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宗教的三篇文章研究_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列宁关于宗教的三篇文章研究_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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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列宁的宗教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认真学习、研究列宁的宗教思想,无论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列宁论宗教的三篇重要文章做一些研讨。

       一、论宗教的三篇重要文章

       列宁论及宗教问题的著作很多。2009年出版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果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收入了三篇论宗教问题的重要文章:《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和《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三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列宁的宗教思想。我们可以着重研读这些文章同时联系其他著作中的相关论述来学习、领会列宁的宗教思想。

       《社会主义和宗教》写于俄国1905年革命的高潮中。1905年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俄国的第一次人民革命。1905年12月下旬的武装起义是这场革命的顶点。1905年11月,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直接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在布尔什维克的刊物《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导党的工作。12月16日(公历)《新生活报》第28号刊登的《社会主义和宗教》就是其中的一篇。这时已经是12月20日莫斯科工人总罢工(这一罢工在12月23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的前夕。列宁在这样的时刻专门撰文论述“社会主义和宗教”问题,可见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迫切的实践意义。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发表于俄国革命低潮中的1909年。1905年至1907年的革命失败后,俄国处于列宁所称的“反动年代(1907~1910)”。这时,“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1](P138)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求助于宗教,在社会上掀起了“寻神”思潮。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内出现了“造神说”(或“造神社会主义”),主张用人类集体的力量去“创造神”,把社会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凡是同宗教有关的一切,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问题成为非常重要和特别迫切的问题。1909年4月27日俄国第三届国家杜马讨论正教院预算时,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努尔科夫发表了在列宁看来是“很出色的”、“各级党组织应当广泛加以宣传”[2](P181~182)的发言。在整个杜马中,只有这个发言“才把讨论提到了真正的原则高度,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对教会和宗教采取什么态度”。[3](P410)为了深入阐述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26日《无产者报》第42号在刊登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讨论苏尔科夫发言稿材料的同时,发表了列宁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写于十月革命之后的1922年3月。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资产阶级思想活跃起来,形成了进攻之势。宗教迷信在社会上明显抬头,各教派纷纷借机活动,一些宣扬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的书籍出版。为了加强理论宣传阵地,党的大型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于1922年1月在莫斯科出版。这是一份为开展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而创办的哲学和社会经济杂志。《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就是列宁为这个杂志撰写的指导性文章。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当时列宁在科尔津基诺村休养,他读了很多反宗教的书籍,感到此时苏俄反宗教宣传搞得太肤浅,不能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阐明了该杂志所担负的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指明了党在哲学战线的工作方向,阐述了“战斗的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的意义。

       列宁的这三篇文章写于不同时期,论述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分别侧重于从社会主义和宗教、工人政党和宗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阐述了如何认识宗教和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它们集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如一地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和具体分析具体情况的活的灵魂。这三篇文章的具体论述是相互贯通的。把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研读,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列宁的宗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二、社会主义和宗教

       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深入研究和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总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指引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于1905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会后列宁写作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实际,指出俄国当前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应当而且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依靠农民,排挤和孤立自由派资产阶级,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立刻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

       列宁在1905年11月回国后领导12月武装起义期间发表的多篇文章,围绕党面临的革命任务阐述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党的组织工作、党如何对待农民运动、党的出版物在无产阶级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军队和革命的关系、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等。这表明,列宁是把正确对待宗教的问题,当作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事业中的一个部分提出来的,是站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全局的高度来观察和论述宗教问题的。我们也应该像“社会主义和宗教”这一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把宗教问题置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中去思考。这是我们学习列宁的宗教思想需要着重领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一,列宁提出了宣传无神论、驱散宗教迷雾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处理好宗教问题,必须正确认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社会作用。列宁指出,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压迫之一。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幸福生活的憧憬。对辛苦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虚伪地为他们的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通过这样的分析,列宁用“鸦片”和“劣质酒”形象地概括了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4](P220)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5](P4)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又进一步用俄国人民熟悉的“劣质酒”来说明宗教的作用。他说,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

       基于对宗教社会作用的分析,列宁提出要进行无神论宣传,“驱散宗教的迷雾”。他说:“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从而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4](P220)列宁阐明了坚持党的纲领,必须坚持无神论宣传。他说,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4](P222)

       不过,以无神论宣传驱散宗教迷雾,仅仅是处理社会主义和宗教关系的一个方面。列宁还从其他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

       第二,列宁阐述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指出:“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4](P221)

       教会与国家分离的要求通常表述为“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针对已经发生的错误解读,列宁对这句话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他指出,这句话是就国家而言的,不是就无产阶级政党而言的。“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4](P221)党不能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不能放弃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而把这种思想斗争当做私人的事情。“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4](P220)列宁明确阐述了这一要求的含义: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在正式文件里应当根本取消关于公民某种信仰的任何记载。

       宣布宗教对国家而言是私人的事情,实质是实行政教分离、教会与国家分离,不允许教会干预国家政治或国家利用宗教统治人民,实现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这本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革命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在俄国,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因而实现政教分离也成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国家和教会提出的要求。在当时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国,教会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教会,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法律仍然列在国家的刑法和刑事法规中。法律追究人是否有信仰,摧残人的良心。因此,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成为工人政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提出的要求。列宁说:“俄国革命应当实现这个要求,这是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组成部分。”[4](P221)

       第三,列宁强调,决不能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重视宗教问题,决不意味着可以夸大宗教的作用,离开革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把宗教信仰问题提到首要位置,甚至背离社会主义运动的全局和整体利益去“向宗教开战”。

       列宁指出,不应当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那样,“从理性出发”,“离开阶级斗争去抽象地、唯心地来提宗教问题”。[4](P222)资产阶级学者离开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把宗教的产生说成是欺骗和无知的结果,这是仅仅从人的理性出发去看宗教,是一种抽象地看待宗教问题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宗教的起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它是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的世界。因此,只有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才能为宗教的消亡创造条件。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同被压迫阶级共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根本利益上的一致相比,无产者在宗教信仰上的分歧是次要的。把无神论与宗教信仰的分歧提到首位,就会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经济斗争的和政治斗争的力量。“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4](P222)

       列宁明确指出,虽然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但是这决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4](P223)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思想,贯彻到了他所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之中。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1月23日颁布的《信仰和宗教社会自由》法令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每个国民都可以皈依任何宗教或不信教”。由列宁拟定并在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进一步指出,俄共并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自己纲领中提出但从未彻底实行过的措施。党力求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宗教的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党纲要求必须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6](P413~414)列宁撰文要求宣传“战斗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4](P324)与此同时,他又做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对无神论的宣传必须掌握好分寸,“一定要避免对宗教的任何侮辱”,不要提“揭穿宗教的谎言或类似的话”,[7](P237)“不要突出同宗教作斗争中的问题”,[8](P256)“对穆斯林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9](P332)列宁还在实际工作中多次发出指示。他要求对闯入修道院侮辱前莫斯科主教的行为进行最严密的司法侦查,批准关于教堂建筑工程按时竣工的申请,要求核实查处教徒公社被抢的事件。[10](P749)列宁处理社会主义和宗教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思想,后来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三、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和宗教的关系,是密切关联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党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这是党对宗教的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对宗教的态度还表现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在宗教问题上,党对国家的要求和对党组织、党员的要求是相互关联的,又是有区别的。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又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方面论述了党对宗教的态度问题。

       列宁剖析了对待宗教的两种错误主张,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党对宗教的态度。

       第一,列宁通过阐述恩格斯的思想,批评了对待宗教问题上“左”的错误。他说,恩格斯谴责的那些企图在工人政党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的人,是“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或‘更革命’”[2](P172)的人。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团体“革命公社”1874年在伦敦发表的宣言《致公社社员》中说:“在公社中没有教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加以禁止。”恩格斯在《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一文中批评了他们这种禁止宗教的错误主张,指出:他们“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条”,这是“用不着去实际执行”的空谈,而且是“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因为“迫害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11](P362)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评杜林,说他主张禁止宗教是“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从而帮助它殉道和延长生命期。”[12](P334)列宁阐述和发挥了恩格斯的思想。他指出:“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2](P173)宣布同宗教作战是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大声疾呼地向宗教宣战,这是一种愚蠢的行动,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只有吸引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19世纪70年代,在俾斯麦任首相的德国,曾颁布法令,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其结果是反倒巩固了天主教徒的教权主义,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杜林不仅反对天主教,也反对一切宗教。列宁根据恩格斯的分析指出,杜林向宗教宣战是重蹈俾斯麦这一蠢举的覆辙,是“比俾斯麦本人还要俾斯麦”。[2](P172)德国社会民主党接受了恩格斯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在1891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中提出:“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应视为私人的团体。”[13](P701)这也就是“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列宁充分肯定这个著名论点,认为它确定了社会民主党在对待宗教上的政治策略。

       列宁的这些论述指明了,工人政党决不能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党应当要求国家与宗教分离,反对用国家的力量去支持宗教,但决不能用国家的力量去禁止宗教。

       第二,列宁批评了把“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歪曲为宗教对党来说也是私人事情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或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

       列宁指出,有人把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论点说成是“对于我们党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歪曲,使它走向反面,成了机会主义”。因为,“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2](P173)

       为什么宗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呢?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2](P171)辩证唯物主义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2](P17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无神论者杜林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给宗教留下了后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评费尔巴哈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宗教和教会是资产阶级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认为同人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2](P179)列宁这些论述指明了,党决不能放弃宣传无神论的思想斗争。

       列宁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2](P171~172)列宁这一论断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引起过不少争论。这里笔者就其中两个问题简略地谈谈看法。一是如何看“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有人认为,这一比喻只是讲宗教的作用,并不是马克思对宗教的本质的看法;还有人认为,“鸦片”可以治病,其作用并非都是消极的,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否定宗教。笔者认为,马克思这句名言首先是揭露了宗教的社会作用;但是以鸦片的幻觉来说明宗教的作用,已经蕴含了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宗教是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这样的思想,包含着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作用,需要做具体分析;但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一论断揭露了宗教的有神论观念对人们思想的麻醉作用,这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作用。马克思在提出这一论断时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5](P4)在他看来,宗教是应该“废除”和“抛弃”的。这无疑是对宗教的批判和否定。二是如何看列宁关于“基石”的论断。有人根据这句话把列宁的宗教思想概括为“鸦片论”和“斗争论”,或予以肯定,或提出批评,还有人指责我们党的宗教工作受了列宁的“鸦片论”和“斗争论”的影响。笔者认为,列宁的宗教思想是非常全面、深刻的,充满了辩证法,不能用“鸦片论”和“斗争论”做片面的概括。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简单化地归结为要求人们同宗教这种鸦片做斗争。联系列宁关于宗教的完整论述来理解这句话,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世界观的意义上把马克思的这一名言称为“基石”的。列宁这一论断可以解读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揭露了宗教的神是虚幻的,表达了唯物主义的观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世界观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列宁批驳了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看法“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的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政治路线和它的哲学原理的统一。

       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攻击马克思主义,说它一方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思想混乱;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最革命的战争,另一方面又想“迁就”信教的工人,这是没有原则的动摇。列宁深入地分析和批驳了这种观点。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又反对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既批评有神论,又坚持团结信教的工人呢?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政治路线的密切关系阐明了这两方面的统一。从哲学世界观上看,唯物主义同有神论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2](P174)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了18世纪法国和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它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善于同宗教作斗争”。它认为,“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2](P174)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和唯物主义者以为人民受宗教影响只是因为愚昧无知,所以他们高喊“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把传播无神论观点当作主要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仅仅从思想文化上找宗教的根源,这是一种肤浅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根源。实际上,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宗教的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资本主义捉摸不定的力量给他们带来了不能预见到的灾难和折磨,使他们觉得毫无办法,这才是宗教最深刻的根源。只要群众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捉摸不定的破坏力量的摆布,那么,不去有组织地反对资本统治这种宗教根源,任何启蒙书籍的无神论宣传都不能使群众不信仰宗教。

       总之,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要求坚持彻底的无神论,反对有神论,否则就会动摇党的哲学思想基础;同时,基于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政治路线又要求:“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2](P175)如果把反对有神论的斗争提到首位,就会造成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甚至分裂,影响党的基本任务的完成和政治路线的贯彻。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2](P174)那些从表面上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必然得出来的结论。把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态度看作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表明反对者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因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面临的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2](P176)被攻击为“自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是经过周密思考得出的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客观矛盾的十分严谨的策略。列宁举例说,假如某个地方的经济斗争引起了罢工,罢工者中既有社会民主党人,又有受基督教工会和司祭影响的信仰上帝的工人。那么,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他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在罢工运动中应当首先考虑的是使罢工取得成功,为此就要坚决反对在这场斗争中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在这样的情况下,宣传无神论就是多余的和有害的,只能有利于神父。因为恰恰神父最愿意用信不信上帝为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而组织信基督教的工人参加阶级斗争,能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方面来,这比枯燥的无神论宣传有效一百倍。

       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才能克服宗教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列宁强调,应该立足于当前实际,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既不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小资产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像他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2](P177)

       第四,列宁阐明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同宗教相关的一些问题。

       经常有人提出:司祭能不能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列宁指出,如果根据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作出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那是不正确。因为他们的经验是由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法国和德国都有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这种传统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在反宗教斗争中的革命的空谈,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需要矫枉过正;资产阶级政权故意举行对教权主义的“讨伐”来转移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社会民主党人需要对抗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分子的反教权主义。这些历史条件在俄国并不存在。在俄国,既不能一成不变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宣布司祭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如果有一个司祭愿意到党内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就可以吸收他入党。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纲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同他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许只是关系到他个人的矛盾,党可以通过实际工作来考察他。如果他入党后竟在党内积极宣传宗教观念,那么党应该开除他。党应当容许并注意吸收信仰上帝的工人入党,但吸收他们是要用党纲的精神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

       列宁还分析了有的社会民主党员声明“社会主义是我的宗教”的问题。他明确指出,“这种声明确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背离了社会主义)”,[2](P178)但对这种党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概加以申斥,因为这种背离的意义和比重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一个鼓动员为了用群众熟悉的字眼来说明白己的观点而讲这样的话,那申斥他就是吹毛求疵,是过分地限制鼓动员的自由;如果一个著作家用这样的话来宣扬“造神说”或造神社会主义,那就应该受到党的申斥。列宁说:“‘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论点,对某些人来说,是从宗教转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2](P178~179)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宗教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是列宁为党的理论刊物写的规定其工作内容和工作计划的文章。所以它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宗教有神论的关系这个层面来论述宗教问题的。

       第一,列宁鲜明地提出,要坚持“战斗的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

       列宁说,“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刊物”,也就是说,“要坚定不移地揭露和追击当今一切‘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他进而明确提出:“这个杂志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列宁批评有些主管这个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做得非常软弱无力,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他强调,为了弥补有关国家机关的工作的不足,为了改进和活跃这一工作,“这个要办成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4](P324)

       我国有些学者对列宁“战斗的无神论”思想不以为然。他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神论是“温和的”无神论,而列宁的无神论是“战斗的”无神论。他们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温和的”无神论,不赞同列宁的“战斗的无神论”。实际上,“温和的”一词也是出自列宁的著作。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说:“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要把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2](P174)这里所说的“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指反对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尊重信教的群众。当恩格斯严肃地批评布朗基主义者禁止宗教的主张时,当他讥讽杜林唆使未来的宪兵向宗教进攻是比俾斯麦有过之而不及时,他对宗教的态度确实是“温和”的。但是,当马克思说“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14](P218)时,当他严厉地批判哥达纲领,指出“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11](P448)时,当恩格斯批评杜林的先验主义是把“上帝”“硬塞给自然界”,[12](P39)批评费尔巴哈要创造“新的、真正的宗教”“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真正的炼金术”[15](P288)时,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又是“战斗”的。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当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毫不留情地反对宗教”时,他是战斗的,但是当他坚决反对在政治上“向宗教宣战”、反对把宗教问题提到首位时,他又是温和的;当列宁揭露资产阶级反动派用宗教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时,他是“战斗”的,但是当他坚决反对把参加罢工的工人划分为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当他指示“要用一切办法并以最郑重的方式表示对穆斯林的同情”[9](P332)时,他又是非常“温和”的。可见,“温和”的还是“战斗”的,区别并非是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而是存在于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和不同、的问题上,针对着不同的对象。在政治上“温和”,在世界观上坚持战斗的唯物主义;用“温和”的态度团结广大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群众,用战斗的精神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两方面的统一,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他们的宗教思想是统一的、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6](P707)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那种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宗教思想对立起来,用所谓“温和”的无神论否定列宁“战斗的无神论”的观点,同列宁所批评的无政府主义空谈家指责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是相同的,都离开了客观事物固有的辩证法,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第二,列宁对如何坚持战斗的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作了深入阐述。

       列宁提出,战斗的唯物主义应当结成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联盟。团结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周围的不全是共产党员,但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俄国有坚实的唯物主义传统,有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应当吸收一切拥护彻底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的人来共同工作。如果共产党员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

       列宁要求遵照恩格斯的嘱咐,把18世纪末战斗无神论的文献翻译过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恩格斯曾经说,宣传无神论“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他说这些文献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也仍然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11](P361)列宁也高度评价说:“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4](P325)他批评说,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这是无神论宣传工作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和笨拙无能的表现;有人用18世纪无神论的旧文献已经过时、不科学、很幼稚来为自己工作中的无所作为辩护,这是掩盖学究气、掩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诡辩。18世纪的无神论著作中当然有不科学和幼稚的地方,但是可以在出版时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18世纪末以来对于宗教的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和最新的著作。人们也会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修正意见来补充旧无神论和旧唯物主义。列宁强调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4](P325)因此,应该向他们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

       列宁提出,战斗的唯物主义还应当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因为这些人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现代自然科学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如果不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战斗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战斗的,也决不可能是唯物主义。

       五、学习列宁的宗教思想,自觉贯彻宪法精神和党的宗教工作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和解决中国的宗教问题,用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读列宁的著作,学习列宁的宗教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我国宪法有关规定的精神和党的宗教工作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里既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又明确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包括“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还规定了正常宗教活动不得逾越的法律界限。按照这样的规定,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而坚持无神论,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这个教派或那个教派,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或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都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公民的私事。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这进一步表明,倡导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同信仰宗教一样,都是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具有统一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第八条中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规定确立了“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把宪法精神贯彻到教育法之中。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党中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于1982年3月下发全党。这个文件论述了宗教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分析了我国宗教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宗教工作的曲折道路和重大成就,规定了新时期宗教工作的任务和政策,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强调:“对于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如列宁所指出的‘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17](P1222)文件明确指出了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7](P1226)相隔近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先后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91年2月5日),做出了《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2002年1月20日),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回答了新的问题。

       党始终坚持列宁关于宗教对党而言决不是私人事情的思想,把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同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统一起来,把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同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统一起来。党一贯坚持在理论工作和思想宣传工作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党中央指出:“我们党宣布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党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17](P1233)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要求。

       经过长期实践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把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概括成四句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①这四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前三句话讲的是重大政策和原则,最后一句讲的是根本方向和目的,是工作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工作是全局性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他阐述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强调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18]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尤其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针,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宗教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注释: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2006年7月24日),载《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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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宗教的三篇文章研究_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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