不过是一个形式，甚至是走一走过场而已。
不能说这样的做法没有一点合理性，有行卷和温卷在，毕竟在试卷之外多了一重考量的要素。借助这些要素，试官能更加全面地判别士子的文才，避免了仅仅依靠单一试卷所表现出的偶然性。同样，公荐和通榜也能提醒考官对某些有才能士子的注意，避免在“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的情况下判卷遗漏人才。但是，行卷和温卷有可能出自他人之手，公荐有可能假公之名而行徇私之实，通榜也有可能变成私下交易。特别是随着唐朝辉煌的逐渐逝去，唐代科举投献请托、“公荐”徇私愈演愈烈，考场外因素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3] 权贵的请托和知贡举者的徇私，不仅引起了平民士子和百姓的愤慨，也遭致了一些正直或请托未遂官员的不满，更为与主考有嫌隙官僚的攻诘提供了口实。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有人主张“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有的主考官为了避免嫌疑，“不听嘱论，坚收沈滞”[4]，故意裁抑世家子弟；本来“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5] 的权贵子弟，也因为舆论的倾向和社会的压力而“不敢应举”。
不管艺实如何，一味地裁抑世家子弟，同样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尽管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是少数人，尽管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挫折能在别处得到弥补。特别是在进士出身、“迁擢荣速”的时代，在登科及第、庶士倾羡的社会气氛中，在“士舍科举之外，他无进取之门”[6] 的情势下，把他们的这条路堵死，对他们利益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这就必然会遭致他们的不满，而掌握着国家大权的他们的父兄们，也在努力寻找折中的办法，既能保证他们的利益，又不遭致物议。到北宋时期，逐渐出台了糊名、誊录、别试和双重定等第等方法。这些措施，杜绝了考场外的因素，保证了科举考试程序上的公平，既能保证平民子弟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也为一些权贵子弟光明正大地参加科举考试创造了条件。
北宋前期是科举制度发展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在废除唐朝的投献和公荐的同时，还采用了糊名、誊录、别试和双重定等第等方法。这些措施，使科举制度在制度化和严密化的同时，也更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人为的因素越来越少，考场外的作用越来越小。有了这样的制度，平民子弟不再因为贫贱而被刻意举擢，而权贵子弟也不再因为有父兄的优势而被刻意裁抑。无论是凭借父兄的权势和关系、通过作弊及第争先，还是担心物议和舆论而故意黜落权贵子弟，都是有失公允的做法。北宋前期科举制度的严密化，使得所有人的及第与否，尺度相同，标准一致，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有这样和那样不公正的待遇，保证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7]、“一切考诸试篇”[8]、“一决于文字而已”[9] 的实现。这些要素，是科举制度中客观性和公平性的核心内容。
北宋时期在科举考试中实行的保证考试公平的措施，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如欧阳修就赞誉说：“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为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进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10] 很多文献，也都清晰记录了科举制度在唐宋之际，所完成的由“兼采时望”到“糊名考校”的变化。北宋时期出现的这些被历代称为“至公亦至善”的制度，也为元明清科举所沿用。
归并考试科目，指定考试内容
唐代的科举制度，保存了许多察举制的特点，不仅有行卷和温卷、公荐和通榜这样一些以誉望取人的做法，而且取士内容广泛，科目繁多。“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11] 常科之外，又有皇帝特别发布诏令、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制举名目之繁多及怪异，令人瞠目。如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蓄文藻之思科、临难不顾殉节宁邦科、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龚黄科、才膺管乐科、藏名负俗科、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道侔伊吕科、手笔俊拔起越辈流科、哲人奇士逸伦屠钩科、皋泽自举科、风雅古调科、高蹈丘园科、军谋越众科等等。据明朝人陈继儒的《狂夫之言》卷五和李日华的《六研斋二笔》卷四的统计，唐代制科见于正史的就有80多种。有一些科目，就是为特定的人所专设。
“人之或偏，犹器不求备。”人才各有短长，优于此可能拙于彼，而社会生活的丰富，正有赖于各有所长的人们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各尽所能。很显然，常设的科目，是难以将那些“非常之人”举擢上来的。因此，唐代制举的设置，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然而，科目的众多，意味着录取标准的不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设立一个考试科目，就必须另立相应的标准。标准的不统一，各科之间没有可比性，具体操作时难免高下不一，是非紊乱，难以保证公平。因而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科目同等看待，而是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了明经和进士科上。“士族所趣，向唯明、进二科而已。”[12] 特别是进士科，更是受世人重视：“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恒不减八九百。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算，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13] 可见人们之所以看重进士，是认为由此出身的人具备有多方面的才能。时俗所尚，众望所归，也使得一些饱学之士只应此科，这更使得进士科得以脱颖而出，一骑绝尘。而其他一些科目受到轻贱，应试者也越来越少，如唐代曾诏举天下秀才孝廉，“其后应此科者益少，遂罢之，复为明经进士。”[14] 科目这样逐渐简约。
到了宋代，科目经过一次又一次地归并，已颇为集中，主要科目是分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的进士科。“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8] 宋代依然有制举，但应举和及第的人都很少，社会影响也比唐代小得多。宋代的王应麟曾有这样的统计，唐代制举的名目多达86种，一共举行了76科，通过制科官至宰相的有72人；而北宋制科只取了40人，官至宰相的，只有富弼一人而已，南宋制科，取中的更是只有李垕一人。[15]“宋代科举在经历了多次变迁之后，奠定了诗赋、经义、策论三科目制度，成了后世的定法。这三个科目包括了所有中国古典中的教育内容，从而导致了科举为进士所包办，应试者都走向进士一途。”[16] (P643)
在科举发展的历史上，元代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前代的词赋和经义科目，到元代归并减省为经义一科。“初焉试论赋，盖又宋金余习，后则一以经学为本，非复向时比矣。”[17] 以经义取士除了能“化轻俊为敦厚”、“矫颓惰为奄迅”、有助于德行的美好之外，更便于评阅试卷时辨别是非，评定高下，有助于客观公正地取士。“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独制义不然。甲之所赏，乙之所摈，好丑纷然，终无定价。不独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复试，去取必不尽同矣，甚可怪也。唐韩昌黎应试《不迁怒，不贰过》题，见黜于陆宣公。翌岁，宣公复为试官，仍命此题，昌黎复书旧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称赏，擢为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鉴，犹无定若此，况今日乎？”[18] 相对于经义的正误对错而言，词赋的优劣高下更难以判断。把沿用甚久的词赋文学排斥在了科考的主要内容之外，也就使科举制度在客观公正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是采用宋代理学家特别是朱熹所注的《四书》和《五经》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确立了朱学独尊的地位。元代的科考分为三场，“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19] 元代科场严格执行独尊朱学的规定，“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20] 这种做法，既便于士子的记诵，便于考官的评阅，更重要的是，为科举试卷的评阅，提供了一个标准的答案。以《四书》和《五经》为考试内容并以朱注为答题标准，除了划定备考范围之外，也使得答题和评卷有标准可依；无论是考生还是考官，都以朱子的是非为是非，避免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
以八股文取士，规范考试形式
明清科举制度沿用了元代的成法，又有所发展。“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21] 内容为经学特别是朱学，形式是八股，这是明清科举考试的重要特点。用明朝人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五经》、《四书》，圣学之本，敷为时文，体制亦佳。”[22]
八股文又称制义、制艺、经义、时文、八比文、四书文等，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它渊远流长，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正式形成于明朝成化(1465—1487)之后，至清光绪时始废，延续了500年之久。这500年中，所有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士人学者，无不花费极大的心力研习它，几乎没有知识人不受其熏染。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八股文象征着僵化、刻板、陈腐和误国误人，即便是在它施行的时代，就一直是争议不断。“而且是说坏的多，说好的少。大到说国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是八股文断送的。小到个人的遭遇，考不中功名，作不了官，潦倒终生，也是八股文害的。”[23] (P21)
对八股文作全面的评价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这里只是要说明，八股文这种文体的出现，是科举制度在追求公平和公正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当试卷之外的干扰因素已经被排除，对公平的唯一影响，仅仅可能来自于考官个人的爱憎好恶。严定程式，客观衡文，公正评卷，使评卷规范化和客观化，控制评卷过程中的误差，就是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要求。八股文的产生，便是受这一内在动力所驱使。
从考试技术和操作的层面来考察，八股文对保证科举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八股文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有一定的体式和结构。具体地说，八股文有破题、承题、起讲构成的冒子，有起股、中股、后股和末股四个段落构成的主干，正因为这四个段落各有两段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称之为八股文。八股文不仅有固定的结构，而且字数也有一定的限制，如清顺治二年定为450字，康熙时定为550字，后来又增至600字，乾隆四十三年则限700字一篇。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总结出了八股文诸多的写作技巧，如在清代唐彪的《读书作文谱》中，涉及到八股文写作技巧的就有章法、股法、句法、字法、浅深、虚实、开阖、离合相生、衬贴、反正、关锁等等。这些要素既然是写作的技巧，也可以用作评判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些规定和技巧，“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23] (P10)
正是有关结构、字数、技巧的种种规定，使得对一篇八股文进行客观评价成为可能。取中与否，首先得看体式怎样，结构如何，也就是要素是否完备；要看字数是否合适，要看写作技巧是否运用到家。着眼于对这些具体的要素进行考量，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24] 或者如邓云乡先生所说：“鉴赏水平高的主考，阅文如老吏断狱，一眼能看透作者。”[23] (P110)
八股文的确有无干社会现实、内容空疏、形式刻板的毛病，古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的甚至有很激烈的批评。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说：“八股之害，尤甚焚书。而败坏人才，又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25] 最高统治者也看到了它的种种弊端，这直接导致了它的多次被废除。但它僵而不死，死而复生，几起几落，以至于几乎与科举制度的运数相终了。读书人明知其无用，却必须全力以赴；统治者明知其弊害甚大，却又难以彻底更张。所以如此，它较容易公正客观地评判，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国家用人，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科举，制也，不可易也；文章，化也，不核也。”[22] 既然科举制度不可改易，文章又难以考核，那就只好从内容到形式各个方面来对它进行限定了。
当察举制演化为科举制，选拔人才的方法由以举荐为主发展到了以单一的考试为中心，选才的主要标准也就完成了由德行到文章的跨越。科举制度在此后1300年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这样的趋势：由以行卷和温卷、公荐和通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兼采时望”，发展到采用糊名、誊录、别试和双重定等第等为主要内容的“糊名考校”；由科目众多、标准迥异，发展到只有一个单一尺度的进士科；由注重多方面的才能，发展到只注重单一的文才，由内容宽泛的诗赋之文，逐步发展到内容相对固定的经义之文，而且经义之文的内容，也由百家学说发展到仅用理学家特别是朱熹的学说，经义之文的形式，则由形式较灵活的散文发展到了结构颇为固定的八股文。这一发展趋势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一切考诸试篇、一决于文字而已，特别是最大程度地避免因为试官个人的爱憎好恶而上下其手，使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具有可操作性，保证整个考试过程中程序的绝对公平。
二、对公平的过分追求戕害了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不能没有公平，公平是科举制度的第一块基石，是它历时1300年而长久保持生命力的源头活水。“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乱所。”[26] (P119)如果没有公平的拱卫和支撑，科举制度绝对会和其他制度一样，湮没在权力人情的旋涡中，消失在全社会轻忽鄙视的氛围里。科举制度之所以能走完1300年的历程，公平及由公平所支撑起的给予所有人的希望，是它不断改换面貌、永葆活力乃至苟延残喘、僵而不死的根本原因。
从科举制度的产生来看，它无疑是各种形式的文官选拔制度中最好的一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科举，古代中国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员？如果没有公平，选择的官员又如何能让被治理的百姓服气，甚至政敌都无话可说？在“士舍科举之外，他无进取之门。苟有毫隙可乘，则营回以趋之，冒法以为之。明知其罪，不暇顾矣”[6] 的情势下，科举制度能坚持高举公平的旗帜，矢志不移地追求公平的理想，采用一切手段维护考试的客观性，用尽各种办法保证读书人的公平竞争，这是我们民族的贡献，也应该是我们民族的庆幸。
但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为了维护公平，更不是为了标树公平的风声。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传统的价值标准所认可的合格的行政官员，以治理中国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我们甚至可以说，科举考试把公平作为自己追求目标，是对自己责任的迷失。正是因为太执著于公平，或者是说在追求公平的道路上走过了头，科举制度才最终忘记了根本，戕害了自己的使命，造成了对自身的斫丧。
科举制度就其表现形式来看，它首先是一种考试制度。既然是一种考试制度，它就得体现考试的精神，遵从考试的逻辑，服从考试的原则，这就是在考生资格、考试命题、考试实施、评阅试卷、录取标准等考试的全过程中，体现出公平。但科举制度又不是单纯的考试制度，就其基本功能和最终目的来看，它是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公平是手段，选官是目的，公平是选拔官员过程中应有的原则，之所以要坚持公平的原则，不过是为了更好地选拔官员。显然，这里公平应该服务并服从于官员的选拔，而不是相反。
在科举制度发展史上，公平的原则曾经很好地服务了行政官员的选拔。但从宋朝开始，科举制度把公平看作构筑这一制度的最核心要素，所有的建设工作都围绕着完善这个要素而进行。如前所述，随着考试的客观性和技术性越来越强，考试的内容也越来越狭隘，考试的形式越来越僵化；考官的爱憎好恶受到了最大限度的遏制，考生的性格和气质也逐渐被驯化。结果考试过程中所坚持的公平的原则，和考试的最终目的之间出现了背离，或者说，对公平的苛刻要求和尽一切可能细密化的措施，越来越成为选拔行政官员的锢咒而不是保障。“国家设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则专以防奸为主，如弥封、誊录一切之制是也。”[27] 科举制度因为过度“防奸”即追求公平，最终给自身造成了戕害，这对于要求科举考试绝对公平的人们来说是始料不及的。
科举制度终极目的的迷失，和它承载过多的使命有关。科举制度说到底是选官制度，而官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占的分量太重了。官员身份和地位的获得，意味着一个人能彻底改变个人乃至家族的命运，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和显赫的社会地位，在各种利益资源颇为稀缺的中国古代社会，有机会占有更广大的资源。而这些，仅仅在于能否科举中第这一线之间。因此，这一线为所有的人所瞩目，牵动了全社会的神经，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科举考试演化为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已接近于一种宗教行为。它将考试演化为程序、规则、禁忌，以及庆典仪式，使其彰显为民众生活的中心，也淡化了一切与其无关的活动选择。”[28] (P283)中国传统社会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科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如何通过公平的方式、公开而公正地穿越这一线，也就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贡举之于天下，群人士而趋之者也。其不雠者，皆能多其口说以动众者也。抑他日之可在位以持弹射之权，公卿贪势位、昵子孙、私姻亚，莫此著明，而其犯群怒也为烈。”[29] 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既关乎读书人的命运，也涉及到官僚们的利益，因而历来是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成为各种是非和矛盾的焦点。在科举时代，“小人欲排异己，求可攻之瑕而不得，则必于此焉摘之，以激天下之公怒，以协人主以必不能容。”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下，在全社会的高度瞩目和期许中，在各个利益集团或个人出于不同目的的纠摘、监督和建议下，科举制度如前所述，一步步走向了公平之路，以至于越走越远，最终迷失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现代教育测量学认为，衡量考试的质量，可以从考试的有效性(效度)、可靠性(信度)、公平性、分数的可比性等等指标来进行。其中，最重要的质量标准就是考试的效度。所谓考试的效度，简单地说就是考试的有效性，即通过一次考试能确实地测量到它所欲测量的对象的真实水平。
科举制度一直主要关心的是考试的公平性，没有注意考试的有效性问题，用现代教育测量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忽视了考试的效度。一般说来，只有目的明确才能使考试有效。所以科举考试首先应该确定为什么考，考什么，考什么人。在科举时代，虽然不可能在考试之前，通过工作分析或活动分析，来确定目标岗位所需要的能力结构和知识范围，据此确定考试内容；但完全可以在考试之后，通过收集考试合格者的实际表现资料，分析考试成绩与实际表现之间的一致性，了解哪些该考的没有考，而不该考的考了，并据以不断改进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逐步提高科举考试的有效性。
然而，科举考试的有效性，长期不是人们关注的主要议题。人们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科举考试中有没有不公平的现象，而几乎没有人问这样的考试是否有效。中举的幸运儿固然不必说，就是落第的士子，也只是感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并没有对这一制度发生怀疑。即使是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之后，一些人终于冷静地看到了其间希望的渺茫甚至绝望，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也只是叫屈喊冤，(《解人颐》：“人皆读书遂荣显，我何读书成抑郁？”)或者发过激之言，以自身为读书所误的惨痛教训，告诫世人不要读书(《解人颐》：“劝君莫读书，读书破费内囊虚，青云路杳求难稳，白镪神通气自舒。”)之外，从来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科举考试是否可靠？这项考试吸纳和拒绝一个人的根据是什么？有什么证据能说明《四书》《五经》学得精熟、八股文写作技巧掌握得炉火纯青的人，就一定能担负起处理兵刑钱谷的事务？
只是在明王朝灭亡之后，人们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中，才恍然以“惟材是择”、“惟能是选”相标榜的科举制度，事实上只是选拔出了一些精于八股文的文蠹，并没有选拔到多少有才能的人，更不必说经国济民、治世安邦的大贤大能。科举考试保证公平的措施近乎完美，并没有带来考生素质的提高，更没有能挽救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衰落。恰恰就是为了这一幅公平的面貌，科举制度付出了自身选人功能被戕害的惨痛代价。而且，因为科举制度公平的外貌，遮蔽了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妨碍了人们对其进行深入的反省和置疑，阻滞了对科举制度特别是其中八股文的改革。人们在思考对科举制度进行变革时，对其中公平的原则总是投鼠忌器。这使得科举制度即使在弊病已经十分明显时，依然僵而不死，苟延残喘，乃至废而复兴，几起几落，迁延达13个世纪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